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音室隔声罩多少钱:一个摘帽右派的生存记事(下)

　    以前大龄青年的辛酸还只是我一个人的承担，以后的苦难就是我俩以至四口之家来承受了!

　　【自己的家】

　　阆中城南门外，沿嘉陵江有一条民国时期商贩云集十分热闹的新街，从南门口向西叫上新街，向东叫下新街，在下新街中部有一条向南通江边的小巷，长不过五十米，宽不过两米，两边都是一间间密集小铺房，从前这些小店铺十分热闹，这就是中新街，到六十年代，这儿已没有一间店铺了，都一家家住着些穷家小户，我的刚成立的家就在此巷中间门面朝西，这原是马高德家一间铺面后由其女继承，其女迁云南后，此房便让给了女婿所在单位阆中房屋修缮社(该社就在中新街口的下新街上)，我又从修缮社租来住的。这个家，只一间房，宽约三米，长约九米，隔为三段：前段靠街长三米多只放了一个水缸`水桶及杂物等;中段长三米多上面有木楼板，楼口处有一方孔安上两片亮瓦就是采光了，这就是我们的居室，刚好放下一张床，床上蚊帐架上有一张木板可放衣物，床下架有一张木板可放鞋子，床边放一三抽长桌子，这桌子靠床一端就当床头桌用，靠外一端正好在亮瓦下，就作餐桌用，站在这餐桌上刚好可拿取楼上放的引火柴禾，床的另一边即进门处便放着小衣柜，上面刚好重着放两只小箱，另外有一把椅子`一个长凳，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后段长不足两米，实际上是从原屋后接的一点作厨房用的小房，再出后门就是一个宽仅二尺的长长的可通江边的夹壁水沟，门口有一张石板在水沟上，各家在沟边自隔一个小坑作厕所(我家没有就权用邻居的)。

　　结婚后三天我就不得不去文成上工了，我走后我母亲就不同意子华在她那儿吃饭，好在后面有现成的厨房，我们去买了锅碗，她从文成背回些柴禾，就开起伙食来，为了节省我走后她常每天作一次饭分两餐吃。文成的工程完工后，67年冬天，何朝发`陈兆勋和我三人又在文成前面的东兴包了一个小工程，这时她在城里也没活了，便和我们一道到东兴去做工，这是位于清澈的东河边上的一个风景秀丽的水码头，我们在工棚里住，她就只好借住在场上一个大娘家里，在公社食堂吃饭，每餐虽是酸菜红苕，但却有米饭萝卜，吃得很香的，有一天下大雨了，没办法干活，我俩竟一鼓劲冒雨跑了近四十华里回到中新街家里，这是我俩的家啊!这年冬天她怀孕了，过年前我俩去看望她母亲，她母亲也接纳了我们。双方的母亲都高兴地盼着她们的第一孙儿呢，新年过后实在不好找活做，只得到西门外去修河堤，这多是石匠活，我们就是去背水泥，从城内张飞庙把一代50公斤水泥背出西门外河堤工地约一公里多路，途中无处停歇，对一个孕妇来说实在太吃力了，没有干多久，我们只好离开，后来我找到了丝绸电厂的计时工活，五月端阳节过后阴历五月初十，1968年6月5日中午我下班回来她就腹痛不已，连忙送到县人民医院，就住院了，到下午8时，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便出世了，是个声音洪亮的男孩，早就给他取下了名字贺嘉松，嘉陵江边的劲松，这是父母对他的祝愿与期望。

　　这时文革中双方打派性斗争发展到武斗，我只忙着上班，下班回家快乐地忙家务，两边的母亲也多多照顾我们，中新街的邻居们也很好，我家对门住着李书农俩老，老头在船厂作保管员，老太还与子华们有远亲，我们叫她为表婶，她很关心我们，忙不过来时还帮着抱一下小孩，他家隔壁住着刘开林(在皮革厂作厂长)家，有一个孙儿叫刘洪娃那时才两岁多，常在一起玩，我家下面住着史桂兰家，她们母女原与子华母女在河边王爷庙住是老邻居，再下一家住着曹家，父亲是铁匠，母亲是丝厂工人，子女多，我家上面邻居是李家老俩，老汉在制线社老伴在家给别人带个小孩，他俩有个小儿在上中学，再上一家是吴家二婆，大儿是军官，儿媳是丝厂工人，有一个小孙子，这些邻里我们相处都很好，常常是各自坐在门口，就等于是在一个院落摆谈，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这比起后来我们在管星街住的院子大不一样，居民也开个会或吃忆苦饭什么的，有时她带着孩子回娘家去了走一天，忘了锁门也不要紧，邻里会照应的。那时生活用水都是到江边去担，洗衣等也很方便到江边去洗，江边有一个沙窝水井，井边还有洗衣台,只是燃料比较紧张，每月按定量配供燃煤，当然粮油`肉食`糖果`豆腐等也都凭票定量供应，连苏菜也要凭证买，我若全作计时工，每月不到三十元收入，支持家用，仅可勉强渡日，好在我们非常节省，有时当月配的肉票都无钱去买，她吃得很差，还要支持着给孩子喂奶，有时只有回娘家吃一点，为了节省燃料，每天下工我都从厂里提两瓶开水回来，常常是每月的钱用不到月终，但是孩子却十分可爱，吸着母乳常会突然放开小嘴给妈妈大笑，也不顾奶汁外泄，有一次站在门口的小人竹椅内玩，就连人带椅子滚到街中央去了，抱起来时还冲着你大笑呢，我们也常把他放在唯一的桌子前的椅子上站着玩，他就这样把全家仅有的两本书一点点地撕得粉碎，还开心地笑，有一次把大便也给拉在椅子上了，还下河去冲洗。

　　1969年春武斗太凶，厂里也没有多少活做了，管工的倪辅臣也是出于朋友每天给我们找点活做，那天我正在厂外河边码头作混凝土，突然河对岸枪声响起，即远处有人跑动，武斗打起来了，厂门已闭，我们也回不了厂，我只好收拾回家，当时街上也没人了，当晚我们早早地闭门休息，紧张了一夜，几天都没活干，偏偏在这时子华又发现怀孕了，实在没办法，她去开了一付堕胎的中药，那知服后反映很大，我一气之下把药给倒掉了，养就养下吧，尽力去找活干，我不信我们会生活不下去，后来又找些零活，冬天被派到老观修茧站，这时传来口信说社里一派(红派)头目扬言要抓我去斗志争，当时两派对立分红派与黄派，每个单位都有两派，斗争很凶，我社当时派了一批工人去重庆一工厂做工，我小妹也在其中，我给她写信时告诉她不要参与武斗，此信被他们发现后，认为是破坏了他们革命，所以要斗争我，母亲听到后非常着急，连忙叫子华把小孩寄在她那里，专程到老观来告诉我，话说完后马上又随车回去，大冷的冬天，她又晕车，连续乘车真够苦了有孕的她，我听到消息后，心中有个准备，处处提防着点。

　　【坐牢的滋味】

　　到这年腊月十二日(1970年1月19日)，通知我去县上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是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也叫牛棚，实际上是一种灰牢，或准监狱。晚饭后叫我回家去带个小凳子来，我回到家正迂上她要临产，把她送进医院后又去学习班请假，只批了三天假期，我守着一夜，到次日(1月20日)天亮时才生下我们可爱的苦命的女儿，取名贺雪梅，这正当大雪纷飞的冬日，愿斗雪的梅花芳香永存，由于孕期营养不足，孩子出生体质较单，患新生儿硬皮症，头部又在产床上碰了个血泡，手也弱小，只好小心照顾，三天后出了医院，我只得将她们母女送到岳母家，全靠岳母照应了，只留下全部仅有的40元钱，我就含泪去进了学习班。

　　它是由阆中县革命委员会办的，采用军事化组织，分好几个连，党政系统是一个连队，文卫系统是一个连队，国营单位是一个连队(驻天上宫街县委党校内)，我们二轻系统又是一个连队(驻在对面机关托儿所内)，这两个连队伙食团是一起的，我们每餐饭均从对面抬过来卖，人员不得随便来往，吃住均在院内，一切活动都是集体化的，出门必须请假并得到批准，除几位领导与守门工作人员外，所有的人分为三等：一等为骨干分子又叫积极分子担任排长`班组长或指定当看守的人;二等为革命群众，担任呼口号造声势的人;三等为其余的人(即点了名的接受审察的人)，常常是吃饭时会大声宣布：“饭后干部和积极分子在楼上开会，革命群众在大厅唱歌，其余的人担粪灌麦子”，人们一听就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也就更明白了身份的区别。我自然是属于“其余的人”，只听说有骑马的人，骑牛的人,还没听说有骑鱼(其余)的人呢!

　　开始是一般性地听报告`学文件`读报纸，大家都并不介意，内心深处都在猜测不知道要搞些什么，主要是再三强调严格的纪律。正月初三(70年2月8日)下午集体去看电影，我中途溜回家去看望了还在月中的母女和只有一岁多的儿子，这一短暂的见面，也是这年春节的团聚，刚见面就得分别，不知何时才能回来啊!后来学习转入一个个在班里检查自已在文革中的作为，有的就要在排里检查，这当然就有我了,就这样就分出了前面所说的三等人来，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什么也没有做，当然没有什么可说，于是便问到57年的事，我如实说了当年因何划为右派，开始问我“难道就因这么一点话就划为右派吗?”我无法回答，后来就集中问我63年回阆中以来为什么给各级组织甚至给毛主席写信呢?总疑惑我是翻案`反攻倒算，这可是大罪啊!我直率地坦白承认是写过多达二百四十多封信，但这是正式反映1963年重庆处理我退职一事不当，回答中又不负责任，长期东推西委，一直多次直接写给毛主席，我反问：“若给敌人写信，给国民党蒋介石写信，还可说是通敌之罪，为什么给党和毛主席写信也是违法呢?至于写了什么内容，我也讲了，你们若不相信，尽可以去调查呀，收信单位都是公开的党政机关”，拿我没办法，就只好把我放到一边，天天叫我反反复复地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的《南京政府到何处去》`《敦促杜聿民投降书》`《别了司徒雷登》，叫我要投降，可我早投降了一万次了，真不知还要如何投降法了。

　　成天坐在特设的屋子外山墙头用席子围起来的专供被称为“其余的人”交待问题前后反省之处，用小凳矮坐，就这样不间断地坐了近半年，这才叫度日如年啊，这就是“坐牢”吧。坐牢中实在无事，就叫我代笔为写不起字的人(如刘志云`蒲朝田`周有贵等)写交待，说到这代笔，还真有一件趣事：在学习班，有一次，渔业社一个青年赵某某，他从小生长在渔船上，没读过一天书，因违纪外出，要他在会上作深刻检讨，他不会说，就要他写个检讨，他更不会写，于是就叫我为他代写，写好后叫他在会上读，他又不会读，又叫我代他读，读后一想：这不成了我在检讨了吗，他反而在旁边没事可做了，这不识字还真好。

　　这坐在牢里，从严冬坐到春暖花开，又看着夏日来临，每天坐着呆呆地出神，想像那自由的可贵，到晚上更难入眠，怎么能不想念我才新婚两年多的妻子呢!好不容易渡过了被折磨的整整十年等待，才迂上了她，新婚后刚刚建立起温暖的小家，还有那两个可爱的孩子，一个才一岁多，一个刚出生三天，就被迫离散，虽近在咫尺，却不得自由相见，现实中就只望着她来探视，有时来探视也不许相见，只能传一句话或稍个衣物进来，晚饭后就盼着突然叫我的名字，说是外会时，还有一个专人陪同，实为监视与押解，(监押我的叫白春林，是社里一个青工，都是泥工，他父亲也是一个老泥工，我们相处很好，我们夫妻会见时，他只远远在一旁，他还给我们传点口信，带点钱粮，并偷偷地告诉她说我不会有事的)，有陪同才能到大门口在守门奴那高傲与鄙视的众目中与亲人相见，(这帮守门奴都是机关托儿所的女保育人员，都是城郊的贫下中农，文化不高可奴性十足，这样的妇女我在重庆42中已见识够了，女人作了奴才时比奴才更加奴才，她们更善于使用眼神来踏屑男人与女人，这些看守中还有一位年青的疯小姐，胖胖的未婚，可犯了邪疯病，发病时竟在学习班院内到处追逐男青年，要拉着耍朋友，这些男青年也就趁机闹着玩玩，这也是学习班的一大景观了)，会见时一看到清瘦的妻子和抱着的小儿，内心的无比的思恋与痛楚难以言表，可我们却只能说几句极其平常的话，只能用眼神多望一会儿，就必须分手了，后来有几次，她来时都没带小女儿，这竟使我疑心是不是小女儿死了(因我离家时才生下三天，体质极弱)她不敢告诉我，我再三带信，直到她把瘦弱的婴儿抱来，我看了看`抱了抱后，才放心。还有一次，她给我带了一饭盒炒了的盐菜，送来的东西都得经过看守的检查，当看守们查出盐菜内有肉粒时，便发出禁令，原来不许送肉食进来，因为：一则这样会反映出学习班的伙食不好，而犯下给学习班抹黑，从而推及给社会主义抹黑的大罪，二则我们是什么人，也不应吃得太好，子华平静地解释说，拿点盐菜是为了节省点菜票，把盐菜炒了是使它能放得久一点，用了点肉粒是代替炒菜时的用油，这才免强放行，每次的探视都是在这屈辱的眼神下进行的，特别是女人对女人那无言的岐视神情和转过头去的没完的绕舌，没有亲身感受是体会不到的。

　　好不容易过了七一，不久在大礼堂开“宽严大会”，会上宣布了对我的审查结论：虽然写了两百多封信，查了八十多封“尚无反动言论”，故保留原结论，不再作处分，听到这个话后我想：他们怎么能这么容易地查到寄发到各处的八十多封信呢?原来这许多信当初并没有发走就被县上扣下了，这竟使我在大热天也打了一个寒冷颤。那天我父亲也参加了大会，会后就把消息告诉了子华，让她放心，会后不几天，我就回到家了，这天是七月十日，差九天正好满半年，与正式坐牢不同的是，在此期间还是每月发给了我计时工资。

　　【贫贱夫妻百事哀】

　　回家以后才知道她在满月之后，就回娘家住了，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在期待中艰难地渡日，大孩子患肺门感染，常发热上医院，小女孩奶也不够吃，需天天弄米浆，煮米浆时，大孩子就在一边守着等候吃锅巴，常吵着要妈妈抱呢，两个孩子缠着，还得为学习班的我操心，真够苦了她。这时居民中又在名曰动员实则强制没有正式工作的下乡当农民，“我们也有两支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叫得震天响，她拖着两个小孩怎么下乡干活呀，幸好同街群众说她家有人在修缮社是正式工作，不属于必须下乡的范围，才得以幸免。两个孩子了，日子就过得更艰难一些，全家四口用一张床实在太挤了，到母亲那儿去把我原买的一个闲着的单人木床抬来用时，没想到竟引起了母亲的不乐意，原来是要准备着老三们回城住时已有的一张大床还不够时的补充，老三们几乎是与我们前后同时结婚的，他们结婚时母亲十分高兴，还给他们办酒菜请客与我们完全不同，亲友们也十分明白，其原因仅在于，他们是小学教师有钱，也更能给母亲增光，而我们呢，不仅没钱，只能给母亲带来耻辱，当然床还是抬了，但取走了小妹学手时给此床配的简易帐架，这点小事却使人伤心啊!

　　这个冬天我在绸厂做工，工地上有一位从南充请来工长名叫刘海周，是一个文化不高但有经验老头，他叫我给工地上写了“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八个大字的标语牌，每个字都有一人高，刚卦出去半天，他就到把我找去，叫我把这标语取下来，并说：“应该是政治第一嘛，怎么是质量第一呢”，我当然立即上去一个一个地取下来了，一边取一边想：其实这个老头在实践中时时都是质量第一呢，这才是他的饭碗，但口头上他必须吟着政治第一，这就是社会的政治啊。

　　过年前夕她把松儿送到厂门口托做工的人带到钢筋房等着我下班之后带孩子上大浴室去洗澡，两岁半的孩子高高地举着放衣服的小包向我走来，多可爱啊，待脱光了放进水池中，欢乐地笑着，红红脸蛋更招人爱，这样就迎来了1971年春节，刚经历了去年春节前就进学习班，那个分离春节后，更觉团聚的可贵，高高兴兴地准备着过年，总算是把过年配给的食品如：腊肉`香肠`黄花`木耳`粉条`粮油`糖食`蔬菜等等都买回来了，没钱给孩子做新衣，就花了五分钱买了一包草绿色染料，把旧衣服煮染一下，竟也成新衣了，过年了，松儿穿上这新衣，吵着要上锦屏山去玩，站在家门口便能望见这锦屏山，家里只剩下四分钱了，这是我家拥有现金数的最低记录，我带着孩子花两分钱乘船过江去锦屏山玩，迂到海校一对军人夫妇一起在半山休息时，松儿要要摸摸他们的红星帽徽，他们笑着满足了孩子的要求，还给了孩子一个广柑，这使孩子有多高兴啊，这天我父亲到我家来了，他第一次(没想到也是最后一次)抱着刚一岁的孙女，子华去给他热了饭菜，这也是他唯一一次在儿子家吃饭，不知事的小孙女还洒了尿在他衣服上，他高兴地说不要紧的，临走时，他留下五元钱，再三叮嘱说不要让我母亲知道，这是他省下许久积攒的零用钱。后来他还给小孙女买过两次奶粉，都是带信叫我们去店里拿。

　　春节一过，不好找活做，我与何朝发`陈兆勋三人答应了去广元太公给公社修礼堂，搭送新兵的车去，地点就在阆中到广元的公路旁，距广元还有一百多华里，距阆中有两百多华里。开工时每人便借支了三十元，我跑了四十里路到区所在地嘉陵江边的虎跳场才有邮局，把钱汇回家，哪知走在路上由于衣服荷包破了，又将钱掉了，同伴立即又借给我钱，才把钱汇回去，虎跳风沙大，在食店里我们还吃了猗子肉。太公就更偏僻`闭塞，属于林区，风沙特大，括起风来没完没了，当地说：“公风三天，母风一七”，大风时无法在外干活，我们放在墙上的巨大木粱也会被吹了下来，公社在山上，山腰虽就是通阆中公路，但当时经过的车辆不多，客车更少，在此停留的就更少了，工余我常在路边发呆，想念那公路的远处，就是我温暖的家，进入那一片片松林，拾着地上的松果，更思念家中的松儿，给我们供下脚的劳工，都是无偿的被改造的五类份子，当地人包括他们自称都叫为“份子”，我心里很奇怪，积极份子，不也是份子吗?当地人连牛肉都不吃，牛死后都要埋葬，是前年四清工作队来后才有吃牛肉的事，我们就迂上卖牛肉，才六分钱一斤，我们买了许多，可惜没有佐料，只能放一些盐来煮食，这就并不好吃了，这证明佐料也十分重要的。

　　这时知青闹事很凶。这儿住的是重庆知青，那天知青便抢了太公供销社，把一件件统绒衣层层地穿在身上走了，我们也尽快结束工程回家，这时因知青闹事，公路上连班车也停开了，我们就只好步行，把钞票卷进不起眼的竹棍中，拄着这竹棍行走，过了永林后就全是下坡路，傍晚到了五龙，听说知青刚抢了五龙粮站，我们便不敢再走，只好在旅店住下，睡到半夜只听得一阵吵闹，知青又闹到旅店来了，闹了很久，刚安静下来，天便亮了，我们趁机又起身赶路，走到苍溪县城已是下午，再到乡下何朝发家(也就是他岳父家)住宿，第二天，我一人步行回阆中，总算有惊无险到了家里，又拥抱着我可爱的妻子和一双儿女。

　　回来后就在城里做工，那时每天上工前都要读几段毛主席语录，这叫“天天读”，又叫“早请示，晚汇报”，还要检查人人带本“红宝书”(即语录本)，若是没有，就得扣四角钱去买一本来，记得有一个青年女工叫罗定芳，她不识字，多次检查她都没书，要扣钱时，她再三不肯，并保证明天把书带来，当拿出书来检查时，才是一本历书，引得一阵哄堂大笑，她却说：“我不识字，拿错了，明天重新拿本”，谁也不能保证，明天不会再拿错，这又是“不识字真好”。

　　【贫贱夫妻百事哀(续)】

　　我们全家四口生活却实过得十分结据，记得实在没钱时，把在绸厂做工时从上海人那里买来的一个上海煤球炉子又卖给了朱华礼，家中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卖了，把结婚时两个姐联合送给的一床还舍不得用的缎被面，拿到南门上供销社旧货店去卖，收货人说这是化纤品，不值钱的，他们不收，只好失望而归。紧接着又一个寒冷的冬天到来了，冬天过去之后迎来了新的一年，公元1972年，对于我来说，这却是更为不幸一年。这年春天，阆中丝厂去云南支援的工人又要迁回来了，我们住的房子原有的主人又要回来住，我们得马上另找住处，这时岳母家有一间房原是租出去的也正好收回来，便同意无偿地给我们住，这样，不仅可以节省房租，而且岳母还可以照顾一下两个外孙，于是我们于1972年春天告别了住了三年零七个月的中新街，我俩永远会怀念的地方，迁到了管星街岳母的一间房子内去住。

　　1972年3月末，我们迁居到管星街岳母的一间房子内去住。这是岳母1958年用省吃俭用积下来工资购买的任寿之家卖出的三间靠街的厅房，岳母们住了告街门厅的两间，我们就住里的位于院坝角上的一间，我们将其隔为两段，外间大一些作居室，刚巧放两张床和一个桌子，里间作了一个小厨房，为了省煤，还弄了一个拉风箱的灶，后来把靠街墙壁内的铺板`木枋都取下来，做了一个衣柜和一张方桌，大孩子也可以跟着在外婆去选茧子的地方玩，小女儿就寄养给带孩子的人家，先是黄家，后是青家`何家，再后比较长的是敬婆婆家，这样每月虽然支出十多元带孩子的开支，但子华便能出去做工每月可多收入约三十元。

　　她到阆中蚕种场去养蚕，这是一个季节性的苦活，要求甚严，一昼夜分四班上，每上去要连续不停地操劳六个小时，下来后休息12小时，包括吃钣`睡觉等，然后又上六小时，如此日夜不停，此活又累又重，又休息不好，实在不好找活，还是有许多人愿去，有关系的人才能分在城里本场，其次的分在城北巴巴寺分场，她去后被分在江南黄土坡分场，这儿隔江离城还有七`八里地，每天奔走`劳作，十分疲惫，偏在这时，又怀孕了，必须早作括宫，术后不仅得不到应有的休息，还得瞒着去一样地干活，否则便叫你回家休息(即辞退)。她这已是这一年多来的第三次作括宫术了，她这样地为我`为家庭付出，牺牲了自已的健康，我深深地感到内疚与不安，经周密地了解与考虑，趁她上工走后，我背着她一个人偷偷地到县医院去作了男性结扎术，她下工回来后才知道。养蚕结束后又到丝厂`房管所等工地找活做，经两人艰苦奋斗，又从南门供销社买了一台缝纫机回来，一方面衣物可以自做。另一方面没活时，还可以带机参加街道缝补组织(那知后来居段上窃取了权力的极左女人菜玉珍不答应，并说“她是什么人啊，还想去缝补组!”，故未能去)。她曾在房管所做工，给住户们修补旧房，有一次主人家做了抄手请他们吃，她一口也不吃，趁顺路给带着我们小女儿的敬家端去，让敬婆婆和小女儿吃上几个久违了的抄手，生活竟是如此地艰难，那时配给的不多的口粮，还要搭百分之二十的粗粮，这粗粮是面粉最好(虽然数量要多吃些)，是玉米也好，是高粱粉最不好办，加多了孩子不吃，只好专留给大人吃，我清楚地记得，那一个个高粱粉团子，吃多了真难以下咽，常常是吃得发呕`流泪。

　　【文革轶事】

　　把人变成机器：这年我在东风中学做工，修一幢教学大楼工程已进行到尾声，在工地上由校方安排了该校处于劳动改造的份子来劳动，他们每天只听夹抱的人(即指定看押的人)使唤，其中就有当年在阆中中学教过我的校长肖毅安与老师郑弗名，他们都是垂垂老矣，终日提着两支大水壶，从地面盛满了水后，一层层地从脚手架上爬到屋顶，把水洒在水泥屋面板上，洒完后又拎着两支空壶一层层地下去，再来第二次，就不言不语地如此不停地运转着，那天刚下过大雨，屋面根本不需用淋水，他们还是一如继往地这样吃力地运转，我在屋面干活便多次告诉他们，叫他们停止这无用的劳作，然而毫无效果，他们依然如此运转，我万般无法，只好去找管他们的李长柯(该校木工)，真管用，李一声令下，这运转便立即停了下来，真比机器还机器，原来改造就是把人变成机器。我暗自庆幸早早地离开学校这个知识份子成堆的是非之地，当上了一名工人。

　　我总算没摔死：1972年10月6日我在阆中东街县人民银行做工，拆去原和成银行留下的一座楼房，楼上屋顶`屋架都折光了，这天只剩下楼口几根孤立的砖柱，柱顶有一个大木方，青工白春林站在柱子上试图把木方推下，几次用力均未能成功，我站在下面楼板上，看到这样操作十分危险，因木方若下掉必危及白春林的安全，叫白春林下来，我便站在楼口用一根长木向上将柱顶的木方推下来，力用小了不行，经几次试推后，猛一用力，木方下落的同时，使我也随之从楼口掉下，我急中一跳，双脚跟猛烈着地，接着人向前补倒下，立即被送到县人民医院，她这天也正在房管所工地做工，闻讯后人都急昏了，赶到医院后，只见我躺在地上，鼻腔流血不止，只好一面输血补充，一面将头部垫高，我就靠在她的身上，面前站着一对尚不知事的孩子(大的四岁多，小的还不足三岁)，小女儿看到我一双充血发黑的眼膛就吓哭起来了，我就得这样和她们永别了，这时我刚过36岁，而她还不到31岁呢，县医院没有办法了，只好迅速转院，联系了救护车直接转送成都四川医学院(华西医大)附属医院，修缮社派了汤映维和我爱人一起护送，幸好当时妹夫赵元全在此医院，县医院原疑是颅底骨折被否定，原来仅为内鼻腔李氏区微血管出血，只在门诊用绵纱到位便止住了出血，双脚跟骨粉碎性骨折，便打上石膏固定，至于腰椎第四骨压缩性骨折，就得面向上直躺它至少三个月才能恢复，这样在成都西御河沿街40号二姐家(那时我母亲和有孕的小妹早就住在二姐家的)暂住了几天，他们借了邻居一间房给我们住，全家都忙碌照顾我们，临走时还是大甥黄利和二甥黄望东俩抬着担架把我从窗口送进卧铺车厢，到广元下车后，又由救护车接回阆中，这就开始了慢长的艰辛的养伤岁月。

　　最初是仰睡硬板床整整三个月，吃饭都由她喂，每月只有28元工资，给不起每月16元的带孩子的钱，只好把女儿接回来自带，后来取了双脚的石膏，第一次试着把脚放下地时，竟痛得我又倒在床上，她每天下工回来就忙碌到深夜，待我们爷仨睡下后，还得下河去洗衣服，我必须努力站起来，每天在室内扶着移动，慢慢地出外动动，后来才拄着手杖一步一步行动，过了冬天后，1973年3月，她才进了街道工厂城关橡胶厂，此活虽然又苦又累，还有化学毒害，但只要能有活干，便可以有饭吃，所以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在这一干就是整整十一年。此后她每月都会有工资，到这年冬天过年时还领了30元钱回家过年，真使人高兴。这一时期值得记忆的事还真不少，举几件吧：

　　大量供应水泥棺材：我渐渐可以拄杖行动后,单位就不会白付工资了，1973年秋就安排我到东街一个铺面去卖水泥棺材，那时木材很缺，社里便做水泥棺材卖，每天我拄着竹杖领着两个孩子沿街一步地步蹶着腿来往于家庭和这门市部之间，在店面口我写上十分醒目的“大量供应水泥棺材”，这也是文革中，阆城的一道风景线。

　　饲料：社里见我可以不用拄杖行走了1974年春天，便安排我去离城60华里的思依场借住在铁木社卖水泥棺材，住房后面便是通剑阁的大道，当时剑阁有个化林大队，化林有个万猪场，是省上树立的学大寨标兵，各地干部连夜都往化林去取经，整夜都能听到一队队人走过，好不热闹，下乡去时我还带着快满六岁的嘉松，这孩子成天就和老乡的小孩子玩耍，有一天他看见一堆老太婆围在一起忙着摘老葫豆叶子，便问我：“他们摘这干什么?”我按从来的习惯回答说：“做饲料喂猪嘛。”正在干活的一个老太婆笑道：“同志，你不知道，这样说了我们不怪你，我们是用来人吃的。”他们当时，每个全劳田力，每天十个工分，只合人民币8分钱。

　　幼儿流氓：1974年六岁的嘉松进了县第一幼儿园，孩子们一块捉迷藏，跑热了把单衣脱下，不知应放在那儿才不会丢，便把它塞在身穿的背心里，这样腹部就隆起，一位姓严的女教师竟然指责说这孩子扮演大肚子，是流氓动作。这是狠抓阶级斗争的年代，阶级敌人的子女总也是坏的，当教师的更应有超人的眼光。我却偏不接受这无端的侮辱，我到县文教局(当时还在天上宫街)找到接待人员反映了情况后问：“你何以知道孩子是在扮大肚子?即使真扮了大肚子又有何不可?为什么扮了大肚子就是流氓?大肚子又有何不可见人?你妈若不曾是大肚子，又怎会有你呢?”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社会主义大院：文革中大搞社会主义大院，我们所住的四合院(管星街52号)也是一个社会主义大院，当时住有九户人家，靠街一排住四户，依次是张老太婆家`岳母家`我家`袁孟林家，南书房住华学敏家，北书房住菜玉珍家，上面一排住三户，依次是苟家`任家`殷家，按成份论可分几类，一类为菜家与华家，菜的男人是炊事员出身的城关粮站书记兼站长，菜本人虽无正式工作亦无文化，但正好混为居段治安主任，曾把参加一贯道的政历影瞒了下来，所以表面特左，以夺权整人为业，华家为无文化的拉车工人，自命左派，冲锋造反，子女众多，缺少教育，(一个女儿后来参与淫乱被杀死)，二类为苟家与袁孟林家，苟家男人旧制中学毕业有文化在书店工作，女人出身地主必跟着整人以自保，男人暗中出主意，袁孟林无文化的女工，因父亲曾劳改过，特跟着整人以自保，三类为张老太婆家与殷家，前者是两个残疾老人，后者是任家的女婿家，男子死了剩下孤儿寡母，这两家一般不招惹是非，四类有三家，一是任家，原是这个院子的房主家，大儿任寿之解放前当过保长，土改后下乡去改造去了，只留下老母张文清在城里当地主婆与一贯道身份的管制份子，在城里住着的二媳妇王秀珍又是丝厂工人还入了党，这院内房屋除了卖给我岳母三间外，其余的产权全是任家的，除任家与殷家自住外，其它都是任家租出来的，一搞房改，便都成了房管所的公房，管制张文清，除扫街外还得给菜主任干私活，斗争张文清要她把多收的房租拿出来后他们便私分，还有岳母家和我们家，他们都想压制与斗争以得私利，岳母没文化是丝厂退休工人，净讲些大实话，如说：忆苦饭不好吃等等，让人上纲上线批一通，但也最终拿她没办法，至于我们一家更是她们日夜想斗争的对象，甚至夜间站在窗下偷听我们在室内的说话，但却总抓不着任何出头的事，我们的孩子也只在家里关着门玩，从不与院子里孩子玩，这院子里的苟家几个男孩与华家几个女孩都为说不清的男女行为多次吵架解决，反正我们不参与，有几次深夜在院子里开会解决，我们全家四口躲在附近街门里，宁愿抱着孩子睡，一直等到散会后才回去，要说事也真有两件：一件是下雨天院子里积满了水，我的两个孩子用废纸折成船在水中放着玩，事后便将一废纸拿到城东革委会报案，说是阶级敌人的子女侮辱了印有语录的报纸，这是新动向，这种技法早已过时，革委会没有理睬，另一件是某日子华在做工时，闲聊中无意透露了菜玉珍曾参加过一贯道的事，听到的人就告诉了菜说某人骂了她是反革命，菜竟到城东革委会大闹，要求把竟敢骂治安主任的人抓起来，城东革委会主任夏玉顺就真把双方连同听见此话的证人一起找去解决，问明情况后，夏说：“你这样不尊敬菜主任，把我往哪放?”命令子华写检讨，回来后我为她代写了一份检讨，大意为：“…一贯道是反革命组织，菜玉珍也是参加过一贯道，但我不应说出来，损害了她的威信，特此遵命检讨…”，交到厂里后，根红苗正的妇女们如获至宝，立即去交给公安派出所，那知治安民警蒲光华看出后却不了了之，不久这个夏玉顺竟上吊自杀了。文革中就是这样混闹过来的。

　　不能入队：文革时，居民中混闹，社会上混闹，学校里一样混闹，1975年秋嘉松上小学了，迂上班主任陈桂珍其家出身好，觉悟高，我的孩子就不能入少先队，公开说是因为表现不好，直到五年级换了班主任后才带上红领巾。

　　名字问题：我们两个孩子在中兴街住时，隔壁史桂兰(与子华是从小朋友)就对子华说过：“你们给孩子取的这些名字，嘉松`雪梅，没一点革命气味，你看我们的孩子叫：满红`满勇，多革命啊!”到1977年雪梅上小学，把户口本拿上去报名时，那位老师翻开一看，看到家长的名字，立即颇有政治觉悟地说：“看，承业，还想继承地主之业!”

　　继承家庭成份：我父亲是一个大家庭的户主，土改时划成份为工商兼小土地出租，当时农会写过证明，大姐参加革命时农会也写过证明存放在大姐的档案里，大家庭解体后叔父姑姑们均另有成份，这工商兼小土地出租的成份便只由父亲接下来了，本来曾明文规定过，土改交出土地后，就应将成份变为工商业，和许多政策一样，规定是不作数的，要以实际执行为准，执行中仍然是工商兼小土地出租，后来换户口本时，据说是抄写的人认为工商兼小土地出租八个字太长了，就写为工商业兼地主，并说反正是一样的，这个工商业兼地主就铁下来了。我1963年从重庆回来后户口就上在这写着工商业兼地主成份的户口本上，1967年我们结婚时，我拿着这个户口本，她拿着家庭成份为工人的户口本，去建成一个二人的新家庭，这个新家庭应填写为什么成份呢?派出所毫不迟疑写为工商业兼地主。对此我多次写信问过各级公安部门直至公安部长，在信中我根据这种剥削阶级成份优先传承法证明，我国剥削阶级必将越来越多，致使消灭剥削阶级的革命任务永远不能实现。这封信转给了当地城关派出所，所长叫片警蒲光华把我叫去，我那时还在家养伤，拄着竹杖到壮元街城关派出所，所长马洪青听了我上述询问后，只好说，到处都是如此按原有户口本抄写，在没有新办法出来前只好按这老办法办，这已经不代表现在家庭实际成份了，我问：这明明是填在写着“家庭成份”四字的栏内呀，为什么不把这一栏名称印为“父辈成份”或“原有成份”什么的?回答说这本子是原印好了的不便改动，等中央开了四届人大后，看看是否会有变动。接着谈话又转入第二部份，我问：“那么，我这户口本上写的工商业兼地主从何而来呢”?他答：“根据你老家的户口本”，“是指我父亲的户口本吗”?“是的”，“可我父亲已经死了呀”!“你母亲还在，也就是你母亲现在的户口本”，我说：“据我所知，我母亲现在的户口本上不是这个成份，不信，请你马上拿出来看看”，他故作惊讶地说：“是吗，不会吧”，但又不敢当面拿出来看，此后又只好把老户口本上的成份改还原了，老家弟妹们知道后，对我大为不满。原来老户口本上的成份如前所述一直就写为工商业兼地主，自然对大家都有不良影响，他们瞒着我偷偷地从大姐那儿弄来了当年农会开的工商兼小土地出租的证明，找关系到派出所去把成份改为工商兼小土地出租，这一切都不让我知道，这样就把工商兼地主的成份让我一家人继承得了，恰如上一辈那样。封建大家庭的亲情就是如此。

　　出生日也有罪：前面讲的社会主义大院的几件趣事，其实像这类故事真多如牛毛，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民间的，生活中的，妇女间的，妇女式的，难言的，更难书写的琐事就更多了，这里再举一件小事为例子吧，毛主席逝世那年12月26日纪念毛的生日后，子华们厂里居然有自封根红苗正女工，去向领导报告，发现了狗胆包天的阶级敌人竟敢比伟大领袖早一天过生日，要求抓出来斗争，原来子华的生日是12月25日，这出生日也有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