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州杨梅节2016图片:毛泽东在反腐败中批斩的八名罪犯

作者：孙千钧棒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429    更新时间：2011-9-4        荐  【字体：小 大】
【复制本文】 【下载本文】
毛泽东在反腐败中批斩的八名罪犯（资料介绍）
从革命战争时期到逝世，毛泽东同志就对反腐败工作倾注了极大的精力与心血。特别是对七大腐败案 的亲自过问与关住，就足以证明毛泽东同志惩治腐败执政为民的坚定决心
（一）1932年毛主席批准枪毙贪官谢步升
谢步升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是我党反腐败历史上枪毙的第一个“贪官”
1932年5月9日　下午3时，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二审终判决，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在江西瑞金伏法。
谢步升，瑞金九区叶坪乡人，共产党员，原任叶坪村苏维埃主席。谢步升家境贫穷，12岁时给地主打短工。1929年参加工农武装暴动，任云集暴动队队长。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并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虽然这个官职不大，但随着苏维埃临时政府的建立，他的声望陡然增高，思想作风逐渐变质。他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谋取私利。他为了谋妇夺妻掠取钱财，秘密杀害干部和红军军医。他生活腐化堕落，诱逼奸淫妇女。事发后，查办案件遇到一定阻力。～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指示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1932年5月5日　，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对谢步生进行公审判决，判处谢步升死刑。谢步升不服，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提出上诉。　1932年5月9日　，以梁柏台为主审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二审开庭，经审理，否绝了谢步升的上诉，维持原判，判决：“把谢步升处以枪决，在3点钟的时间内执行，并没收谢步升个人的一切财产”。当日下午，红都瑞金响起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第一声惩治腐败分子的枪声。
（二）1934年毛主席批准枪毙左祥云
这是我党历史上对因贪污等腐败问题而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的较高级别的干部，时左祥云任中央政府总务厅主任。
中央苏区时期，为筹建中央政府大礼堂和修建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博生堡、公略厅等纪念物设立了“全苏大会工程处”。中央政府总务厅任命左祥云为主任。这在当时是重大工程。中央政府为解决经费、材料等问题，采取发动群众购买公债、鼓励捐献、厉行节约、支援建设等一切措施，集中了10万元的资金和物资。整个工程于1933年8月动工。11月就有人举报左祥云与总务厅事务股长管永才联手贪污工程款，经常大吃大喝，还强迫群众拆房，随意砍伐群众树木。中央人民委员会即令中 央工农检察部、中央总务厅抓紧审查，结果发现左祥云在任职期间有勾结反动分子，贪污公款246.7元，并盗窃公章，企图逃跑等行为，犯有严重罪行。据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下令总务厅扣押左祥云听候处理。然而，总务厅管理处长徐毅却私自放走了左犯。事情发生后，毛泽东责令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一定要将民愤极大的左祥云一案查个水落石出。左祥云被捉回，中央总务厅的腐败问题暴露无疑。　1933年12月28日　，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讨论了左祥云及总务厅腐败案件。　1934年1月4日　中央人民委员会公布了对“中 央总务厅长赵宝成撤职，管理处长徐毅拘押讯办”的决定。
1934年2月13日　，最高法院在中央大礼堂开庭公开审判左祥云及有关人员。审判历时近五个小时。法庭认定：“左祥云贪污公款大洋246元7角。勾结徐毅打介绍信到下肖区，准备有计划的逃跑，勾结反动分子刘良芹、刘良棉买卖路条（良芹卖给左犯路条一张花10元，良棉送左犯逃跑至江口给了5元）。盗窃我们的军事秘密图去献给白军，并企图逃到湖南组织蒋介石的游击队来进攻苏维埃，又私偷公章和介绍信到雩都参加主席团会议，企图做反革命的活动”。判决左祥云死刑，执行枪决。同时，对其他有关人员做了相应判决。　1934年2月18日　，对左祥云执行了枪决。
（三）严查瑞金贪污腐败窝案，枪毙主犯唐达仁
1933年夏的一天，中央工农检察部收到一封匿名举报。部长何叔衡同志认为，举报信没有署名盖章，更说明里面问题的复杂性的严重性，更应该引起重视：我们强调举报信要签名盖章，主要是为方便调查核实，不能因此随便轻易处理群众来信。并当即部署力量进行调查。先后派出两个调查组进行调查。在进展不大的情况下，又派员到群众家里住下，进行明查暗访，初步查实瑞金县苏维埃浪费现象异常严重，可能还隐藏更多更为严重的问题。对此，以工农检察部的名义报告中央政府，并于　1933年12月11日　在《红色中华》报上予以公布。苏维埃中央政府指令加紧调查对瑞金县苏维埃的检举。因此，工农检察部与苏区工会、少共中央取得联系，从中抽调力量组成“轻骑队”，在何叔衡部长的亲自领导下开展了调查。“轻骑队”从　12月15日　开始工作，侦查工作步履维艰，经过轻骑队员的努力，县苏维埃贪污浪费的事实大部分被检查出来。取得结果后，中央工农检察部在瑞金县城召开苏维埃工作人员大会，通报工作经过和检查结果，并以《轻骑队通讯》为题在　1933年12月26日　《红色中华》报第138期予以公布。　1933年12月28日　，毛泽东同志主持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会议，听取中央工农检察部关于瑞金县苏贪污案的汇报。会议决定，瑞金县财政部长蓝文勋撤职查办，会计科长唐达仁交法庭处以极刑，并给予县苏主席杨世珠以警告处分。　1934年1月4日　《红色中华》报140期公布了这一处分决定。称唐达仁吞蚀各军政机关交来的余款，群众退回公债、谷票等款，变卖公家物件和谷子，及隐瞒地主罚款等共34项，合计大洋2000余元，决定将唐仁达交法庭处以极刑，并没收其本人的财产；蓝文勋对于瑞金财政的收支全未理会，唐的贪污他是知道的，但不检举，直至中央工农检察部审查时，才说出曾查出唐贪污土豪刘绳仪罚款20余元。蓝文勋隐瞒唐的贪污案件，有放纵犯罪的重大嫌疑，予以撤职查办。
·
（四）1937年毛泽东亲自批准枪八路军将领黄克功
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毛主席亲自批准死刑的案件并不多，而一名与他患难与共，从井冈山就开始追随他的一位八路军军官，却因犯罪被毛主席亲自批准公开枪毙，这位八路军军官就是黄克功。
这是在1937年的延安，当时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黄克功桃色事件”。毛泽东“挥泪斩马谡”，一个勇冠三军的红军将领被公审枪毙了。
黄克功爱情的裂痕
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会师时，黄克功已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旅长。少年时代参加红军，跟随毛泽东经历了井冈山的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是“老井冈”中留下来不多的将领。当时，黄克功仅仅26岁，年轻、英俊、身材修长，笑起来很有感染力，加上其丰厚的经历，很受人的追捧。
刘茜当时才十五六岁，为了革命来到延安。她容貌清秀，被分到抗日军政大学四队学习，队长就是黄克功。刘茜选择了黄克功。刘茜开始和黄克功谈恋爱后，又把爱情转向了另一个人。出现这种情况，当时有人作了分析，可能是黄克功追得太猛抓得太紧，也有人猜测与黄克功的某些生活习惯譬如不刷牙漱口有关。至于黄克功平时爱挂在嘴边的口头禅“老子当年”之类的，也引起她的反感。
夜幕下的沙滩枪声
已调到陕北公学的刘茜，给黄克功捎了封信，构成黄克功去找她的契机。 1937年10月5日晚饭后，黄克功将心爱的白郎宁手枪装进口袋，正巧，抗大训练部的干部黄志勇饭后在溜达，黄克功便拉着他向陕北公学走去。就在公学门前的河边，黄克功遇到刘茜等一群学员。学员们见到队长，都很客气。刘茜却没吭声，冷冷地望着他。
黄克功随即招呼刘茜：“咱们走走好吗?”陕北公学的女学员走了，黄志勇也借故走了。
“砰!”—阵风卷起。“砰!”又一阵风掠过。
枪声在风中很沉闷，没人注意到。第二天一早，人们在河滩上发现了刘茜的尸体。肋下一枪，头部一枪，面部模糊，全是血。
那—夜，黄克功回来很晚。细心的警卫员发现首长几乎是彻夜辗转。早上擦武器时，枪有射击过的痕迹。找出首长晚上换下的衣服，也发现有血迹。此外，更使他生疑的是，有位陕北公学的女学员来问黄克功知不知道刘茜昨晚在哪里?他假装不知，但神色很紧张。早晨天一亮，还发现他站在一道高墙上向河边张望……当警卫员接到保安处的通报后，便向校部作了汇报。
领导找黄克功谈话，他已恢复了理智，并如实坦白了犯罪经过。
黄克功那天晚上同刘茜在河滩上面对面站立了一阵后，便开始对刘茜另有所爱进行责备。在他看来，自己身经百战从没有失败过，哪能在这场爱的战役中失败。他不服输。他责备她，要她回心转意，甚至骂她。但他面对的是他从没遇到过的对手。她不但没有悔意，反而声称他们之间不存在婚约，双方都有权找所爱的人。
“要不是爱上别人就宣布咱俩结婚。” 黄克功看着刘茜灰布帽下的眸子，带着嘲弄、轻视的目光。他拔出了枪，拉住她的一只胳膊：“你答应不答应?”他试图使她在枪口下改变主意，没想到她那眸子里的目光更锋利、更仇恨和冰凉了，这使他感到了绝望。
一个响亮的巴掌，打在黄克功的脸上，他颤抖了一下。刘茜捂住肋间，但她那冰冷的目光还在抽打他……
他又把枪口对准了她的脑门，枪响了。
从河滩上归来，黄克功篡改了刘茜的来信日期。然而当他坦白这—切时，一场噩梦才清醒过来。抗大副校长罗瑞卿，望着面前没有表情的青年战将，心情很沉重。罗瑞卿多么喜欢这个在战场上以一当十、以—当百的年轻人啊。他可是在革命战争中生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精英啊！他很痛苦地拿起了给毛泽东的电话……
高等法院将黄克功收监 案情牵动四方
这种骇人听闻的案件，在当时的延安是绝无仅有的。—时间，人们议论纷纷。
——黄克功自恃有功、无视法纪、杀人必须偿命。老人们嘴里这样坚定地说，泪水在眼眶里打着转。
——然而不少人也纷纷出面讲情，有一些老井冈也通过不同渠道向毛泽东讲情，毛泽东不为所动。
终于，黄克功案件交给了人民公审。来自各学校、部队和机关的万余人按指定地点静静地坐着。延河水轻缓地在流淌。
金铁群和吉汉杰是最后到会场的。他俩都看见在不远的延河对岸，毛泽东和张闻天朝这里张望着。直到审判大会快要开始时，毛泽东才背着双手，低着头走开……
陕甘宁高等法院刑庭的法官、陪审员、起诉人、证人、辩护人和法警进入了会场。刑庭审判长雷经天等人，各就各位。宣布开庭后，起诉人与证人先向大会陈述了黄克功事件的全部细节。随后，各单位代表发表了对这一事件的分析、要求，以及结论性的群众意见，然后等着法庭审判。黄克功被带了上来。
当法官让他发表个人申诉时，他只坦白交代了他的犯罪经过，并作了扼要的检讨。他唯一申诉的就是一句话：“她破坏婚约是污辱革命军人。”声音不高，但整个会场却听得清清楚楚。
审判长特意问他：“在哪些战斗中受过伤、挂过彩?”人们从他敞开的衬衣里，看到他从臂部到腿部伤疤连着伤疤，犹如打结的老树皮。他历数了许多战斗的地名。最后，他用真诚的目光望着审判长，请求让他讲述最后一个愿望：“……死刑如果是必须执行的话，我希望我能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如果允许，给我一挺机关枪，由执法队督阵，我要死在同敌人的拼杀中。如果不合刑律，那就算了。”
黄克功的声音越来越低，但那低沉的声音充满感染力。人们沉浸在这一段真挚的话语里，默不作声。休庭片刻后重新开庭，审判长庄严地、一字一顿地宣布了判处黄克功死刑、并立即执行的判决时，黄克功就像等待出征的时刻到了，他拉了拉衬衣角，平静地将会场看了一眼，然后像想起了什么似的，举起一只胳膊高喊：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万岁！”
左边的那位法警下意识地拉下了他的胳膊。他低声说：“为什么不让喊口号呢?”随后，他再次向天空望了一眼，便跟着行刑队，穿过坐在东北侧的人群，向刑场走去。
毛泽东来信如惊雷
就在黄克功走到会场边时，只见一匹快马在会场外停下，一位工作人员翻身下马，径直向雷经天走去。 雷经天起来接过那位工作人员送上来的一件东西。主席台上先传出声音：“信,毛主席的信。”那声音很小。很快，“毛主席的信”像风一般传遍会场。黄克功在会场边也听到了。他自己停住了脚步，他比任何人都关心这封信。原来，他在审判前，专门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请毛主席定夺。
大会主持人招手让黄克功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因为信中建议要当着黄克功本人的面，向公审大会宣读——
雷经天同志：
你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赦免他，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体恤。
毛泽东
1937年10月10日
随着雷经天的声音停止，大家再将目光转向黄克功时，他才如梦一般醒来，高高地扬起头，然后又高呼那三句口号。这—次法警没有阻拦他。他连呼了三遍，呼罢，跟着行刑队重新走出会场。
（五）1940年毛主席批准枪毙肖玉壁
1940年，是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年头，连毛主席都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十分消瘦，广大战士普遍生活很苦。秋初的一天，毛主席去医院看望住院的干部和战士，当他看见老战士肖玉壁病得皮包骨头，很是心痛。便问医生，肖玉壁究竟患了什么病？医生告诉毛主席：“外表看，肖玉壁百病缠身，其实非常好治，只要给他吃一个月饱饭就行了！”毛主席听了心情很沉重。便当场决定把中央特批给他的每天半斤牛奶的取奶证送给肖玉壁，还嘱咐医生每天清早到中 央机关管理处取奶，这样一来，肖玉壁很快恢复了健康。
肖玉壁出院以后，上级安排他到清涧县张家畔税务所当主任。肖玉壁打过多次仗，仅身上留下的伤疤就有90多处，可谓战功赫赫。他认为，当个小小的主任是大材小用，便找毛主席解开衣扣对毛主席说：“你数数我身上有多少伤疤！”毛主席一听就火了，厉声对他说：“我不识数！”
肖玉壁不得已上任后，仍以功臣自居。不久，就贪污受贿，同时利用职权，私人做生意，甚至把根据地奇缺的食油、面粉卖给国民党破坏队，影响极坏。案发后，边区政府依法判处他死刑。他不服，向毛主席求情。毛主席问：“肖玉壁贪污了多少钱？”林伯渠答：“3000元。他给您写了一封信，要求看在他过去作战有功的情分上，让他上前线，战死在战场上。”毛主席没有看信，沉思了一阵，他想起了黄克功案件。毛主席对林伯渠说：“你还记得我怎样对待黄克功吧？”林伯渠说：“忘不了！”毛主席接着说：“那么，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就这样，贪污犯肖玉壁被依法执行枪决。
（六）毛泽东亲自批准危害志愿军的不法资本家王康年
抗美援朝期间，上海大康药店不法商人资本家王康年，利欲熏心，为了赚取更多的钱财，用自来水作注射液，用烂棉花充作药棉，卖给志愿军，致使大批志愿军伤病员伤病情恶化，有些人致残，有些致死，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还有许多不法商人和资本家巧立名目，残害人民。毛泽东对此义愤填赝，用三种方法处理了此类事件：一是对像王康年那样的罪大恶极的，格杀勿论，毫不手软，以平民愤；二是对于有严重犯罪行为的，让他们蹲班房；三是从根本上铲除这一毒瘤，实行公私合营，让党和政府的干部及工人参加管理，实施监督。毛泽东的三板斧基本上保证了30多年的稳定。
上海市人民政府和市公安局根据店员工人的检举，在二月四日逮捕了骗取中国人民志愿军购药巨款的大奸商王康年。
王康年是上海大康药房经理。大康药房在解放前因投机失败而倒闭，解放后负债复业。当时大康药房欠债达三亿多元，而店内生财仅值二千万元。这样一所基础十分脆弱的药房，复业以后，完全依靠国家机关采购而支持。据统计，大康药房一九五一年营业总额为三百五十多亿元，其中和国家机关、国营企业成交的就有二百七八十亿元，占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但是王康年却恩将仇报，大量地盗骗国家资财，据大康药房职工检举的材料，单是被王骗取的定货款就有十一亿元。
王康年为了达到窃取国家资财的目的，用了各种卑鄙无耻的手段来勾引、腐蚀干部。据他自己供认：曾向二十五个机关的六十五个干部行过贿。他在大康药房内设立了一个专门做勾引干部工作的机构，叫做“外勤部”。他在一九五一年一年内记载在账册上的“交际费”共一亿九千多万元，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贿赂干部的。他知道今天的干部和旧社会的一般采购人员不同，因此他便使用了一套新的向干部进攻的战术。他的糖衣炮弹首先打中了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卫生处的采购人员。那是在一九五零年初，皖北行署卫生处采购人员段海恩到上海办货，王康年知道后，立即叫他哥哥王康庆和“外勤部长”戴尚君到段海恩的住所去拉拢。这时，段海恩已将所需货物办好，但王康年为了“长线放远鹞”，就亲自出马，向段海恩吹嘘大康药房机构庞大，货物充足，批发克己。并且编造了一套“进步”历史，吹说自己过去到老解放区做过生意，对革命有过“贡献”，还认识某某高级干部。接着又介绍了“外勤部长”，说是为了机关干部采购上的方便，特地派了专人代为服务等等。段海恩被他的这套伪装的进步姿态迷惑了，听信了他的花言巧语，回去后不久就介绍卫生处另一采购员张振立到上海大康药房采购货物。
张振立最初看到设在汉口路四百五十六号三层楼上小房间内的大康药房时，觉得这样一家小店，批售不了大宗货物，因此态度有些犹豫。王康年立即拿出一封电报来，说是外埠来定货的，表示大康药房生意很多。他又把对段海恩吹嘘过的一套照样吹了一番。当他知道张振立是初次来上海时，就又把上海介绍了一番。并特别将“外勤部长”介绍给他说：“张同志如果要买什么东西，要到那些地方去，外勤部长可以当向导，代为服务。”
在这一番殷勤招待之下，张振立就住进了大康药房的宿舍。那个“外勤部长”就成天地陪伴着他。当晚陪同他剃头、洗澡、吃饭。第二天一早就来问候，陪吃早点，导游大世界和新新公司。以后一逢有空，“外勤部长”就陪着张振立逛马路、看戏。王康年还解释说：“吃吃饭、看看戏是朋友交谊，和营业没有关系。”当估好价单，决定了一批生意后，王康年就在国际饭店请张振立吃饭。当张振立到商店里去买日用品时，“外勤部长”就马上代为付款，说：“有账以后可以一起算。”接着，就是手表、钢笔、衣服……糖衣炮弹一颗颗发来。当张振立接到父亲生病的家信时，王康年就抢着代汇去五十万元；当张振立的弟弟从贵州来信时，王康年又代汇去了七十万元。“友谊”一天天在增加，王康年就进一步请张振立到家里去吃饭，对他说：“请到家里，并不是菜好，只表示朋友间的交情厚。”王康年还带了会跳舞的太太，陪着张振立到舞厅去喝咖啡。最后王康年亲热地对张振立说：“老张，我们招待你不够好，我已为你在银行里存了一千二百个折实单位，你要钱来拿好了。”张振立就这样地被拖入贪污的泥坑里去了。结果王康年在卖给皖北行署卫生处的十多亿元货物中，混入了价值几亿元的冷门货和劣货，而且还拖欠了大批药品，直到现在还没有交清。
王康年就是这样有组织、有计划地腐蚀干部，盗骗国家资财的。他看到自己的糖衣炮弹打中了某些意志不够坚定的干部，竟洋洋自得地对职工说：“大康是干部思想改造所，凡来大康做生意的干部，都可以得到改造。”
王康年不仅从一般机关中盗骗国家资财，就是对人人爱戴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也进行盗骗勾当。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派人到上海购买一批医药用品。王康年知道后，设法拉上了这笔生意。他用“欢迎、慰劳人民志愿军”的堂皇名义，在饭馆里包了两桌酒菜，请志愿军采购员吃饭，并同采购员拍了照，又买了手表等物送给采购员。接着王康年就施展出阴谋诡计，他不照采购单配售药物，却先从仓库中找出过去以贱价买进的冷热水袋、玻璃片等十一种卖不掉的冷门货卖给志愿军部队。大康药房没有前线急需的药品，他不但不立即设法购进，反而把志愿军采购员交给他的三亿元货款用来做投机生意。以致第一次交货到期时，应交的货物还缺少一半。装箱配货的工人滕仲年把仓库缺货的情形告知志愿军采购员，王康年立即欺骗职工和采购员说：“我已在广州买好了一批货色，就要到了。”但是两天后广州货物并未运到，滕仲年和仓库记账员马维善又向王康年催促进货。王康年竟推说银根紧，只买了一些价钱便宜的药品，而对前线最需要的几种药物仍不肯买进发出，继续忍心地挪用志愿军的购药款进行投机活动。职工们气愤地说：“志愿军在前线流血牺牲，保护我们的生命财产，我们在后方连按期发售药品的工作都没有做好，这还有良心吗？”又催询王康年。但王康年竟丧尽天良地回答说：“朝鲜路途遥远，没关系，这事我是拿得稳的。”这时，志愿军采购员先运一部分药物去东北，责成王康年把另一部分（一亿二千多万元）药物短期内装箱发出。但是王康年存心不交货，拖到今年一月五日还没把货发出。志愿军采购员从安东来信责问，王康年依然置之不理。这批药物直到现在还没有交付。王康年这种漠视志愿军伤病员的健康，危害中国人民伟大的抗美援朝事业的罪恶行为，充分暴露了他是全国人民最可恨的人！
上海市工商界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开始时，大康药房职工董渊、马维善、滕仲年对奸商王康年的罪行提出检举。王康年不但毫不悔悟，竟假装自杀，企图逃避这一运动，并在一月三十一日指定五个职工到他家去谈“五反问题”，他装模作样地说：“我们店中无原则性错误，只不过请请客，吃吃饭，希望大家提供材料，好去坦白。”大康药房的工会主席董渊回答他说：“职工自有职工责任，材料不能供给你，你应自己彻底坦白。”王康年马上又威胁职工说：“工商业联合会来过电话，说我们店在新药业中有相当成绩，如有人存心捣乱，他们要追究责任，要以破坏五反运动论罪。”职工们对于他的狡猾态度都非常愤恨，他们说：“我们决不怕不法商人的狡诈和欺骗，我们决不能为了个人利益，让这种奸商继续存在。这种连志愿军的药品都要吞没的黑心商人，我们要坚决检举他，和他斗争到底！”此后，大家都更积极地收集材料，彻底揭露了奸商王康年的万恶罪行。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根据职工所揭发的材料并经过调查后，于　二月四日　把这个罪大恶极的大奸商王康年逮捕法办。
上海解放日报在　二月七日　发表此案后，引起全市广大人民的公愤。解放日报在当天和第二天就收到读者来信二十四封，在这些信上签名的人数达一百八十一人（另有三个团体）。到九日午后，又收到三十九封来信，这是从运动开展以来已揭露的案件中读者反映最快最多的一次。这些信件一致愤慨地要求政府把王康年交给人民公审，处以极刑。长江航务局上海分局工人郑家兴、郑宏基等在信上说：“我们工人为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曾经义卖大饼油条、义擦皮鞋、义踏三轮车来捐献给人民志愿军战士，奸商王康年却丧尽天良地把志愿军购买药物的钱骗来做投机，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店员陈耀文在信中说：“我们最可爱的人躺在病床上，等着这些药品恢复健康，重上前线。这些药品还能拖延不发吗？连一秒钟也不能拖延！一公分也不准缺少！只有我们的敌人美帝国主义者才希望我们的医药供应越少越好，越慢越好。而利欲熏心的奸商王康年，恰恰满足了美帝国主义者的希望。”许多学生的信中都表示从王康年的案件中进一步认识到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程度和对国家民族的危害。榆林区工商界代表、西药摊贩朱志淮的信上说：“看到奸商王康年这段事实后，我恨不得立刻把他碎尸万段……奸商是人民的敌人，每一个正当的工商业者必须积极行动起来，向危害人民的不法商人作坚决斗争！”
（新华社）
（七）毛泽东亲自批准枪毙刘清山 张子善
1952年2月10日　　河北省人民政府召开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河北省人民法院遵照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的命令，组成临时法庭，对刘青山、张子善予以公审和宣判。刘青山，前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被捕前任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张子善，前任中共天津地委副书记、天津专区专员，被捕前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张二犯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没有被凶恶的敌人和险恶的斗争环境所征服，建立过功绩。但是，他们却在全国胜利两年多的和平环境中，经不起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作风的侵蚀和引诱，蜕化变质。他们利用职权，盗用机场建筑款、救济水灾的造船贷款、治河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剥削民工供应粮及骗取银行贷款等，总计达1716272万元（旧币）。用于经营他们秘密掌握的“机关生产”。他们还勾结奸商，投机倒把，使国家财产损失达21亿元。刘、张二人生活腐化，贪污挥霍达37825万元。其中刘贪污1.8399亿元，张贪污1.9426亿元。1951年11月刘、张二犯的大贪污案被揭发出来，　12月4日　，中共河北省委开除了他们的党籍，并依法逮捕归案。鉴于罪恶严重，河北省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奉最高人民法院令准，判处二犯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本人全部财产。（来源：人民网资料）
建国前夕的1949年3月，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曾经为人民解放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将毛主席的谆谆告诫抛到九霄云外，竟然胆大妄为地干起“发国难财”的勾当，最终被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死刑，实在是咎由自取。
建国初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敏锐地感觉到，许多领导干部随着地位的变化，思想也在发生变化，已经出现了李自成式的腐败苗头，如果不能及时加以制止，有可能千辛万苦打下的天下会很快变质，成为第二个李自成。政治是只讲需要不讲感情的，为了巩固来之不易的新政权，此时需要采取霹雳手段，必要时要杀一警百。
刘青山、张子善是解放后第一任天津地区行署书记、专员。他们都曾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过功劳，正如毛泽东说过的，有些人没有倒在拿枪的敌人面前，却倒在了糖衣炮弹之下。他们就是首先变质的一批人，进城后，认为天下打下来了，革命到头了，战争年代我们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冲锋陷阵，既然天下打下来了，我们也应该享享福了，正是这种思想，导致他们的迅速腐败。他们为所欲为，贪污腐化，克扣民饷，成了占山为王的“山大王”。其实当时已经有不少干部在变化，据说第二任的“东北王”高岗，横行霸道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公然到大街强抢民女。发展下去，如何得了。在这里就显示了毛泽东的英明果敢，当时对枪毙刘、张，许多人是有顾虑的，毕竟是有功之臣，是否能网开一面。毛泽东果断地批准枪毙，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