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持有毒品罪量刑:尼克松“改变世界的七天”是如何实现的

　　继基辛格1971年秘密访华之后，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中美两国交往的大门终于被打开了。尼克松此举震惊了世界，被西方媒体称为“改变世界的七天”。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基辛格伴随尼克松走的这条虽非战战兢兢但极神神秘秘的访华之旅，原本不是完全必要的。当时的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和共和党领袖休·斯科特，在尼克松执政初期都一致想通过亲身访华，开启中美关系的大门。但他们的访华都受到了尼克松的阻挠……
　　
　　一
　　
　　曼斯菲尔德是一位历史学教授、民主党内的首席亚洲事务专家，在1961年至1977年出任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也是美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多数党领袖。在约翰逊政府时期，他强烈反对美国卷入越战，曾多次努力试图访问北京，强调中国能够帮助美国结束越南战争。
　　尼克松就职总统后不久，从1969年3月起，中苏边境就开始陆续爆发武装冲突。5月至6月间，两国又在黑龙江、新疆等边界地区爆发一系列严重冲突。苏联向边境地区大量调兵设防，中苏关系已成剑拔弩张之势。随后，苏联又开始在外交上对中苏冲突大做文章，勃列日涅夫鼓吹建立旨在包围和孤立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这一系列事态引起了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格外关注。正当尼克松和基辛格认定，苏联对中国的进攻对美国而言是施展中美苏三角均势战略的良机，并酝酿做出第一个对华单方面主动措施——放松对华贸易管制时，曼斯菲尔德也开始借机重新开始他的访华努力。他6月17日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要求访华会见周总理或其助手。信中说中美“二十年长期交恶”不应继续下去了。
　　苏联加紧反制中国打破国际孤立状态的努力，愈加引起基辛格和尼克松“要加倍努力同北京建立联系”的兴趣和决心。曼斯菲尔德访问中国的努力正同尼克松和基辛格要与中国建立联系的意图相吻合。6月26日，尼克松告诉基辛格，应该鼓励曼斯菲尔德实现签证访华的计划。基辛格把尼克松的指示推进了一步，敦促当时负责国会与白宫关系的布赖斯·哈洛鼓励曼斯菲尔德把他的主动行动公开化。
　　然而，这一访问却花费了近三年的时间才最终成行。相关著述或回忆录只呈现了一方的“历史叙述”，且很少有对其决策原因的探究。“曼斯菲尔德访华”被一再推迟，既有中美双方对本国战略利益的考虑，又有尼克松、基辛格对个人政治利益的计算。
　　
　　二
　　
　　1969年7月26日，周恩来收到西哈努克转递的曼斯菲尔德要求来华会见周恩来，就中美关系问题进行接触的来信。然而，中国方面鉴于7月事态的发展，决定暂时搁置曼斯菲尔德的访华请求。虽然至今还没有足够材料披露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战略思考，但是从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和徐向前四位老帅对中央的建议中可以大致得出中国方面的一些政策考虑。
　　1969年7月11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最高苏维埃作报告，一方面倡议苏美举行高级会晤，以发展两国间的“广泛合作”，并在国际问题上“寻求一致的立场”；一方面又严厉抨击中国。21日，美国和柬埔寨恢复代办级外交关系，并且美国国务院还在同一天宣布放宽对美国旅游者购买中国货物以及美国公民去中国旅行的限制。24日，中国释放了在几天前误入中国领海的两名美国游艇乘客，基辛格认为这是中国理解了美国的放松对华管制政策所采取的“不对等的行动”。25日，尼克松在观看了美国首次进行登月飞行的宇宙飞船“阿波罗号”返回舱降落后，在关岛发表谈话，承认在越南战争中“受挫”，宣布在印度支那收缩兵力、使战争“越南化”。26日，几乎就在西哈努克向中国驻柬埔寨大使转交曼斯菲尔德访华请求信的时候，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突然约见中国驻苏代办，面交苏联部长会议给中国国务院的内部照会，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
　　对于这一系列事态的发展，四位老帅研究认为，尼克松的“关岛演说”表明美国要从越南逐步撤军，而苏联大力推动建立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正是要接管美国撤出亚洲后的“真空”。因此尼克松的亚洲五国之行意在巩固美国在亚洲的势力。而与柬埔寨复交、出访罗马尼亚、传递曼斯菲尔德访华要求的信件，表明尼克松想要“拉中国、压苏修”。葛罗米柯鉴于尼克松访问罗马尼亚会在东欧引起连锁反应，从半个月前的大肆攻击中国到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大概是害怕“中美缓和”，后院起火。因此，“现在美帝憋不住了，苏修也憋不住了，它们的矛盾不可开交，都向中国送秋波，都向对方打中国牌。局势到了转折关头，后面还会有文章”。
　　果然，尼克松在他就职总统后的首次环球旅行中，在旅程中的每一站都打算为中国人留下一张美国“准备开始同北京来往”的名片。他对印尼、泰国、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和西德等国领导人表示，美国不同意苏联关于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提议，不会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希望中国走出“孤立”状态，在亚洲和太平洋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他还请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两国领导人向中国传达此意。
　　美国国务卿罗杰斯8月8日在堪培拉的演说也强调，美国6月份宣布放松对华管制的目的是消除中美两国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并帮助大陆上的中国人记忆起美国过去对他们的友谊。他还说，为了与中国发展一种更为正常的关系，美国本来原定于在2月份举行的中美第135次大使级会谈上提出一系列具体建议，尽管中方取消了会谈、尽管中国领导人对美国仍抱有敌意，但是“我们仍然期待着在某个时候我们可以进行有益的对话，并且缓和紧张关系。我们欢迎同共产党中国重新恢复会谈。如果可以同北京恢复对话，我们愿意尽快建立另一个渠道，可以在华盛顿或者其他双方可以接受的地点”。对于中苏冲突，他重申：“我们的立场是，不站在中国与苏联冲突中的任何一方，但同时寻求同任何一方或双方改善关系。”
　　在美国领导人公开表示不但不会与苏联联手围堵中国，而且还有意同中国恢复接触的同时，原定于1968年5月举行的“中苏国境河流第十五次航行例会”，被延至1969年6月18日至8月8日在苏联伯力举行。双方就中苏国境河流航行的某些具体问题达成了协议，并签订了会议纪要。
　　鉴于此，四位老帅认为，既然美国要利用中苏矛盾，苏联要利用中美矛盾，那么我们应当有意识地利用美苏矛盾。苏联渴望与美国进行首脑会晤，但是尼克松迄今没有同意，他们于是反过来要同中国举行高级会谈，目的之一是想捞取向美国施加压力的资本。我们应当既不急于表态，以免造成屈服其武力威胁的错觉。同时坚持中苏国境河流航行谈判，同意进行只涉及中苏边界问题的部长或副部长级会议。一方面向苏联表明我们在坚持原则下寻求缓和，与苏联维持较正常的国家关系，避免边界武装冲突。另一方面又要使美国对中苏改善关系担心，加快美国接近中国的步伐。因此，对美国方面，“对曼斯菲尔德的访华要求不予置理。美急于同我接触，我应保持高姿态，再憋它一个时候。第一三五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原定1968年5月28日举行，由于美扩大侵越及美、越和谈，我借故三次延期。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可恢复华沙谈判”。
　　在四位老帅看来，发展、保持同苏联的谈判关系，暂时冷落曼斯菲尔德的访华要求以及搁置中美大使级会谈，一方面是维持与苏联的正常的国家关系，避免再出现边界武装冲突，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以此刺激美国加快接近中国的步伐，待到水涨船高之时，再开闸顺水行船。所以，迟至1969年8月上旬，中国对美国方面的对华缓和言论和政策举动依旧不做反应，对曼斯菲尔德访华的提议也一再耽搁，直至戏剧性地发生“乒乓外交”之后。
　　三
　　
　　1971年4月，参加名古屋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中国运动员庄则栋的一个偶发而又自然的行动，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中美民间接触的焦点。根据毛泽东深思熟虑后的决策，4月6日北京向美国乒乓球队发出了访华邀请。随即周恩来总理也向曼斯菲尔德发出了访华邀请。小小乒乓球转动了中美大外交！这一话题取代越南问题成为美国各大电视台上的头条新闻。对于刚刚在对老挝军事行动中遭受了事实上惨败的尼克松政府而言，这无疑是一剂有效的强心剂。对此，基辛格认为，为了转移美国民众对越南问题的关注，并在同苏联的牌局中占据优势，美国都不可能拒绝中国的这次主动行动。他对尼克松说：“如果我们拒绝了中国的这次主动行动，我们就是帮了苏联人的大忙，而我们自己却一无所得。这只会导致我们和苏联之间的关系更为困难，而绝非轻松。”尼克松亦十分赞同地说：“非常对，非常对！他们想要让我们抽中国人的耳光，而我们绝不会那么做。”
　　那么，美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回应行动，以推助这一波澜走向高潮呢？尼克松决定，是时候宣布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研究多时的新的放松对华管制措施了。4月14日他发表声明说，正如他在2月25日对国会所作的年度外交政策报告中所指出的，他将在1971年仔细考虑采取在中美两国人民间建立更广泛联络机会的措施，以及如何消除实现这些机会的不必要的障碍，他已决定进一步放松对华贸易和旅行限制。
　　就在尼克松宣布放松对华管制政策的前一天，他要求基辛格以秘密方式将这一决定告知曼斯菲尔德。“乒乓外交”给中美关系带来的新契机，本已使一直主张改善对华关系的曼斯菲尔德大受鼓舞。加上他此时已收到由西哈努克亲王转递的周恩来发出的访华邀请，于是曼斯菲尔德便又一次提出了访问中国的愿望。他对基辛格说：“你知道，总统在大约一年前建议，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应该去中国。我想再和他谈这件事。”
　　在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期间，中国可能邀请三位民主党总统竞选人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爱德华·马斯基和乔治·麦卡文以及李普曼等几位著名记者访华的消息，通过一位美国记者透露给了美国驻香港的一位外交官，而后者又将消息传达至华盛顿。 于是，尼克松决定顺势继续推行1969年策划过的曼斯菲尔德访华计划。
　　基辛格对曼斯菲尔德的访华提议信誓旦旦地回答说：“总统在上个星期和我提起过这件事，我们认为无论你觉得什么时候合适访问中国，我们都会坚定支持。……你会得到他的大力支持。我们认为这是值得考虑的好事。”
　　
　　四
　　
　　好事偏要多磨。正值此时，受“乒乓外交”掀起的中美关系活跃趋向的影响，回国述职的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决定提前返回华盛顿。这使尼克松和基辛格变得格外担忧，因为如果多勃雷宁从莫斯科带回苏联同意举行两国首脑会谈的消息，那么中美间的高层直接会谈可就难以同时进行了。而如果中美间的互动过于活跃，又会损害美苏日益“缓和”的关系。因此，在苏联动向尚未明晰之前，尼克松首先要将曼斯菲尔德访华一事暂且压下。在基辛格看来，美苏间的缓和仍然有很高的优先性：“我们必须保持冷静并且不能刺激苏联人，我们不想让他们认为我们在寻求对抗。”4月15日，他还专门找到白宫发言人齐格勒，要求他找机会，以低调的方式否认美国有任何的反苏意向，说明美国对挑拨中苏关系不感兴趣，美国希望继续改善同苏联的关系。
　　4月16日，受尼克松之托，基辛格打电话给曼斯菲尔德，希望他能够理解，他北京之行的目的是为了谈中美关系，而不是为了会见在1970年3月在朗诺军事政变中被推翻后常住北京，且同曼斯菲尔德有着良好私人关系的西哈努克亲王。自1970年5月起，在朗诺的默许下，尼克松下令美军入侵柬埔寨，进攻那里的北越军事基地。由于越战不但没有降级、反而有扩大之势，这一军事行动受到美国国会的强烈批评。因此，基辛格为了阻挠曼斯菲尔德在北京之行中节外生枝地会见西哈努克，便警告说：“如果把柬埔寨卷进去就搞砸了。”基辛格又接着说：“合适的访问时间应当是在今年，但是我们愿意为您安排这些事宜或者告诉您如何安排。……如果您不介意，您能否先搁置访问，直到我们尝试看看能否为您和中国人取得直接的联系。您可能也会觉得这样更合适。”身为老道的华盛顿政要之一，曼斯菲尔德自然感到其中必有蹊跷，于是回答说：“这正是我想和总统讨论的一件事。”他答应第二天与尼克松见面详谈。
　　尽管基辛格曾信誓旦旦地表示尼克松会坚定支持曼斯菲尔德的访华，但在4月18日晚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谈话中，这一计划终于被他们设计的一桌“牌局”所扼杀。尼克松先是要求把基辛格同罗马尼亚大使科奈利·博丹的会面推迟到与多勃雷宁会面之后，因为在这之后，“我们可能要打一桌非比寻常的牌。如果我们有一条更为直接的捷径，那么就不用再做迂回曲折的事情，我们就可以直达最高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不用浪费时间告诉周恩来我们愿意让曼斯菲尔德和斯科特等人访问中国。让我们先等等吧。”由于尼克松怀疑罗马尼亚渠道的可靠性，基辛格适时提出了建立“巴黎渠道”的建议，即基辛格去巴黎和北越方面进行谈判的时候，与中国驻巴黎大使会谈中美关系问题，舍弃任何经由第三方的渠道，与中国建立直接联系。对此，尼克松放心地说：“你明白了我的意思。我们也可以打我们的小牌。那么，就不用再考虑我刚才让你同博丹做的事情了。”对于这一场渐入高潮的中美苏大三角游戏，他兴奋地说：“我想苏联人就要加进来了。既然我们下了大赌注并且拥有的时间不多，那么我们就不能再和苏联人或者其他什么人兜圈子了。”
　　“乒乓外交”使中美关系渐进趋暖，中美苏三角关系已初具形状。几分钟之后，尼克松又在电话中得意地对基辛格说：“尽管迈克（指迈克·曼斯菲尔德——编者注）还是可敬的，但其他民主党人，只不过是在周围指手画脚，然后都努力往中国跑罢了！”基辛格则立即逢迎道：“他们从来没有建议过任何事情，总统先生。……这是你的（功劳）。”尼克松接着补充说：“并且国务院也没有（建议过任何事情）。” 基辛格赞同道：“是的。国务院只不过是四处叫嚷着承认（中国）之类的事情。”尼克松很是同意：“对。他们所谈论的，是被你称作战术性的抽象问题，都是难以实施的。”对于美国正在同苏联进行的这场牌局，他又十分满意地说：“我想我们的中国牌应当完全像现在这样打。非常冷静，且沉默超然，但是大门一直敞开。”而基辛格比尼克松更加自信，他说：“总统先生，我认为即使我们（同中国）打苏联牌，我们也有30%的机会在明年与中国实现高层的联络。不必等到1974年。”
　　苏联的外交政策给了美国一次借力发力的机会。多勃雷宁从苏联带回来的又是一个继续拖延美苏首脑会谈的答复，即苏联仍然想利用美苏首脑会谈作为诱饵来换取美国在柏林问题上的让步。正如基辛格所言：“他们的高压策略使我们得以顺利地着手建立中美苏三角关系。”
　　苏联政治局根本不知道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手中此时已握有一张“中国牌”。在4月27日收到从巴基斯坦幕后渠道传来的一封中国方面对尼克松提议进行中美高层直接会谈的回信后，尼克松和基辛格终于可以放手从事中美苏三角外交了。中国的回信表示，中国政府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特使（例如基辛格先生）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以便进行直接会谈讨论。
　　但是，在为中国方面的积极回应而满心欢喜的同时，怎样才能把最初受到他热情支持的曼斯菲尔德早日访华的事情“放到一边”？这是尼克松所困惑的。他对基辛格说：“我不知道怎么办，能做的就是邀请他一起去中国。”基辛格立刻反问道：“为什么把这个机会给他？”尼克松重复说：“我们可以邀请曼斯菲尔德和斯科特。”基辛格提醒道：“难道您愿意和那些民主党人分享（访问中国这一殊荣）吗？”几经商量，尼克松最终决定，请基辛格设法给中国传达一个政治请求，“在美国对中国邀请美国特使访华之事进行正式答复之前，中止任何美国高层政要的访问”。　　4月28日，基辛格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告诉中方，不要邀请其他任何美国政要，例如民主党人；尼克松的白宫希望独享访问中国的特权。这个口信成为尼克松为了增添自身政治资本而向中国发出的一系列要求中的第一个。
　　
　　五
　　
　　待到7月26日，当基辛格完成那次后来很著名的秘密访问，从北京回到华盛顿后，尼克松仍然心有隐忧地询问基辛格能否确定使自己成为第一个正式访问中国的美国高层政要，设法阻止曼斯菲尔德等人的访华。基辛格汇报说，他在巴黎已经以比较委婉的方式，再次向中国驻巴黎大使黄镇转达了尼克松对于美国政要到中国进行政治性访问的态度，尼克松和基辛格现在受到右派的强烈攻击，而能够控制右派的人只有总统尼克松；如果中国同左派民主党人打交道过多，右派就会更加恼火，那么情况就会变得超过总统可以驾驭的能力。尼克松对基辛格同中方的表述十分满意，但仍然担心中方批准曼斯菲尔德的访华。他更为具体地问道：“你指出曼斯菲尔德访华的可能性了吗？”基辛格回答说：“我没有那么说。我说在访问问题上，对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和有如参议院两党领袖之类的人发出的邀请都会成为政治事件。总的来说，如果让总统成为第一个和中国会谈的人，那将是最好的。”
　　尼克松“既抱有为国家着想的崇高目标，又夹杂着一些政治上和个人的考虑”，担心任何美国高层官员在他访华之前实现对中国的访问，都会削减他的功绩和荣耀。于是，策划近两年之久的曼斯菲尔德访华最终被中美苏间起伏跌宕的大三角游戏和尼克松个人的小如意算盘排逐出局。
　　直到1972年2月尼克松实现访华的“改变世界的七天”后，4月中旬到5月初，曼斯菲尔德和斯科特才通过中、美驻法大使馆的安排，完成了他们争取了多年的访华计划。5月11日，曼斯菲尔德在参议院作访华报告，他批评了20年来美国集中力量对付“中国是一个侵略国家这一事先想好的概念”的政策。他还兴奋地指出：“中国有句成语说‘百闻不如一见’。过去二十三年来，美国人民没有看到中国多少东西。而那‘百闻’的东西常常包含巨大的歪曲，逐渐变成了美国那些提心吊胆的人编造的一则恐怖的故事，根据两党领导人的访问以及近来其他一些观察家们的发现，这则故事同今天的中国毫无关系。”对于尼克松总统2月份对中国的访问，他认为这是早就应该采取的步骤：“我当时就赞同他的这一行动。在结束这次旅行的时候，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这是正确的行动。”
　　斯科特在同日所作的访华报告中也同样肯定了中国“非侵略性的记载是良好的”，他信心满怀地表示，曼斯菲尔德和他的访问将大大增进美国对中国的了解，并希望两国之间将进行更多更频繁的接触，增进对中国的了解和善意。5月20日，他还公开表示“在若干时候以前就退出了”由致力于“遏制中国共产主义”的知名人士组成的松散冷战联盟——院外援华集团，因为中国人“不是一个侵略的民族”。
　　如果曼斯菲尔德和斯科特在1971年，即尼克松访华之前就公开完成了访华之旅，他们将会有什么样的感言和影响？尽管最初他们受到尼克松的支持，但最终仍被尼克松、基辛格故意巧妙地推迟了。如果这样的访问在1969年7月周恩来从柬埔寨渠道接到曼斯菲尔德这份意愿之后很快就发生，其结果和影响又将如何呢？基辛格伴着尼克松运筹着一场关于国家利益的大三角战略游戏，却又带着对个人英雄主义政治资本的追逐，不惜违背美国民主制度下的正常外交途径，以精心的运筹为自己创造了风光抢眼的所谓“改变世界的七天”，却为国会、白宫和国务院之间的关系造成了纠葛，并为以后美国对华关系的波折埋下了隐患。如果尼克松在1971年能不计党派和个人利益，支持长期以来就想访华的曼斯菲尔德和斯科特早日成行，那么参院两党领袖就能在对华关系上对国会和美国国内政治发挥更为积极的影响，弥合党派分歧，扫清诸多障碍，促使美中关系更健康地发展下去，而尼克松日后也不至落得国会和国人对其过于依赖个人秘密外交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