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发装饰招聘:试论西欧中世纪基督教史学的历史地位

试论西欧中世纪基督教史学的历史地位

作者简介：陈超 福建教育学院政史系副教授

摘要

西欧中世纪是基督教处于万流归宗的历史时期，浸没在神学中的西欧史学取代了古典史学，史学成为宣扬上帝主宰人类命运的宣传工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世纪历史学的全面倒退，相反，基督教史学通过改造西方古典史学使之在许多方面的思想都具有创始性。它所开创的世界整体史观、历史进步史观以及历史时间观等史学新观念对近现代西方史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基督教史学在西方史学史中应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

在长达千年的西欧中世纪（公元5-14世纪），基督教的意识形态占据了支配地位，它深刻影响着当时西欧文化的各个层面，在神学史观的影响下，史学研究的对象也由现实的人间转向虚渺的彼岸世界，世俗历史成为上帝意志的体现和见证，而创造历史的人类却成为上帝的工具。因此，无论是和西方古典史学相比，还是和同时期的东方史学相比，基督教史学都显得落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世纪历史学的全面倒退，而是预示着西方史学观念又将发生一次新的变革。

事实也正是如此，基督教史学在基督教这一特殊的形式下改造和发展了古典史学，通过追寻历史的本质孕育产生了许多史学新思想，从而引起了史学观念的深刻变革，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那种认为中世纪的历史已变成了、神学的一个卑贱的女侍、即一种精神的反常的看法显然是对中世纪史学的一种全盘否定的评价。

本文拟就基督教史学所孕育产生的新观念及其对西方史学的积极贡献这个问题作些探讨，以求重新认识中世纪基督教史学在整个西方史学史中的历史地位。

一、基督教史学的兴起

基督教史学是在基督教徒同异教徒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众所周知，基督教源于犹太教，但自从与犹太教脱离以后，在圣彼得、圣保罗等使徒的领导下，发展成一个较为完善的教会组织。

罗马帝国后期，社会危机日益加重，基督教在帝国境内迅速传播。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颁布了著名的《米兰敕令》,确立了基督教在帝国的合法地位。公元392年，皇帝塞奥多修斯在位时，帝国政府又把基督教定为国教，并且同时禁止其他宗教在帝国的传布，企图以此作为他们巩固政权的主要思想武器。

然而，罗马帝国的崩溃已成必然之势，基督教的广泛传播非但没能挽救帝国的命运，反而使帝国日益积弱不振。于是便有一部分人把帝国的如此衰落归咎于基督教。他们指责基督教的历史短暂，说教荒谬，把人们引向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使得罗马人不再注重实务和实践，爱国心日渐低落，防务日益空虚，因而造成了、蛮族人、乘虚长驱直入，不断地冲击着罗马帝国边境的恶果。

在异教徒批评家们的这种指责声中，基督教会的教父和主教们奋起反驳，他们为了同异教徒进行争论，同时也为了增强广大教徒们的信仰和信心。于是就以《圣经－旧约全书》为基本依据，广泛地搜罗史料、编写历史，企图从历史上寻找依据，证明基督教历史的悠久性、基督教的合理性以及基督教理论的正确性与可靠性。

早期基督教史学因此而兴起。公元410年，西哥特人在阿拉里克的率领下攻掠了罗马城以后不久，圣－奥古斯丁（公元354－430年）写作并发表了历史名篇《上帝之城》，他在说明自己写作该书的动机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在罗马城遭受哥特人的首领阿拉里克统帅下的袭击和劫掠后，那些崇拜伪神的人们，即我们通常称之为异教徒的，企图把这场灾祸归因于基督教，并开始以异乎寻常的仇恨心理与恶毒语言来诬蔑真正的上帝，正是这一点，激起了我对教会的热情，并促使我来保卫上帝国，以驳斥它的攻击者的指责与歪曲。、

这条引文，非常形象而概括地说明了早期基督教史学兴起的历史原因。尽管早期基督教史学在时间上还不属于我们现在所说的中世纪，但是就其意义与价值而言，它毫无疑问地是中世纪西欧史学的先行者和定位者。从公元4世纪末开始直到14、15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端，基督教史学替代古代希腊罗马史学，取得了在欧洲史坛的支配性地位。

二、基督教史学的思想贡献

毋庸置疑，中世纪西欧的史学由基督教精神主导，史学家主要是教士和修道院的修士，史学研究不在世俗的书院，而在僧侣的庙堂。所叙述的对象不在现实的人间，而在虚渺的彼岸世界。一句话，基督教的神学史观全面统治着欧洲史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世纪史学的全面倒退和漆黑一片。实际上，基督教史家正是在这个特殊的时代，运用这一时代特定的语言--上帝的意志，对历史的、本质、进行着某种庄严的思考和阐述，从而形成了对后世史学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的历史学新观念。

一）普遍主义的世界整体史观

世界整体观念在世界真正相互联系成为一体前就已孕育，古希腊斯多葛学派的创始人芝诺(公元前350－260年)首创了世界主义整体观，他认为：人类是一个整体，没有文明与野蛮之别，都是世界公民。芝诺的世界整体观对当时的思想界乃至后世的文化学说，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西方古典时代，具有宽宏的、世界眼光、的史家也不乏其人，尤其在那些撰述、世界史、或、通史体例、的史学家中，这种、世界眼光、表现得最为突出。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公元前484－425年)在撰史时就把眼光投向希腊以外的世界。他把他的《历史》涉猎的时代范围扩展到各族人民记忆之所及，地理范围则达到希腊人所知道的世界范围，他的书主题虽然是希波战争，实际上写的却是他那个时代希腊人的、世界史、。

古罗马的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公元前201――120年)写作《通史》更具有世界主义的眼光。他所记载的不只是罗马人的历史，也是他那个时代的、世界史、，他认为以前所发生的事件都是、地方性的、，彼此之间没有关连，但从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这正是他《通史》一书的起点)开始，历史可以说已成为一个有机体，意大利和利比亚发生的一切与亚洲和希腊发生的一切密切相关，所有各种事件，最终只归于一个结局。（3）基于这种看法，他认为，历史学家再也不能用、个别的、眼光来看历史，而应该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了。显然，波里比阿的视野比起希罗多德的时代又要宽广得多了。由于波里比阿试图寻求世界历史的有机联系以及历史变动的整体性，因而他被学界视为撰述世界性历史的创始者。此后，在西方古典史学家中，继续尝试写世界史的还有波息多尼阿、狄奥多洛斯等人。

但是，古典史学家们在撰史的过程中，并没有意识到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问题，他们所记述的是他们所知道的那个、世界、’的当代史，是以希腊罗马为中心的地域史，还缺乏整体史观和世界史意识。也就是说，在他们的、世界史、中，世界只是作为其叙述主题的一个背景和以地理上的文明中心为中心的世界史格局，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

到了中世纪，对基督教来说，在上帝眼中，人类都是上帝的子民，既没有特殊选民、特权种族或阶级，也没有地域区别和文明差别，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民族都是平等的，因而整个人类统统都应进入历史考察的视野之中。这样，人类各种族是大一统的，整个人类历史便被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要追溯人类从何而来，即人类的起源问题，它要描述各个文明和各个政权的兴衰，即人类的发展状态，还要预测人类的未来。于是，人类就以宗教为纽带联系到了一起，从而超出了各民族和阶级的界限，整个人类历史便从分散走向整体。

正是从人类一体、四海归主的观念出发，圣奥古斯丁创立了基督教世界史体系。他在《上帝之城》中指出，世界的历史是光明的世界取代黑暗世界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人类是一个整体，整个人类朝着上帝规定的目标行进。由此，基督教史学打破了从前以世界为背景和以地域为中心的世界史格局，开始致力于构筑包罗了所有人、所有民族的在上帝的目的下规划的世界通史。

这种观念的变革，被英国当代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称为“经历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尽管基督教史学的世界整体观也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世界整体史观，因为那时人们的视野仅仅限于西欧、北非，至多包括印度，但基督教史学创造了一种普遍主义的历史，即一种世界通史，它逐渐摆脱了狭隘的地方主义或民族主义史观，在时间与空间范围上达到了最大限度。这种世界整体史观不仅扩大了历史观念本身的地域和民族界限，扩大了历史主体的界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对后世史家的思想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16世纪，法国史学家勒卢阿(1510－1577年)在其著作中指出，世界历史是一个整体，随着各民族交往的增加，全世界的人类正在形成一个世界共和国，世界各国人民都是这个共和国的居民。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年)在《论世界各国的风俗和精神》一书中，也把眼光扩及到整个世界，给欧洲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亚洲各国的历史以相当重要的地位，从而创立了“世界主义”观念，该书历来被认为是创立新型世界史的最初尝试。

到了20世纪，不论是德国史家斯宾格勒(1880－1936年)的《西方的没落，还是英国史家汤因比(1889－1975年)的《历史研究》，也都是从世界整体视角来考察西方和世界各地文明的。无疑，上述历史学家的观念都是受到了基督教史学世界整体史观的影响。

二、合目的论的历史进步史观

合目的论的历史进步史观是基督教史学的又一大思想贡献。在西方古典时代，人类的文明还十分短暂，历史学家与其说是认识历史，不如说是记述当时的现实，他们看到的只是变动，没有发展，更缺乏历史运动的合目的论。所以，当时古希腊罗马史家的历史观都是悲观的历史倒退循环论，

如古希腊的赫西俄德在《田功农时》中指出，人类社会经历了五个时代，即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黄铜时代、英雄时代和他自己正处的黑铁时代。历史就是依循这五个时代不断倒退循环而已。

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阿也提出了典型的历史倒退循环论，即人类的历史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寡头政体和民主政体循环的周而复始。古典时代的这种悲观的历史观，显然妨碍了人们对进步和美好未来的追求。

到了中世纪，基督教史学改变和取代了古典时代悲观的历史观。基督教史学认为，历史是一个统一的不断进步的过程，是神圣目的在历史中的逐步实现的过程。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世界后，人类最初生活在乐园里，后来犯了罪，人在现实中就要忍受痛苦，最终将接受末日的审判，历史第一次被理解为有固定的起点“上帝创世”到终点“末日审判”的朝既定目标前进的直线运动，(按照这种新看法，历史的过程并非人类的目的，而是上帝目的的实践。因为上帝的目的就是一种对人类的目的，是一种要在人生之中且通过人类意志的活动而体现的目的。在这一实践中，上帝这个角色仅限于预先确定目的且时时确定着人类所渴望的对象，虽然这直接导致了宿命论，即人的行为是上帝的目的的实践，人类无力控制自己的行为和行为的结果，也无力为自己选定发展的方向，然而这种宿命论并不等于悲观主义，信仰基督教意味着作好准备接受末日审判，教徒们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因为这是上帝之城降临人世的日子，这是一种神性的乐观主义，“由于这种对人类行为的新态度，历史学就大有收获”（4）“历史便成为走向某种目标的进步过程”（5），可见，基督教史学蕴含着目的论，是一种目的论史学，而目的优于起源便自然而然地将进步史观呈现在人们眼前。

这种历史进步史观还可以从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中看出，奥古斯丁认为，在天地间存在《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两个国度，《地上之城》即人类的历史是从亚当的儿子该隐开始，这个时期是黑暗与邪恶主导世界,而人类的历史将结束于《上帝之城》的降临人间，这是一个光明与善的时期，整个世界历史就是善与恶斗争的历史，是光明的世界取代黑暗世界的历史，这是上帝通过若干必要的历史阶段而最终救赎人类的一个必然的进步的过程，由于基督教史学承认历史的运行是合目的性的发展过程，因此，它首次打破了古典史学中的“循环”或“倒退”的史观，第一次将历史理解为“进步”（6），这种进步史观的诞生，不仅为人们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提供了动力源泉，而且对后世历史学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到了启蒙时代，作为近代史学奠基者的理性主义史家把这种目的论和进步观保存下来，并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中，使这种史学观念世俗化、科学化了。

三、历史时间观――基督纪年法

对于古希腊罗马人来说，时间是没有方向性的，而是在循环轮转流动着，而基督教徒涉及历史研究和历史著述的基本目的，是为了更加具体地显示基督教与天地同在的悠久的历史渊源，表现基督教在人类历史上的独特地位。因此，基督教史学一开始就格外重视历史过程中的“时间性”（既包括时间的“连续性”，也包括时间的“阶段性”），并创造出了旨在显示其独特性年代标计方法---基督纪年法。

基督纪年法是由基督教史学家和基督教神学家共同创立并确立起来的，也是基督教史学独特的“时间观念”的重要产物，而它赖以产生的直接依据则是基督教史学中由《圣经》的启示而形成的线性时间框架和历史分期思想。

基督教史学中第一位重要的编年史家阿非利加那（180－250年）首次比较明晰地运用线性时间框架来写历史，他认为在亚当和基督诞生之间相5500年，于是他的《编年史》记叙的历史就从亚当时期开始下至厄拉加巴拉斯皇帝在位的第四年，即公元221年。在这个时间框架中，阿非利加那依照年代顺序记载了近东、希腊、罗马的人、事、史与神话。线性时间框架形成的意义就在于它使历史学家从此能给每一个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一个较准确的时空位置，有助于读者培养清晰的时间概念，从而按照线性时间逻辑思考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这就从根本上摆脱了希腊古典史学中的循环时间观，使历史学向精确性迈出了一大步。

线性时间观在阿非利加那的继承者攸西比乌斯（263－339年）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攸西比乌斯以阿非利加那的《编年史》为主要史料来源，并模仿写成了《编年史》（也称《大事年表》）这是教会编年史中最大的一部，这本著作最大的历史功绩仍是在时间框架的构成方面，他继承和完善了阿非利加那的事业，他的记载始于亚伯拉罕出生之年，即基督诞生前2015年，止于公元324年，与阿非利加那不同的是，攸西比乌斯认为亚当与基督之间的时间间距为5198年,5198与5500之间的差距完全来自于《旧约全书》的不同文本，经过圣哲罗姆的翻译《大事年表》从希腊文译为拉丁文，从此这个时间框架成为拉丁世界编年史的基础，一直延续到历史学家比德提出新的时间框架。

奥古斯丁发展并最终确定了中世纪的历史时间观念，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认为上帝“在一切时间之前，是一切时间的永恒创造者”（7）时间作为世界万物的组成同时被上帝创造出来了，因此，在基督教史学中，人们有理由按照上帝的意图对人类历史在时间上的发展过程表现出格外的关注。为此，他认为历史发展的过程可以用划分时代的事件来进行分期，在他的《论三位一体》中，奥古斯丁根据《新约－罗马人书》中历史分期的启示，把人类历史分为前律法时期、律法时期和上帝的天国时期等三个阶段，而后又依照人的成长过程将历史分为婴儿期、少年期、青春期、壮年期、半老期和老年期六个生理阶段。这种定向式的历史分期法，反映了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阶段性的观念。反映了把过去解释为一系列连续不断的时代的新史学观念。之后，奥古斯丁又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以基督的诞生为标志，把人类历史分成两大时期。即基督降生前为，福音准备时期。之后为“福音传播和胜利时期”（8）奥古斯丁的这种历史时间观念和历史分期法为基督纪年法的形成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论依据和具体的实施原则。

公元6世纪的罗马基督教神学家狄奥尼修斯－埃克西古斯(500－560年)是创立和正式倡导使用基督纪元的第一人，他经过复杂的推算之后将罗马建国纪元753年确定为基督纪元元年。并在自己编订的公元532年至626年的复活节年表中统一使用了基督纪元，基督纪元由此正式诞生。到了公元8世纪，英国史学之父比德(672－735年)在继承和完善由攸西比乌斯-奥古斯丁和埃克西古斯创立的基督教历史年代体系和基督教世界史体系的基础上。开创了基督纪年法。即以基督降生之年作为基准。把那以前标为BC（基督之前），而把那以后标为基AD（我主纪年）。此后。这种纪年法被广泛采用。以致成了世界通用的纪年法。以BC和AD现在仍然是公元前和公元后的缩写，基督教史家创造的这种各国各地区历史统一的基督纪年法。大大方便了以后的世界史的编撰和研究。

三、简短的结语

综上所述，西欧中世纪基督教史学显然对西方史学的发展是有积极贡献的。因此。对于它在西方史学史中的历史地位，我们不能用近代历史学的标准去苛求它-评价它，更不能因为基督教史学所具有的宗教功能而全盘否定它。其实。人们对基督教史学的批评主要根源于一点，即上帝在史学实践与史学著作中占据了特殊的位置。

的确。从中世纪历史著述的内容来看，中世纪的历史学家们有着浓厚的宗教宣传的意图和宿命主义倾向。他们认为，历史本身是由上帝创造的。上帝已经为人类安排好了结局。历史学家的写作只是为了证明人类每一个行动都是符合上帝的安排。为此，汤普森在批评基督教史学时说：“一切属于教会史书的东西都被一种难以形容的光环相当严密地保护起来，无一或缺，这就是虔信或权威的那种虚妄的守护。”（9）虽然。汤普森的批评确实切中了基督教史学某些著作的要害，但他的这种批评对象只适用于对编年史-年代纪-圣徒传的总体评价。而不适用于像奥古斯丁――鄂图等历史学家的某些优秀之作。更不适用于拜占廷的优秀史家了。无疑，这种以有限的言辞来概括评价整个基督教史学的做法有失公允。事实上，基督教史家在运用这一时代特定的语言――宗教语言，对历史的本质，进行着某种庄严的思考和追问的同时。改造和发展了古典史学。从而创立了许多史学新观念。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如果没有基督教史家的努力和贡献，就不会有近现代史学的辉煌。因此。西欧中世纪基督教史学在西方史学史中应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

参考文献、

1、6、克罗齐，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北京《商务印书馆》

2、8、张广智， 西方史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3、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4、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上海译文出版社

5、AH卡文， 历史是什么。北京%商务印书馆

7、奥古斯丁，忏悔录。北京商务印书馆

9、汤普森，历史著作史1上卷第一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