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神被pawn嘲讽视频:核心利益

（2011年9月7日）

一

对一些不满于中国对利比亚外交政策的人来说，中国公司在7月有意向卡扎菲政权“售武”一事是可以用来在网络上嘲笑政府的好素材。发言人也还需要继续面对记者提问，根据网易、凤凰网晨间头条，姜瑜最新强调“这是一起中国公司个别人员的行为，这种接触并没有导致实际的出口行为”，她昨天承诺，“中国政府会继续严格执行安理会有关决议，也会进一步加强对军品出口的管理。相信军贸主管部门会依据相关法规认真、严肃对待此事。”

继昨日以封面文章斥责《中国被诬卖卡扎菲武器》后，针对此类话题，《环球时报》再度得以发表独家点评：《中国军贸公司政治敏感不够》。在嘲笑西方舆论的炒作“捕风捉影”、“强行放大”后，该报评论员单仁平表示相信“相关的军贸公司与卡扎菲政权的代表接触，目的不是为了卖武器。它们有可能只是为了‘接触’，为今后一旦有条件时做生意搞些铺垫。甚至它们有可能就是坐在一起‘喝喝茶’”，他就此叹息这些国资公司考虑不周：“它们应当清楚，它们是中国的国资公司，这个背景在世界上反复遭到过度解读，而它们接触的对象已在国际上遭普遍抛弃，这样的接触多么适合添油加醋，被不友好势力当成攻击中国的借口”。

而后。这篇中共中央机关报子报文章秉承了上周五社评《信息公开，中国改革绕不开的硬仗》中的立场，向国有军贸公司喊话：“放下架子，从心理上将自己‘普通化’，将自己的信息尽可能向全社会开放，不追求政治上的特权，不做信息公开的死角”。根据作者观点，过度保密向这些“绝对保密”的企业提供了“不必要的保护”，使得它们对舆论监督相对陌生，很少受到被质疑甚至被攻击的训练。于是，文章呼吁，中国应清理目前保密级别高的各国有公司：“这些公司都应成为中国经济及社会生活中‘正常的’一员，它们的保密应当受到特批，而不是保密成了理所当然，不保密反而成了特例”。

二

《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央视需要合作推介的不是外交部辩解，而是《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典型标题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和平发展道路”、“和平发展是中国与世界共同福祉所系”以及“打破‘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昨夜《焦点访谈》宣布，在这份由国务院新闻办昨日发布的13000字文件中，“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仅第一次作为国家意志来提出，而且第一次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做了最全面，最系统的说明……也许，这能让世界多些理解，少些疑虑；多些希望，少些担心。”

市场化媒体此番不需要承担大张旗鼓的宣传任务，普遍未予重点报道。凤凰网找到了《光明日报》分析稿中的亮点，“至少有这样一些新意，积极有为的国际责任观是首次出现在政府公开文件中”。

但是对擅于解读的《环球时报》来说，这其实也可以变成畅销时机，它向读者强调，通过白皮书发现“政治制度”一词进入了中国“核心利益圈”。根据这篇社评宣告，“对改革将在什么程度上触动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内外一直都有议论，对改革是否应当牺牲一些社会稳定，同样存在争论。白皮书将它们明确列入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一次重要的澄清和宣示”。文章承认，“中国目前改革的外部环境不如上世纪80年代初期好”，“面临根据自我需要加快改革，和防止被西方拉偏中国改革方向的双重权衡”；同时批评“鼓动轻率改变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对中国国家命运和人民福祉的不负责任……用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失去和平来换取那个虚无缥缈的‘政治天堂’，这对中国人民来说太冒险了”。

三

没有《白皮书》，有《技术指南》。晨间，新浪搜狐腾讯的头条都是那条引述卫生部文件的新华社消息，强调“是否扶起跌倒老年人应分情况”：“如老人意识不清，在场者应立即拨打急救电话。有外伤、出血，应立即止血、包扎……”

在头条专题《法律能否“扶起”摔倒的老人》中，新华网由另一篇电稿请来律师学者，强调“一些公众可能高估了出手救人的风险”：“法律的举证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如果受害人认为施救者就是侵权人，必须要拿出证据来证明施救者的过错。‘仅仅由于我伸出援手就认为我是侵权人，这只是一种主观臆断，不能做这样的推定。’”，并就此建议中国法官吸取英美法系“好撒马利亚人法则”的精神，“减轻甚至免除善意救助者的义务与责任”。

团中央机关报今天以《被“彭宇案”诱惑的“缺德”》强调“老年人也是道德失范、社会失序的受害者”，中共中央机关报也在今天再发时评，讨论“道德和法律，究竟谁撞了谁”。作者坦白承认，彭宇案和许云鹤案中的判决依据“不正是社会道德现状的反映吗”：“法官眼中的‘常理’是，如果不是你撞的老人，自然不用扶，更不用送去就医。可悲的是，我们在现实中的感受，确乎如此——活雷锋，毕竟不是社会的常态”。于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被提出来，“法律和道德，究竟是谁把谁给撞了……事实上，社会秩序本来就遵循着一个从习惯到习俗、从习俗到惯例、从惯例到法律制度的发展过程。”

不过，《人民日报》还是试图给这个难以定夺的循环问题一个答案，根据文末总结，“现行法律虽无法超拔于社会习俗存在，但法律对于引导甚至重塑社会文明、道德规范，并不一定存在冲突”，只不过“依靠法律拯救道德，确实不得已”：“法律只是扶助道德之一途，在经济急剧增长、城市不断扩张中，曾经倚仗熟人社会道德压力来规制行为的文化传统，正岌岌可危，在情感约束越来越少的‘陌生人’社会里重建道德规范，我们还任重道远……”

回溯上期《南方周末》，亦曾对法律与道德的互动关系有过阐述。根据评论员邓子滨的理解，那些求仁不得难免沮丧的民众或许是高估了法律：“法律的精髓不是鼓励善而是禁止恶……一般来说，法律无法同时直接完成‘惩恶扬善’的双重使命，只能通过惩恶来间接扬善，同时尽量确保善行不带来恶果。”根据文章分析，“法官会没来由地冒天下之大不韪”，要么他“通过亲历听审获得了导致判决的内心确信”，要么“自觉不自觉地受制于‘损害最小化原理’”，即“在对立证据难分伯仲时，法官会做一个不得已的选择：若不能保证善最大，一定要确保恶最小……彭宇案件的法官不愿做相反的判决，正是力图避免另一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