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多的狂徒铠甲本子:对时代的两种不同判断及其后果2

对时代的两种不同判断及其后果
何 方
2010年第1期 炎黄春秋杂志6499
断。前面说过，这一判断只适用于20世纪上半期，到下半期就不再适用了。正是在上半期，毛泽东掌握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特征，制定了基本上正确的战略策略，从而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但是即使在那个时期，他对形势的估计也往往偏“左”，更没有预计到时代特征的交替，因而对形势发展远景的看法就很不准确了。例如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就肯定当时已经处在“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而且断定二战后“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胜利后也只能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后来的历史证明，《新民主主义论》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和世界发展的预期都过分乐观了。特别是二战结束后，毛泽东对时代的判断更加脱离实际。1947年底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他曾断言，“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优势在我们方面，不在敌人方面。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形成。没有危机的、向上发展的、受到全世界人民群众爱护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它的力量，现在就已经超过了被危机严重威胁着、向下衰落的、受到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反对的帝国主义的美国。”这些判断当然又落空了。坚持“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判断的斯大林，自然也没有看清不同时代特征的交替。他在1952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就仍然断言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
建国初期，毛泽东虽然坚持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判断，但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倒还能听信斯大林的估计，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帝国主义看重的是争夺中间地带。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也还能迁就苏共为适应“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战略而改提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有他签字的1957年《莫斯科宣言》，就正式肯定了这一提法，承认“在我们的时代里，世界发展取决于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竞赛的进程和结果”。但是进入1960年代，随着他发动的反修斗争日趋激烈，他对时代的提法调子越来越高，最后定位为写进中共九大报告中的“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与此同时，他对革命力量也估计过高，1957年提出“东风压倒西风”，1958年又进一步断言“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由于坚信“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所以不但不怕战争，似乎还有点欢迎战争的味道。例如1965年9月29日，陈毅外长就用他内部讲话的语言，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大声宣告：“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中，愿意作出一切必要的牺牲！……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印度反动派、英帝国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跟他们一起来吧，让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在北面配合他们吧，最后我们还是会胜利的。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十六年。我的头发都白了。”毛泽东和陈毅等领导人的这种主观因素，自然影响到他们对战争威胁的估计。所以才先有“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后来又有“苏修亡我之心不死”的论断，从“战争不可避免”上升到“战争威胁迫在眉睫”，好像世界大战，特别是美国或苏联（甚至认为它们会一起来，因为是“美苏合作主宰世界”）发动全面侵华的战争，马上就要到来了，神经紧张得不得了。西德前总理施密特在他的《伟人与中国》一书中叙述他1975年10月访华时同毛泽东的会见，就提到毛曾开门见山地说，“请相信我，同苏联人会打一仗的”。问及“如何看美中苏关系的发展”，回答也是“要打仗”。“他（指毛）简直被这个思想迷住了。”判断既然如此，所以采取的对策就要从“备战、备荒、为人民”，立即转变到全国动手，全面备战，而且“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直到设想用“农村（亚非拉）包围城市（欧美苏）”和持久战的办法，一举消灭“帝修反”。这一错误的主观判断，曾使全国在很长时间处于临战状态，连我们在偏远的江西农村的“五七干校”也挖起了战壕。
 
对时代错误判断的沉痛教训
历史已经作出结论：不管主观上是否认识到二战后世界已处于和平与发展时代，但凡是按照这一时代特征制定国策的国家和地区，不管是叫资本主义还是叫社会主义，经济社会都得到了快速发展，以至创造出奇迹。与此相反，凡是仍然坚信战争与革命为时代特征的，无论叫什么主义都肯定落后。这已是经世界各国实践检验过的普遍规律，不但完全适用于上世纪后半期，还会继续适用于已经开始的21世纪。只要回顾一下世界各国过去60年的发展情况，就不会对此有所怀疑。
经过二次大战，战场所在各国经济都遭受到严重破坏。特别是战败国的德国和日本，可说都成一片废墟。但由于西德执行了艾哈德以发展为重点的社会市场经济政策，日本坚持和平发展的吉田茂路线，很快“奇迹”就出现了。到1970年，日本的经济地位已跃居世界第二，西德也超过英法而升为第三。不但西德和日本，就是许多小国和地区如欧洲的芬兰、挪威、爱尔兰等，亚洲的“四小龙”，也都创造了“奇迹”。只有错误认识时代、违背市场化、国际化潮流的国家，不论大小都一定吃亏、落后。所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莫不如此。我们中国就有沉痛的教训。
由于对时代特征判断错误，我们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和那些抓住机遇的国家背道而驰。人家着眼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我们重视继续革命，不断改变生产关系和发动各种运动。人家千方百计开展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我们为反对“西化”和防止和平演变，坚持闭关自守。人家要搞缓和，我们强调备战。其结果是：人家迅速发展，进入新的文明阶段；我们落后倒退，丧失了一次最有利的发展机遇期。时间虽然只有30年，但要弥补起来，恐怕就得百十年。因为正像邓小平说的，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日本还和我们处在同一起跑线上（更不用说韩国、新加坡等中小国家了）；但他们利用了那难得的二三十年机会，很快变成了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我们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就在竭力追赶，但邓小平却说，到国庆一百周年时才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可见建国后30年的错误，弥补起来多么不容易。下面我们单就经济发展做点简单的国际比较。
据世界银行资料，1955年我国GNP占世界比重4.7%，人均GNP相当于美国的3.2%；1980年，总量占世界比重降为2.5%（另据2008年10月2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份额1978年只有1.8%，为2 165亿美元；2007年才提高到6%），人均降为美国的2.5%。反观日本，1955年经济总量占世界份额2.4%，约为我国的一半；1980年所占份额上升到9.5%，已为我国的4倍。据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测算，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26年里（1953—1978），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值”。《学习时报》2008年8月25日载周天勇的文章中也提出以下数据：“1948年，中国人均GDP排在世界各国第40位，到了1978年人均GDP反而排到了倒数第二位，仅是印度人均GDP的2/3。”“1978年全国居民的粮食和食油消费量比1949年分别低18公斤和0.2公斤。”“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发展和生活水平，大多数发展和生活指标排在世界国家和地区170位以外。”邓小平也说，“从1957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左’的错误持续了20年。（按：我认为，头7年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三大改造、闭关自守，以及“三反”、“五反”等也是“左”的、错误的。否则，无法解释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执行的政策和当前的现实以及自己制定的今后发展方针。）这20年，中国处于停滞状态，主要表现在生产不发展，人民生活没有改善。”这里还应补充上这句过去常说的话：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已被推到崩溃的边沿。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可以说是从上到下绝大多数都觉悟到，不能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了；必须改弦更张、拨乱反正，另谋出路。这样才“摸着石头过河”，有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市场导向的改革和对外开放，因而得到经济快速发展的后30年。
对时代特征判断的拨乱反正
新中国成立以来得到经济快速发展的后30年，是对前30年进行拨乱反正、破旧立新、另谋出路的结果，是一次带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变化，但却是在和平和有序的条件下进行的。这是因为，前30年的穷折腾已使全国人民普遍产生了思变怕乱的思想，同时更重要的还是由于领导和主持这次转变并开辟后30年发展道路的都是前30年领导集团的重要成员。这就产生了两个特点。一是只要中央领导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上认为正确并决心要做的事，都能比较顺利地进行和实现，人心比较顺。二是维护了原有的政治体制，拨乱反正进行得不够彻底。这也表现在对时代特征认识的不够彻底上。
在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无论是领导层还是知识界，认识上很快就取得了一致。但作为这一决策的认识上的基础，即对时代特征的判断，却并没有适时转变过来。这就不免在思想和行动上都产生重大矛盾，影响是明显的。
一些领导同志，在国内问题上，文革前和文革中，就和毛主席有些不同意见，偏重抓经济；文革后更看到世界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和我们国家的贫穷落后，所以主张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当年积极参加反修的重要领导人，因此对时代特征的判断就一时转不过弯来，仍然坚持“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判断和“苏修亡我之心不死”的观点。1979年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就仍然强调，“战争威胁确确实实在增长。战争要来只能来自苏联，要立足于它早来，立足于大打。”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头几年，我们的对外宣传口径还是战争不可避免，只能推迟。这样就在思想认识上和工作实践上都产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既然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哪还有心思去集中力量搞建设呢？
因此，要转变国家建设方针，破前30年的“旧”，立以后发展的“新”，就必须首先解决对时代特征的认识和判断，因为这是制定战略的出发点和基础。正是经过几年的观察和思考，才终于基本上解决了这个矛盾。这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