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少芬二女儿自闭症:毛泽东反腐败为啥游刃有余

毛泽东反腐败为啥游刃有余  

众所周知，在毛泽东时代，我国廉洁状况之优，有口皆碑。然而，毛泽东并不刻意防治腐败，但却收到了“无心插柳柳成行”的效果。条规简约，却令行禁止；杀人不多，却警钟长鸣。毛泽东反腐败为啥游刃有余？笔者以为，毛泽东反腐败如同研习中国书法，讲究“字外功”。以笔者之见，毛泽东反腐败主要有五大“字外功”：

一是“读书功”，防患未然。毛泽东十分重视看书学习，建设学习型政党是他的一个重大历史创造。他曾深刻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特别注重党的思想建设，凡事把思想政治工作列为“头道工序 ”，适时组织各种教育学习和整风整顿，在改造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上下功夫，消除各种隐患于未然，不断提高干部拒腐防变能力。

二是“纪律功”，防微杜渐。毛泽东曾强调：“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那时制度并不多，条文也很简单，没有长篇大论，语言朴实，大家都能看懂，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连“不拿群众一针线”、“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偿”这样的小事都讲到了。作风纪律养成从点滴抓起，遵章守纪成了大家的自觉行动，以致出现秋毫无犯“落地红枣也不吃”那样的情景。

三是“民主功”，监督有效。毛泽东特别注重民主政治建设，早在红军初创时期，他就指出：“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 “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被认为是中国历代统治者不可逾越的周期率，毛泽东却要坚决打破它，自信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最相信群众，最依靠群众，打仗是这样，党风建设也是这样。

四是“示范功”，不令而行。毛泽东不但是党的一系列优良作风的倡导者，更是行动的楷模。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送子参军，当别人劝阻时，他却说：“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去？”后来毛岸英为国捐躯；女儿上学，他不准用公车接送；收到礼品，他吩咐一律交公；亲友托他找工作，他一概拒绝。“其身正，不令而行 ”。毛泽东的一言一行总是散发着巨大的人格魅力，感召着广大党员干部，鼓舞着人民群众，产生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五是“批评功”，闻过则喜。毛泽东在七大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蠢，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是解决解决党内矛盾的主要方法。

除了以上五项“字外功”，毛泽东反腐败还有扎实的“字内功”，这就是“惩戒功”，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建国之后，针对刘青山、张子善等大贪污犯的出现，毛泽东曾严正告诫全党：必须严重的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对腐败分子轻者要批评教育，重者要撤职、惩办、判处徒刑，直到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在公审刘青山、张子善之前，有人讲情。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毛泽东这些坚定有力的话，至今仍让人感到振聋发聩。

历史是一面镜子。毛泽东这些反腐方略，不仅当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维护了党风政纪的纯洁,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面对时下一些地方屡禁不止的腐败顽疾,各级党委政府不妨予以借鉴

“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在1982年4月1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向他的同事们发出了警告。

邓小平把当时的情况和建国初期作了比较。“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那个时候，贪污1000元以上是‘小老虎’，1万元以上是‘大老虎’，现在一抓往往就是个很大的‘老虎’！”

1989年6月16日，即将全面退休的邓小平寄语新一届领导集体“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他说：“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这次谈话后来以《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为题收进了《邓小平文选》。

“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1992年，88岁的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呼吁道。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腐败的情况怎么样了？虽然传到我耳朵里的信息是成绩大大的，但是我看到的现实却是不容乐观的、甚至是严酷的。好象腐败和反腐败的力量正在悄然发生了转变，在某些局部严重腐败的地方，腐败成了可以炫耀的资本，而反腐败的人成了过街的老鼠。

反腐败为什么成了天下第一难题呢？

这些年，出台的政策不少，甚至还跑到外国去学习人家反腐败，学习了半天，结果腐败愈来愈烈。

毛泽东是反腐败的大师，而且反腐败能够立杆见影。这又是为什么呢？

疾腐如仇终不渝

毛泽东反腐败与他的修养有关。毛泽东反腐败反了一辈子。

1944年，适逢李自成失败300周年忌日，史学家郭沫若，满怀激情，以深邃的目光与犀利的文笔，在重庆公开发表了震聋发馈的史学名著--《甲申三百年祭》，向世人揭示了一个极为惨痛的历史教训，即一切以革命为宗旨的阶级或集团，在胜利面前，千万千万不能骄傲的革命真理。

《甲》文一出，由于阶级立场的不同，蒋介石对此大张挞伐，毛泽东对此却欢迎之至。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立即作了全文转载，同时发表了《防止骄傲自满》的社论，号召人们认真学习《甲》文，深刻吸取历史教训。中共中央宣传部与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又联合下文，要求党员，“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都必须保持清醒和学习的态度，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乎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与此同时，延安又出了《甲》文单行本，人手一册，被列入整风文献。在毛泽东的推动下，陕甘宁边区与各革命根据地迅速掀起了学习《甲》文，搞好整风的热潮。 

1948年底到1949年春的三大战役之后，蒋介石失败在即，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已胜利在望。在这新旧社会更替，中国历史即将发生转变的关键时刻，为了迎接胜利，毛泽东及时召开了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在对新中国的诞生作了全面安排之后，特在会上专门谈了防骄破满问题，并向全党及时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反腐方针（“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他的倡议下，会议又围绕不当李自成、拒腐防变这个崭新的课题，作了认真讨论，并作出了一系列防腐反腐的具体规定，从而为建国后的防腐反腐斗争，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毛泽东一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己任，1944年，他在张思德追悼会上作的“为人民服务”讲演中系统阐述了这一思想。1963年3月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1964年把“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作为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

1950年3日4日，离开北京达88天之久的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回到了中南海。

第二天，李银桥去香山接来了妻子韩桂馨。毛泽东特意在吃饭时让厨师多准备了几样炒菜，为韩桂馨“贺喜”。

饭后闭谈中，毛泽东向韩桂馨详细询问了香山的一些情况，韩桂馨无意中说起一位领导干部在香山找了一处幽静的山坡，在给机关施工时顺便也为自己盖了一幢二层小楼，只是还没有住进去。毛泽东听了，脸色变得难看起来。韩桂馨便没有再说下去----

不料第二天下午，李银桥在菊香书屋见到了那位在香山为自己盖房子的领导干部，坐在毛泽东会客室里的还有周恩来和聂荣臻。

毛泽东双手叉着腰站在那里上上下下打量着那个人，按捺不住心中的怒气，大吼道：“你的派头真不小呢！我看你和过去的帝王将相差不多了！”那位领导干部吓得头上直冒冷汗，垂着头不敢正视毛泽东。毛泽东背着手在房间里大步地来回走着，突然又向那人劈头喝问：“你这么干，还配当共产党的干部吗？老百姓要戳着我们脊梁骨骂呢！我早讲过进城以后不要学做李自成，你为什么装傻？”

那人低着头胆战心惊地说：“主席，我错了......”

“你错了？当初盖房子不晓得错？”毛泽东越说越气，“我看你是明知故犯，仗着手中有点权，有意拆我们的台......”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狠吸一口。周恩来和聂荣臻在这种情况下也是面面相觑，谁也不便多讲一句话。

突然，毛泽东将仅吸了两口的烟使劲儿地掐灭，大手一挥，厉声喝道：“拉出去枪毙！”

李银桥一听吓了一大跳，周恩来和聂荣臻也被惊得从沙发上站起来。那人更是被吓得软了身子，摇摇晃晃地险些瘫倒了......

毛泽东又连说两句：“拉出去，拉出去毙了。”

李银桥看看周恩来和聂荣臻。周恩来和聂荣臻见状，不得不上前劝慰毛泽东暂息雷霆之怒，等将问题调查清楚后再作严肃处理。毛泽东依旧盛怒道：“我们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来这里享受的，更不允许贪污腐化！这样下去，就成了李自成了！”

周恩来说：“主席讲得对！这件事需要调查清楚，按法律程序办......”

聂荣臻说：“我们一定要严肃处理，绝不宽怠！”

那位干部也回过神来说：“我一定吸取教训......愿意接受党给我的任何处分......”

毛泽东这才余怒未消地对聂荣臻说：“那就交给你去办吧！” 

毛泽东看到，中国的干部有脱离群众、脱离劳动的现象。许多干部从来不劳动，搞特殊化。他们穿得干干净净，吃得好，还看不起工人、农民，对工人、农民搞瞎指挥，甚至打骂群众。为了避免干部腐化变质，毛泽东形成了一个干部要参加劳动，通过劳动，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思路。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各省省委书记在毛主席家里轮流向他汇报情况，会议开得很晚，吴连登问主席要不要给大家做饭，主席说：“一人一碗面条。”吴说：“人家来开会，您都不让他们吃饱饭？”主席说：“我就要让省委书记们尝尝饿肚子是什么滋味！他们整天吃得好极了，哪里知道老百姓都吃不上饭是什么感觉？”

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末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日） 

打铁先须自身硬

在旧社会，当官者，一般都是为了个人发财，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过着骄奢淫逸之腐朽生活。即使有清官，也是凤毛麟角、寥若晨星。毛泽东的一生，大部为官。但他当官，一般不是为了个人发财，而是报国为民、甘作公仆，其清正廉洁，有口皆碑。

早在井冈山时期，身为井冈山最高领导者的毛泽东，就毅然废除中国数千年旧军队官兵不平等的腐败恶习，在红军中带头实行官兵一致。瑞金时期，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个儿又高饭量又大，但他的粮食定量只及普通战士的3/4。长征道上，过草地时，辣椒是个宝。警卫员设法为酷爱吃辣子的毛泽东，多领了20个红辣椒，被毛泽东严令其如数退回。警卫员不以为然，毛泽东严肃指出:“我们是红军，作为领袖怎么能搞特殊？”警卫员没法，只好照办。

新中国诞生后，功高盖世的毛泽东，虽已进入人生暮年，但他依然廉洁如故，艰苦奋斗依旧，不仅吃穿还是那么省俭，而且在工作上，不分什么昼夜。抗美援朝爆发，毛泽东带头送子参军，不幸老年丧子。“中国不缺我毛泽东吃的，但如果我拿了国家的钱，部长们、省长们、村长们都可以拿。”女儿上学，不准用公车接送。礼品一律交公。对亲友从不循私。警卫人员在外面多吃多占，毛泽东用私款退赔，并就此对警卫人员开展整风，一整就是半月。正因为毛泽东本人十分注意清正廉洁，为全党树立了表率，所以，在他当政时期，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党风军风政风，都十分纯正和清廉，受到中国人民的称赞。

一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因公殉职，毛泽东撰文称赞是“一位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位有益于人民的人......”。

毛泽东严以律己，为端正执政党的党风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毛泽东在建国后从家人的来信中，敏锐地感到有些家人滋长了一种特殊情绪，于是以家书方式进行真诚又严格的教育。这珍贵的家书虽时隔多年，但读后仍很受启迪。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在这样盛况空前的时刻，毛泽东的亲属们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在祝福毛泽东的辉煌呢？毛泽东又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亲属们的祝福呢？下面请看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的一封来信摘要吧。

润之表弟主席：

……大哉主席，巍巍乎，荡荡乎，德并禹汤文武，风高宋祖唐宗，钦佩之至，瞻仰之至！

运昌不敏，体弱才薄，难并驰驱，前民国十六年春为客武昌，揖别老表以来，契阔之情，时切暮云春树，……天生大任，其卓绝登越，旋转乾坤，斯时新人，正所谓今时代的名世伟人……

对于文运昌的来信，毛泽东已敏锐地感受到了在他的亲友中可能滋长的某一种情绪。事实上也是这样。当１９４９年８月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１３８师的部分指战员进入韶山，韶山毛泽东的亲友们?从解放军的口中得知了毛泽东就是一国之主，不少人便天真地认为今后的天下该姓“毛”了，因而抱有不少的幻想。这种幻想也不同程度地在毛泽东的外婆家和岳父家等亲友中存在。于是，毛泽东便相继接到各种各样的来信，有要求安排工作的，有要求介绍求学读书的，甚至还有要求得到一官半职的。

怎样对待亲属们的这些来信及想法呢?看了毛泽东的家书以后，都找到了正确的答案：

“我是国家主席，不是毛家主席。我只能解决大多数人的困难，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如果只能解决一个人的困难，只考虑自己的亲属，那么，我这个主席就当不成了！”

“我为社会出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婆家和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婆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乡亲……”

“过去，你们都受了我的连累，吃了不少的苦，我毛润之是无以相报啊！” 

毛泽东对于他的亲属们是充满着深情的。他爱他们，希望他们生活得很好，希望他们不断进步。这些“希望”，在毛泽东的家书中，有着特别的地位。但正因为爱他们，对他们的要求也就特别严。这从下面两件事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态度。

第一件事是关于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的工作安排问题。湖南刚解放时，杨开智即写信给毛泽东，要求能在北京给他安排工作，并得到某一方面的“职位”。毛泽东收到信后，立即给妻兄修书一封：“希望你在湘听候湖南省委分配适合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第二件事呢，是关于棠佳阁文家兄弟的骄傲情绪问题。那是１９５４年初，毛泽东的表侄文炳璋由部队转业，回到了家乡，并担任了湘乡县石城乡武装部长之职。他到职后，听到了一些对文家成员的反映，便着手了解，发现确有一些人因为去北京见过毛主席而讲大话，有的人还很骄傲，不大听从地方干部的管理。文炳璋感到这是一种不正的风气，于是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了棠佳阁文家中有人“不大服政府管理”的情况。毛泽东接到这封信后，觉得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毛泽东从来就反对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这种封建陋习，他任何时候也不会容许他的亲属因为他而洋洋得意，骄横乡里。作为一国领袖，他时刻记住“人民会说话的”，把自己置身在人民的监督之下，横范地遵守党的纪律，不谋私利。于是，１９５４年４月２９日，他给湘乡县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府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明确表态：“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所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

毛泽东不仅对亲戚是这样“严”中有“爱”，而且对自己的儿女爱得更深，管得更严。毛泽东对儿女的爱，是人世间最美好的那种情爱。毛岸英是毛泽东的大儿子，毛泽东曾对他给予过厚望。在每次写给他的书信中，总是对他有着特别的严格要求。早在１９４１年１月３１日，毛泽东在给岸英和岸青的信中，除鼓励他们要好好学习外，还特别提醒说：“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进步；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毛泽东对岸英的严格要求，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他希望他努力学习，好好成长。为了锤炼他，毛泽东先后要他下农村当农民，进工厂当工人。

当江山社稷受到威胁时，毛泽东总是把自己的亲人送到一线，当儿子岸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噩耗传来时，他只有一句诘问：“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毛泽东又劝说家人让他安眠在异国他乡。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不仅仅是贡献了毕生的精力，而且贡献了全家六口亲人的生命。

当人民群众生活遇到暂时困难时，毛泽东和人民同甘苦，60年代初期的困难时期，七个月不吃肉。警卫人员回乡搞调研，带回硬得像石头的野菜窝头，他含泪一块一块嚼碎下咽，非常自责地诘问：“我对不起人民呀！”

当建国初期人民群众的生活还不富裕时，毛泽东除了接待外宾的礼服，内衣、被褥及平时穿的衣裤袜子都有补丁，有的还补了又补。连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不忍心看下去，劝他换新的，毛泽东诘问道：“老百姓都能穿补丁衣服，难道毛泽东就不能穿带补丁的衣服吗。”

中南海的花匠师傅给菊香书屋摆了很多鲜花，毛泽东让人搬走：“到我这里来的人很多，以后还会有工人、农民的代表来。他们来了，就是为了看我，看看我住的地方。如果我这里摆了很多漂亮的花，那他们也会上行下效，向我看齐，养成这种风气就不好了呢！”

当人民群众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毛泽东会寝食不安。1950年的夏季，淮河流域又出现水灾，受灾农田3400多万亩，刚刚翻身解放的1300多万农民再次沦为灾民。当灾情报告送到中南海，毛泽东看后流泪的诘问道：“难道不能根治淮河！”。

依靠人民开新局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唯一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无论是革命战争，还是经济建设，还是反腐败斗争，均离不开千百万人民群众。在反腐败问题上，毛泽东充分地坚持和实践了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取得了令人称道的历史性成就。

毛泽东生前曾遇到过两次腐败浪潮：一次是1931年底，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之后的中央苏区时期；一次是1949年底毛泽东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之后的建国之初。前者发生在战争年代，后者发生在和平年代。由于种种原因，均出现了呈蔓延之势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毛泽东均采取了有力措施击退了腐败浪潮。这一有力措施就是依靠各级党组织，依靠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群众性的专项反腐败斗争。具体做法是，成立各级反腐败领导机构，作为各级党组织领导反腐败的办事机构，前者是各级工农检察院，后者是各级节约委员会。利用各种宣传媒体，大造舆论，大造声势，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发动群众，动员千百万群众参加反腐败斗争。如中央苏区时期，曾成立过反腐败突击队、轻骑兵、通讯员、工农法庭等群众组织。建国初期曾成立过三反宣传队、打虎队等群众组织。由于发动了群众，反腐败运动开展的均很深入。如建国初以三反五反为主要内容的反腐败斗争，不但经济部门揪出了很多大老虎，就是非经济部门，也出人意料地揪出了不少大老虎。

由于充分发动了群众，两次反腐败运动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毛泽东同志在《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节选：

论拆迁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

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

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党是要得到教训的。

论人民上访

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

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

论国家政治民主

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铁腕反腐动真格

在反腐倡廉问题上，凡是大案、要案，毛泽东都亲自去抓，而且一抓到底。只要是腐败分子，无论是谁、不问亲疏，他都铁面无私、严惩不贷。

在瑞金时期，毛泽东严惩了于都县一个集团贪污案。将贪污数额最大的县委军事部长等4人，公审之后，执行枪决，余者一律依法严办。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仅３个月后，中央苏区就开展了历时两年的惩腐肃贪运动，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反腐运动。当时一批反腐大案都是中央领导亲自抓的。

谢步升是我党反腐败历史上枪毙的第一个“贪官”。

谢步升，瑞金九区叶坪乡人，共产党员，原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家境贫穷，12岁时给地主打短工。1929年参加工农武装暴动，任云集暴动队队长。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并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虽然这个官职不大，但随着苏维埃临时政府的建立，他的声望陡然增高，思想作风逐渐变质。他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牟取私利。他生活腐化堕落，诱逼奸淫妇女。事发后，查办案件遇到一定阻力。

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指示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对谢步升进行公审判决，判处谢步升死刑。谢步升不服，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提出上诉。

毛泽东反腐败为什么能够立竿见影（十）

1932年5月9日，以梁柏台为主审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二审开庭，经审理，驳回了谢步升的上诉，维持原判，判决：“把谢步升处以枪决，在3点钟执行，并没收谢步升个人的一切财产。”当日下午，红都瑞金响起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第一声惩治腐败分子的枪声。

1933年12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贪污公款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

左祥云是我党历史上因贪污等腐败问题而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的较高级别的干部。

中央苏区时期，为筹建中央政府大礼堂和修建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博生堡、公略厅等中央设立了“全苏大会工程处”。中央政府总务厅任命左祥云为主任。这在当时是重大工程。中央政府为解决经费、材料等问题，采取发动群众购买公债、鼓励捐献、厉行节约、支援建设等一切措施，集中了10万元的资金和物资。整个工程于1933年8月动工。

11月就有人举报左祥云与总务厅事务股长管永才联手贪污工程款，经常大吃大喝，还强迫群众拆房，随意砍伐群众树木。中央人民委员会即令中央工农检察部、中央总务厅抓紧审查，结果发现左祥云在任职期间有勾结反动分子，贪污公款大洋246.7元，并盗窃公章，企图逃跑等行为，犯有严重罪行。据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下令总务厅扣押左祥云听候处理。然而，总务厅管理处长徐毅却私自放走了左祥云。事情发生后，毛泽东责令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一定要将民愤极大的左祥云案查个水落石出。

1933年12月28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讨论了左祥云及总务厅腐败案件。1934年1月4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公布了对“中央总务厅长赵宝成撤职，管理处长徐毅拘押讯办”的决定。1934年2月13日，最高法院在中央大礼堂开庭公开审判左祥云及有关人员。审判近5个小时。

法庭认定：“左祥云贪污公款大洋246.7元。勾结徐毅开介绍信到下肖区，准备有计划地逃跑，勾结反动分子刘良芹、刘良棉买卖路条（刘良芹卖给左犯路条一张花10元，刘良棉送左犯逃跑至江口给了5元），盗窃苏区军事秘密图去献给白军，并企图逃到湖南组织蒋介石的游击队来进攻苏维埃，又私偷公章和介绍信到雩都参加主席团会议，企图做反革命的活动。”判决左祥云死刑，执行枪决。同时，对其他有关人员作了相应判决。1934年2月18日，左祥云被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