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的危害:中国光伏的澳洲基因

　　30年来，新南威尔士大学光伏中心孵化出众多声名显赫的光伏群星。创始人马丁·格林和他的中国门徒，凭借细腻精密的技术流，奏出中国新能源史上罕见的澳洲旋律。他们的成功秘诀是什么？

　　文|本刊记者 范珊珊

　　 从北半球的炎夏突然跨入南半球清冷的早春，赵建华并无不适之感。在离开7年后，今年8月，他再次回到了曾经学习、工作了十几年的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UNSW）光伏研究中心。这一次，他是领命而来，作为中电光伏的CTO，他需要回到母校，从年轻的师弟学妹中延揽一批才俊，以充实中电的研发梯队。

　　和赵建华一样，离开后不论是加盟新主还是自主创业，毕业后依然和新南威尔士大学光伏中心合作的大有人在。自上世纪80年代起，30年间毕业于新南威尔士大学光伏中心的中国留学生已经撑起了中国光伏产业的半壁江山。如今，在屈指可数的几大领头光伏企业中——尚德、中电光伏、英利、赛维LDK都有新南威尔士大学毕业生的身影。这些在中国光伏产业叱咤风云的人物，均曾就学于这所和中共建政同年的大学。

　　“新南威尔士光伏帮”，这群散落在中国光伏大棋盘中的耀眼群星，其成员均师从于当今世界最伟大的太阳能科学家，有着“太阳能之父”之称的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马丁·格林（Martin Green），这里有一大批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施正荣、赵建华、王艾华、戴熙明、张光春、蔡世俊、郑广富、云飞、汤应辉、宋登元、姚国晓。

　　他们是这样一批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赴澳留学，毕业后成为新南威尔士大学光伏研究中心一名优秀的研究员，然后在中国光伏发展大潮中归国，加盟企业出任CTO，传播来自澳洲的光伏技术流。其中的佼佼者，则艰辛创业，随即如童话般一朝功成，享受来自华尔街的青睐，登陆纽交所或纳斯达克，开辟出一段属于自己的时代。

　　30年来，马丁和他的中国门徒，凭借细腻精密的技术流，奏出中国新能源史上罕见的澳洲旋律。他们的成功秘诀是什么？而在新的光伏纪元来临之际，他们又将遭遇怎样的挑战？

　　历史的偶然

　　从悉尼的闹市驱车20分钟就能到达澳大利亚最富盛名的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此时虽去冬未远，但阳光宜人。1974年，一个叫马丁·格林的人在新南威尔士大学成立了太阳能光伏发电小组，专注硅太阳电池的研究。在弟子们看来，马丁·格林的这一举动颇具战略眼光。太阳能电池进行大规模利用，必须解决原材料的问题，作为地壳上含量第二的元素，硅基太阳能电池的研发打破了原材料的限制。而在此背景下，世界上第一个光伏与太阳能工程学专业成立。

　　1985年，马丁带领的团队把硅片的光电转化效率提高到20%。正是这一年，一名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走进了马丁·格林的实验室，他就是现为中电电气光伏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的赵建华。赵建华从山东工业大学来到澳大利亚，并于1989年获得了博士学位，而后一直在该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进入马丁·格林的实验室是历史的偶然。我在南京工学院读硕士时申请了出国，当然也向马丁·格林——我课题领域内世界权威专家提出了申请，让人想不到的是，他当时第一个给我回了信。”赵建华对《能源》杂志记者说。

　　在进入实验室三年后，赵建华遇到了扬中老乡施正荣。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风潮已经席卷全国。在中科院上海光机所研究生毕业后留下工作的施正荣一直筹划出国。接到三所学校通知书的他，选择了每月有100澳元补助的昆士兰大学。入校后，研究条件差，令施正荣大失所望，于是另谋出路。后来，他联系新南威尔士大学并转入。

　　1989年，施正荣访问学者的生涯即将结束。他敲开了这所学校中科研经费最多的马丁·格林教授的大门，由此进入了太阳能领域。

　　和赵建华专注的高效太阳能电池不同，施正荣看中了薄膜太阳能电池的研究。在施正荣的眼中，降低成本是大规模推广应用太阳能电池的唯一路径，由此，必须减少硅的用量。1990年，施正荣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让薄膜长在了玻璃的衬底上。

　　和施正荣一样，赵建华在科研领域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1999年，赵建华和他的夫人王艾华博士创造了单晶硅太阳电池转换效率24.7%和多晶硅太阳电池转换效率19.8%的世界记录，夫妇俩保持的单晶硅太阳电池转率世界记录直到现在未被打破。而此前，20%的效率是否是晶硅电池极限一直是人们在讨论的问题，赵建华的实验结果适时地终结了这个争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光伏市场还没有启动。远离市场的光伏研究枯燥、艰苦，甘耐寂寞、勤勤恳恳的赵建华和施正荣给马丁·格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两个大弟子，像被掌门人寄以高度期许的大师兄，成为师门的模范，这也为后来新南威尔士大学光伏研究中心接收更多的中国留学生埋下了伏笔。

　　教父马丁

　　“赵建华和施正荣都是有天赋的人，正是他们给我留下的积极印象使得我们的实验室愿意接收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 马丁·格林教授对《能源》杂志记者这样说道。

　　马丁·格林教授现任新南威尔士大学超高效光电学研究中心执行研究主任，作为太阳能电池领域的权威，获得无数荣誉，并于2002年获得“瑞典正确生活方式奖”（诺贝尔环境奖），被誉为“太阳能之父”。

　　“师从格林教授是我人生中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折点。”施正荣在多个场合如此表达。

　　“马丁是位很有智慧的导师，逻辑思维清晰，作风严谨，行事低调。”赵建华这样评价自己的导师。在国外，一个教授是否成功，主要体现在对研发经费的申请能力上。多年以来，马丁·格林都是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模范经费申请人，他在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经费申请成功几率二十几年一直保持100%，使得光伏研究中心成为新南威尔士大学最大的实验室之一。“另外，格林教授的理论分析能力极强，很少有他不能解释的理论，这使得我们的实验结果一直有正确的理论解释，进而得到业界的认可。”

　　在新南威尔士大学这段时光，最令赵建华难忘的就是自由的学习氛围。不管是工作还是学习，导师除了负责项目以及参加汇报会，其他完全由学生自主安排，跟国内的方法完全不一样。“过去很多欧美人士来新南威尔士大学参观，看了我们设备简陋、环境陈旧的实验室都深为感叹，想不出我们为什么能在这样简陋的实验室里做出最高效率的太阳能电池。我想这是由于我们对电池技术的充分理解和对操作的精益求精而达到的。中国留学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受到熏陶，成为中国的光伏栋梁。”

　　“马丁教授言传身教，特别严谨。他的作风也是实验室的作风，研发来不得半点虚伪。”现为英利集团CTO的宋登元向记者如此表示。

　　 11年前，已经是河北大学自动化系系主任的宋登元决定再次赴澳深造，和第一次留学经历不同的是，他这次选择了新南威尔士大学。

　　“有一次在悉尼开会，参观了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实验室，感受到那儿能接触到世界最先进的研究成果，更加国际化。”宋登元坦承。

　　当时马丁·格林想用氧化锌薄膜与硅一起制作廉价的异质结太阳电池，让他去做这个项目，半年后宋登元做出了光电转化率8.2%的成绩，比当时世界水平高出1.3%。在取得博士学位和完成博士后研究后，宋登元加入到马丁·格林第三代光伏电池的研究项目中，领导了超高效率量子点太阳能电池项目里碳化硅介质中嵌入硅量子点的新一代电池研究。

　　“格林教授在国际上学术组织担任职位，参加会议特别多，但是特别注重研究的细节、只要在学校，哪怕一个研究生汇报课题都要去听。慕名而来的求教者，只要有时间，他也要亲自见面。在中国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宋登元说。

　　创业时代

　　施正荣博士毕业后，依然留在恩师格林教授的实验室从事科研工作。彼时，马丁做出了一个可以说是影响施正荣一生的决定——将科研成果产业化。

　　1995年，新南威尔士州电力公司投资5000万美元与新南威尔士大学光伏研究中心，共同成立太平洋(7.60,-0.28,-3.55%)太阳能电力公司，将施正荣取得的科研成果薄膜电池技术产业化，由施出任研究部经理、执行研究董事。

　　留学期间，施正荣结识了同在澳洲学习经济学的同乡杨怀进。施正荣在澳创业之时，杨怀进回国从事贸易生意。

　　2000年，德国出台了世界上第一部《可再生能源法》，规定新能源占德国全部能源消耗的50%，电网购买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义务和购电补偿的一般原则。从德国回来的杨怀进看到了太阳能的市场前景，邀请施正荣、赵建华回国创业。而彼时，澳洲的光伏市场还没有启动，施正荣的创业并不理想。

　　杨怀进背着施正荣撰写的250页可行性报告四处奔波，却屡屡受挫。经人引荐，项目得到了无锡市政府领导的认可。2000年，施正荣变卖全部家当回国。2001年，中澳合资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施正荣占25%的股份，其中20%是技术入股，5%是现金，并出任总经理。而杨怀进得到了5%的股份。同时，施正荣还找来他在澳大利亚时的同事张凤鸣博士，以及在格林教授实验室工作过的澳大利亚人泰德。次年7月，国内最大的10MW太阳能电池生产线在尚德投产，产能相当于此前4年中国太阳能电池产能的总和。马丁·格林教授专程赶到无锡向施正荣表示祝贺，预言“尚德将成为世界光伏产业的中国超越者”。12月，尚德公司与新南威尔士大学光伏技术研究中心正式签订了科技合作协议。

　　搞研发出身的施正荣特长在于对光伏产业未来的技术方向有准确的判断。然而，最初成立的两年，光伏市场并不景气。直到2003年，欧洲太阳能屋顶计划实施，大量向国际采购光伏电池，激发了光伏市场的潜力。6月份，在德国弗赖堡国际新能源产品展销会上，尚德赢来了大批订单，忙于开拓国际市场的施正荣成了空中飞人。

　　此前，施正荣最初的创业伙伴杨怀进、张凤鸣、泰德相继离开了尚德。2004年，赵建华夫妇回国，与杨怀进、张凤鸣、泰德一起创立了中电光伏。郑广富、云飞、汤应辉于1997年前后在新南威尔士大学电子工程系获得光伏博士后也纷纷回国。2005年，三人一起创建林洋新能源研发中心，而杨怀进则与泰德以及同是马丁·格林教授学生的戴熙明进入晶澳太阳能。

　　“格林先生的门徒回国创业，基本上是被光伏产业的大潮推动的。”赵建华说。

　　2005年2月，《京都议定书》生效，欧洲国家以及美国、澳大利亚纷纷推出了可再生能源发展计划，世界太阳能产业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依靠国际市场的拉动，国内光伏产品95%销往海外，中国光伏产业“三头在外”（市场、原料、设备）的格局逐渐形成。

　　也就是在这年的10月，在上海的一次光伏会议上，宋登元第一次见到了英利集团董事长苗连生，苗连生对宋登元发出了邀请。一年以后，正值美国上市前夕的英利，CTO职位出现空缺。苗连生再次力邀宋登元。面对导师马丁·格林的挽留，宋登元只好推辞。2009年初，当苗连生的电话再次打来时，实验室项目也接近尾声，宋登元终于答应回国。

　　格林教授的弟子们在归国后，开始了将实验室成果向产业转化的新征程。2009年，郑广富转战尚日新能源；泰德、戴熙明在台湾创立了旭泓全球光电；2010年，云飞加入赛维LDK任电池事业部副总裁。

　　从高转换率的实验成果向生产线的转化往往比较曲折。在赵建华看来，实验室研发勿需担心成本。而在生产环节，成本则需要得到严格的控制。对生产来说更重要的是成本与收益之比。

　　“澳洲的科研虽然先进，但是他们的劳工、土地和原材料的成本比中国要高很多。如果在澳洲本土发展光伏产业，价格会毫无竞争力。”赵建华说。

　　在施正荣看来，技术是尚德成功的第一大法宝，每年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占年销售收入的5%以上。在无锡尚德的技术研发团队，拥有众多新南威尔士大学光伏专家，CTO温哈姆·斯图亚特 （Stuart Wenham）现在还是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光伏研究中心的主任，负责研发的蔡世俊、张光春都曾在新南威尔士大学深造。据资料显示，新南威尔士大学光伏专业每年都会派10名左右的大学生到尚德公司实习。

　　两年前，尚德宣布由新南威尔士大学开发的冥王星技术可以同时在单晶和多晶电池中应用，并把其单晶和多晶光伏电池转换率分别提高到19%和17%。并且在近日，尚德对外宣称已经成功大规模量产。在业界看来，这是实现施正荣度电成本1元目标的重要法宝。

　　2008年，中电光伏的研发团队在赵建华夫妇的带领下，SE高效太阳电池商业化量产。

　　“在澳洲实验室的经历使我们对晶硅电池的科研方向有比较清晰的了解。提高晶硅电池的效率，无非是减少复合、提高钝化性能。晶硅电池在半导体中是相对比较简单的一种器件，但是要做到高效、低成本还是非常有挑战性的。”赵建华说。

　　 门徒的烦恼

　　长久以来，作为师傅的马丁·格林与中国光伏业界的“新南威尔士大学帮”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他几乎每年都要来到中国参加会议或者到弟子的企业进行考察，并应邀担任一些企业科技顾问或者首席科学家。而不论是尚德、晶澳、中电光伏，还是英利、旭泓光电、赛维LDK，均与马丁·格林实验室具有长期合作联系，这些光伏企业每年均选派部分骨干前往新南威尔士大学进修。

　　更令格林教授骄傲的是，他的学生所在的企业受到资本市场的青睐。2005年12月，尚德成功登陆纽交所，中国新首富诞生。在业内人士看来，相较于其他同门师兄弟保有科学家的本色，施正荣的身份更偏向于一名管理者，其在商业上的成功也得益于在太平洋电力公司的经历。

　　据统计，在美国上市的10家中国光伏公司中有5家企业的技术带头人毕业于UNSW。在宋登元看来，在光伏产业界略有成就的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留学生拥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在赴澳之前都有一段工作经历，为此后的发展积累了产业背景。

　　2007年，为了表彰马丁·格林，中国政府为他颁发了国家“友谊奖”，此奖项是中国政府授予来华工作外国专家的最高荣誉奖项。在世界各地的光伏企业中，更是有30多位新南威尔士大学光伏研究中心的毕业生身居要职。

　　同门的师兄弟成为了生意场上的竞争对手。中电光伏和无锡尚德，位处同省之内，兄弟竞争，在所难免。此前，更有报道称，两家公司关系颇为微妙。尚德基本不提中电光伏，而中电光伏方面对外界所说的“做无锡尚德第二”颇为不满。甚至在中电光伏成立之初，中电还从无锡尚德挖走两名骨干。

　　 此外，“从新南威尔士大学归来的除了早期的这一批人，后来又有成就的屈指可数。” 中科院微电子所太阳能电池研究中心副主任贾锐表示。

　　在世界光伏科研领域，和新南威尔士大学光伏研究中心齐名的还有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和德国弗朗霍夫研究所。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来自德国、美国、日本、加拿大甚至本土光伏科研机构的专家投入到中国光伏产业中。

　　在贾锐看来，相比澳洲，德国是更重要的光伏研究之地，特别是光伏产业链上的关键技术、设备多由此引进。“在光伏制造中至为重要的设备，国内八成源自德国，设备永远是重要话题。”

　　对于设备的重要性，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孟宪淦深有体会。“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太阳能研究所可以将晶体硅的转换效率做到将近20%，但是缺乏设备、工艺不能实现产业化。实验室是一回事，大规模生产是另外一回事。”

　　截至2010年，全世界光伏发电装机容量为4000万KW，不到世界总装机容量的1%。即使在太阳能发展相对成熟的德国，光伏的发电量还不到全国发电量的2%。每度电的平均成本大概是1.3元-1.5元，较火电等传统能源发电成本还有很远的差距。脱离政策支持的光伏市场难以为继。

　　“光伏技术研究的方向依然是提高转换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孟宪淦说。

　　去年9月，第二届中国（无锡）新能源大会召开，马丁·格林应邀再次来到无锡。在接受采访时，他依然强调成本和效率将决定太阳能产业未来的发展。

　　8月1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完善太阳能光伏发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明确今年7月1日前后核准的光伏发电项目的上网电价分别为每千瓦时1.15元和1元，业内人士认为这是沉寂多年的国内光伏市场启动的信号，而马丁·格林的弟子们将展开新一轮的竞争，由于师出同门，虽各有侧重但在技术路线上差别不大，而其中，由技术决定的度电成本势必成为衡量企业竞争实力的重要标准。

　　历经近10年的发展，中国已经连续4年保持世界太阳能的第一制造大国地位，马丁·格林对弟子们取得的成就颇为骄傲，但他始终不忘强调：“产量位居前列，应当争取以更高的质量。”

　　【封面】

　　马丁的澳洲技术流

　　与白求恩大夫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略有出入的是，马丁在培育门生的同时，也赢得了世界可以给他的一切名望。

　　文|本刊记者 范珊珊

　　因为中国弟子众多，顶着世界太阳能之父光环的马丁·格林时常来华传道，无论是嫡传弟子或是再传门生，在各自举办的光伏峰会中，显然仍以马丁莅临为荣。与白求恩大夫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略有出入的是，马丁在培育门生的同时，也赢得了世界可以给他的一切名望。

　　现年63岁的马丁，还没有成为老头的迹象。虽然同为教父，他和马龙·白兰度那副阴鸷铁血的形象可是大为不同。相反，喜欢牛仔裤搭配衬衣有着浓密褐色头发的马丁，和《廊桥遗梦》中的那位中年风流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颇为神似。

　　而在各自领域所获功名上看，尽管后者曾揽下奥斯卡最佳导演奖，马丁也因一连串大奖蜚声全球——2002年，马丁·格林甚至赢得了有着“诺贝尔环境奖”之称的瑞典正确生活方式奖。

　　马丁逐步为国人熟知，却非因其治业专长。之所以被尊为教父（在中国的语境中，称之为掌门宗师应更为合适），是因其开宗立派，创办新南威尔士大学光伏研究中心，授下众多中国门徒。日后众弟子在光伏江湖耀眼如璀璨群星，马丁这位开山鼻祖当然与有荣焉。

　　毫无疑问，由马丁弟子为核心组成的澳洲帮是当前中国光伏业中的最大门派。他们分布广泛，彼此亦友亦敌。当前，在美国上市的10家中国光伏公司中有5家企业的技术带头人毕业于新南威尔士大学，其极盛时期，这个数字是8家。马丁的澳洲技术流，已与中国光伏业筋骨相连。近日，本刊记者对马丁·格林进行专访，向您近距离解密马丁的秘诀。

　　《能源》：在太阳能领域，有很多热点话题如晶体硅电池、薄膜电池，您在建立新南威尔士大学光伏研究中心的时候为何会确定硅基电池的研究方向？

　　马丁·格林：1974年，当我建立新南威尔士大学光伏研究中心时候，在硅基太阳能电池研究领域还有很多空白，值得深入探讨。而且，我的学科背景是微电子学，在这门学科中硅元素无处不在。不过当时我看到微电子技术的应用大部分都集中在娱乐方面，我觉得这个方向不是一个成年男子应该专注的领域。后来在一位教授的启发下，觉得微电子和太阳能电池可以有更大的结合空间。

　　《能源》：您的实验室为何会接受那么多的中国留学生？您如何评价他们在中国光伏产业中的地位？

　　马丁·格林：1980年前后，新南威尔士大学光伏研究中心迎来了一个中国博士后学生，之后邓小平鼓励更多的学生出国深造。第一位从中国来的留学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之后光伏中心越来越乐意接收来自中国的学生。特别是施正荣和赵建华都是非常有天赋的学生。

　　施正荣在中国光伏产业取得的成就无疑是巨大的。在他回国之前，中国光伏制造业还没有出现如此成功的光伏企业。尚德在国际上获得的广泛认可，为中国光伏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奠定了基础。当然，在新南威尔士大学学习光伏技术对于我的学生们在产业上的成功是一个巨大的帮助，特别是施正荣在太平洋电力获得的管理经验更有利于他后来的成功。

　　《能源》：众所周知，将实验室结果进行产业化非常困难，您认为怎么样才能更好地衔接两个阶段？

　　马丁·格林：相比其他一些研究机构，新南威尔士大学光伏研究中心在技术的商业化方面取得了更多的成功。研究中心的很多研究员都有丰富的产业工作经验，所以我们对产业的挑战有更清楚的认知。不仅如此，这还有利于实验室的技术研发。在晶体硅转换效率方面，我们已经保持了20多年的世界记录。

　　施正荣博士曾说过：“新南威尔士大学非常善于研发新技术，而尚德的优势是将其商业化。”我非常认同他的观点。与尚德这样高管具有深厚研发经验的企业合作，在新技术商业化方面，公司更易于做出正确的判断。

　　《能源》：那就您看来，在太阳能领域，技术和市场哪个更重要？

　　马丁·格林：作为新技术发展的驱动力，市场最为重要。几十年来，新南威尔士大学光伏研究中心已经拥有了更高效、成本更低的太阳能电池，但是事实证明，只是近几年来随着太阳能市场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公司才尝试充分利用这些技术。

　　《能源》：您认为，未来光伏技术发展的趋势是什么？光伏产业越来越接近传统制造业，企业将以规模取胜。你怎么看待这一观点？

　　马丁·格林：在未来一段时间，提高光电转化效率依然是光伏技术研发的主要发展方向。新南威尔士大学光伏研究中心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转化效率的提高。新南威尔士大学光伏实验室研究的第三代电池以薄膜为主，有非常高的转化效率，低成本，无毒，高效，我这里提到的“高效”是74%，做第三代电池原材料是非常丰富的，基于这样一些特性特点，我相信第三代电池很容易成为市场主导的产品，在未来的一些研究工作是针对纳米材料领域，这些材料增加电池的灵活性。另外，规模化是光伏产业成本降低的关键因素，伴随着新技术的应用，规模化的优势愈加凸显。

　　升级的技术战

　　与欧美大多将研究课题委托工业界的技术路径相比，中国光伏界的纸上谈兵，成为难在短期内切割的痼疾。

　　文|本刊记者 范珊珊

　　 伴随着近几年中国光伏产业的快速崛起，光伏企业的科研团队在不断壮大，除了马丁·格林教授的弟子们，越来越多的毕业于美国、德国、日本等光伏科研机构的留学生回国就业，掀起了新一轮的技术竞赛。 去年年初科技部的审批令下，宋登元为之奔走几个月的“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终于落户英利，这是他就任英利CTO一年来献给苗连生最好的礼物。

　　这是一块金字招牌。2009年7月，科技部宣布光伏行业被列入国家重点实验室方向。从那时起，国内的17家光伏企业为此展开了长达两个多月的激烈争夺。而赢家只有一个。

　　在世界光伏浪潮中成长起来的英利集团向来被业界赞誉精于管理，此番光伏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在握，无疑又增添一个问鼎行业的重要砝码。

　　很少人知道，中国对于太阳能电池的研究发轫于1958年，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1959年在中科院半导体所做出了我国第一块太阳能电池。1971年成功应用于“东方红二号”卫星上。并从1973年走向地面应用。改革开放后，国内开始出现第一批太阳能电池生产企业，如云南半导体机械厂、宁波太阳能电池厂等。

　　“从根源上说，中国的光伏技术就是外来品。”孟宪淦说。1993年，云南半导体机械厂为了解决生产技术上的难题，专门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拜访马丁·格林教授。由于某些体制原因，作为国有企业的云南半导体机械厂却拿不出几十万美元的技术转让费，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终告失败。

　　而在另一端，中国的太阳能研发机构对于高效太阳能电池的探索始终没有终止，并且在上世纪90年代末，晶体硅电池转换率接近20%，和世界领先的转换效率相差无几。然而，从实验结果向产业化的转化似乎成了国内科研人员无法逾越的一道鸿沟。2000年以后，随着施正荣回国创业，大批国外留学的科研人员纷纷回国，打破了太阳能行业产研转换困难的尴尬局面。

　　 “确立公司研发战略、方向以及搭建研发的平台。”这是宋登元从科研人员向CTO身份转换两年多来对自己职责最深的体会。大学教授出身的宋登元对中国科研体制非常了解，几十年的科研经验让他对国家重点实验室落户颇为看重。“过去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不会放在企业，都是放在中科院和一些重点大学，近些年来，中国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发生了转变，科技创新要以企业为主导，以市场为导向。对于英利而言，承担国家关键技术项目，一方面引领企业发展，更重要是引领行业发展。”

　　众所周知，企业的快速发展需要强大的技术为依托。宋登元把英利的科研团队划分为四个层次：一是具有前瞻性的研究，主要是技术布局；二是将中期的研发转换成生产力；三是把研发成果转化成中试生产，进行成果孵化；四是在线研发，研究现有技术的改进。这也是苗连生一直坚持的大技术团队研发路线。

　　对于垂直一体化的英利而言，从前端硅的提纯一直到长寿命组件的研发，正可谓任务艰巨。“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确定落户英利后，新的科研大楼正在热火朝天地建设之中，而宋登元面临的问题也是如何更好实现产研结合，缩短从前端研发、中试生产、推向市场的周期。

　　事实上，光伏企业垂直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加深，对企业研发带头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去年，刚刚加盟中盛光电科研团队的郑直遇到了新的挑战，他发现企业所涉及技术横跨半导体、材料、高分子化学、电子电气，机械设计，工程力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当然，光伏技术具有自己的独特属性。“和学科背景类似的半导体行业相比，光伏技术更重视产品的长期可靠性和保持必要性能前提下的成本降低。虽然我国在光伏应用领域已经有部分科技成果取得了世界领先水平，但是在光伏基础科研和综合科技创新能力上仍然处在学习借鉴阶段。” 中盛光电研发中心总监郑直直言不讳。

　　在宋登元看来，这与我国科研体制的痼疾关系甚大。科研机构取得重大成果后遵循的往往是先发表文章的固定思维，和产业联系并不密切。

　　以美国可再生能源实验室和德国弗朗霍夫研究所为例，作为太阳能领域世界著名的国家级学科实验室，偏重于技术向生产力的转换。“在美国、德国的研究机构，很多课题都是工业界委托进行，研发成果可以短期内转换成生产力。而我们国家很多太阳能研究机构进行的都是基础性研究，转换周期很长。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出发点不一样。”宋登元说。

　　虽然我国已经跃居世界太阳能第一制造大国，但仍然依赖于国外的先进设备。尽管企业在不断提高电池转化效率，但在研发新型电池方面明显不足。马丁·格林教授认为，新一代的电池技术，将有丰富的原材料来源。在未来，高效率、低污染、新材料的应用成为了新型电池的变革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