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青春奇妙物语小说:徒步99天赴京串联 睹惨剧虔诚不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30 03:04:44
广州口述史
[广州1976·第35期] 徒步99天赴京串联 睹惨剧虔诚不变——40年前红卫兵崔干行与同学组成“东方红长征队”从广州出发
时间： 2007-10-29
讲述背景
“我当时是不是更像个虔诚的教徒，让肉体感受痛苦以达到精神的解脱？”
40年过去了，回忆起当年做红卫兵小将时的热情，崔干行这样问自己。
1966年11月7日，19岁的崔干行和两名同学在广州越秀公园北面的立交桥会合，向着北京，出发了！他们要响应《人民日报》社论号召进行“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联”。历经99天，他们到达北京，但没能见到毛主席。抵达北京后第5天，1967年2月18日，专门用于接待全国串联小将的北京京市委接待站被撤消，崔干行的串联和全国的串联同时宣告结束。
崔干行说，他从来没有研究过这样的“串联”有什么意义。不过“在和平环境下，这样一种艰苦的串联活动让我得到了磨炼，以后，再怎样的困难都不在话下了。”
讲述人
重新戴上当年的“东方红长征队袖章”，崔干行说步行到北京串联对他这—生影响最大。
崔干行，男，59岁，“老三届”学生，“68年”知青，广州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曾任广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
我的1976
1976年，我在韶关市第五中学教书。在这之前10年的滚滚洪流中，我曾经是一个虔诚的“革命小将”，“拿起笔，做刀枪”参加“斗批改”，扒车到北京和那里的“红卫兵司令部”进行“革命”联络，代表30多位同学第一批写申请书要求到艰苦的海南……但是对我这一生影响最大的，还是1966年步行到北京串联的往事。
我清楚地记得，1966年11月7日8点零5分，我、翟广雄、刘坚三个高中生，在广州越秀公园北面的立交桥会合，向着北京，出发了!
历经99天，行程近5000里的步行，我们终于到达北京。
我从来没有研究过这样的“串联”有什么意义。也许我们当时的潜意识里，是以为可以通过走路到北京，改变自己的命运吧。
——崔干行
徒步行军路线示意图是崔干行当年“长征”的指南。
崔干行(左一)一行三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留影。
中共韶关地委文化革命小组接待室的介绍函。
没资格坐火车去北京
《人民日报》社论激发徒步“行军”豪情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第一批红卫兵，各地自此兴起了红卫兵大串联运动，把到北京接受伟大领袖检阅作为每个红卫兵的最大荣誉。当时，19岁的我是广州市第二中学高二(4)班的学生，从第二批，也就是“八三一”(当年8月31日，毛主席接见了第二批红卫兵。笔者注)开始，我们学校也有不少同学在学校的组织下分批免费坐车到北京，他们都是“红五类”，我却没有这样的“资格”。
我出身颇复杂。父亲是解放前的政府公务员，按照当时的划分，属于“职员”这一类，虽然不“黑”，但也不“红”。因为跟同学关系好，文革期间我没有受到什么冲击，但在当时是没有坐车到北京的“待遇”的。这个现实让一向要求进步的我感到无奈。在中学阶段，我一直受到“出身不好”的困扰，虽然是班里的班长，却在每次入团审批时都被刷了下来。
正当我为不能去北京沮丧时，北方某省有个学校的10来个学生，步行串联到了北京，《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说“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联”，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于是全国好多地方的学生开始步行去北京，或者延安、韶山、井冈山等革命圣地。
一天晚上，我和同学翟广雄在二中礼堂里聊天，谈起到北京串联的事，我的脑子里突然闪过“步行”的念头，当下就说：“没有资格坐火车，我们就走去。”没想到，我的提议立即得到了翟广雄的赞同。过了两天，同班的刘坚知道了我们的打算，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
说走就走，我们在学校开了一张串联的证明，再从“广东省人委外地革命师生接待站”得到了一张“徒步行军路线示意图”。这幅地图上绘制了从广州到北京的铁路路线，还有一段毛主席语录：“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以及毛泽东诗词：“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干山只等闲”。这张图纸，成为我们“远征”的指南，我一直把它保存到今天。
现在想想，走路去北京其实是不得已的。也许我们当时的潜意识里，是以为可以通过走路到北京，改变自己的命运吧。
出岭南走了7天
第二天最难熬，体力不支脚又磨出血泡
11月7日上午，我们三人出发了，我已经不记得当时家里给了我多少钱，只记得行李很简单，几件衣服打了一个军用背包，还有水壶、闹钟和一把小刀。
因为怕迷路，我们从一开始就制定了沿着铁路走的方针。为了迎接全国各地蜂拥而起的串联大军，火车站旁一般都设立了“红卫兵接待站”，为串联的各地“革命师生员工”提供简单的食宿。第一天中午12点，我们到达了白云区的江村接待站。下午3点出发，5点多到了花县接待站。这一天的行程共32公里。
我有—个红色的笔记本，每天步行后，我都要在本子上写下当天的出发地和到达地，计算行走的路程，还写下沿途的所见所闻。这个本子上记录着，一到花县，就有火车司机叫我们上车。当时要是上车了，也就没有后来的艰辛，不过我们已经打定步行的主意，回绝了司机的好意。
回想起来，最艰难的一天是第二天。经过头一天的长途跋涉，我们逐渐感觉体力不支，脚也被磨起了血泡。不过，第二天我们依然坚持走了8个小时，到达了清远的源潭。
第7天上午，我们从马坝走了15公里后，到达了韶关。这里是粤北了，我们在此进行了第一次为期一天的休整。这天，我们到“中共韶关地委文化革命小组接待室”写了—个“介绍函”，这张“文革介字第4号”的“函”写着“兹介绍广州东方红战校崔干行等三位长征同学步行至韶山、北京，请沿途有关部门给予协助为荷”。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这张千疮百孔的“文物”，上面清楚地记载着沿途接待站对我们的“接济”。你看，“广东驻武汉接待站‘借棉衣二件，借绒裤一条，胶鞋三双，宣传费六元，药费一元五角，补助费六元’”(这些借的东西都不用还，那些棉衣绒裤最后我也忘了放到哪儿去了)。“语录证章在衡阳市已取”、“安阳市食宿已办”、“北京站3人票已发”。在韶关这天，我们还印了红袖章，把我们这支队伍命名为“毛泽东思想东方红长征队”。
收编从化“长征队”
为赶路闹钟拨快两个小时，最高纪录日行65公里
在韶关休整一天后，我们继续沿京广线北上。途中，遇到不久前在韶关结识的从化“小红军长征队”，他们一行共有8男2女，目标是湖南韶山。大家都是广州人，我们决定一起走。在粤北重镇坪石，我们开始学习印传单。这也是红卫兵串联的一个重要任务，对各地的群众进行宣传，我记得当时我们印的是“周总理在各地长征队云集北京的讲话”，传单印好后拿在手里，碰到人就向他们派发。
当时已经到了冬天，我们一路向北，天气越来越冷。因为没有在野外露宿的条件，每天的行程都要有个预算，以便能“准确地”到达接待站，一般来说，我们每天步行七八个小时，行程30多公里。其中的最高纪录是第17天，我们从欧阳海牺牲的耒阳到交通要道衡阳，整整走了65公里。为了提高队员的心理承受能力，身为队长的我头一天把闹钟拨快了两个小时。本来早上按常规应该是5点钟叫队员起床，那天我们3点多起来，不到4点就出发了。以往走不久天就会亮的，但那天一直走了两个多小时天才亮，队员们心里都犯嘀咕，一直走了24公里，我们才吃早饭，这时，我才把“秘密”告诉大家。那天晚上7点多我们抵达衡阳接待站，被分配到铁道工程学校住宿，这时才感到脚真的抬不起来了。在衡阳，我们休整了两天。
12月1日，在毛主席的故乡韶山待了两天后，我们决定先到长沙。刘坚和“小红军长征队”选择坐火车，而我和翟广雄还是步行。韶山到湘潭是柏油路，比较好走，早上7点零5分出发，晚上6点多就到达了湘潭市文革接待站，分配到湘潭市二中住宿。湘潭此时已经显现出湖南文革的特点，工人积极投身到运动中，各方面意见争论激烈，我看到一间商店外面贴着“红保军是湖南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的标语。
12月3日，我们抵达此次“长征”中的第一个省会城市，湖南长沙。在这里，我们和之前分别的从化同学会合，在“不能只步行不串联”的思想指导下，我们在长沙“活动”了7天。每天我们都到湖南大学等高等院校观看大字报。那几天贴出了不少关于刘少奇、陈毅的大字报，尽管当时没有现在的“觉悟”，我还是在日记中记下这样的感受：“这样贴大字报不好，把党内的问题公开了”，陈毅同志“讲话是直率的，正确的，不像一些人说的那样违反了十六条，语气较重，但对青年一代是无限关怀”，“封湖南日报不是一件小事，必须经大多数协商而行；若封后也必须采取积极办法，不能就此了事。”在观看大字报之余，我们也去参观了爱晚亭、清水塘等毛主席当年生活和活动的地方。
此后，我们每到一个省城，就住5到7天，到各个大学去看大字报，看看别的地方红卫兵运动怎么搞，搜集信息。同时也参观一些革命遗迹，行程安排也算丰富多彩。
目睹火车撞人恐怖一瞬
串联至湖北武昌的河南女教师命丧铁轨
离开长沙时刘坚正式退出了我们的队伍，而“小红军长征队”的黄星则和我们一起继续沿着京广线北上。
12月13日清晨，我们到达了汨罗江大桥。守桥的解放军为了安全起见，不让我们过桥。摆在我们面前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坐木船过去，一种是绕一段路从另外一座桥走过去。只有我一个人选择了绕路。我80高龄的母亲前几天回忆40年前这段往事，还笑着说：“广雄回广州后还对我说，你这个人就是古板，有船都不坐。”现在做点“反思”，我当时是不是更像个虔诚的教徒，让肉体感受痛苦以达到精神的解脱?
12月20日，我们到达了湖北武昌。在这里，我们又停留了7天，到武汉大学看大字报，拜谒了施洋烈士墓。作为一个南方人，我还第—次看到了雪。
在继续北上的路途中，我们也遇到了一次颇为惊险的经历。一路上我们都是沿着铁路走的，在湖北境内的一天，北风很大。我正低头沿铁轨旁窄窄的小道走着，前面出现了一个插在路基上的小木桩。正当我跨过小木桩时，一辆由南往北的火车紧挨着我擦身而过。我抬起头，惊讶地看见前面十来二十米的地方，有—个青年女子迎着我们站在铁轨正中，她显然没有看到这辆呼啸而来的火车，此时躲避已经来不及了，她本能地伸出双手，想要拦住火车。当然，她被撞倒了。这是发生在一秒钟以内的事。出事后，火车渐渐停了下来，司机也灰头土脸地下车来处理事故。几个更年轻的女孩子围了上来，在死者身旁哭泣。原来，被撞死的女子是河南的一个小学教师，另外几位是她的学生，她们也是出来串联的。此处是两条铁轨，女教师可能看到了另一侧的火车，却没有注意到迎面而来的这一趟。
此后几天，我们三人心有余悸，几次试图改走公路，因为不习惯，最后还是走铁路，但却比以前更加小心了。
过黄河“被迫”乘火车
抵达北京却没见到毛主席，5天后“串联”活动结束
1967年元旦，我们历尽艰辛到达了河南省境内的大别山区，在信阳看到了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篇文章有一个令我们十分兴奋的“亮点”：批判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把我们“逼上”长征路的，不正是这种观点吗?
随后几天，我们遭遇到此行路上最糟糕的粮食和天气。信阳是灾区，吃的是高梁和红薯，这对体力是—个很大的影响。后来，中央对外地串联的人出台了一个“统一规定”，对粮食定量有了限制，这对我们“老老实实走路”的人来说，又增加了相当的困难。
走到第68天，我们到达河南省会郑州。休整7天后，我们出发来到了黄河南岸接待站，因为黄河大桥不准行人经过，附近也没有别的渡河方式，我们只能在午饭后坐火车经过黄河，到达北岸后再步行。这是我“长征”路上唯一的一次坐车，其他路段，我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1968年2月8日，在步行94天之后，我们到达了当时河北的省会保定。当天正好是大年夜，尽管国务院已经通知了春节不放假，但街上还是比较热闹。不过，此时中央已经下了通知，要求各地在外串联的“革命师生”15天内要回到本单位进行“斗批改”，这多少打乱了我们的计划。本来我们打算先到天津，现在只能直接去北京，要不然就没有机会了。令我们失望的是，有消息传来，说毛主席“今冬明春”不再接见红卫兵了。
1967年2月13日，我们早上从长辛店出发，11点45分到达位于虎坊桥劳动保护展览馆的北京市委接待站，接待站发给我们每人一张回广州的火车票，并把我们安排到北京外贸学院住宿。5天后，2月19日，这个接待站被撤销，我的串联和全国的串联同时结束了。
到达北京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去剃了个光头，经过长途跋涉，一路上卫生条件极其糟糕，我们身上都长了跳蚤。我们在北京天安门手握红宝书拍了照片，虽然见不到毛主席，但总算完成了这将近5000里的长途跋涉，充满青春活力的我，还是很为自己的勇气感到自豪。当时步行串联的人很多，但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别的人能像我们这样真的从广州一步一步走到北京的(如果有，希望能和我联系)。在和平环境下，这样一种艰苦的串联活动让我得到了磨炼，以后，再怎样的困难都不在话下了。
在我的日记里，记载了很多沿途关心和帮助过我的人，民主街的铁路工人、李家寨的青年接待员、广水的老工人……40年后的今天，往事仍然历历在目。可惜的是，自从从北京回来后，我和黄星同学就失去了联系，翟广雄同学最近也联系不上了，不然，我们三人一起再来回忆当时的“壮举”，该是多么感慨!
来源： 南方都市报
[广州1976·第35期] 徒步99天赴京串联 睹惨剧虔诚不变——40年前红卫兵崔干行与同学组成“东方红长征队”从广州出发
时间： 2007-10-29
讲述背景
“我当时是不是更像个虔诚的教徒，让肉体感受痛苦以达到精神的解脱？”
40年过去了，回忆起当年做红卫兵小将时的热情，崔干行这样问自己。
1966年11月7日，19岁的崔干行和两名同学在广州越秀公园北面的立交桥会合，向着北京，出发了！他们要响应《人民日报》社论号召进行“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联”。历经99天，他们到达北京，但没能见到毛主席。抵达北京后第5天，1967年2月18日，专门用于接待全国串联小将的北京京市委接待站被撤消，崔干行的串联和全国的串联同时宣告结束。
崔干行说，他从来没有研究过这样的“串联”有什么意义。不过“在和平环境下，这样一种艰苦的串联活动让我得到了磨炼，以后，再怎样的困难都不在话下了。”
讲述人
重新戴上当年的“东方红长征队袖章”，崔干行说步行到北京串联对他这—生影响最大。
崔干行，男，59岁，“老三届”学生，“68年”知青，广州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曾任广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
我的1976
1976年，我在韶关市第五中学教书。在这之前10年的滚滚洪流中，我曾经是一个虔诚的“革命小将”，“拿起笔，做刀枪”参加“斗批改”，扒车到北京和那里的“红卫兵司令部”进行“革命”联络，代表30多位同学第一批写申请书要求到艰苦的海南……但是对我这一生影响最大的，还是1966年步行到北京串联的往事。
我清楚地记得，1966年11月7日8点零5分，我、翟广雄、刘坚三个高中生，在广州越秀公园北面的立交桥会合，向着北京，出发了!
历经99天，行程近5000里的步行，我们终于到达北京。
我从来没有研究过这样的“串联”有什么意义。也许我们当时的潜意识里，是以为可以通过走路到北京，改变自己的命运吧。
——崔干行
徒步行军路线示意图是崔干行当年“长征”的指南。
崔干行(左一)一行三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留影。
中共韶关地委文化革命小组接待室的介绍函。
没资格坐火车去北京《人民日报》社论激发徒步“行军”豪情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第一批红卫兵，各地自此兴起了红卫兵大串联运动，把到北京接受伟大领袖检阅作为每个红卫兵的最大荣誉。当时，19岁的我是广州市第二中学高二(4)班的学生，从第二批，也就是“八三一”(当年8月31日，毛主席接见了第二批红卫兵。笔者注)开始，我们学校也有不少同学在学校的组织下分批免费坐车到北京，他们都是“红五类”，我却没有这样的“资格”。
我出身颇复杂。父亲是解放前的政府公务员，按照当时的划分，属于“职员”这一类，虽然不“黑”，但也不“红”。因为跟同学关系好，文革期间我没有受到什么冲击，但在当时是没有坐车到北京的“待遇”的。这个现实让一向要求进步的我感到无奈。在中学阶段，我一直受到“出身不好”的困扰，虽然是班里的班长，却在每次入团审批时都被刷了下来。
正当我为不能去北京沮丧时，北方某省有个学校的10来个学生，步行串联到了北京，《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说“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联”，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于是全国好多地方的学生开始步行去北京，或者延安、韶山、井冈山等革命圣地。
一天晚上，我和同学翟广雄在二中礼堂里聊天，谈起到北京串联的事，我的脑子里突然闪过“步行”的念头，当下就说：“没有资格坐火车，我们就走去。”没想到，我的提议立即得到了翟广雄的赞同。过了两天，同班的刘坚知道了我们的打算，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
说走就走，我们在学校开了一张串联的证明，再从“广东省人委外地革命师生接待站”得到了一张“徒步行军路线示意图”。这幅地图上绘制了从广州到北京的铁路路线，还有一段毛主席语录：“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以及毛泽东诗词：“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干山只等闲”。这张图纸，成为我们“远征”的指南，我一直把它保存到今天。
现在想想，走路去北京其实是不得已的。也许我们当时的潜意识里，是以为可以通过走路到北京，改变自己的命运吧。
出岭南走了7天
第二天最难熬，体力不支脚又磨出血泡
11月7日上午，我们三人出发了，我已经不记得当时家里给了我多少钱，只记得行李很简单，几件衣服打了一个军用背包，还有水壶、闹钟和一把小刀。
因为怕迷路，我们从一开始就制定了沿着铁路走的方针。为了迎接全国各地蜂拥而起的串联大军，火车站旁一般都设立了“红卫兵接待站”，为串联的各地“革命师生员工”提供简单的食宿。第一天中午12点，我们到达了白云区的江村接待站。下午3点出发，5点多到了花县接待站。这一天的行程共32公里。
我有—个红色的笔记本，每天步行后，我都要在本子上写下当天的出发地和到达地，计算行走的路程，还写下沿途的所见所闻。这个本子上记录着，一到花县，就有火车司机叫我们上车。当时要是上车了，也就没有后来的艰辛，不过我们已经打定步行的主意，回绝了司机的好意。
回想起来，最艰难的一天是第二天。经过头一天的长途跋涉，我们逐渐感觉体力不支，脚也被磨起了血泡。不过，第二天我们依然坚持走了8个小时，到达了清远的源潭。
第7天上午，我们从马坝走了15公里后，到达了韶关。这里是粤北了，我们在此进行了第一次为期一天的休整。这天，我们到“中共韶关地委文化革命小组接待室”写了—个“介绍函”，这张“文革介字第4号”的“函”写着“兹介绍广州东方红战校崔干行等三位长征同学步行至韶山、北京，请沿途有关部门给予协助为荷”。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这张千疮百孔的“文物”，上面清楚地记载着沿途接待站对我们的“接济”。你看，“广东驻武汉接待站‘借棉衣二件，借绒裤一条，胶鞋三双，宣传费六元，药费一元五角，补助费六元’”(这些借的东西都不用还，那些棉衣绒裤最后我也忘了放到哪儿去了)。“语录证章在衡阳市已取”、“安阳市食宿已办”、“北京站3人票已发”。在韶关这天，我们还印了红袖章，把我们这支队伍命名为“毛泽东思想东方红长征队”。
收编从化“长征队”
为赶路闹钟拨快两个小时，最高纪录日行65公里
在韶关休整一天后，我们继续沿京广线北上。途中，遇到不久前在韶关结识的从化“小红军长征队”，他们一行共有8男2女，目标是湖南韶山。大家都是广州人，我们决定一起走。在粤北重镇坪石，我们开始学习印传单。这也是红卫兵串联的一个重要任务，对各地的群众进行宣传，我记得当时我们印的是“周总理在各地长征队云集北京的讲话”，传单印好后拿在手里，碰到人就向他们派发。
当时已经到了冬天，我们一路向北，天气越来越冷。因为没有在野外露宿的条件，每天的行程都要有个预算，以便能“准确地”到达接待站，一般来说，我们每天步行七八个小时，行程30多公里。其中的最高纪录是第17天，我们从欧阳海牺牲的耒阳到交通要道衡阳，整整走了65公里。为了提高队员的心理承受能力，身为队长的我头一天把闹钟拨快了两个小时。本来早上按常规应该是5点钟叫队员起床，那天我们3点多起来，不到4点就出发了。以往走不久天就会亮的，但那天一直走了两个多小时天才亮，队员们心里都犯嘀咕，一直走了24公里，我们才吃早饭，这时，我才把“秘密”告诉大家。那天晚上7点多我们抵达衡阳接待站，被分配到铁道工程学校住宿，这时才感到脚真的抬不起来了。在衡阳，我们休整了两天。
12月1日，在毛主席的故乡韶山待了两天后，我们决定先到长沙。刘坚和“小红军长征队”选择坐火车，而我和翟广雄还是步行。韶山到湘潭是柏油路，比较好走，早上7点零5分出发，晚上6点多就到达了湘潭市文革接待站，分配到湘潭市二中住宿。湘潭此时已经显现出湖南文革的特点，工人积极投身到运动中，各方面意见争论激烈，我看到一间商店外面贴着“红保军是湖南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的标语。
12月3日，我们抵达此次“长征”中的第一个省会城市，湖南长沙。在这里，我们和之前分别的从化同学会合，在“不能只步行不串联”的思想指导下，我们在长沙“活动”了7天。每天我们都到湖南大学等高等院校观看大字报。那几天贴出了不少关于刘少奇、陈毅的大字报，尽管当时没有现在的“觉悟”，我还是在日记中记下这样的感受：“这样贴大字报不好，把党内的问题公开了”，陈毅同志“讲话是直率的，正确的，不像一些人说的那样违反了十六条，语气较重，但对青年一代是无限关怀”，“封湖南日报不是一件小事，必须经大多数协商而行；若封后也必须采取积极办法，不能就此了事。”在观看大字报之余，我们也去参观了爱晚亭、清水塘等毛主席当年生活和活动的地方。
此后，我们每到一个省城，就住5到7天，到各个大学去看大字报，看看别的地方红卫兵运动怎么搞，搜集信息。同时也参观一些革命遗迹，行程安排也算丰富多彩。
目睹火车撞人恐怖一瞬
串联至湖北武昌的河南女教师命丧铁轨
离开长沙时刘坚正式退出了我们的队伍，而“小红军长征队”的黄星则和我们一起继续沿着京广线北上。
12月13日清晨，我们到达了汨罗江大桥。守桥的解放军为了安全起见，不让我们过桥。摆在我们面前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坐木船过去，一种是绕一段路从另外一座桥走过去。只有我一个人选择了绕路。我80高龄的母亲前几天回忆40年前这段往事，还笑着说：“广雄回广州后还对我说，你这个人就是古板，有船都不坐。”现在做点“反思”，我当时是不是更像个虔诚的教徒，让肉体感受痛苦以达到精神的解脱?
12月20日，我们到达了湖北武昌。在这里，我们又停留了7天，到武汉大学看大字报，拜谒了施洋烈士墓。作为一个南方人，我还第—次看到了雪。
在继续北上的路途中，我们也遇到了一次颇为惊险的经历。一路上我们都是沿着铁路走的，在湖北境内的一天，北风很大。我正低头沿铁轨旁窄窄的小道走着，前面出现了一个插在路基上的小木桩。正当我跨过小木桩时，一辆由南往北的火车紧挨着我擦身而过。我抬起头，惊讶地看见前面十来二十米的地方，有—个青年女子迎着我们站在铁轨正中，她显然没有看到这辆呼啸而来的火车，此时躲避已经来不及了，她本能地伸出双手，想要拦住火车。当然，她被撞倒了。这是发生在一秒钟以内的事。出事后，火车渐渐停了下来，司机也灰头土脸地下车来处理事故。几个更年轻的女孩子围了上来，在死者身旁哭泣。原来，被撞死的女子是河南的一个小学教师，另外几位是她的学生，她们也是出来串联的。此处是两条铁轨，女教师可能看到了另一侧的火车，却没有注意到迎面而来的这一趟。
此后几天，我们三人心有余悸，几次试图改走公路，因为不习惯，最后还是走铁路，但却比以前更加小心了。
过黄河“被迫”乘火车
抵达北京却没见到毛主席，5天后“串联”活动结束
1967年元旦，我们历尽艰辛到达了河南省境内的大别山区，在信阳看到了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篇文章有一个令我们十分兴奋的“亮点”：批判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把我们“逼上”长征路的，不正是这种观点吗?
随后几天，我们遭遇到此行路上最糟糕的粮食和天气。信阳是灾区，吃的是高梁和红薯，这对体力是—个很大的影响。后来，中央对外地串联的人出台了一个“统一规定”，对粮食定量有了限制，这对我们“老老实实走路”的人来说，又增加了相当的困难。
走到第68天，我们到达河南省会郑州。休整7天后，我们出发来到了黄河南岸接待站，因为黄河大桥不准行人经过，附近也没有别的渡河方式，我们只能在午饭后坐火车经过黄河，到达北岸后再步行。这是我“长征”路上唯一的一次坐车，其他路段，我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1968年2月8日，在步行94天之后，我们到达了当时河北的省会保定。当天正好是大年夜，尽管国务院已经通知了春节不放假，但街上还是比较热闹。不过，此时中央已经下了通知，要求各地在外串联的“革命师生”15天内要回到本单位进行“斗批改”，这多少打乱了我们的计划。本来我们打算先到天津，现在只能直接去北京，要不然就没有机会了。令我们失望的是，有消息传来，说毛主席“今冬明春”不再接见红卫兵了。
1967年2月13日，我们早上从长辛店出发，11点45分到达位于虎坊桥劳动保护展览馆的北京市委接待站，接待站发给我们每人一张回广州的火车票，并把我们安排到北京外贸学院住宿。5天后，2月19日，这个接待站被撤销，我的串联和全国的串联同时结束了。
到达北京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去剃了个光头，经过长途跋涉，一路上卫生条件极其糟糕，我们身上都长了跳蚤。我们在北京天安门手握红宝书拍了照片，虽然见不到毛主席，但总算完成了这将近5000里的长途跋涉，充满青春活力的我，还是很为自己的勇气感到自豪。当时步行串联的人很多，但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别的人能像我们这样真的从广州一步一步走到北京的(如果有，希望能和我联系)。在和平环境下，这样一种艰苦的串联活动让我得到了磨炼，以后，再怎样的困难都不在话下了。
在我的日记里，记载了很多沿途关心和帮助过我的人，民主街的铁路工人、李家寨的青年接待员、广水的老工人……40年后的今天，往事仍然历历在目。可惜的是，自从从北京回来后，我和黄星同学就失去了联系，翟广雄同学最近也联系不上了，不然，我们三人一起再来回忆当时的“壮举”，该是多么感慨!
来源：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