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淋菌性尿道炎是性病:论宗教信仰自由

——学习李瑞环关于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的论述（中）
【作者：叶小文】

第三，“这是引导宗教在我国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所必需的”。
为什么要引导宗教发挥积极作用？既然宗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长期存在，既然信教者为数甚众且都是我们必须争取、必须依靠的基本群众，当然就要引导宗教发挥积极作用而不是释放消极作用。我们的各项政策都是为中心任务服务的，宗教政策同样要服从于服务于中心任务。列宁曾经指出，“在我们看来，被压迫阶级为创立人间的天堂而进行的这种真正革命斗争的一致，要比无产者关于天堂的意见的一致更为重要。”“我们永远要宣传科学的世界观……但是这决不是说，应当把宗教问题提到它不应有的首要地位”。无神论者和宗教信仰者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在思想信仰上的差异是次要的，决不要把群众间的宗教分野置于政治分野之上并由此造成劳动群众队伍的分裂。要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大力促进信教和不信教以及信仰不同宗教群众之间真诚的团结，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并肩战斗。李瑞环说，“由于经济地位的区别，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常常有所不同；由于具体利益的差异，人们的愿望和要求往往不尽一致。”而“我们同宗教信仰者的区别，只是对事物本原的认识和追求目标的方式上的区别，而目标本身常常是相同或近似的。”这一目标，在现阶段的现实性上，就表现为政治上经济利益的一致。“在中国，保持国家的统一，维护领土的完整，实现人民的团结，都离不开各民族的共同努力……56个兄弟民族情同手足，休戚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有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才能调动广大信教群众的积极性，才能使更多的人团结起来，才能实现整体的繁荣和进步。
能不能引导宗教在我国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李瑞环作了具体分析：“中国有五大宗教，各宗教倡导的伦理道德都有热爱祖国、服务社会、弃恶扬善、造福人群的内容，如佛教的‘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基督教的‘荣神益人’，道教的‘慈爱和同，济世度人’，伊斯兰教的‘两世吉庆’等等。这些内容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人类对美好世界的向往和对真善美的追求，长期以来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这些内容有许多与我们共产党人所提倡的精神文明是一致的。”“只有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才能对宗教中积极、向上的内容加以挖掘、整理，使这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当然，我们也支持宗教随着现代社会的进步开展必要的神学建设，以更好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第四，“这也是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相一致的”。
关于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历史必然性，李瑞环从历史与文化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从历史上看，“中国在其漫长的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世俗国家，政权高于神权，没有出现过政教合一的全国性政权，也没有发生过欧洲历史上那种宗教战争。”这种政治特点与欧洲历史形成鲜明对比。
从文化上看，“中国又是一个讲求‘和合’文化的国家，主张‘以和为贵’，对各种文化兼容并包，包括对待宗教。中国现有的五大宗教，除了道教是中国本土产生的，其余都是外来的。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有过偏信某一种宗教的情况，如有的偏重佛教，有的偏重黄老之学，但总体上讲对各种宗教都是宽容的。”“和”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特征向量，古代先哲的生命信仰和思维基础。“和”的思想反映了事物的普遍规律，因而能够与时俱进、与时俱丰。中国的儒、释、道思想中都含有“和”。“和”的精神，是一种承认，一种尊重，一种感恩，一种圆融。“和”的基础，是和而不同，互相包容，求同存异，共生共长。“和”的途径，是以对话求理解，和睦相处；以共识求团结，和衷共济；以包容求和谐，和谐发展。“和”的哲学，是“会通”，既有包容、更有择优，既有融合、更有贯通，既有继承、更有创新，是一以贯之、食而化之、从善如流、美而趋之。“和”的佳境，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和美。正如李瑞环引述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话所说，“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这种品质“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和”的思想使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平和理性、摒弃极端和狂热、贬斥唯我独尊的自大。共产党作为不信神的执政党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正是中国这种传统的文化自觉，这种文化精神已经以传统文化积淀的形式自然内在于现实。
综合历史和文化的因素，李瑞环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有相当部分与宗教文化有联系，特别是佛教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作出过相当大的贡献。与此同时，各种外来宗教也不断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不同程度地‘中国化’，我们所实行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符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既符合信教群众的要求，也为占人口大多数的不信教群众所接受。”这样从文化角度谈宗教，是十分深刻的。赵朴初生前津津乐道一段轶事：延安时代的毛泽东一日路过寺庙欲入，同行者说，那是迷信，有何看头？毛泽东说，不对，那是文化！讲“宗教也是文化”，这是一种既浅显又深刻、既有悠久传统又有现实意义的理念。对执政者来说，讲宗教也是文化，意味着处理宗教问题不能简单化，不能把宗教当做一种异己的意识形态，而是承认宗教里面包含积极的、有意义的东西，可以加以挖掘和整理，使其在现实中发挥积极作用。对宗教学者来说，讲宗教也是文化，意味着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视野的开阔、学术的繁荣。对宗教信仰者来说，讲宗教也是文化，意味着应更多注重于提高宗教自身的文化内涵和信仰者的文化素质。对社会来说，讲宗教也是文化，则意味着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尊重，也是对文化的尊重。
揭示了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中国，就必然是真诚的。其“真”，是文化传统的自然而然的浸染；其“诚”，是文化自觉的众望所归的传承。
基于以上四条，李瑞环的结论就令人信服了：“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一项长期政策，而决不是什么虚伪之辞、权宜之计”。
以上四条中第一、二条最重要——“这是我们的基本观点所决定的”，“这是我们的根本宗旨所要求的”。再简明不过、也再透彻不过了，因为刨到根、触到底了。正如李瑞环同志经常说的一句充满智慧的大实话：对反复出现、长期存在的东西，应把握其规律；对大量出现、普遍存在的东西，应掌握好政策。共产党为什么要真诚地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因为它是基于对宗教存在的长期性、宗教问题的群众性的深刻认识，遵循和把握客观规律基础上，所得出的基本政策。
无神论与宗教信仰自由
宣传无神论与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是否矛盾呢？李瑞环明确指出：“有些同志毫不隐晦地讲，共产党的无神论世界观和有神论世界观是对立的，因此信教和不信教就是对立的。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信教和不信教不是对立的，只能说是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不同，不能归结为人与人的对立。”共产党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自己的世界观，其中当然包括科学的无神论，这是不可动摇的基石，但这绝不意味着它是僵死的教条。李瑞环说，“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可以解决思维方式问题，帮助你从认识论、方法论的根本上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共产党人当然不信仰宗教，但正是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要尊重宗教的客观发展规律，正视宗教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基础、自然基础、认识与社会心理基础，承认现实社会中的一部分群众还有寻求宗教慰籍的需要。不信仰宗教者真诚地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要求。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对待宗教的策略是十分严谨的，是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周密考虑的；在迂腐或无知的人看来是动摇的表现，其实都是从辩证唯物主义中得出的直接的必然的结论”。
无神论与宗教信仰自由之间不应该势不两立，对这个理论上不容易说清、实践上比较难处理的复杂问题，李瑞环用朴素生动的比方，作了令人折服的说明：“公民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你不信、我信，或者我不信、你信，这是个人的私事。不能说因为你信神我不信神，或我信神你不信神，就对立起来。我妈妈信佛教，她要烧香，要吃素。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很敬爱我的母亲，我们之间并没有因为信仰不同而闹矛盾。”
宗教之所以能吸引不少人，是因为这些人相信宗教能帮助自己摆脱此岸的苦难，走向彼岸的幸福。尽管这个幸福的目标是虚幻的，但为追求虚幻的目标而实现精神的满足是比较容易的；为追求实在的目标而注入精神的动力却颇为困难。虚幻的目标就因为它虚幻反而不易幻灭；实在的目标却因种种原因难以兑现而常常令人失望。宗教在做着容易的事情（追求虚幻的目标），却经过了顽强、持续的努力，把容易的事情当作困难的事情去做；我们在做着困难的事情（实现现实的目标），却或因重视不够（一手软、一手硬），或因认识不清（急于求成、短视片面），或因功夫不深（时断时续、此涨彼消），实际上把困难的事当作容易的事去做。马克思指出，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当人还没有开始围绕自身旋转以前，它总是围绕着人旋转”。而使“人围绕自身旋转”是一个艰难的历程。对这个深奥的道理，李瑞环用群众的话说清楚了：“我们要祖祖辈辈地过日子，不能搞得那么紧张，东一个口号、西一个名词。要规规矩矩的，有条不紊的，路是路、水是水，花是花、草是草，上班是上班、休息是休息。这才是生活，才是社会。”应该把事物放在它应该放的地方，使纷繁复杂的事物进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境界，使人和社会在历史规律的演进中走向完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与无神论宣传并行不悖，它们都可以自身积极的因素推动社会的进展。
共产党是无神论者，无神论者并不是“无精神论”者。无神论只是不以虚幻的鬼神来增强、来表明自己的敬感与畏感，并非对自然、对人民、对客观规律均满不在乎、无所畏惧。李瑞环指出：“群众最可敬，他们有无穷无尽的力量”，“我们的目标在哪里？动力在哪里？智慧的源泉，是非的标准，克服困难、坚持原则的勇气在哪里？统统在这里，在为人民靠人民之中。”今天有些共产党员丧失共产主义信念，“不信人民信鬼神”，这里的问题，首先出在政治信念本身，而不是出在“鬼神”。对他们首先要进行政治教育而不是无神论教育。更没有必要推而广之到全社会去进行“唯物论还是唯心论”的辩论，把“无神论”变成“无信仰论”来推而广之，否则带来的危害会比“信鬼神”更大。
人应该不怕鬼神，但不能没有敬畏之心。人可以没有宗教信仰，但不能没有精神追求。在历史唯物主义者看来，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迫使人们去敬畏、信仰它。这种敬畏，说到底是盲目、不可取的。但历史唯物主义者并不反对人要有敬畏之心、有慎惕之虑、有精神追求。常有敬畏之感，才能常怀律己之心；常有忌惮之虑，才能常思贪欲之害；常有人民之念，才能常修为政之德。
处于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问题，特别要注意自觉克服“与生俱来”、容易产生的短视症和狭隘性，以及由此必然导致的对待宗教问题的简单化和片面性。这就特别需要深刻认识和牢牢把握宗教存在的长期性和宗教问题的群众性。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世界观上与一切有神论对立，因此在领导群众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就要特别注意防止把宗教问题看作可以较为快速地解决的非主流意识形态问题，从而导致认识的短视症，忽视宗教问题的长期性；注意防止把信仰上的差异扩大为政治上的对立，从而导致政策的狭隘性，忽略宗教问题的群众性。这两个问题看似简单，却关系到根基和关键。改革开放以来的宗教工作，正是深刻、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了它，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在这个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认识和把握宗教的根基和关键的问题上，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才推动宗教工作在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上取得了重大进展。
文章来源： 《学习时报》第５５４期　 本网发布时间：10-09-21 14:46:5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