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非诚勿扰俞夏的微博:观台湾社会进步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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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七月底到八月十七日，我访问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并参加台积电的董事会议，与朋友交谈，了解二十年来台湾社会有很大的进步。台北生活改善了很多，一般居民比从前有礼貌，乘车时也比以前懂得排队。这个改变部分是由于经济因素。台北便捷的捷运系统及高铁的建造使得人们通车、旅行时有较舒适的空间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住在台北的朋友觉得他们现在的生活比十年前还要快乐，而且他们大部分乐于居住在台北胜过北京。
当国家能够提供足够的设备，人们有秩序地使用公共设施的情况就会改善。我时常以我在1982年到广州中山大学访问时碰到的一个情况做例子。当我抵达中山大学时，我需要发一个电报通知我在武汉大学的主人我抵达的时间。我在中山大学的主人带我去邮局后，很热心地要帮我发电报。刚开始我坚持要自己发这个电报，后来看到邮局挤满了等着发电报的人群，自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好放弃，请这位朋友帮忙。
另一个例子是两年前在济南车站发生的。当时我在火车的候车室等车，准备从济南前往北京。当候车的群众听到广播说车门已开，我看到大家争先恐后地抢着搭上火车。我很纳闷地问一个同坐在候车室的隔壁妇人说：“既然大家都有划位的车票，为什么要匆匆忙忙地挤着上车？”她说：“这是中国人的习惯。”
中国大陆在1980年代经历了一段民生物资短缺时期，因而人民急于取得所需的物资，无法表现出井然有序的样子。随着经济的成长以及足够的物质资源供应，人民因争取物资而失序的情形改善了，然而却产生另一种为求富裕而不择手段的行为乱象。很多人变得汲汲于赚钱，而且在致富的过程中，他们宁愿放弃应有的原则或是损害他人的利益。这是造成中国猖獗的贪污问题及败坏的商业行为的一部分原因。
从历史教训中可知，要让贫穷社会中的人民在富裕后学会公民应有的礼仪，需要一段时间；而要让这些刚成为有钱人的人民能够温和友善地对待他人，尤其是竞争对手，更需要一些时间。当中国的经济条件持续改进的同时，合适的公民行为也会慢慢形成。假如我们想要加速建造一个进步的公民社会，政府和人民必须一起加倍的努力。政府可以增加大众运输工具，像上海到杭州的高速铁路就改善了一般人在火车上的拥挤状况，因而促进人民有秩序的行为。中国共产党也将社会和谐当作重要目标，中国社会的领导者对于社会和谐及好的公民行为也能有所贡献，譬如企业家。金钱使得中国更为富裕，并且开始影响到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台湾的经济发展先行一步，使得台湾可以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社会、文化生活的改进；对比之下，中国大陆起步慢一些，尽管已经初尝经济发展的便利，社会、文化生活的改进仍慢上一拍。从此而言，中国大陆可以参考的台湾经验。
简介：邹至庄(1930年-),英文名Gregory C. Chow。美籍华人经济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1913年级政治经济学教授以及Lecture with the Rank of Professor。邹教授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院士、美国统计学协会院士以及美国计量经济学学会院士。1960年提出著名的"邹氏检验"而闻名，曾为台湾以及中国大陆就经济政策提供咨询， 八十年代举办“邹至庄留学计划”，经济学家杨小凯、李稻葵、许小年、胡祖六等人受益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