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空单元格是什么意思:论群众观在党的历史发展中的核心地位11

           （中共湖南省委讲师团，湖南  长沙  410011）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在实践中实现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重大转型，在理论上实现了从马克思主义到毛泽东思想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两次飞跃,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党的历史决议和重要文件对这笔巨大财富，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进行过总结，并列出若干条基本经验来，但最根本的经验是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我们只有从哲学的高度揭示出群众观在党的历史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并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上阐述这一最根本的经验，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党的历史发展。否则一切都是徒劳的。“群众利益重泰山，党群关系生命线，群众工作新局面”。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本文作出这样的概括，其意义重大而深远。

一、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群众利益重泰山。在对待人民群众的问题上，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坚持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关心群众，爱护群众，顺应群众意愿，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向群众学习，保持着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牢固树立群众观点。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共为什么能建立新中国？为什么能收拾好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为什么能在犯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严重错误后还能得到人民支持？……这一个个“问号”的根本就在于：党始终不懈地树立群众观点。一是依靠人民群众。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人类社会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归根结底，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变革，最终也是由人民群众决定的。因此，毛泽东深刻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他坚信，“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只会被我们所压倒。”〔2〕而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革命战争年代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这样。二是关心人民群众。在苏维埃时期，毛泽东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3〕在他看来，国民党也需要老百姓，也讲“爱民”。他们“爱民”同“爱牛”差不多，是想从牛身上挤奶；我们“爱民”是“俯首甘为孺子牛”，忠实代表人民利益。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及时提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4〕对于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怎么办？他说：“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去解决。〔5〕三是为人民用好权。一切权力都属于人民，人民是权力的主人。早在苏维埃时期，即实行了无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度，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政府。政府及其公职人员受人民的委托，来行使和管理人民所赋予的职权，是人民的公仆。为了使人民政府成为廉洁高效的政府，使政府工作人员成为勤政廉政的人民公仆，毛泽东强调加强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他说：“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6〕当黄炎培提出“历史周期律”问题时，毛泽东的回答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7〕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及时警告：“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他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8〕执政党必须为人民掌好权，慎用权，用好权，自觉地接受人民监督。

自觉贯彻群众路线。从社会主义建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共为什么能开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为什么能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为什么能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康庄大道？为什么能取得经济社会发展的飞跃？……这一个个“奥妙”的精髓就在于：党始终不懈地贯彻群众路线。一是细心倾听群众呼声。十年动乱之后，要么继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沿着“左”的道路走下去；要么否定“文化大革命”，但重新回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路上去；要么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开辟一条改革开放的新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邓小平既珍重党那些用鲜血和炮火换来的极其丰富的成功经验，也敢于直面党那些极其沉痛的历史教训，毅然决然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性决策。他说：“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真正相信和依靠群众，细心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一刻也不脱离群众。”〔9〕他反复强调：“很多旧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10〕二是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我国改革是从土地承包起步的。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率先在土地承包的责任书上摁下了血红的手印，当年即战胜秋旱夺得创纪录的丰收。就在安徽人民惴惴不安，土地承包在全国推行受到重重阻力的时候，邓小平给予了高度评价和支持，说土地承包的发明权是农民的，我只是把它概括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对全国的指导。〔11〕现在回过头来看，正是由于尊重了农民自己的选择，总结了农民自己的创造，才有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有了把农村改革扩大到城市、扩大到沿海的大好形势。三是走群众路线解决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因为经验不足，会面临多方面的困难。……这些问题，归根到底，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走群众路线，才能够得到解决。”〔12〕邓小平阐述：“什么是党的群众路线？简单地说来，它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在一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在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13〕对这种群众路线方法，毛泽东曾从哲学高度作过概括：“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14〕

切实维护群众利益。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共为什么能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稳坐钓鱼船？为什么没有像苏东共产党那样丧失执政地位？为什么能顺利地实现香港、澳门的回归之后继续保持其繁荣与稳定？……这一个个“谜”的底牌就在于：党始终不懈地维护群众利益。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范畴，主要是指物质和经济利益。然而，在市场经济利益多元化格局下，江泽民同志却赋予马克思主义“利益”范畴以更加丰富的内涵。他指出：要“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15〕一是经济利益。这是指人民物质财富的增加和物质生活质量的提高。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时期人民利益的阐述是建立在单一公有制和完全按劳分配的前提之下的，这种状况下的人民利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和一元性。但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多种经济成分的迅速发展，打破了过去单一公有制的格局，分配制度相应发生了变化，人民内部的具体利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这是马克思生前所未曾预料到的新情况。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根据我国这些新变化，科学地阐述了现阶段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使多种经济成分由过去的补充地位跻入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使这个阶层的人们消除了“另册”心理，从事经济活动有了更高的积极性。江泽民同志强调，要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绝大部分人的合法利益得到保障，也要兼顾其他社会阶层的合法利益。这为正确处理我国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关系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二是政治利益。这是指人民群众在政治生活中政治地位的提高和民主权利的行使。我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是国家的主人，但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出现的其他社会阶层人士，却长期没有明确的界定。社会上有人把他们列入中产阶级的范畴，人们对他们正当合法的利益所得常有非议，极大地影响了这部分人的生产积极性。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16〕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17〕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界定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是江泽民同志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出发、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客观需要出发得出的重要结论，消除了过去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误区，对于调动这部分人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维护他们的合法正当利益，具有重要意义。三是文化利益。这是指人民群众教育科学水平和精神生活质量的提高。江泽民同志指出，要保障“使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和享受文化成果的充分权利。”〔18〕首次提出了实现人民的文化利益问题。他特别强调：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始终是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第一要务。”〔19〕同时，不断发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以实现人民的文化利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经济利益不断得到满足，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的需求就日益凸显出来，在一些领导干部的思想观念中，头脑中虽然也有群众利益，但仅仅把它局限在收入的提高和“硬件”的改善方面，还没有群众的政治、文化利益这根弦。这是我们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着力要探讨和解决的一个新问题。

二、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在脱离群众

党群关系生命线。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长期执政，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相反，面临的最大危机是群众不信任，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总的来说，目前党员干部联系群众的状况主流是好的，人民群众对党群关系状况的评价总体上也是肯定的，但是在长期执政的情况下，党群干群关系仍存在不少问题，呈现出许多新特点，需要我们高度重视、认真对待。

在权力运用上脱离群众。新中国成立之后，党成为执政党，掌握了政权，党的各级干部是否真正懂得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能不能正确地运用手中的权力至关重要。但目前的状况并不那么令人满意。一是权力赋予观上错位。据某省组织部门在部分领导干部中进行的问卷调查，64%的人认为权力的获得取决于领导的赏识，“权力是领导给的”；30%的人认为领导赏识与个人努力各占一半；5%的人认为靠个人努力；认为权力的获得取决于群众认可的只占1%，一些“官路”不正的人甚至认为，自己手中的权力是“苦心积虑得来的，千辛万苦挣来的，劳命伤财换来的”。〔20〕许多受处分的“一把手”滥用权力现象突出。二是权力行使观上扭曲。例如：坚信“有权就有了一切”，因此“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抱着“谁的权力大，谁就拥有真理”的心态；主张权大于法，一旦“大权在手，就得我说了算”；认为“权力越大，利益就越大”，只讲好处，不讲责任；以“我”划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把党性原则抛到脑后；信奉“官要跑”，不是去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而是一味地去讨上级的赏识；片面理解“无为而治”，其结果是该管的不管，该批评的不批评，该处理的不处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旦大权在握，就大搞裙带关系，任人唯亲、封妻荫子。三是权力评价观上异化。例如：将权力私有化，一朝权在手，便把私来谋，有什么权就用什么权来捞取好处，干什么事就以什么事谋求私利；将权力关系化，有的利用手中握有的权力，送人情，拉关系，安亲信，结帮派，搞团团伙伙，编制关系网，从中互相利用、互相保护、互谋私利；将权力特权化，有的人官做大了，就视自己为特殊党员、特等公民、特权人物，依仗权势，作威作福，工作上讲排场，作风上摆架子，接待上论规格，待遇上搞攀比，法纪上闹特殊，甚至三亲六故也享受特殊待遇；将权力商品化，有的将自己掌握的那部分权力当作市场中有价买卖的“商业筹码”，搞幕后交易，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将权力资本化，有的把手中的权力当作赚取更多利润的资本，搞权力入股、权力集资、权力炒股、权力分红，试图用权力为自己积攒更多的资本。在权力运用上存在的诸问题，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主观上讲，是由于人们对权力现象的理解在认识上发生了偏差，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从客观上讲，是由于我国现行的管理体制、权力配置机制、权力监督机制等还不健全，使错误的权力观还拥有一定的市场。

在利益追求上脱离群众。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随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个别党员干部也卷入了利益矛盾的漩涡，俨然成为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一“元”，谋取和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与维护人民的利益发生了矛盾。有的党员干部在利益问题上把党与自己割裂开来，他们承认党作为一个整体，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但同时又认为，具体到党内的每个党员或部门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在这样的思想观念支配下，一旦具体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各种利益分配，一些党员干部的自身利益或小团体利益就会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发生冲突，更有甚者，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严重侵害群众利益。这种对利益的不当追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最主要的原因是：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分配不公，政策失衡，社会成员之间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群体之间利益协调不到位，政府调控也有偏差。鉴此，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认识和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发扬与民同甘共苦的奋斗精神，要一身浩然正气，两袖清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在大局稳定上脱离群众。当前，我们正处在黄金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特定发展阶段，特别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和积累的贫富差距、就学就业、生活医疗、拆迁征地、企业改制、涉法涉诉等方面的社会矛盾日益显现，这些问题与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与城乡普通百姓切身利益紧密相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责任和压力很大。分析近年来部分地方发生的一些重大群体性事件，大多是这个地方或部门的个别干部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对群众呼声置若罔闻，导致决策失误、处置不当、干群失和，最后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基础在群众，主体也在群众。只有高度重视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解决好普通百姓的基本生活、上学治病、养老住房保障等突出问题，切实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才能维护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在自我定位上脱离群众。在一些人看来，“我”就是某某长、某某总，水平总比别人高，能力总比别人强，站得总比别人高，看得自然也比别人远，所以，我说你听，我说你做，似乎天经地义，似乎“我”比别人活得更明白。其实不然。“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一首老歌，传唱不衰，原因之一，是因为它说清楚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我”只是一个穿上了军装的老百姓。形象地说，人民大众如同“大地”，领导者如同“安泰”， “英雄安泰”离开了“大地母亲”，也就没有了力量。群众高明，领导者才高明，群众有力量，领导者才有力量。然而，坐公交，挤地铁，踏自行车，在农贸市场里跟菜贩们讨价还价，去医院看病左站右等……老百姓的这些日常生活，对一些人来说，恍若隔世。不少人不是没有过这样的生活，而是身份“高”了以后，远离了这样的生活。有些人走上一定岗位以后，压根就再没有坐过公交车和长途汽车。到地铁里去读读那些乘客的脸，能看到几位所谓的“成功人士”？“官样的”面孔更是少之又少。明明置身群众，却如此脱离群众；明明来自老百姓，却与老百姓这样疏远；明明可以随时还原成老百姓，最真实和最深切地体验百姓生活，却偏偏不去这么做。为什么？重要的原因是，忘记了自己究竟是谁。久而久之，你忘记了老百姓，老百姓也会忘记你；你远离了老百姓，老百姓也会远离你。〔21〕

三、千方百计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

群众工作新局面。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对党和政府特别是领导干部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出发，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为实现“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必须“带着深厚感情做群众工作，千方百计把群众工作做深、做细、做实。”〔22〕

群众利益无小事。中华民族必将在21世纪中叶实现伟大复兴，头一、二十年则是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伟事业，毫无疑问必须有党的领导，必须有全体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同时，党还必须充分发挥和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为群众的智慧是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不竭源泉，群众的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拓创新的坚实基础、致胜法宝和根本动力。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一切工作就无从谈起，只有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党才能完成历史赋予的艰巨任务。为此，胡锦涛同志强调：“群众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23〕“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4〕这就把群众观与科学发展观有机地结合起来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我们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25〕这就要按照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着力使人们能够普遍分享增长和发展的收益；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同时，胡锦涛同志又指出：“实现群众的愿望，满足群众的需要，维护群众的利益，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要细心体察群众愿望和利益要求的变化，使我们的政策措施更全面、更准确地反映群众利益，使我们的工作更好地、更有力地体现群众的利益。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和帮助群众正确认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自身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26〕

群众路线不动摇。回顾苏共改革之所以败下阵来，其根本原因就是党内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割断了党与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总结中共改革之所以成功，其根本经验就是我们党的各级干部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因此，胡锦涛同志强调：坚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之所以动摇不得就在于，它在党的历史发展中具有永恒的价值，它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居于核心地位。在政治建设方面，党制定政治路线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不管党的政治路线的内容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有什么变化，这个根本的政治原则一定要在党的奋斗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基本方针、基本政策上体现出来。在思想建设方面，密切联系群众是推动党的思想建设的保证。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实践——认识——再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在党的工作中的运用。在组织建设方面，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组织群众的工作，组织路线也就是发动群众的路线、组织群众的路线。在作风建设方面，正是党内存在的各种不正之风，使党群之间的密切关系遭到严重破坏，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途径，就是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从群众实践中不断发现新问题，依靠群众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

群众工作制度化。共产党执政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党是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要使党的这个优势真正体现出来并不容易，如果没有一套相应的制度和机制作保证，就无法避免党和群众关系的日益疏远甚至断裂。因此，胡锦涛同志指出：“群众工作是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领域各方面的经常性工作，采取临时抱佛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态度是做不好的，必须建立健全制度、认真执行制度，提高规范化、制度化水平。”〔27〕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应“做到人对人、面对面、手拉手、心连心做群众工作，”〔28〕以开创群众工作常态化的新局面。一是坚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解决好不同群体的思想问题。这就要善于掌握不同群体思想问题背后存在的实际问题，既鼓励先进又照顾多数，既统一思想又尊重差异，既解决思想问题又解决实际问题。二是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这就要教育群众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激励群众通过自身的努力争取更大的利益与荣誉，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三是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者，和睦也；谐者，相合也。和谐，就是把“杂多导致统一”、把“不协调导致协调”。和谐的人际关系，就是人们处于顺和、协调、稳定的状态。这就要以互助融洽人际关系、以和解处理人际冲突、以沟通实现人际和谐。

〔参考文献〕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1096页。

〔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

〔4〕毛泽东：《必须重视人民群众来信》（1951年5月16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4页。

〔5〕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

〔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

〔7〕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9页。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81页。

〔9〕《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2页。

〔10〕〔1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2、230页。

〔11〕〔13〕《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217页。

〔1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

〔15〕《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9页。

〔16〕〔17〕《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6页。

〔18〕〔19〕《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5、275页。

〔20〕这是厦门市委党校在部分领导干部中进行“权力观”问卷调查的统计结果。

〔21〕顾兆农：《群众路线：要弄清“我是谁”》，原载《人民日报》（2011年4月21日）。

〔22〕〔27〕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2010年10月18日）。

〔23〕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2003年7月1日），《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72页。

〔24〕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007年10月15日），《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25〕胡锦涛：《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08年9月19日），《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76页。

〔26〕胡锦涛：《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3年7月28日），《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405页。

〔28〕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1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