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安哥拉美女大胸图:赵孟頫的母亲

赵孟頫的母亲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水精宫道人等，南宋理宗宝祜二年(1254)生于风光如画的浙江吴兴(今属湖州)，系宋太祖赵匡胤的十一世孙。元时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封魏国公，谥文敏。故而人们每以其籍贯、官职、谥号等称之为赵吴兴、王孙、鸥波、荣禄、集贤、翰林、承旨、魏公、文敏等。
　　他的一生历宋元之变，仕隐两兼，大致可分为以下六个阶段：　　
一、青少年时期(一岁至三十三岁)。赵孟頫青少年时期是在坎坷忧患中度过。他虽为贵胄，但生不逢时，南宋王朝其时已如大厦将倾，朝不保夕。他的父亲赵与告官至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善诗文，富收藏，给赵孟頫以很好的文化熏陶。但赵孟頫十一岁时父亲便去世了，家境每况愈下，度日维艰。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七，又系偏房丘氏所出，在封建大家庭中地位较低。虽然刚成年时赵孟頫以父荫补任真州(今属江苏镇江)司户参军，可是连这顶微不足道的乌纱帽也没戴多久，便随着南宋的灭亡而丢失。二十三岁正值壮志凌云之际，他却闲居里中，无所事事。
　　在其母亲的激励下，赵孟頫向当地名儒敖继学习经史，向钱选学习画法，经过十年的发奋努力，学问大进，成为“吴兴八俊”之一，声闻遐迩，达于朝廷。
　　 其时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 当尖锐，尤其江南为南宋故地，知识分子反元情绪异常炽烈。元世祖忽必烈接受御史程文海的建议，让他到江南搜访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委以官职，借此笼络江南汉族知识分子，缓和矛盾，稳定民心。赵孟頫这个有学问的宋室后裔自然成为元廷笼络的重点对象。他盛情难却，而且此时他已闲居里中多年，为生活所困，亦有施展抱负之愿。于是在半推半就中告别妻小，登上北去的旅途。
二、出仕元朝和总管济南府时期(三十三岁至四十一岁)。初至京城，赵孟頫立即受到元世祖的接见，元世祖赞赏其才貌，惊呼为“神仙中人”，给予种种礼遇。然而赵孟頫高兴得未免太早，他的得宠引起许多蒙古族大臣的妒忌；而且元世祖对其特殊礼遇，只不过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已，并非真心实意。赵孟頫被任命为从五品官阶的兵部郎中，两年后任从四品的集贤直学士，仅为文学侍从一类的闲职。随着元世祖的年迈，皇室政局莫测变幻，为了躲避是非，免遭奇祸，赵孟頫力求出任外官，终于在至元二十九年 (1292)出任济南路总管府事；在济南路总管任上，赵孟頫尽力想做个好官，他平冤狱，办学校，以德感人。但仍受到蒙古官员的中伤，左右为难，进退维谷。元贞元年(1295)，因世祖去世，成宗需修《世祖实录》，赵孟頫乃被召回京城。可是元廷内部矛盾重重，他能否进入史馆亦成是非之争。为此，有自知之明的赵孟顺便借病乞归，夏秋之交终于得准返回阔别多年的故乡吴兴。
三、休病江南时期(四十二岁至四十六岁)。赵孟頫在江南闲居四年，无官一身轻，闲情逸致寄于山水、诗文、书画，颇感自在。他时常到山清水秀、人文荟萃的杭州活动，与鲜于枢、仇远、戴表元、邓文原等四方才土聚于西子湖畔，谈艺论道，挥毫遣兴。有时则隐居于管夫人家乡德清，在东衡山麓的“阳林堂”静心欣赏文物书画，阅读前人佳篇，朝起听鸟鸣，日落观暮霭，过着与世无争的宁静生活。这四年赵孟頫在暂时摆脱宦海风波后，艺术修养、书画技艺却与日俱增。他以唐人、北宋古画为楷模，为友人写山水、绘人物、作花鸟、画鞍马，抒发胸中纵横逸气，妙趣蔼然；他为佛寺道观书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行楷多王羲之笔意，如花舞风中，云生眼底，潇洒遒劲；他还考订编辑了《书今古文集注》，并将自己历年诗文辑成《松雪斋诗文集》。戴表元评之曰：“古赋凌厉顿迅，在楚、汉之间；古诗沉涵鲍、谢；自余诸作，犹傲睨高适、李翱云。”虽然朝廷曾任命他为太原路汾州知州，但赵孟頫对此离乡背井的官职毫无兴趣，托人说情后，没有去上任。只是应召一度赴京书写《藏经》，完成任务后又力辞翰苑之任，悄然南返。
四、任江浙儒学提举时期(四十六岁至五十六岁)。大德三年 (1299)，赵孟頫被任命为集贤直学土行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官位虽无升迁，但此职不需离开江南，“统诸路府、州、县学校、祭祀、教养钱粮之事及考校呈进著述文字”(见《元史·百官》)，与文化界联系密切，相对儒雅而闲适，比较适合赵孟頫的旨趣，他一直干了十一年。在江浙当文化官员，无疑对赵孟頫书画诗文技艺的发展增添了许多更为优越的条件。他利用公务之暇，广交文人学士、书画家和文物收藏家，遍游江浙佳山秀水，心摹手追，创作进入旺盛时期。他在江南文化人中的声望也随着“儒学提举”之职而更为隆盛，许多人依附其门下，求教问艺，赵孟頫俨然成为江南文人首领。尽管元廷没有重用他，多年不见升迁，但赵孟頫乐此不疲，为三教人土作画书碑，兴儒学，跋古画，访文物，诗酒雅集，兴味盎然。四方文士来浙者，亦以能登门造访、结识赵孟頫为荣。
五、再次赴京时期(五十七岁至六十五岁)。至大三年(1310)，赵孟頫的命运发生了变化。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对他发生了兴趣。这年冬天赵氏夫妇来到北京，赵孟损拜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朝夕与商琦、王振鹏、元明善等才艺之土相处，侍从于皇太子左右，谈论儒学文艺，颇为相得。次年五月，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是为仁宗。他登基后不久，立即将赵孟頫升为从二品的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管夫人亦被封为吴兴郡夫人。皇庆元年(1312)，仁宗又借改元之庆，封赠赵孟頫父、祖，并“恩准”赵孟頫返乡为先人立碑修墓。同时，夫人管道异也回家建造了“管公孝思楼道院”。延祜三年(1316)，元仁宗又将赵孟损晋升为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官居从一品，“推恩三代”；管夫人也被加封为“魏国夫人”。至此，赵氏政治地位达到了一生中的顶峰。元仁宗把他譬作唐朝的李白、宋朝的苏轼，称他“操履纯正，博学多闻，书画绝伦，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见《元史》)，并屡赐钱钞及贵重裘皮等物，以示恩宠。有些蒙古族官员不理解仁宗有意宣扬赵孟頫来缓和民族矛盾的用心，结果往往遭到仁宗的训斥。由于仁宗的青睐和赵氏艺术的出类拔萃，赵孟頫晚年名声显赫，时时在皇帝左右活动。其妻也经常出入内廷，成为皇后的座上客。赵氏的门生，如虞集、杨载、唐棣、朱德润等，在其荐举下也纷纷进京做官，而许多政治地位较高的北方书画家，包括色目人、蒙古人书画家如高克恭、康里子山、李仲宾等，多与他有交往，一些较年轻的画家，如黄公望、商琦、柯九思等，也拜在他门下。外国使臣、僧人，则以能求得赵氏墨宝为荣。赵孟頫虽官居一品，但仍须经常奉敕亲自撰写大量的制、表、经卷、墓志、碑文、颂词等，还要忙于日常书画应酬，忙忙碌碌，几无闲暇。他对自己的双重处境颇有感慨，扪心自问，不禁悲从中来，曾写下《自警》诗曰：“齿豁童头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唯馀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赵孟頫认为，自己因出身亡宋宗室，政治上受元廷摆布，成为“花瓶”，做了一些没有选择余地的违心事，或许也不为同代人所理解，心情矛盾而惭愧；但是在艺术上，他通过自己辛勤努力，诗文书画作品却可流传后代，颇堪自慰。管道升也认为丈夫这种忙忙碌碌、受人使役的处境没有意思，曾填《渔父词》数首，劝其归去。其一日：“人生贵极是王侯，浮名浮利不自由。争得似，一扁舟，吟风弄月归去休!”延佑五年(1318)，管夫人脚气病复发，经赵孟頫多次请求，次年四月，方得准送夫人南归。五月中旬，途经山东临清，管夫人病逝舟中。赵孟頫悲痛万分，相濡以沫的管夫人撒手西去，给了赵孟頫很大的打击，他对官场的虚名，也因此彻底看破。
六、晚年居家时期(六十六岁至六十九岁)。由于丧偶，长途跋涉，操理丧事，赵孟頫晚年的健康状况急剧下降。延佑七年，仁宗特遣使臣赐衣缎，并召赵孟頫返京，但此时赵孟頫因病不能长途跋涉了。次年英宗即位，再次遣使召赵书写《孝经》，赵以年迈体弱要求致仕，终于得到朝廷的应允。此时赵孟頫耳鸣眼花，颓然老矣。但他倾心于佛、道之旨，以书写经文为乐，并写下许多书画作品和题跋。他认为“人谁无死，如空华然”，因而在平淡中度过光阴。英宗至治二年 (1322)六月，他逝于吴兴。临死还观书作字，谈笑如常。享年六十九岁。一代书画大家经历了矛盾复杂而荣华尴尬的一生，终于安息了。赵孟頫死后，其子赵雍等将他与管夫人合葬于德清县千秋乡东衡山“阳林堂”别业东南侧。至顺三年(1332)，元政府又追赠他为荣禄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追封魏国公，谥文敏。后至元五年(1339)，赵雍将其诗文《松雪斋集》辑集付梓。

赵璧的母亲

赵璧（1220—1276），字宝臣，金大同府（治云中，即元大同）怀仁人。璧祖上历世不显，母李氏尝自誓：“我若有子，必令读书。”璧兄年长后学佛。璧稍知事，李氏即使之从名师九山李微、金城兰光庭研习儒术，“朝诵暮课”，学业长进很快。1242年，二十三岁的赵璧被藩王忽必烈召至驻牧之处。当时渡漠北去的儒人不多，赵璧以接对精敏受到忽必烈厚遇，命王妃亲制衣服以赐，见面时但呼“秀才”而不名之。他曾奉忽必烈教令驿驰中原，征聘流落在各地的旧金名士至藩邸辅政；姚枢、王鹗等人就是由他罗致的。他还在漠北为蒙古生十人讲授儒书。这个时期，他的蒙古语逐渐精熟，曾奉命为忽必烈译讲《大学衍义》。忽必烈后来一直对他身为汉人而“能为国语深细若此”赞叹不已。金末丧乱，云代地接朔方，赵璧居于此间，或即有感于时势，渐习北语，稍后遂能因蒙古统治者与汉文化相沟通的需要而跻身新贵的行列。他的际遇，并不完全是出于偶然。
　　1251年，忽必烈兄长蒙哥即大汗位，召赵璧问治。璧请“先诛近侍之尤不善者”。蒙哥闻之不悦。事后忽必烈对他说：“秀才，汝浑身是胆邪！吾亦为汝握两手汗也”（《元史·赵璧传》）。是年，他受命“总六部于燕”，即担任负责主管汉地财赋行政的燕京大断事官行署（燕京行尚书省）的必阇赤。“总六部于燕”即行尚书六部于燕，这是当时用来翻译燕京大札鲁忽赤助手大必阇赤的汉语官号。与他同时担任此职的，还有回回人赛典赤、匿昝马丁等人。
　　1252年，忽必烈以燕京大札鲁忽赤昧于政事，汉地不治，乃因朝觐请分河南一地而试治之，蒙哥许之。忽必烈遂命璧与“朝贵莽噶拉”、汉人世侯史天泽为使，经略河南。时河南甫罹兵乱，民不聊生。有刘万户者，贪淫暴虐。郡中婚嫁，必先赂之，得所请而后敢行：百姓多呼之为翁。璧至，即按问恃势为虐的刘万户党羽董主簿，立斩之。刘万户受惊吓，卧病而卒。它若屏盗贼、造楮币、均赋税、立屯田。不二三年，河南“以最治称”。
　　1257年，蒙哥因忽必烈得汉地民心而忌之，遣阿兰答儿钩考河南、陕西等忽必烈铃辖地区诸官府金谷。钩考官在河南百计罗织，汴府官属无所逃祸。时莽噶拉以国族得免；史天泽是先朝勋旧，也难以加罪。三名“河南经略使”中，赵璧的处境最为险恶，人为之惧。但他仍然镇定自若。每诣钩考官辩析文案，都据理力争。钩考官怒，则“端立拱竢；怒已，复辨如初”。钩考结果，谓璧勒扣“赏物”。忽必烈不得不出面相保，代他归还所谓被克扣的财物；又把他调离河南，去做忽必烈汤沫邑怀孟路（治今河南沁阳）的总管。
　　1258年，忽必烈统东路蒙古、汉军攻宋。璧受任为江淮荆湖经略使从行。翌年，兵围鄂州（今湖北武汉），宋贾似道请遣近侍相议。璧请行，遂在三千兵卒护送下至鄂州城，登城与宋将议。贾似道托足疾不肯出见，乃约再议而还。至秋，蒙哥在四川前线受伤病死。忽必烈为争夺汗位，与贾似道在鄂州城下议和之后班师，赵璧随之北归。
　　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于开平。他亟须依靠汉地的财赋人力北讨与他争位的幼弟阿里不哥。但当时中原地区因“新供蜀兵，府藏空竭”。因此，在即位当天，他就任命了三名总管汉地财赋行政的负责官员，赵璧与祃祃、董文炳同在选中。他们的汉语官号，《元史·世祖本纪》等，称为“燕京路宣慰使”。惟据同时代的实录文献，其职务实际上是“行六部于燕”，也就是燕京大必阇赤。赵璧在蒙哥初年已经担任过此职，历以现在大约是很得心应手的。碑传说他“经画馈运，相继不绝”；“手校簿书，得豪贵侵盗逋负钱数万计，乘舆北征，民不扰而军用足”。正因为他在供给北边用兵方面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中统元年（1260）七月建立“燕京行中书省”作为统领汉地政务的中枢分支机构时，赵璧拜授平章政事。次年，燕京行省官员奉诏赴上都议事。元廷在燕京行省基础上正式确定中书省编制，又任命了一批新省官；继而又将新旧省官重行分划为“留中”和“行省事于燕”两部份。
　　赵璧当仍分省于燕，担任平章政事。《元史·宰相年表》“平章政事”条载赵璧于中统元年任该职，此实为燕京行中书省平章；同条中统二年、三年，至元元年之下，则漏载赵璧其人。
　　中统三年，益都汉人世侯李璮叛。忽必烈调军往讨，命璧行山东等路中书省事。他的职责，主要仍是为合必赤宗王及史天泽指挥下的讨李军组织供需饷馈。故而战争结束后，璧即回到中省，李璮遗留下来的“益都路行省”建制则由撒吉思接管。李璮之乱牵连到他的姑丈、中书平章政事王文统。王文统与李璮结谋案发，引起忽必烈对朝中一批汉人“秀才”的猜疑。主持陕西行省政务的廉希宪、商挺等人，也在这时受人诬告被召回朝廷。赵璧却在这当口向忽必烈进言，谓王文统原系廉希宪、张易所推荐，遂至大用。忽必烈闻奏，夜不能寐，以至夜半遣中使召见廉希宪。据记载廉希宪事迹的碑传资料，赵璧此举，乃妒希宪勋名使然。中间是否另有其他缘由，今难确考。
　　李璮之乱平定后，元廷乘汉人世侯心怀余悸的时机，削夺他们的兵权，实行兵、民分治，省并郡县，行迁转法。至元二年（1265）闰五月，赵璧行省于南京（即开封）、河南府（治洛阳）、大名、顺德（治今河北邢台）、卫辉（治今河南汲县）、彰德（治今河南安阳）、怀孟等地，实施地方官制的改革，历时二阅月，而后回京报命。
　　至元二年八月，忽必烈把阿合马专领的理财机构中书左右部并入中书省，超拜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由此引起中枢机构里人事的大变动。当时元廷免去了所有宰执，重新予以任命。中书省里的汉人乃至汉化很深的色目人如廉希宪，多被排除出来。赵璧从这时去职，直到至元四年正月，才有新的委任，即担任枢密副使。按当时建制，枢密院由太子真金兼使职，置副使两员，实际掌握院事。赵璧以一个汉人出任如此重要的职务，似乎是十分荣耀的事。然而他素无治军经验，这时突然担任军职，总令人觉得颇为蹊跷。他毕竟还是忽必烈最见亲信的少数几名旧人之一。因此虽然由于阿合马势力的上升而被挤出中书省，忽必烈还是为他安排了这么一个足以显耀其身份地位的新职务。据其神道碑称，命下之时，“舆情为公郁”。说明时人也都十分清醒地看到，这其实不过是赵璧在政治上失势的信号。
　　无论如何，在此以后，赵壁居然也真带起兵来。至元六年，朱荆湖统帅吕文德遣人到元廷约降。忽必烈乃诏璧驰驿襄樊前线，与都元帅阿术议可否；俄而命壁同行汉军都元帅府事。当时元军正在围困襄樊。宋将夏贵率兵五万、馈粮三千艘，自汉水溯流来援。时值汉水暴涨，阿术又卧病新野。赵壁恐夏贵乘夜潜，袭破围城的元军，于是在元军结集区的南线据险设伏。璧往返督察，衣不解带七昼夜：并深入元军前沿踏勘敌情。夏贵果然择夜奔袭而来。赵璧得报，领单骑连夜山行，赶回伏区从事临战动员。不久宋军抵达元军伏击处，受到掩击，又慑于元军大事张扬的声势，不敢继续前进。至明，阿术扶病勒大军至，宋军溃退。璧率水军追贵舟师，大败之。
　七年，因高丽权臣擅废国王另立，忽必烈从襄樊召回赵璧，改授中书左丞，同国王头辇哥（木华黎后人，驻牧辽西）行东京等路中书省事，聚兵高丽。时高丽原国王已在元军支持下复位并赴阙面质。璧与头辇哥议，密奏元廷，建议遣兵将高丽王送归，使复国于古京，以安兵息民为上策。忽必烈从之。八年，赵璧还国，升中书右丞。十年，复拜中书省平章政事。自四年以后，他先被调出中朝，而后又以低于中统、至元之初曾任文职的官位回到中书省，直到这时才恢复原先的地位。
不过他重回中书省之时，仍是以理财当国的权臣阿合马势力鼎盛之日。所以神道碑说他因为“同列非其人，忧深虑重，食少事烦”。看来他虽然也想勉为其难地扭转当日时局，但终究还是难以一施抱负。十三年七月，赵璧死于平章政事任上。赵璧的学风，颇近辽金时北方习尚，擅于词赋章表。忽必烈曾命数人作讨宋檄文，皆不能称旨；乃召璧为之，文成，忽必烈有“惟秀才曲尽我意”之许。他在蒙古人眼里是一个“秀才”，但其实却“刻意吏学，以经济为己任”，不像一般儒生那样唯务空谈，再加上又较早地学会了蒙古语，所以居然从一介平民变成“乘风云，依日月，佐命之人”。至元中期，儒臣大都失势，他仍能居中书右丞、平章政事的要职多年。这与他个人的才性也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