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豆虾仁炒饭的做法:肖枫：如何看待苏共变质？（下）

肖枫：如何看待苏共变质？（下）

　　苏共的“整体质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的后期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总体看在其开始的头三年里，还没有脱离“完善社会主义”的目标范围。1986年2月他在苏共二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仍指出，苏共是政治先锋队，党的各级委员会是“政治领导机关”，并明确提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有计划地和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使苏联社会继续向共产主义迈进，依然是党的基本方针”。在谈到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时，戈仍坚持了共产党的原则立场。他说：“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的分歧是深刻的，经验和成就也不相同，不可等而视之。但是，不带偏见地彼此了解对方的立场和观点……是有好处的”。

　　然而两年之后，即1988年6月底苏共召开了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后，情况就发生变化了。这次会议决定将“改革的主阵地”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特别是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要把“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的职能严格分开”，从此，党的地位开始迅速发生变化，即从过去的“以党代政、党包揽一切”这个极端，走到了“放弃党对国家和社会领导”的另一个极端。特别是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承认多党制，并同意修改宪法第6条有关苏共领导地位的规定之后，苏共丧失了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地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变成了一般群众性组织，整个局势就急转直下了。

　　如果说1989年是“东欧年”，这一年11月柏林墙被推倒，标志着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纷纷崩溃，那么1990年是苏联改革加速“转向”和苏共加速“质变”的一年。1990年1月苏共党内开始出现有组织的反对派——“民主纲领派”，他们主张根本改变苏共的性质。2月4日莫斯科发生20万人大游行，要求将多党制写进宪法，取消宪法第6条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规定。次日开始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在党内党外双重压力逼迫下，会议很快就全盘接受了民主派游行中所提出的各项政治要求。紧随这次全会之后，3月召开的苏联第三次非常人代会，立即通过了取消苏共领导地位的决议，从而把党和国家分开，国家不再从属于任何政党，于是苏共不再是国家事务的决策者和领导者了。

　　尽人皆知，苏联虽有15个加盟共和国，但俄罗斯是其主体。1990年6月，俄罗斯联邦通过了“主权宣言”，同时俄罗斯共产党也宣布成立，这实际上等于带头“独立”出来，将“苏共”和“苏联”架空了，苏联和苏共的解体就只是时间问题了。同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和新党章；同时俄罗斯联邦政府又提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激进的“500天计划”。于是，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时所标榜的“完善社会主义”的改革目标就荡然无存了。

　　1991年6月，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加强了他与戈尔巴乔夫抗衡的地位，克里姆林宫出现了“两个主人”。后来叶利钦进一步“向苏共开刀”，于7月签署了国家机关“非党化”命令。这意味着苏共继法律上丧失了对国家机关的“领导权”之后，又进一步丧失了在国家机关中的“活动权”。虽然苏共中央政治局就此发表声明表示“谴责”，但这是无济于事的。

　　1991年8月19日，苏共党内试图维护苏联联盟体制、避免苏联解体的一批政治骨干发动了“8·19”事件。由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8人组成了“紧急状态委员会”，企图取代戈尔巴乔夫使国家摆脱危机，但这一被称之为“在悬崖边上挽救苏联的最后尝试”，只存在了3天就失败了。

　　“8·19”事件失败后的一周之内，叶利钦宣布停止苏共在俄罗斯联邦的活动并没收其财产归国家所有。戈尔巴乔夫在8月24日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25日苏共中央书记处发表声明，宣布“接受自动解散苏共中央的决定”。27日苏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停止苏共在全联盟的活动。作为执政党，成就和威信是要靠一天一天日积月累地建立起来的，但若要垮起来，一周甚至一天就够了。快得很呀！教训极其深刻。

　　“九评”也要接受实践检验赫鲁晓夫不同于戈尔巴乔夫

　　历史研究，必须坚持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时俱进地站在时代高度去看待历史事件和过去的结论。上世纪60年代的国际共运“大论战”和我们党发表的“九评”，尽管非常具有权威性，在历史上影响很大，但是它毕竟已过去近半个世纪了，因此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当年的结论和看法是否站得住，一是要根据事实说话，二是要根据实践检验的结果。我们决不能简单地、不加分析地搬过来作为今天的“认识标准”。否则会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以“回头看”的方式对“大论战”和“九评”进行了总结反思，提出了明确的新认识和基本看法。邓小平认为，“大论战”实际上包括了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一个是党和国家关系上反对“老子党”和“指挥棒”的问题，一个是意识形态上的争论问题。在前一问题上，我们是“反对得对了的”；在后一问题上，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今后不能再搞了。这就是说，邓小平只肯定了我们反对苏共“老子党”和“指挥棒”的正确性，而对意识形态争论，其态度是基本否定的。

　　不仅如此，邓小平还用“回头看”的方式深刻地总结了我们党参与“大论战”的经验教训。他1983年在会见澳共马列领导人希尔时，曾深刻指出：“大论战我们发表了九篇文章，这些工作我都参加了。从现在的观点看，好多观点是不对的。我们的错误不是在个别观点，个别观点上谁对谁错很难讲。应该说，我们的许多观点现在看还是很正确的。我们的真正错误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1989年5月邓小平就中苏两党关系正常化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会谈时，又明确表示：“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并且说，至于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这就等于说，当年的意识形态斗争，论性质并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此外，胡耀邦（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早在1979年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就提出：“过去我们说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可能我们那个时候研究得不成熟，提出的理由不充分。这个说法必须重新考虑。我们必须把苏联统治集团奉行的政策同它的社会制度区别开来。不然我们在外交政策方面和理论方面就站不住脚。”

　　后来，我们党通过全面的总结反思，对“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对“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都作出了重大调整。在党际关系上，我们党不再将许多共产党视作“修正主义党”，并与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实现了党和国家关系的正常化，直至与苏共也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这一切表明，我们党从思想认识到政策实践都已否定和纠正了“九评”那种“反修”的立场和观点，与时俱进地站在新的时代高度来重新看待和对待过去的事情了。

　　然而在学术界和理论界，至今仍有论者实际上还是从“九评”的“反修”立场出发去思考和看待问题。1991年克里姆林宫红旗落地后，国内就有人说这“被‘九评’言中了”。其实“九评”站在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立场上批判“修正主义”，对苏联和南斯拉夫当年为搞活经济所采取的一些措施进行了全面的批判，甚至把企业要注重利润，向国外学习管理经验，向国外贷款和取得援助，经理“控制”企业，企业间可以竞争，允许私人工业、商业、服务业等存在，统统斥之为“复辟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进行任何改革开放。照“九评”的路线和观点去做，苏联解体的悲剧不仅不可能避免，而且还会否定我们党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从总体上是不能肯定“九评”的。因此应当说“苏联红旗落地”是真，但说它是“被‘九评’言中了”则不实。

　　今天如何看待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不应以“九评”的立场和观点为标准，而应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际情况很复杂，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总而言之，赫鲁晓夫不同于戈尔巴乔夫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那种“极右”，继续沿用“九评”的立场和观点，将其视为“修正主义头子”和苏共“蜕化变质的源头”，未必合适。 

        相关阅读：肖枫：如何看待苏共变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