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左右美国的大趋势

绿色革命长途漫漫

(作者美国《大西洋》月刊高级编辑梅甘·麦卡德尔)

【美国《大西洋》月刊7/8月一期文章】题:向你介绍正在影响美国的各种学术思想潮流,不论其好坏(还有其他各方面的思想、见解、假设与事端)

    诸如丰田普锐斯这样的混合动力汽车降低了单位油耗,但没有在车辆的大小和舒适度方面做出任何牺牲。与此同时,电动汽车则有望不使用任何汽油,却能把我们送到很远的地方去。每个行业的公司都在施展手腕,为它们的工厂搞到紧俏的绿色资质。风车不再仅仅出现在细腻的荷兰油画或是环保人士的幻想图中。它们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农庄上、山脊线上乃至大海上。美国总统奥巴马似乎每周都会发布一套新的能源方案,一直承诺会用更多的绿色岗位来弥补财源所遭受的暂时损失。单单听他这么讲,我觉得我们很快都会变绿了。

    然而,虽然这些绿色替代方案眼下貌似普遍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但它们的普及程度其实并没有我们想像得那么高。以电力为例,2010年美国十分之一用电量来自可再生能源,但其中绝大部分来自水电,而不是风电或太阳能——而且事实上自1997年以来,水电量已经减少了近三分之一。这一缺口超过了风电量的增量,这就意味着我们目前的可再生资源发电量低于1997年的水平。

    化石燃料价格的上涨或许给绿色技术,尤其是汽车领域的绿色技术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这是好消息。但坏消息是飞涨的化石燃料价格仍因为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上涨。我们或许并没有降低化石燃料消费量的增长速度,或许只是把这部分消费转移到了别的地方。除非我们想办法停止燃烧化石燃料,否则目前处于地表以下的所有碳元素最终都将在未来数百年后统统跑到空气中去。

    遗憾的是,虽然有越来越优秀的技术帮助我们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量,但我们还没有找到任何重大方法来彻底放弃它,或是基本不使用它。就连风力发电这样迅速成熟的技术也需要碳浓度较高的后备发电能力,以应对风力不足的时段。而且,尚没有人设计出一架混合动力的商用飞机。

    我们离真正实现绿色的目标还很遥远。

    网络成为安全“死穴”

    (作者美国《大西洋》月刊国内记者詹姆斯·法洛斯)

    人际交往在过去一代人中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云技术”变得越发重要了。所谓“云技术”指的是电子网络,正是它让我们目睹灾难与动乱,无论事件发生在何处；正是它帮助我们联系到好友,无论他们身在何方；正是它帮我们得到地图,或是看到地球上几乎任何地点的卫星照片；正是它帮助我们同时协调全球各地的商业、金融、科学与教育活动。当然,这些系统的不可或缺性本身就是一种风险。假如工厂、银行、医院、供电和供水系统都必须入网运行,那么从理论上讲,它们都很容易受到电子攻击。

    人们在去年夏天发现了阴险的“震网”病毒。有鉴于此,我们便知道(或者说我们“大概知道”——因为无论是以色列和美国政府还是其他任何一方,都不会站出来说是自己为了干扰伊朗的核武器计划开发了这种恶意软件),此类威胁不只停留在假设阶段。我们还知道,此类威胁可以为国家所用,成为最新的战争形式,而不仅仅被骗子团伙用来骗取你的信用卡号,或是诱骗你往尼日利亚汇款。这种潜在的外部威胁同内部威胁一样难以察觉,我们很难在对其进行控制的同时,不损害作为网络安身立命之本的快捷性、开放性与连通性。

    地缘大战略总会涉及该如何确定对手的死穴与弱点,如何通过集中式破坏实现扩散性损伤。这一概念在过去指的是港口、公路、轴承厂和机场；现在,死穴与弱点就成了流经USB连接线和以太网端口的那些东西。

    新兴国家中产崛起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总编辑吉莉恩·泰特)

    过去一年来,“受挤压的中间层”让我们唏嘘不已。这一点毋庸置疑。虽然美国经济现在或许在反弹,但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如果他们还幸运地拥有一份工作的话——却并没有增加。恰恰相反,自2002年以来,美国家庭的实际收入下降了,因为有许多中产阶级岗位要么被技术创新吃掉了, 要么输给了海外竞争。至于剩下的许多岗位,雇主可以只提供更少的薪酬。

    美国(和欧洲)的中产阶级在受苦,但这只是现实的一部分。在过去的十年间,所谓的“金砖国家”的人均收入猛增,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也以惊人的速度壮大。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就业岗位从西方转移到了新兴市场国家(你只要想想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中国工厂和印度呼叫中心就明白了)。随着收入提高,生活方式改善,其中大部分国家的教育水平同样有了提高,基础设施也得到了改善。

    对许多西方劳动者——以及政治家——而言,这种情况貌似叫人害怕。毕竟在印度、中国、巴西这样的地方多出数百万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就意味着欧美人将要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不过事实上,这片乌云同样镶了金边。

    迄今为止,政治家与经济学家们通常关注于新兴市场带来的“供给冲击”,即这些国家相比西方,能够供应更为廉价而优质的产品。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毕竟是通过生产活动繁荣起来的。然而,当今世界即将面临一次重大转变:恰恰由于新兴市场的中产阶级日渐壮大起来,他们便同样发展成为一支相当强大的消费力量。于是,新兴市场不再仅仅代表了“供给冲击”；它们同样创造出“需求冲击”。

    这就引出一个大问题:将由谁或通过什么来满足他们的需求呢?这些新出现的中产阶级家庭,比方说是在印度呼叫中心或中国工厂里上班的中产阶级家庭,会仅仅购买当地的产品吗?还是说美国公司可以有机会向他们提供服务呢?倘若果真如此,那么随着那些消费者开始旅游、读书、下载应用软件 ——接通全球化的生活方式,这个机会可以最终转化为美国新的就业岗位吗?有关“受挤压的中间层”的故事还没有讲完。

    贫富鸿沟加速扩大

    (作者英国汤森路透集团数字编辑克里斯蒂亚·弗里兰)

    我们的身边总有富人。在每一个社会里,总有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富有。但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富人和其他人之间的差距会有很大不同。

    今天的现实是,富人——尤其是超级巨富——把其他人远远抛在了身后。从2002年到2007年,美国65%的新增收入落入最富有的1%美国人手中。这一不平衡的分配结果意味着,在今天,有一半的国民收入属于10%最富裕的人口。在2007年,最有钱的1%的人口控制着全国 34.6%的财富,大大超过财产较少的90%人口所控制的比重。

    这与二战后数十年里的状况有很大不同,那个时代的巨大成就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收入的相对平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40年里,最富裕的10%人口仅把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拿回了家。

    今天这种巨富倍增的情况是一个全球性现象。这在美国尤为突出,但同样出现在其他发达经济体,如英国和加拿大。生机勃勃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同样出现收入不均加剧的情况,中国的形势同美国一样严峻。

    这些全球超级巨富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娱乐。他们一年四季在上海与纽约之间穿梭做生意；他们会造访瑞士达沃斯,去打通关系；他们还去法国圣巴茨岛度假。其中许多人属于地球上的游牧民族,攥着一把护照,拥有几套相距甚远的房子。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比他们与老家乡亲们之间的共同点还要多。而且,他们越发聚合成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

    出现国际富豪统治阶层的背景是,全球化与技术革命正在掏空绝大多数西方工业化国家的中产阶级。当今许多超级巨富都是从中产阶级起家,通过工作——而不是继承——得到了大部分财产。

    这一精英阶层是这个胜者通吃的世界里的胜者。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重大政治议题之一就是,这些人是否会认识到其他人都落在了后面,这些人是否会觉得想办法处理这种状况也是符合自身利益的。

    国家秘密无法保守

    (作者美国《华盛顿邮报》调研记者达娜·普里斯特)

    秘密消失的那一天还没有到来,但我们已经在过去一年里看到的太多事例表明,这一天或许正在迅速逼近。就像在之前几年里一样,记者们去年又挖出了一系列原本希望能避开公众视线的政府秘密计划(诸如阿富汗财务丑闻、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巴基斯坦的无人机作战、美国加强国家安全设施的举措)。

    当然,还有后来的维基揭秘网与曝光的海量情报。行踪诡秘的朱利安·阿桑奇策划的这个网站包罗了各种信息,有伊拉克战争的日志,有关塔那摩湾监狱囚犯的资料,还有美国驻突尼斯大使馆发出的不光彩的电文,证实突尼斯政府内部腐败丛生。想把阿桑奇及其同伙送进大牢这一反应证明我们的政府并没有真正理解此事所反映出的技术与社会革命。

    但这并不是说华盛顿没有在缓慢地朝着透明的方向努力。在突袭乌萨马·本·拉丹的老巢之后,奥巴马政府开始公布此次大胆行动的诸多细节。白宫的动机很容易理解:奥巴马总统想要表明他的冒险行动得到了回报——而且谁又能责怪他呢?

    华盛顿同样希望继续保守某些秘密。对美国的秘密突击行动表示不满的巴基斯坦情报官员撵走了中情局驻伊斯兰堡的负责人。巴方要求中情局提供其驻巴雇员与合同人员的完整名单以及更多信息。如果维基揭秘网或记者很快为巴基斯坦提供了答案,你也不要觉得意外。

    迫使美国政府放弃对秘密外交的眷恋也许就长期而言是个好事情,虽然在短期会引发痛苦。毕竟,以保密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就好像那些共守秘密的人之间的关系一样,本质上都很脆弱。

    金融巨头一切照旧

    (作者路透社金融博客撰稿人费利克斯·萨蒙)

    警告标识历历在目。在2008年全球金融体系分崩离析前的数十年里,曾经的诸多小型、零散的金融中介机构相互合并,成长为少数几家全球性大公司。新的金融巨头通常大到无法管理:面对上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和大量无人能理解的资产项目,这些大公司发展成大灾难只是时间问题。

    确切地说,此类机构因为过于庞大,所以不能让它们倒掉。雷曼兄弟公司只是其中最小的之一,其破产却迫使世界各国政府不得不采取原先无法想像的紧急措施,就为了防止全球经济陷入全面崩溃。救助成本达到万亿美元的级别。招致灾难的因素很简单:庞大的机构、紧密的联系与丰厚的利润。

    从本质上说,大型银行比中小型银行更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只需想像一下联邦政府如果要填补比方说“美国银行”的全部存款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就可以理解了。

    雷曼兄弟是证明紧密联系所具有的风险性的最佳案例:由于每一家大银行每天都与这家公司有大量业务往来,所以公司突然垮掉所带来的混乱局面完全无法控制,而且以极具破坏性和不可预料性的方式迅速传遍全球。

    而丰厚的利润显然是风险的绝佳代理人。如果有人告诉你,他能在一年时间里赚到大钱,而且不用承担巨大的风险,那么这个人就很可能是伯纳德·麦道夫。

    看看现在,我们不仅没能解决上述三个问题,而且使这些问题变得更严重了。大银行的规模大到前所未有,因为吞并了破产的竞争者。

    各方的联系同样更加紧密了。拜本·伯南克所赐,救助计划催生了汹涌的流动性:美联储的救助计划相当于用直升机朝着曼哈顿下城区空投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百元大钞。这笔钱花在了金融资产上——问题就在这里——而且金融资产因此开始互相联系在一起。由于金融关联性的增强,如果再次出现危机,局面就将无法控制:危机必将席卷所有方面,而且就在一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