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现役战斗机:美国何以不倒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7 20:26:43

十年前,纽约双子大楼倒塌,美国摇摇欲坠。十年间,美国政府历经多次信任危机,最终岿然不倒,皆归功于美国社会的自我纠错机制。

9•11发生伊始,美国政府信誉便遭受重创。人们不相信政府会对大规模恐怖袭击事先毫不知情,人们不相信这样一个政府还能保障公民的安全。当美国还沉浸在恐惧和悲痛中时,不信任的声音没有放大,但人们并未放弃。在此后的数月中,以9•11受难者家属为核心的美国人,到处奔走、游说,日复一日,在白宫门前游行,呼吁成立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调查委员会,彻查真相。白宫明确表示了对此项提议的反对,但国会最终选择了支持。调查委员会费时20个月,出具了一份600多页的报告,指出美国政府存在的五大失误,包括“收到恐怖袭击信号但未足够警觉等”。除此之外,此次调查还促成国会通过50多年来最大规模的情报机构改革法案,提升美国反恐能力。

不是每个人都能发现自己的错误,政府也不例外。当政府自我蒙蔽,这一公权力不被信任时,公民的监督权及自由表达能够得到保障,是纠错的前提,国会这一公权力的制衡又为这一前提提供有力的保障。尽管反对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但一旦国会批准后,白宫即刻表示了尊重。在其后的多场听证会上,时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副总统、国务卿赖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均到场接受委员会质询。公权力,尤其是政府权力,因其强大,应该保持谦卑。

法国哲学家托克维尔说,美国的体制使它不可避免地要出现政策失误,但当它一旦察觉失误,回到正确道路上的机会也很多。9•11之后,美国的纠错机制的效力,又一次次得到证明与发挥。美国的经验,对于遭遇过多重灾难的中国人来说,弥足珍贵。

与官方认可的独立调查相伴随的,是阴谋论。许多美国人既不相信美国政府,也不相信独立调查委员会。一种阴谋论认为,9•11事件实际上是某些政府及军方人士制造的,目的是为了给军火商提供发战争财的机会,或者为石油大亨提供攫取中东石油资源的机会。另一种论调则认为,9•11虽然不是官方制造,但政府明知恐怖袭击要发生,仍选择袖手旁观。2006年的一次民调显示,38%的美国人相信此类阴谋论,反映阴谋论的纪录片《华氏9•11》,则在柏林电影节上斩获金熊奖,引起世界范围内的探讨。

针对这些质疑,白宫皆有解释及辩驳,但没有、也不能动用政府权力去禁止阴谋论的传播。相较于民众,政府拥有更多的信息渠道,且通过法律(保密法)为垄断这些信息做了制度保障,从而保持对公民的信息不对称优势。在信息缺乏的状况下,民众阴谋论政府,情有可原,哪怕不实,也是正当的行为,政府只能直面,而不是回避或封杀。反过来讲,如果政府没有那么多秘密可守,没有那么多见不得光的行事,民众何须用阴谋论来揣测政府。

9•11事件发生后不到两个月,2001年10月,布什即签署一份旨在反恐的《爱国者法案》,法案亦获得国会通过。这一法案规定,为获取必要的反恐信息,“执法部门可以在未获法庭授权令的情况下搜查当事人的办公室和居所,查封可能成为证据的资产”。诸如此类的条款赋予了政府部门前所未有的权力,不再受许多司法程序的约束。法案通过时,美国全国群情激奋,民众出于对恐怖分子的厌恶和恐惧,对这一法案表示了极大的支持。但等事件冷去,不断反思反恐的民众渐趋理性,意识到部分条款可能过分扩张了公权力,而侵害了民众的言论自由权和隐私权。朝野两党、民权组织和公众为此争论不休。

争论与反思的结果是,2005年底,《爱国者法案》部分条款到期时,白宫申请延期,被国会否决。国会作为公权力之一种,作为民意的反映,在群情激奋时通过法案,在可以冷静思考的时候亦体现了自身的判断力与价值,完成自我纠错。而在立法时,为法案设立短暂有效期的制度设计,也为4年后的纠错埋下了伏笔,使纠错有一个契机,避免一时冲动的立法成为永久之憾。而在此之前,美国一个联邦法官曾做出裁决:《爱国者法案》其中一项条款违反美国宪法。该条规定,禁止向被认为是恐怖组织的外国团体提供专家建议和援助。法官判例均具备法律效力,当政府与国会同时犯错时,美国的法院仍然可以独立承担纠错重任。

如果说上述纠错都是因为美国自我利益需要而做出的,那么,虐囚门事件后的纠错,则更多出于道德层面。2006年初,美军驻伊拉克部队被爆出虐囚丑闻,证据显示,美军士兵涉嫌虐待、羞辱、猥亵、杀害多名伊拉克战俘,“有些照片显示,伊拉克战俘被迫互相口交,还有的显示一个伊拉克男子被迫鸡奸另一个伊拉克男子”。虐囚门事件,使得伊战的合法性,美军的正义性受到极大质疑,但爆出这一丑闻的并非外国压力,而正是美国媒体。媒体监督亦是美国社会自我纠错机制不可缺少的环节,美国媒体对于真相的追求,促使他们必须置所谓国家形象于次要地位:当公权力犯错,媒体必须指出来。而美国社会对新闻自由的政策,则在媒体追求与国家形象发生冲突时,对前者给予了最有利的保护。

丑闻曝光后,美国军方在国会的敦促下,启动了内部调查机制,将驻巴格达的美军第800宪兵旅6名成员送上军事法庭审判,纪律处分美军协助管理战俘的7名军官,包括第800旅最高长官等人。数月后,曾担任驻伊拉克美军最高指挥官的陆军中将桑切斯提前退役并承认,虐囚丑闻是导致他提前退役的主要原因。军方在各国向来都是神秘机构,但任何神秘机构,在面对公众的质询时,都须有应对机制来纠正自己的错误。与之前不同,军方所犯的错误,实际上是一个世界性的错误,而非针对美国人的错误。错误可以纠正,但造成的伤害却已成事实。如果说美国政府在国内犯下的错误,是美国选民愿意为其民主制度所承担的成本,但他国人民并未同美国达成此契约,不应该为美国犯下的世界性错误承担损失。美国的自我纠错机制,是建立在国内民主制度之下,当美国站在世界的舞台,没有国际性的权力制衡、国际性的媒体及公众监督时,其纠错机制难以奏效。

法国哲学家托克维尔说,美国的体制使它不可避免地要出现政策失误,但当它一旦察觉失误,回到正确道路上的机会也很多。9•11之后,美国的纠错机制的效力,又一次次得到证明与发挥。美国的经验,对于遭遇过多重灾难的中国人来说,弥足珍贵。中国人常讲,多难兴邦,实际上,只有在对“多难”的反省中,只有在反省过后不断地自我纠错中,才能获得避免下一次灾难的经验。这其中包括对所有灾难人祸真相的彻查,包括对公权力失当的追责,包括根本上的权力制衡,包括保障公民和媒体的参与权、表达权。做到这些,兴邦与否的问题,其实已经用不着考虑。稿件来源:央视网|凤凰网 纽约十年 2001~20112011-09-13 09:23   南方人物周刊   网友评论 0 条,点击查看    我有话说

 
“9·11”纪念馆里遇难者的照片(姜晓明)
 
 
 
 
从空中俯视曼哈顿下城,世贸遗址依然脚手架林立。十年,围绕重建的争论依然没有停息(姜晓明)
 
 

 

本刊记者 王大骐 发自纽约

侦探小说家劳伦斯?布洛克在他纽约格林威治村的住所里对我们说:“10周年和其他的周年有区别吗?还不是因为我们人类有10根手指,如果只有5根,那就另当别论了。”

他不愿意提起“9?11”,尽管我们反复追问。他把这些都写在了小说里--在他的私家侦探马修?斯卡德系列最后一本、也是唯一一本故事发生在“9?11”之后的《繁花将尽》里,他写道:“‘9?11’成了我们的分水岭,人生中的每件事情都可以归到那天之前还是之后”--夏日已远,繁花将尽,之后的一切都不再一样。

飞机撞入大楼的那一刻,我正在密歇根州高中的唱诗班里跟其他60个人一起吟唱《美丽的亚美利亚》(America the Beautiful),9点刚过,有人进来对着老师耳语了几句,接着她打开电视,我们看到了CNN的直播画面,其中一幕是警方的直升机在大厦周边于事无补地盘旋,有超过200个人,或独自、或手挽着手地从建筑物的各个方位跳下。我们当时并没停止排练,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场袭击的严重性,就连小布什也在继续给小学生们念童话故事。

随后他才宣布“美国正遭受攻击”(America is under attack),当天的课程提前结束,全校默哀后便各自早早地回家。战斗机群从空中飞过之后,电视里在播放埃及以及阿富汗人民欢呼雀跃的画面,我的白人寄宿家庭母亲十分不解地问我:“我们做错了什么?他们为什么那么恨我们?”

直到现在,这个世界还是如此分裂。不出所料,10年的反恐战争并没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和平,我们此次采访,纽约人还是无法给出外人恨美国的理由,他们的回答却惊人地相似:这个世界总会有疯子。接着会举出前不久挪威奥斯陆的惨案作例子。疯子的说法似乎过于敷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比常人更为理性和专注,就算死亡也带有浓重的宗教意味。

布什称“9?11”为美国当下一代人的珍珠港,可是只要数算一下那些失去的生命:世贸中心2751人;五角大楼125人;宾州坠毁的飞机45人;4架飞机上总共256人。“9?11”袭击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并且绝大部分目标是来自155个不同国家的平民,他们的生命终结在了19个携带小刀、裁纸刀、胡椒喷雾器的恐怖分子手上。

其中,纽约市的损失最严重:343位消防队员、23位警察、37位港口管理局警察丧生,60个公司丧失了雇员,他们被大楼砸成了19712块尸体碎片,大部分已经无从辨认。时任纽约市长的朱利亚尼在2001年就参加了200个葬礼,多数棺材都是空着的。事后一个月,纽约的经济损失高达1050亿美元,减少了10万个工作岗位,2500万平方英尺的办公楼面积消失。

可纽约是一座永不停步的城市,它永远都面临着两条出路,要么停滞等待死亡,要么大步向前创造生机,于是,150.6万吨瓦砾从废墟中被清走,之后的10个月里,它们无一遗漏地被一车车地运到检查室,那里的工作人员不会放过任何一张纸屑和照片,65000件私人物品从中被逐一拾取出来,包括144枚戒指、437块手表、119对耳环、80条项链,它们被贴在网上和报纸上,等着认领。与此同时,纽约证交所早在袭击4天后便已重新开放,早晚华尔街上再次挤满了搭乘岛外列车而来、身着崭新西装的上班族们。

金钱永不眠,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两个塔楼倒下便停止运作。

在采访中,我们不止一次地问起袭击之后,纽约人是否对穆斯林有仇恨,他们的回答竟也惊人地相似:如果恨的话,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1959年,BBC采访伯特兰?罗素,最后问他想对一千年以后的人有何告诫,他提到了道德,“我想说爱是明智的,恨是愚蠢的。在这个我们日益紧密相连的世界里,我们必须学会容忍彼此,我们必须学会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总会有人说出我们不想听的话,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共同生存,而假如我们想要共存,而非共亡,我们就必须学会这种宽容与忍让。因为它们对于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存续,是至关重要的。”

纽约正是提供了这样一个“看整个世界是否能共处一室的实验场”,宽容在纽约是一种过于细微的感觉而不被确认,我们在采访中无数次听到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词汇:Consensus(共识),这是纽约持续强大的动力,也是美国建国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