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辛亥革命前后的洋化时髦

张鸣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辛亥革命前后，洋化是种时髦。无论什么，洋的就好。这样的事，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就有了。有钱的请洋人吃饭看戏，没钱的设法在自己家门口挂块牌子，只要写上洋字码就好。在人屋檐下，这样的洋化也许多少有些不得已。八国联军走后，洋化的风气，在各个通商口岸流行开来，看起来，都是国人自觉自愿的。

首先留学生吃香，不管留学哪里，学了什么，只要是留学生，总会有个位置给他。参加留学生考试，还可能得到进士举人的头衔。不像当年，留美幼童回来，得从最底层做起，个个做水兵。想考个举人，比登天还难。留学英国的严复，次次省试不落，最终也没拿到举人。风水轮流转，到了新政时期，留学生一回国，就马上进政府机关。曹汝霖、章宗祥，刚刚得了日本本科文凭，回来就进了商部，没几天就司局级了。至于留学英美的，则像金蛋蛋一样宝贝。当时最得便宜的是留学日本，晃一圈回来，至少有个教职。所以那时候日本人鬼得很，拼命办语言学校、速成学堂，专门挣那些又想要文凭，又不想好好学的中国人的钱，结果是让中国多了好些连假名都没背下来的速成学生。唐德刚说，他的父辈有好些都号称留学过日本的，但日语基本上都不会说。但是，即使这样的“洋学生”，回国也会有个学堂的教习位置。

其次洋服流行。清末新政时期，辫子没剪，即使剪了也要装根假的。西式礼帽没法戴，但西服是要穿的。别说拖着根辫子穿西服怪，当时还有在长袍上套上西服外套的，直把西服外套当成了中式的褂子。在留下来的老照片上，还真就有这样怪模样的时髦人。革命之后，辫子没了，至少时髦的人们辫子没了，就开始流行西式或者日本式的礼帽，还美其名曰文明帽。尤其是日式帽子，此前被舆论认为毫无美感，直筒而且呆滞，一个学堂的学生，下课了，大家拥出来，一色一模一样的礼帽。远远望去，像是人人顶着带檐的痰盂。当年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中国人很看不上日本人穿西装，感觉样子古怪滑稽，现在，这种古怪滑稽，轮到自己了。不仅帽子，手上的零碎更讲究。当时有个说法，叫做“三克主义”，鼻子上架的克罗克（眼镜glasses），手拿司的克（手杖stick），口衔茄力克（香烟cigarette）。时髦青年，这一套装备，是必备的。

那一时期，所有的洋玩意，都抢手。洋东西好卖，西医也开始吃香。连婚丧嫁娶，富贵人家的鼓吹，也要用洋乐。一个城市，就那么几支会奏洋乐的乐队，大家请，挤破门。其实乐手们就会那么几支曲子，还半生不熟。刚在这家婚礼上演奏完，就被拉到那家的丧礼上，管他死人还是结婚，吹的都是一个调调。完了再去欢迎某个要人，同样的曲子，来一次，再来一次。只要是洋的，有鼓有号，有萨克斯管，再穿上全套的洋服，有人指挥，人家就感觉有面子。

不仅社会上流行洋乐，军队也要有洋乐。办新军，从小站练兵开始，就是全盘西化，从头到尾地学。后来各省编练新军，变本加厉。洋人军队里有军医，我们有，有兽医，我们有。有军乐队，我们也得有。政府诸公，对新军的别的成就不那么在意，对演奏洋乐的军乐队，特别感兴趣。往往刚刚练出点调子来，就被调去迎来送往。火车站上，经常能看到军乐队在奏迎宾曲，还有一大群孩子，远远地看西洋景，一会儿要人到了，在越来越起劲的鼓乐声中，大家鞠躬如仪。学校也跟着赶时髦，每个学堂，只要有可能，都要有洋乐队。没人教不怕，只要行头备齐了，打起鼓来吹上号，排队在街上一走，就是成绩。父老乡亲，对学堂就得另眼相看。

洋化的背后，是对文明的追求。所有洋玩意的代号，都是文明。这种潮流，实际上基于一种国人的补偿心理———用我们的文明追求，来补偿刚刚过去的野蛮。关于义和团，外国人说我们野蛮落后，我们自己似乎也不好意思辩解。跳大神似的作法，刀枪不入地演练，不分青红皂白地排外杀人，在通商口岸的城里人看来，确乎有点邪性。自我批判，勇气还不够，加上好面子，自家人的短处，别人说说也就罢了，自己怎么好意思再说？只好用跟义和团相反的行为，拼命地表现。意思是说，不管过去我们怎么差，现在我们表现好了。尽管，当时的洋化以及对文明的追求，只是肤浅的表面文章，但毕竟代表了国人对文明的向往。后来，在民国时期，知识界对文明的追求，开辟了中国文化的新纪元，创造出中国新文化，新教育的新天地。所谓的民国范儿，其实就包含了文明的内涵。

百多年来，只要中国总是封闭开放地来回拉锯，这样的洋化之风就会一次次重演。果然，当改革开放实行之际，这样洋化又重现了，风刮得更加猛烈，不仅洋装普及了，连洋乐和洋乐队也普及了。洋的奢侈品，跟当年一样，成为有身份的象征。会说两句洋文，也尽量在人前显一显，无论谈天，还是发言，土洋结合是最佳的选择。尽管没有人认账自己不文明，也不肯承认人家的文明，但此番跟世界的接轨，却接得相当彻底。不管人们心里怎样想，至少，再封闭起来，关上大门是不大可能了。

当洋化成为时髦，上演的戏码，往往令人哭笑不得，但凡是时髦，就是潮流，想反潮流，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