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谱助手绿色免安装:张永：辛亥革命时期的十八省建国思想及其后果(2)

张永：辛亥革命时期的十八省建国思想及其后果(2)

　　然而随着革命形势的扩展，越来越多的立宪派和旧官僚参加进来，加上革命党中原有的温和派力量，革命开始变得温和起来，湖北黎元洪、汤化龙、湖南谭延闿、江苏程德全、浙江汤寿潜等相继进入革命领导层，特别是11月底汉阳失守和12月初苏浙联军攻占南京以后，革命的重心转移到南京。江浙一带是立宪派实力雄厚的地区，温和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渐渐取得了能够左右整个革命形势的地位。此种转变使辛亥革命难以真正进行彻底，使得保守势力大量地保存下来，以至于后来危害民国，这是勿庸讳言的，但同时也使革命派中一部分偏激的民族主义倾向得到矫正，减少了革命的破坏性，为保持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1月初江浙一带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由于当时江浙立宪派和旧官僚在社会上地位声望很高，因而转向革命后大量进入了领导层。5日，江苏巡抚程德全顺应革命形势，在苏州宣布江苏省独立，一变而成为江苏都督。同日，浙江独立，汤寿潜被推举为都督。6日，沪军都督府成立，陈其美为都督。12日江苏代表雷奋、沈恩孚、浙江代表姚桐豫、高尔登通电全国，请各省派代表来上海，会商组织临时政府。20日，各省到沪代表议决，承认武昌军政府为民国中央军政府，也就是说此时“十八星旗”是民国中央政府的旗帜。

　　12月2日苏浙联军攻占南京，12月4日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沪军都督陈其美，以及各省留沪代表沈恩孚、俞寰澄、朱葆康、林长民、马良、王照、欧阳振声、居正、陶凤集、吴景濂、刘兴甲、赵学臣、朱福诜在上海江苏省教育总会开各省代表会，列席会议的还有章炳麟、赵凤昌、章驾时、蔡元培、王一亭、黄中央、顾忠琛、彭锡范，从与会名单可以看出，著名的立宪派人物和与立宪派接近的革命派人物占有明显优势，大会议决“公电孙中山回国主持大政，公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国名定为中华民国。黄兴等建议规定国旗式样。经过反复研讨，取五族共和的意义，决定以五色为国旗。红、黄、蓝、白、黑，象征汉、满、蒙、回、藏。”虽然这一决议由于当时大部分代表已去武汉而并不具有完全的效力，但“五色旗”的出现标志着在革命阵营已经开始把民族团结和国家领土完整问题放到极为重要的位置加以考虑。

　　而后“五色旗”被江浙一带的革命军采用，任鸿隽12月31日搭孙中山专车去南京时，在上海车站“看见车站中人行道两面排列了沪军士兵，军队的每一枝枪上均插上一张五色小国旗（五色国旗是当时江、浙一带所采用的旗帜），大有目迷五色之感。孙中山先生的青天白日旗，竟一面也没有看见。”当时，“青天白日旗”被两广革命军采用，“十八星旗”被两湖革命军所采用，是为辛亥革命中影响最大的三种旗帜。1911年12月12日，在武汉和上海的各省代表齐集南京，1912年1月11日，各省代表会议（代行参议院）在南京正式议决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

　　但是，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对毫无革命历史的“五色旗”并不满意，他个人在感情上当然倾向于“青天白日旗”，1907年还曾经为“青天白日旗”几乎和黄兴闹翻，同时认为“十八星旗”的主张也很正大。孙中山1912年1月12日复函代行参议院：“贵会咨来议决用五色旗为国旗等因。本总统对于此问题，以为未可遽付颁行。盖现时民国各省已用之旗，大别有三：武汉首义则用内外十八省之徽志，苏浙则用五色之徽志；今用其一，必废其二。……至于取义，则武汉多有极正大之主张，而青天白日，取象宏美，……今日适得武昌来电，则主张用首义之旗，亦有理由，非经将来大会讨论，总难决定也。”

　　然而“五色旗”1911年12月初产生于江浙一带并不是偶然的，当时南方革命阵营里，立宪派、旧官僚和温和革命派的主张已经占压倒优势。立宪派虽然和革命派一样都是政治上的革新派，但其与革命派分歧的一个根本点就是立宪派主张满汉早已融合以及民族革命将导致国家分裂以至灭亡，这在清末立宪派与革命派的论战中表达的十分清楚，在立宪派对清政府绝望以至于参加革命以后，它的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的主张并未改变，而且一时极能博得舆论界的同情；温和革命派如宋教仁等原本就反对极端的民族主义，比较注意民族团结和领土问题，宋教仁还著有《间岛问题》，专门论述东北中朝边境的延吉主权问题，甚至为清政府在对外谈判中所借重；旧官僚更是反对一切激烈的思想，认为变动越少越好。

　　即使激进革命派如孙中山等，也认识到共和力量已占优势，清王朝的灭亡已经不成为主要问题，开始把民族团结和避免国家分裂问题放到重要位置，因而顺应形势发展接受了五族共和以及保持领土完整的主张，并在1912年元旦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特别加以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

　　既然承认五族共和为立国之本，且认为维护民族团结和领土统一为当务之急，就很难否认以“五色旗”为国旗的主张，南京各省代表会议（代行参议院）决定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标志着五族共和的建国思想已经在南方革命阵营里取得决定性胜利。

　　四、论南北议和对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重大作用

　　然而，南京各省代表会议（代行参议院）定“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南方革命阵营达成以五族共和为建国之本的共识，并不能保证民族团结和国家领土完整的理想真正实现。

　　北方以袁世凯集团为主要支撑的清王朝还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如果坚持抗拒革命，南方的革命武力很难在短期内统一中国，受清末革命派民族主义运动的冲击，满、蒙、回、藏等各族对于革命都心怀疑惧，甚至北方各省很多汉人对共和革命也很不理解，加之日本、俄国、英国等帝国主义势力的阴谋，假如南北战事延绵，长年不决，国家分裂和民族仇杀的巨大灾难将难以避免。

　　当时国家和民族分裂的危险是十分紧迫的。日本和俄国本来是为侵略我国东北发生过大规模战争的死敌，然而一旦经1907年和1910年密约划分势力范围，双方竟然一变而成为以瓜分中国领土为目的而密切合作的伙伴，武昌起义爆发不久的1911年10月23日，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一郎就与俄国总理大臣商议瓜分中国满蒙，谈话纪要中有：“根据一九O七年及一九一O年两次秘密协约，日、俄两国关于分割满洲和蒙古的问题已经预有设想。只要时机一到，两国即可根据一九O七年协约中规定的分界线分割满洲；并可进一步商谈如何分割蒙古的问题。”10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决议：“确立帝国在满洲的地位，以求满洲问题的根本解决。为此，帝国政府必须经常策划，不遗余力；一旦遇到可乘之机，自应加以利用，采取果断手段，实现上述目的。”10月28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致密电给内田康哉外务大臣：“帝国政府亟须当机立断，下定决心……趁此绝好时机，亟应在华中、华南建立两个独立国家，而使满清朝廷偏安华北……维持满清朝廷于华北一隅，而使其与南方汉人长期对峙，乃属对帝国有利之上策。”1912年1月13日，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一郎致电内田康哉外务大臣：“关于清国时局问题，俄国总理大臣态度相当激越，锋芒所示，颇有一欲时机既由日、俄两国协商，一举分割满洲、蒙古之势。”可见日、俄两国趁火打劫的决心是很大的，中国国内动荡时间越长，它们实现阴谋的机会越大。

　　鞑靼长期以来是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通称，因此“驱除鞑虏”的口号给蒙古族的心理冲击不亚于满族，蒙古王公对武廷芳的质问最足以反映这种疑惧心理：“共和国将仅以十八行省组织之乎？抑将合满蒙藏回共组织之乎？如诸君子欲合全国共谋组织，则满蒙藏回土宇辽阔，几占全国之大半。其人民习惯，只知有君主，不知何谓共和，更深惧诸君子少数专制之共和。……即使诸君子所见不远，怀挟部落思想，谓我蒙古去之不足惜……则我蒙古最后之主张，未便为诸君子宣布。”1911年11月30日，外蒙古在俄国的策动下，以库仑活佛哲布尊丹巴的名义宣布独立，而后哲布尊丹巴在亲俄派杭达多尔济等的怂恿下登极称帝，中国官员被驱逐，汉族商民倍受虐待。1912年1月3日，乌里雅苏台的札萨克图汉宣布独立。在外蒙几次派兵侵袭和日、俄两国的策动下，内蒙古也渐渐呈现不稳迹象，1912年1月中旬乎伦贝尔盟在俄国策动下宣布独立，哲里木盟郡王乌泰也积极准备叛乱。1912年1月底，变乱已经蔓延到北京附近，在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等的策动下，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接受日本贷款，谋划发动叛乱：“关于蒙古举兵事，刻已步步准备就绪。喀喇沁王已决心于数日脱出北京（三万发子弹已于昨日领取运出）。喀喇沁王与川岛之间所订密约以及借款合同抄本，今日寄上。此项借款，约定以卓索图盟五旗内（注：指喀喇沁三旗，土默特二旗，在今天赤峰市附近）所有矿山为抵押，贷与日金二十万元整。因该区将成为举兵之根据地，故贷与款额较他项借款为多。……此次所贷款项，大部分将使其用于举兵。”在川岛浪速与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订立的十条契约中，规定独立后任川岛为总顾问，一切文武事宜都与川岛商量决定，未经日本允准，不得与俄国往来，这实际上是日本阴谋建立“伪满洲国”的第一次尝试。

　　国家民族的分裂往往要引发大规模的民族冲突和种族仇杀，这对各族人民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分裂意味着要在两个民族聚居区之间的民族杂居区域中，人为划出一条原来并不存在的国境线，这时杂居区中的甲族必然想要驱逐乙族以使本地划归甲国，相应的乙族也想驱逐甲族以使本地划归乙国，民族仇杀就这样难以避免地爆发，几乎每一条新划出的边境线，都是由大量的鲜血凝成。1947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分治，举国狂欢，但是从这一天开始，沿着一条在36天里匆匆划定的边境线，两侧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向相反的方向面对面地奔逃，1400万人沦为无家可归的难民，即使在英印国军队的监视下，仍有大约50万人在相互的沿途劫杀中丧生，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无道理最悲惨的灾难之一，而且在双方有争议的克什米尔，战火绵延半个世纪至今未熄，且不用说由敌意而产生的军备竞赛给两个国家带来的沉重负担了；最近南斯拉夫的国家分裂和民族仇杀引发了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等一系列大的冲突，已经使数万人丧生，这一地区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

　　辛亥革命时期在内蒙古的变乱地区，大量汉人遭到驱逐和烧杀。当动乱波及西藏时，拉萨“人心惶惶，谣言四起，番言杀汉，汉言杀番，各怀疑惧”，不久冲突爆发，藏军“不分玉石，见汉即杀”，西藏各地汉人处境极惨，“参赞陆兴祺及师周自印度迭电中央及川、滇求救，情词哀切不忍闻。均以大局未定，不能顾及，而汉商民居藏者被屠杀几尽，藏番势力遂东渐及康”，“中国难民避藏番屠杀，流亡于哲孟雄（注：今锡金）、印度各境者，为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分起资遣回国，至四年冬始毕。”如果不是全国政局很快稳定下来，灾难无疑还会蔓延更深更广。

　　在这样的民族冲突中没有胜利者，冲突各方都要遭受难以愈合的重大创伤，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想的严重负面作用。清代三百年，汉族人口出现巨大增长，相对的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由于宗教（约40%男性当喇嘛）、婚俗、性病等原因，人口依旧很稀少，汉族人口大量移居少数民族区域的压力虽封禁亦不能阻止，特别是晚清改封禁政策为放垦政策后，移民过程大大加快，形成了大范围的民族杂居区，因此一旦国家分裂，民族仇杀很可能以非常大的规模爆发，给各族人民带来的灾难将是不堪设想的。

　　不仅仅是满、蒙等少数民族，即使是很多北方汉人，由于受共和思想影响很少，对革命极不理解，一时也是人心惶惶，不知所措，最具危险性的是当时握有奉天军权，能够左右东北三省去向的张作霖的态度。1912年1月26日，南北和谈已接近完成，张作霖主动访问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称：“目前东三省兵马实权全在本人掌握之中，断不容许革命党之类南方人任意蹂躏，如北伐军之类，何足挂齿；即袁总理，如有确实迹象证实其已附和共和，本人绝不听从其指挥……日本国如能以德相召，则东三省民众，必将人心趋向，有所依归。本人认为与其将东三省委于南方人之手，勿宁让予外人更为了当。”1月31日张作霖再次传言落合：“袁世凯终已逐渐附和共和，皇帝退位当不可免，东三省亦将失去足以拥戴之主宰。身为北人而附和南人之共和，甘受其制，本人宁死亦不屑为。果如此，尚不如依附日本为佳。”2月3日张作霖第三次传言落合，称：“日昨已以统领名义致电袁世凯，阐明如下立场：如果皇帝退位，成立共和政府，本人即不听从指挥。……吾人已失去应为之效忠之皇帝，则依附同种之日本，乃属理所当然。……本人将拥戴肃亲王归依日本国。”张作霖对日本人并没有太多的好感，但对比起来，当时似乎革命党更令他感到不安。

　　那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形势判断颇为准确：“皇帝将早日退位并由袁世凯建立临时政府。但是这个转变可能带来严重的困难；有迹象表明，蒙古人和北方各省都不愿意心平气和地接受这项解决办法。”2月12日清帝退位后，东三省继续悬挂龙旗，不久以后张作霖在袁世凯的重金笼络之下，才逐渐改变了态度，可见作为旧官僚的袁世凯不管其动机如何，确实为说服北方各省赞成共和起到了很大作用，所以在民国初年才会被称为缔造中华民国的四大伟人之一。

　　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对革命党的疑惧是由革命派长期的狭隘民族主义宣传和革命初期的暴烈行为造成的，虽然孙中山在1912年元旦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阐明了五族共和的国策，1月28日还特别致电劝慰正在策划叛乱的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其中甚至有“汉、蒙本属同种”的亲切表示。但是，“驱除鞑虏”载在誓词，“八月十五杀鞑子”言犹在耳，一纸宣言、几封电报怎能化解多年形成的隔阂。满、蒙、回、藏各族的取向基本上由其上层人物所左右，南北议和成功使革命军北伐得以取消，以清王朝的总理大臣袁世凯出任民国总统，使各族上层人物多少感到获得了一定的安全保障，觉得旧日的地位利益仍可保持不变。而袁世凯对一直蒙古问题极为重视，软硬兼施，充分玩弄其笼络手腕，任命贡桑诺尔布为民国的蒙藏事务局总裁，晋封亲王，对其他蒙族上层人物也大量加封，使内蒙王公数量“比清朝时的数额增加了几倍”，终于使内蒙王公们放弃了分裂的图谋，而且不少逃往外蒙的蒙族也陆续返回内蒙，后来经过谈判外蒙也于1915年6月7日取消独立，承认中国宗主权，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

　　清帝退位意味着将清朝政府原有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地移交给民国政府，保持了主权和领土范围的连续性，所以英国和俄国虽然阴谋策动西藏和外蒙古的分裂，但仍然不得不声明承认中国在这两个地区的主权，哪怕只是名义上的主权。清代中央政府与各大少数民族的政治关系向来由清帝在理藩院的协助下直接处理，为此清王朝特别在承德避暑山庄行宫附近修建了外八庙，以接待各族上层人物，而理藩院例来由满蒙王公大臣主持，汉族与各族的政治联系一向很少。直到退位，清帝一直以蒙、回、藏族的保护者自居，1912年2月3日清帝“授权袁世凯与民军商酌退位条件旨”中还特别提出：“蒙古、回、藏之待遇，均应预为筹划。”因此2月12日清帝以退位上谕中：“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的表示正式和平退位并承认中华民国，对抑制各族分裂倾向和维护国家统一的作用不可低估。

　　革命爆发之后，国内外各种促使国家分裂的力量都在急速地化合作用，南北统一迟一天达成，国家分裂和由此引发的民族仇杀的危险就增大一分。所幸经过全国维护国家统一的绝大多数政治派别的共同努力，南北议和终于取得成功，使国家转危为安，顺利实现统一，当时唯一激烈反对南北议和的只有头山满、犬养毅、内田良平、北一辉等与中国革命派关系密切，来华参与革命的日本人。以往的论著多强调南北议和的妥协性，强调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另一方面，世事向难两全，惟其妥协，惟其不彻底，才能够容纳国内多数派别的意愿，使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得以大体维持，避免了国家分裂和民族仇杀的巨大灾难，因此南北议和的重大历史意义是应该得到公正评价的。

　　注解：

　　1《孙中山全集》第一卷296页，中华书局1981年。

　　2同上325-331页。

　　3《孙中山全集》第二卷95页，中华书局1982年。

　　4孙中山：“支那保全分割合论”，《孙中山全集》第一卷223页。

　　5同上书290页。

　　6邹容：《革命军》，《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670页，张枬、王忍之编，三联书店1960年。

　　7章太炎：“正仇满论”，1901年《国民报》第四期，同上书第一卷上册97页。

　　8阙名：“仇一姓不仇一族论”，1908年《民报》第十九期，同上书第三卷43页。

　　9章太炎：“排满平议”，1908年《民报》第二十一期，同上书第三卷51页。

　　10汉驹：“新政府之建设”，1903年《江苏》第五、六期，同上书第一卷下册588页。

　　11余一：“民族主义论”，1903年《浙江潮》第一、二期，同上书第一卷下册490页。

　　12竞盦：“政体进化论”，1903年《江苏》第一、三期，同上书第一卷下册545-547页。

　　13杨度：“中国新报叙”，1907年《中国新报》第一期，同上书第二卷下册872页。

　　14赵金钰：《日本浪人与辛亥革命》15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15同上书73页。

　　16俞辛焞：《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501-516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

　　17李白贞：“共进会从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夕的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502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

　　18同上521页。

　　19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100页，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

　　20《辛亥革命》（五）138页，中国史学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21李六如：“文学社与武昌起义纪略”，《辛亥革命回忆录》（一）311页。

　　22《辛亥革命稀见史料汇编》630页，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7年。

　　23军政府（章太炎）：“讨满洲檄”，《辛亥革命》（二）290页，中国史学会编。

　　24《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247-249页，中华书局1984年。

　　25刘星楠：“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辛亥革命回忆录》（六）248页。

　　26黄炎培：“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辛亥革命回忆录》（一）66页。

　　27任鸿隽：“记南京临时政府及其他”，《辛亥革命回忆录》（一）410页。

　　28毛注青：《黄兴年谱长编》113页，中华书局1991年。

　　29《孙中山全集》第二卷17页。

　　30马文义：“宋教仁与间岛问题”，《辛亥革命回忆录》（六）39页。

　　31“临时政府公报第一号”，《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

　　32《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10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33同上109页。

　　34同上112页。

　　35同上134页。

　　36渤海寿臣：《辛亥革命始末记》二，要件篇12页，转引自张启雄著《外蒙主权归属交涉1912-1916》44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