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部痤疮结节如何治疗:唐小林：莫言的模仿与贾平凹的抄袭

唐小林：莫言的模仿与贾平凹的抄袭

(2011-06-25 06:34:42)转载 标签：

贾平凹

中国

红高粱家族

《秦腔》

毕加索

文化

分类： 文摘
　　着名旅日学者李长声先生在其新着《日下书》中谈到，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的代表作《雪国》中有这样一段着名的描写：“黑色健壮的秋田犬上了那里的垫脚石，没完没了地舔着温泉水”。并称这一句曾使中国作家莫言一闪念，在其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中写出了“高密东北乡原产白色温驯的大狗，绵延数代之后，很难再见一匹纯种”。说实话，倘若不是经李长声先生这样仔细的对比和分析，也许我们很难联想到，莫言小说描写中的师承竟是如此的难觅痕迹。有人称：“莫言是当代小说界的天才作家”，但在其早期的代表作《红高粱家族》中，我们看到，莫言对于外国作家的学习，明显带有模仿的痕迹。
　　对于1984年的中国读书界，尤其是中国的作家们来说，拉美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在中国甫一出版，无异于引发了一场罕见的“文坛大地震”！马尔克斯在其小说的开篇写道：
　　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连诺上校准会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据《莫言评传》的作者叶开先生说，莫言“只读了一页《百年孤独》，就兴奋得在房间里直打转转，然后就把这本书放下，开始写自己的小说了”。于是，我们在《红高粱家族》的开头就看到了这样的一段描写：
　　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他跟着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
　　也许是马尔克斯小说开头的这个句子实在是写得太漂亮了，以致让莫言先生爱不释手。于是，在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中，我们不断看到那种犹如地下管道爆裂，而到处涌出的这样一种典型的“马尔克斯似的句子”：
　　☆据说我这个二奶奶也不是盏省油的灯，奶奶惧她五分——这都是以后一定要完全彻底说清楚的事情——二奶奶为我生过一个小姑姑。一九三八年，日本兵用刺刀把我小姑姑挑了，一群日本兵把我二奶奶给轮奸了——这也是以后要完全说清楚的事情。
　　☆五天之后，这里的一切都要在战火中化为灰烬。现在是一九三九年八月初十，爷爷蜷着一只伤臂带着满身汽油味儿，从公路上归来。
　　☆多少年后，爷爷和父亲想起胶高大队使用手榴弹的熟练技巧，就像被臭棋手用臭不可闻的怪招儿战败了的棋王一样，嘴里不得不服输，但心里总觉得输得窝囊。
　　☆刘氏在那段困难的日子里对爷爷、父亲和母亲的照顾，在几十年后，还被我们家里人牢记不忘。我们现在的“家堂轴子”上，辉煌地填写着刘氏的名字。
　　☆铁板会会员破烂的躯体和胶高大队队员的血污的尸体乱七八糟地交叉在一起，叠在一起，胶高大队队员的红血和铁板会会员的绿血汇合成一汪汪紫色的血泊，滋养着黑土的田地和黑土的道路。多少年后，这些地方的土壤还是无比肥沃，种在这里的高粱长势凶猛，性格鲜明，油汪汪的茎叶上，凝聚着一种类似雄性动物生殖器官的蓬勃生机。
　　☆父亲幼年时吃过老耿的麻雀。麻雀肉味鲜美，营养丰富。三十多年后，我跟着哥哥在杂种高粱试验田里，与狡猾的麻雀展开过激烈坚韧的斗争。
　　其实，类似上面这样的模仿，倒还不见莫言小说语言的模仿功力，最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红高粱家族》中这样粗糙的对话描写：
　　☆“你的，花姑娘，不要害怕……”
　　☆“你，裤子脱掉的！你，脱掉裤子！”
　　读罢上面这些日本鬼子发泄兽欲时发出的淫荡的嚎叫，笔者不禁想起了那种雷同化的表现日本鬼子的抗战电影和小说。在当年的那些抗战片和小说描写中，只要鬼子一进村，哪一个不是满口的“花姑娘，花姑娘的有？”“你的，说！八路的有？！”“你的，死啦死啦的！”“你的，说！八路和粮食都藏在哪里？说了，皇军大大的有赏！”想不到，诸如此类模式化的描写，就像当年将京剧中的样板戏移植成河北梆子和现代川剧一样，在莫言这样的小说大师的笔下竟然大量派上了用场，并且接二连三地出现。
　　如果说莫言是一个充满想象，极富才情的作家，那么在笔者看来，被贾平凹的御用研究专家孙见喜吹捧成鬼才的贾平凹先生，有时简直就像是中国作家中的一位勤奋的搬运工和码字模范。其曾经洛阳纸贵，轰动一时的代表作《废都》，除了靠的是吸引眼球的□□□□□（作者删去××字），就是赶超《金瓶梅》的大胆的性描写。贾平凹先生虽说以勤奋高产着称。但其小说中的许多描写都属于重复写作和变相抄袭。如清代小说家吴趼人的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有这样一段着名的吃芝麻的描写：
　　“后来又看见他在腰里掏出两个京钱来，买了个烧饼，在那里撕着吃，细细咀嚼，像很有味的光景。吃了一个多时辰，方才吃完。忽然又伸出一个指头儿，蘸些唾沫，在桌上写字，蘸一口，写一笔。高升心中很以为奇，暗想这个人何以用功到如此，在茶馆里还背临古帖呢？细细留心去看他写甚么字。原来他哪里是写字，只因他吃烧饼时，虽然吃得十分小心，那饼上的芝麻，总不免有些掉在桌上，他要拿舌头舐了，拿手扫来吃了，恐叫人家看见不好看，失了架子，所以在那里假装着写字蘸来吃。看他写了半天字，桌上的芝麻一颗也没有了。他又忽然在那里出神，像想甚么似的，把桌子狠狠地一拍，又蘸了唾沫去写字。你道为甚么呢？原来他吃烧饼的时候，有两颗芝麻掉在桌子缝里，任凭他怎样蘸着唾沫写字，总写不到他嘴里。所以他故意做成忘记的样子，又故意做成忽然醒悟的样子，把桌子拍一拍，那芝麻自然就震了出来，他再做成写字的样子，自然就到嘴里了”。
　　想必贾平凹先生读到这一段着名的描写之后，肯定也是喜爱有加，心里痒痒的。于是便悄悄将其改头换面，搬运到了自己的小说《土门》中：
　　“刽子手拿烧饼当下酒菜，让我吃。我不吃。一颗饼上的芝麻掉进了旧桌缝里，他用力地拍桌面，芝麻从桌缝跳出来，一只手及时在下边接了，指头蘸上唾沫粘住放到口里”。
　　如果说贾平凹这种与其文学大师和着名作家极不相称的抄袭行为都不会遭到当代文坛如此众多的文学批评家们丝毫的质疑的话，这无异于进一步助长了贾平凹先生文学创作中的不良风气。正因如此，贾平凹先生才敢将吴趼人的这段精彩的描写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抄袭进自己的作品里。如：
　　“喂，你在干什么？”我冲着厨房喊，因为韩文在厨房里弄出很大的拍桌声。
　　“桌缝里有几粒芝麻。”
　　吃完饭韩文在厨房收拾碗筷，我看见了他一手猛地拍桌面，一粒芝麻就跳上来，立即另一只手伸过去接住了，放在那半碗剩饭里，他呼呼噜噜地往嘴里刨。
　　“那一粒芝麻能给你添多少油水？”我说，“你让把那点剩饭倒了，你又往嘴里塞！”
　　“浪费了不好。”
　　“吃到肚里就不浪费啦？！”
　　——《病相报告》
　　我说：“咦，三叔也下馆子啦？”他说：“不过啦，这个家要咕咚就咕咚吧，来一个烧饼！”烧饼是粘着芝麻的那种烧饼，他咬了一口，一粒芝麻就掉到了桌缝里，抠，抠不出来，再抠，还是抠不出来，我说：“三叔，我拍桌子上了你用手接。”就猛一拍桌子，芝麻从桌缝里跳出多高，他伸手便接住了。
　　——《秦腔》
　　笔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面对这样明目张胆的抄袭，我们的文学批评家们何以会如此步调一致地保持着集体沉默？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由中国工人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秦腔》绘画评点本中，作者陈泽先生竟肉麻地吹捧评点道：“有新意，那么多人写吝啬，看平凹如何写吝啬，一粒芝麻都不放过，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中国批评家们之堕落，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只要认真阅读一下贾平凹的作品，我们就会发现，贾平凹作品中许许多多相同的细节和描写，往往都是从别人的作品中改头换面，顺手牵羊，搬运过去的。这里笔者暂且也来当一回文抄公，原文抄录贾平凹先生的两段文章，看看贾平凹先生是怎样从事文字搬运工作的：
　　《一条线的故事》（贾平凹先生的一幅画，笔者注）挂在了展览厅，看的人很多，都在猜想这个故事是什么。有的说画家曾经向富有的人借过一元钱而没有如愿。有的说画家可能有过一次将最简单的事处理成了最复杂的事的经历。有的说是不是画家赌博过？
　　“故事肯定是有的，”我笑了，“可你们说的都不是。”
　　“那是什么呢？”
　　“为什么要知道呢，鸟在枝头上叫，不要问它在叫什么，只要叫得悦耳就是了。”
　　——《一条线的故事》
　　成语里有“与虎谋皮”，我画的是“向鱼问水”。画挂在墙上，来人总问这是什么意思，我对不同的人或答：
　　有鱼的地方必然有水，海在哪儿，河在哪儿，塘在哪儿，泉在哪儿，人问鱼，鱼都知道。
　　或答：
　　人渴得要命，向鱼要水，鱼在陆地上都要渴死了，哪儿还有水？
　　或答：
　　人与鱼吵架哩。
　　其实，画就是画，看着悦目就是了，我们欣赏鸟声还管鸟叫的是什么内容吗？
　　——《向鱼问水》
　　倘若单看上面贾平凹先生的这些文章，我们会误以为，贾平凹先生不但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作家，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才情的书画家，其对于艺术的见解更是非同寻常，饶有风趣。遗憾的是，贾平凹先生关于“鸟叫”的艺术见解，并非是贾平凹先生对艺术的深刻领悟和独到的见解，而是拾取别人的牙慧。我们知道，由立体主义绘画大师毕加索开创的立体主义绘画风格非常美和别具一格，但就是这样的美又往往让人感到抽象和难懂。对此，有人请教毕加索大师说：“我看不懂您的绘画，您能给我解释一下吗？”毕加索旋即问对方：“你觉得这些画美吗？”对方回答说：“当然美。可就是不知道它说的是什么意思？”毕加索又问：“你听过鸟叫吗？你觉得鸟叫的声音好听吗？”对方回答：“好听。”毕加索进一步启发对方说：“那你懂得鸟叫是什么意思吗？”想不到，毕加索这段关于“鸟叫”的妙论，居然又被贾平凹先生盯上了。
　　着名文学批评家郜元宝先生在其《2007—2008中国文学评论双年选》序言中痛心疾首地写道：“中国文学批评的特殊性有很多值得反省的现象”，“比如许多批评家见到稍微有权势的作家就不敢说话，更谈不上‘说真话’。而许多批评家一旦和作家混熟，成了朋友，无论这些作家有无权势，都无法再诚实放松地开展批评，这种现象就颇能见出中国批评的特点或曰中国批评的‘中国性’”。“中国批评最触目的怪现状就是批评家们只谈架空的文学，不谈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一大堆批评家围着一个作家七嘴八舌展开批评，只是众口一词的大肆表扬。”惟其如此，中国文坛的“贾平凹现象”和《秦腔》的高票获得“茅奖”这样的当代文坛之怪现状，才更加具有标本意义，也更加值得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们去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