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业务:王国维的诸种矛盾和最後归宿

王国维的诸种矛盾和最後归宿

     我所说的最后归宿，是指1927年的6月2日，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的鱼藻轩投水自杀了，死的时候才51岁，正当他的学术盛年。今天，2009年的6月2日，是王国维自杀而死的82周年。他生于1877年，今年也是他的诞辰132周年。中国现代学术的开山，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而且曾经是溥仪皇帝的老师，全世界闻名的大学问家，突然投水自杀了。这个事件当时震惊了全国，也可以说惊动了全世界。近百年来，对于王国维为什么要自杀，到现在仍然是学术界一个大家饶有兴趣的学术之谜。

      我这里不是专门研究他的死因，不想在这个问题给出一个最后的结论。只是想指出，王国维的一生，始终是一个矛盾交织的人物。主要讲讲他的精神世界和人生际遇的诸种矛盾。我把他一生的矛盾概括为10个方面。这个别人没有这样条列起来讲过，我想是我个人的一次梳理。

1 个人和家庭的矛盾

     王家的先世最早是河南人，在宋代的时候官做得很大，曾经封过郡王。后来赐第浙江海宁盐官镇，便成为海宁人。但宋以后他的家世逐渐萧条，变成一个很普通的农商人家。到他父亲的时候，家境已经很不好了。他的父亲叫王乃誊，有点文化修养，作生意之余，喜欢篆刻书画。还曾到江苏溧阳县给一个县官作过幕僚。喜欢游历，走过很多地方，收藏许多金石书画。王国维出生那一年，王乃誊已经三十岁了。浙江海宁盐官镇是王国维出生的地方。这块土地人才辈出，明代史学家谈迁是海宁人，武侠小说家金庸也是海宁人。王国维对自己的家乡很自豪，写诗说：“我本江南人，能说江南美。”

      但王国维4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由祖姑母抚养他。从小失去母爱的孩子，其心理情境可以想见。有记载说，王国维从小就性格忧郁，经常郁郁寡欢。不久父亲续娶，而后母又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人，王国维的处境更加可怜。他十几岁的时候，有时跟一些少年朋友聚会，到吃中饭时一定离去，不敢在外面耽搁，怕继母不高兴。这种家庭环境对一个孩子、一个少年儿童，影响是很大的。可以说，影响到他的一生。所以我说这是一重矛盾，即个人和家庭的矛盾。

2 拓展学问新天地和经济不资的矛盾

晚清的风气，特别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之后，中国掀起了变革现状的热潮，所有富家子弟，只要有条件的都想出去留学。王国维家境贫寒，没有这个条件。他因此非常焦急，父亲也替他着急，但没有办法。十七岁的时候，他也曾应过乡试，但不终场而归。二十二岁结婚，夫人是海宁同乡春富庵镇莫家的女儿，莫家是商人家庭。他的婚姻，依我看未必幸福。想提升学问，没有机会。想出国留学，却得不到经济支持。这是影响王国维人生经历的又一很重大的矛盾。

3 精神和肉体的矛盾

王国维幼小的时候，身体很瘦弱，精神常常忧郁，这跟继母有很大关系，也和父亲的不理解有很大关系。父亲王乃誊对他的要求是严格的，寄望也很高，日记里对儿子的成长作了很具体的设计。但这位父亲不理解儿子的心理和学问志向。王国维的思想非常敏感，从小就是一个智慧很发达的人。一个很瘦弱的身体，你看王国维的照片，就可以看出来，但智慧却超常。所以他在《静安文集》的第二篇序言里讲：“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这就是他年轻时候性格的特点，这一特点延续了他的一生。这也就是我所说的一个人的精神和肉体的矛盾。

4 追求学术独立和经济上不得不

依附于他人的矛盾

这也是伴随他一生的矛盾。王国维一生中有一个大的际遇，就是他和罗振玉的关系。王国维自己家里贫穷，不能到国外游学，应试又屡考不中，当过塾师，但很快就辞职了。直到二十二岁的时候，才有一个机会，到上海《时务报》做一份临时工作。《时务报》是汪康年所办，主笔是梁启超，章太炎也在《时务报》工作过。这是当时维新人士的一份报纸，在全国有很大影响。不过王国维参加《时务报》工作的时候，梁启超已经到了湖南，应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之约，主讲时务学堂。

王国维在《时务报》作书记，一些抄抄写写的秘书之类的工作。他海宁的一位同乡在《时务报》工作，因为家里有事，回海宁处理家事，让他临时代理。一个大学者做如此简单的工作，未免屈才。但他很勤奋，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恰好当时上海有一个专门补习日文的东文学社，是罗振玉办的，他就利用业余时间去那里学习日文。在那里他认识了罗振玉。认识的机缘是罗振玉看到王国维给一个同学写的扇面，上面有咏史诗一首：“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王国维的《咏史诗》共20首，罗振玉看到的是第12首。看后大为赞赏。尽管王国维因为经济困难和其它诸多事情所累，学得并不是太好，罗振玉仍给予经济上的支持，使其无后顾之忧。后来又把王国维送到日本去学习。罗振玉要举办什么事业，都邀请王国维一起参与。罗王的友谊就这样结成了。再后来他们还结成了儿女亲家，罗振玉的女儿嫁给了王国维的儿子。

王国维一生始终没有钱，罗振玉不断用钱来支持他。得到别人金钱的资助，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一次我在北大讲这个题目，一个学生提问题时说：他觉得是好事，并说如果他遇到这种情况，一定非常高兴，只是可惜自己没有遇到。这当然也是一种看法。但王国维不这样看，他一方面心存感激，另一方面，也感到是一种压力。这不能不是一个绝大的矛盾，即追求学术独立和经济上不得不依附于他人的矛盾。

5  “知力”与“情感”的矛盾

王国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他的理性的能力特别发达，情感也非常深挚。所以他能写诗，能写很好的词，同时在理论上、在学术上有那么多的贡献。一个人的知力、理性思维不发达，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学术成就。而没有深挚的情感，他也写不出那么多优美的诗词。本来这两者应该是统一的，但从另一个侧面看，他们也是一对矛盾。他自己说：“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那么他到底是从事诗歌创作呢，还是研究哲学？还是在二者之间？他感到了矛盾。当然从我们后人的眼光看，也许觉得正是因为他感情多，知力也多，所以才成就了一代大学人，大诗人。但在王国维自己，却觉得是一对矛盾。

6 学问上的可信和可爱的矛盾

这个怎么讲呢？因为他喜欢西方哲学，喜欢康德，喜欢叔本华，但研究多了以后，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哲学学说的可爱者，不一定可信，可信者不一定可爱。这是什么意思呢？哲学上其实有两种理论范型，一种是纯粹形而上的理论，或者如美学上的纯美学，这样的理论是非常可爱的，为王国维所苦嗜。但这种纯理论、纯美学，太悠远，太玄虚，不一定可信。而另一种范型，哲学上的实证论，美学的经验论等，则是可信的，可是王国维又感到不够可爱。于是构成了学者体验学术的心理矛盾。这重情况，在常人是不能想像的，但一个深邃敏锐的哲人、思想家，会有这种敏锐的体验。

7  新学与旧学的矛盾

王国维开始是接受新学的，但是后来，在1912年移居日本之后，他的学问路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皇帝没有了，罗振玉是不赞成辛亥革命的，他倾向维护清朝原来的体制，因此辛亥革命发生的当年冬月，罗振玉就带着家属，也带着王国维，一起到日本去了。他们住在日本京都的郊外，后来罗振玉自己又修建了新居，把所藏图书搬到了这里，取名“大云书库”。罗的藏书多，特别甲骨文、古器物的拓片和敦煌文书，收藏极富。据称有50万卷。他们在那里住了几乎十年。1916年王国维先回国，住到上海，但有时还要去日本。

就是在日本的六七年时间，王国维的学术路向发生了变化。罗的收藏成了王国维学问资料的源泉。他在“大云书库”读了大量的书，于是便进入到中国古代的学问中去了。罗振玉也跟他讲，说现在的世界异说纷呈，文化传统已经快没有了，只有返回到中国古代经典，才是出路。时代大变迁时期，知识分子如果不想趋新，只好在学问上往深里走，这在个人也是一种寄托的方式。我想王国维内心就是这样，所以听了罗振玉的话，学问上发生了变化。他早期介绍西方哲学和美学那些文章，都收在《静安文集》和《静安文集续编》里，据说去日本时带去了一百多册，但后来全部烧掉了。研究王国维的人有的认为他不大可能烧掉，说这是罗振玉造的谣。

据我看来，烧掉《静安文集》是完全可能的。一个人的学问总是在不断变化。到日本之前，王国维的学问已经变化了一次，由研究西方美学哲学，变为研究中国的戏曲文学，写了有名的《宋元戏曲史》。第二次变化，尽弃前学，一心进入古文字古器物的研究，因而烧掉以前的书，以示决心，也不是没有可能。不妨看作是他的新学和旧学发生了矛盾。

8 学术和政治的矛盾

本来他是一个纯学者，不参与政治的。但他有过一段特殊的经历，是这段经历把他与现实政治搅到了一起。辛亥革命以后，他对新的政权制度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虽然这是一种政治选择，但对他个人关系不算太大。主要是后来他当上了逊位皇帝溥仪的老师，就进到敏感的政治漩涡里去了。

辛亥革命后，1912年，清帝逊位，但民国与之签了条款，采取优待清室的条件，仍准许溥仪住在紫禁城内，相关的礼仪也不变。用今天的话说，叫待遇不变。在紫禁城里照样过着皇帝的生活。大家一定看过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你看他在紫禁城里生活得多好。可以骑自行车，觉得紫禁城门槛不方便，就把皇宫里的门槛全都锯断了。为了好玩，就打一个电话给胡适什么的。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24年，冯玉祥把溥仪赶出了宫。

而王国维当溥仪的老师，是在头一年，即1923年4月。宫里面事情虽然不多，王国维愿意尽到自己的职责。1924年1月溥仪发谕旨，赐王国维在紫禁城骑马，王国维受宠若惊，认为是“异遇”。因此当溥仪被赶出宫时，王国维非常痛苦，对当时的状况充满了不满。而且遇到了诸多的人事纠葛，包括和罗振玉也有了矛盾。此时，他所心爱的学术和现实政治发生了不相协调的矛盾。这就构成了他思想世界的另一个矛盾，就是学术和政治的矛盾。

9 道德准则和社会变迁的矛盾

这一点很重要，任何一个人都不可避免的。当社会发生变迁的时候，你跟社会的变化采取相一致的态度，顺时而行，还是拒绝新的东西，想守住以往的道德规范？这是一个蜕变的过程。有人比较顺利，社会往前走，他跟着往前走。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不愿意立即改变自己的准则，想看一看新东西是不是真好，或者压根就认为所谓的新东西其实并不好，也许并不是新东西，而是旧东西的新的装扮。

这一点，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里，讲到元稹的时候，有专门论述。他说当社会变迁的时候，总是有两种不同的人。一种是趋时的幸运儿，一种是不合适宜的痛苦者。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後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王国维就是那种“贤者拙者”。这一重矛盾在王国维身上非常突出，所以当辛亥革命之后，当溥仪被赶出宫以后，他痛苦得想自杀。

10  个体生命的矛盾

我主要指一个人的生与死的矛盾。这在一般人身上不突出。一个普通人，年纪大了，最后生病了，死了。死了就死了。虽然每个人都难免留恋人生。但王国维采取了一个行动，在五十一岁的盛年，在他的学问的成熟期，居然自己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很了不起的哲人之举。我说“了不起”，大家不要误会，以为我认为所有的自杀都是好的。过去在传统社会，有的弱女子，受不了公婆的气，投井自杀了，这类例子不少。但这是一种被迫者一念之下的情感发泄，不是理性的选择。对于一个有理性的人，一个大的知识分子，一个思想家，一个大的学者，他在生命的最后，能采取一种自觉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很多人都留恋人生——这得慢慢说，这是个哲学问题，很复杂。但是对王国维来说，则是一个个体生命的矛盾问题。

对于王国维的死因，说法非常多，也可以说是20世纪的一个学术之谜。但是，我觉得对于王国维之死给予最正确解释的是陈寅恪。在王国维死后，陈寅恪写了非常著名的一首长诗，叫《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挽词前的序，可以看作是陈寅恪的一个文化宣言。这里边集中讲，当一种文化值衰落的时候，为这种文化所化之人，会感到非常痛苦。当这种痛苦达到无法解脱的时候，他只有以死来解脱自己的苦痛，这就是王国维的死因。所以陈寅恪说王国维最后殉了文化理想，而不是殉了清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