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名字:试析西方误读中国的三步曲

　　冷战结束后，西方媒体舆论、一些智库和学者曾三度误读中国，对西方国家政府制定对华政策产生了负面影响。解析西方误读中国的三步曲，可以给人许多重要的启示。

　　一、“中国垮台论”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局势风云变幻。西方一些主流媒体断定，随着苏东剧变，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垮台也只是时间问题。于是，美国政府带头制裁中国，其他西方国家紧随其后，一时间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然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人民顶住了巨大困难和压力，并没有像西方舆论预言的那样垮下去。相反，中国政局保持稳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在国际舞台上也越站越稳。中国的发展让西方某些人看不明白。个中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垮台论”者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自主选择。旧中国积贫积弱，备受列强欺凌，是共产党领导中国走上独立和复兴之路；中国曾深受动乱之害，实现社会团结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是人民最重要的追求。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绝大多数中国人认识到，只有在保持社会团结稳定的前提下进行经济、政治及其他领域的改革，国家才有希望；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的东方大国照搬西方民主模式、搞所谓“休克疗法”，只能导致天下大乱、四分五裂。基于这种共识，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会支持造成国家动荡的行为，外来干涉也不可能改变中国的发展方向。

　　其二，“垮台论”者不了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真谛。他们戴着西方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看中国，把中国模式和苏联模式混为一谈，没有理解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恰恰是要扬弃苏联模式，开辟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新道路。至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各领域已经发生了巨大深刻的变化。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不仅是中国领导人的主张，而且是已经深入大多数中国人内心的共识。苏联的解体恰恰证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是正确的。

　　其三，经济全球化使世界离不开中国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经济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其实并不符合其本国的利益。一个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经为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这些国家的工商界乃至广大消费者并不希望通过制裁搞垮中国，或限制中国的发展。因此，就连西方国家的政治家们对制裁能否奏效也觉得底气不足。

　　结果，不到3年时间，西方的制裁战略不攻自破，西方舆论也不得不收起“垮台论”。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则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国际影响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

　　二、“中国威胁论”

　　“中国威胁论”于上世纪90年代末由美国、日本等国舆论带头热炒，一直炒到本世纪。“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将很快“赶超美、日、德”，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地位形成挑战；中国凭借众多廉价劳动力和土地，成为“世界工厂”，出口廉价日用品，挤压了西方制造业的市场空间，增加了西方国家的就业压力；中国的对外贸易连年巨额顺差，改变了发达国家占据世界市场的传统局面；中国的发展对能源、资源需求巨大，必然与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争夺资源；随着国力增强，中国军费开支快速增加且“不透明”，会打破亚太地区力量平衡，等等。直到最近，美国国防部公布的2007年度《中国军事力量年度报告》，仍在别有用心地夸大中国军力和军费开支，继续散布“中国威胁论”。

　　在“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下，一些西方国家一方面出台种种“遏制”中国的举措，包括组建“亚洲版北约”，维持对华武器禁运，限制对华高技术出口，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压人民币升值，限制中国商品进口，制造大量贸易磨擦等；另一方面保持对华“接触”，要求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与西方合作，参与在华投资，重视对华贸易，抢占中国这个巨大市场，不放过在中国捞取经济实惠的机会。然而，“中国威胁论”终究仍是一种误读，误读必然导致误判。

　　其一，西方观察家对中国反复表明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承诺将信将疑，导致西方舆论对华调门的混乱。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是由中国文化传统决定的，是由中国适应世界发展潮流决定的，归根到底，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的，由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决定的。近代以来，中国饱受外来侵略、掠夺之苦，深知和平发展之宝贵，也十分珍惜自己发展所必需的和平国际环境。和平发展道路的精髓，就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中国的外交，也是中国的内政，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真诚的、坚定的抉择。

　　其二，中国的发展建立在主要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有比较丰富的资源，有潜力巨大的市场，这些都是中国能够主要依靠自力更生、依靠扩大内需来发展自己的条件。中国在发展中会遇到资源、能源、环境等瓶颈制约，但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这就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改变粗放型的增长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中国正在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消除影响发展的体制障碍，主要依靠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依靠提高国民素质，来实现自己的发展。中国实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搞军备竞赛和军事扩张。

　　其三，中国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形成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中国的开放程度，得到世界公认，是某些发达国家也比不了的。中国已经逐步了解了西方发明的市场机制，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学会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中国的发展当然需要国际市场和国外资源，我们将遵循国际规则，通过自由贸易、平等竞争、国际合作来赢得市场和获取资源，通过发挥比较优势来实现自身的发展。显而易见，西方国家试图在经济上“遏制”中国本身就站不住脚，承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说到底是政治行为，最终不可能产生根本性的经济效果。

　　其四，中国的发展为世界各国带来了合作共赢的机遇。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4%，中国和美国被并称为引领当今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大火车头。中国虽然已经成为贸易大国，但外资公司的产品在中国高附加值出口产品中所占的比重超过60%。西方投资者把大量零配件输入中国，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优惠税收政策完成产品的最后组装，然后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输出国外。如果对这些商品进行大规模的封杀，受害的将不仅是中国，更多的恐怕还是西方的投资者，对西方国家的消费者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意识形态的偏见蒙蔽了不少西方学者的眼睛，“中国威胁论”不能不说是西方舆论观察评论中国的又一个失败的案例。

　　三、“中国责任论”

　　2005年9月，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发表了《中国往何处去：从成员到责任》的著名演讲，提出了中国应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论点。他看到了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承认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看到了美国与中国有着许多共同利益，承认解决国际问题需要中国的参与，表现出理性、务实的一面；而另一方面，对中国将如何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仍心存疑虑，并且为中国未来走向开出一串“西式药方”。此论一出，西方舆论借此大谈“中国责任”，有的教训中国怎样做才叫“负责任”；有的指责中国“不负责任”，例如有人以中国的非洲政策不符合西方标准作为指责中国“不负责任”的依据；还有人过高估计中国的发展水平，要求中国承担超出承受能力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否则就是“不负责任”。这样，“中国责任论”在西方某些人那里，变成了向中国施压的工具，变成了指责甚至攻击中国的武器。然而，事实胜于雄辩。对中国的疑虑和指责都是没有根据的。

　　其一，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一直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把维护世界和平作为己任。体现在具体对外政策上，中国历来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际冲突和争端，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同周边国家关系上，中国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了同邻国的绝大多数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并同邻国建立了密切的政治和经济合作关系；在朝核、伊核等世界热点问题上，中国既坚持维护有关国际条约的严肃性，坚决反对核扩散，又一贯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在反恐和疾病传播控制等问题上，中国积极与各国包括西方国家开展国际合作。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中国还是联合国维和力量主要派遣国之一。

　　其二，在经济合作领域，尽管一些西方国家至今仍不愿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中国作为WTO的成员，一直按世贸规则办事。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国领导人公开宣示不刻意追求贸易盈余国地位，相反，中国正在努力改善贸易不平衡状况；在金融货币领域，中国已经开始根据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稳步启动改革进程，人民币已经引入浮动汇率机制；在颇有争议的能源领域，中国政府不仅已经把降低单位GDP能耗指标作为强制性措施列入未来5年国民经济发展规划，而且在节能和利用替代能源以及加强环境保护等方面，正在积极同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开展合作。

　　其三，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关系，并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首先，中非相同的历史遭遇必然产生相互同情，维系了中非长达50年的友好关系。中国曾是非洲非殖民化运动的坚定支持者；广大非洲国家获得独立后，则以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来回报中国。其次，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无偿援助逐年增加，中非贸易逐年扩大，这本来是开展南南合作中很正常的事情。然而，却有西方学者以中国对非援助不讲“政治条件”为理由，对中非关系说三道四。其实，中国在不干涉内政原则下，向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经济援助，50年来始终如一。令人费解的是，过去并不过分介意中国对非政策的某些西方国家，偏偏近几年特别关注起中非关系来。按照西方的说法，中国只有按西方价值观处理对非关系才算“负责任”，不干涉内政就是“不负责任”。此论无疑是短视的。事实上，我们并不反对非洲国家发展民主政治，但重要的不是民主的形式，而是能否为8亿非洲人民带来实际利益。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民主政治只能建立在相应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上；反过来，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的普及又会促进民主的进步。西方学者不应忘记，自己的国家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才达到今天的民主政治水平的，因而没有理由刻意要求非洲国家政治发展一步到位。当前，非洲国家更需要的是和平与发展。一旦非洲大陆实现经济腾飞和文化教育的普及，那不仅将大大促进非洲国家的民主进程，同时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帮助非洲摆脱贫困、疾病和文盲过多的困扰，使非洲大陆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并分享应得的利益，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应尽的责任。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近几年来，尽管西方学者评论中国的观点五花八门，但承认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正在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看法。“中国机遇论”正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赞同。澳大利亚、新西兰已率先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一些发达国家愿意同中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美国和日本的有识之士也不把中国的发展视为威胁，主张加强交流与合作。这一切说明，西方对中国的看法正在趋于客观和理性。发生变化的原因是，中国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越来越多西方国家的智库、学者和媒体通过与中国日益深入的交流，对中国的观察和了解越来越客观和全面。我们相信，只要中外学者和媒体继续广泛深入地交流和沟通，就能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信任，进而共同营造客观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