九乡新闻网语法讲义:“世界第二”之后的改革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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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第二”之后的改革议题
文/竹立家 《 人民论坛 》（2011年第10期）对于经济总量的世界第二，要有辩证思维，它既是新发展的起点，又为深化改革提出了新的迫切要求
毋庸置疑，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作为巨大国家的迅速崛起，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都会对世界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也会在“地球社区”产生各种各样的议论。因此，“中国因素”成为世界话题不足为奇。中国融入世界和世界影响中国的“双向互动”是历史发展的基本态势，问题是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对“世界第二”有一个全面的、深刻的解析，知道我们自己发展的“中国时刻”。
第二背后的改革和利益诉求
实事求是地讲，中国人的“现代叙事”确实很精彩，可圈可点的地方很多。当然，最值得我们骄傲的还是GDP的增速和总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GDP总量从1978年的2683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5．879万亿美元，30年间增长了20多倍，年均增速近10%，这在世界发展史上的确很少见。
但是，考虑到中国13亿人口这一巨大国家的现实和人均GDP相对较低，经济规模的世界第二背后，蕴含着纷繁复杂的各种改革和利益诉求。可以说，在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改革步入“深水区”。改革的“议题”也由“如何做大蛋糕”变为“如何分好蛋糕”。换句话说，是由改革开放初期的解决“普遍贫穷”问题，变为目前的实现“社会公正”问题，将以“利益格局调整”为核心的改革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人类社会发展史证明，实现“社会公正”的难度更大，需要更为复杂的政治社会制度安排。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管理和改革滞后的现象也逐步显现，利益分化加剧，社会诚信度下降，社会不公正现象增加。特别是人民“勤劳而不富裕”的历史性难题又在困扰着我们，必须从制度上加以解决。
仅从纯经济角度来看，中国还是人均4300美元左右的中等现代化国家，在未来5到10年期间，我们刚好迈入所谓的人均4000到6000美元的“发展陷阱”阶段。按照发展经济学家的观点，这一阶段的最大特点是由于“特权腐败”和“社会不公正造成的贫富分化”现象加剧，促使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集中爆发，中断了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许多国家的发展步伐就在4000到6000美元这一“门槛”，止步不前甚至倒退。自二战以来，世界上仅有新加坡、韩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迈过这一门槛，成为所谓的发达国家。
寻求关键性的“改革顶层设计”
这就是说，综合经济实力的增强仅仅是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发展，关键还在于未来几年社会管理体制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力度，在于改革是否能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要求，真正有效地消除贫富分化和特权腐败的制度性根源，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约束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保障人民的幸福和尊严，让人民满意。
目前，中央正在大力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这是我们在统观中国社会发展战略全局的基础上，寻求重点突破的、关键性的“改革顶层设计”，对未来5至10年的中国社会稳定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实现“社会健康”，只有一个健康的社会才能有效地实现社会合作、社会团结，也才能实现稳定和谐的社会。
一般来说，社会健康指数除了包括自杀率、失业率、辍学率等之外，重要的还包括政府成本或政府自身消费、政府公共政策质量、经济增长质量、公民参与度、特权腐败程度等社会体制和公共权力运行质量方面的指标，这些都是我们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避不开的关键“改革议题”，必须认真对待，否则由于制度逻辑所产生的社会问题会积累和发酵，会经常成为我们稳定和发展的障碍，成为人们群众不满意的根源。可以说，我国“十二五”期间，面临着非常艰巨的社会体制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任务，改革的结果直接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相关联，与我们党的执政地位相关联。
因此，对于经济总量的世界第二，要有辩证思维，它既是新发展的起点，又为深化改革提出了新的迫切要求，经济发展与社会改革相对滞后的“时间差”，把我们带入一个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集中爆发的“复杂的改革期”，能否在很短的时间内在二者之间取得有效“平衡”，尽快地度过“社会转型期”，实现一个“现代性”社会，既取决于我们崇高的公共精神，也取决于我们的智慧和决心。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