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天河景区自由行二日:从高薪养廉谈起

大概是香港回归前后那几年吧，许多媒体上吹起了一股高薪养廉风，也基本上由哪时起，公务员收入以比其它职业高出许多的增速稳步提高，可是，随着公务员实际收入的提高，中国公务员腐败的程度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涉案金额，不仅没有降低，反倒有失控之势。很简单的一个现象，只要是我们熟知的城市，无一幸免的都出过厅级以上的巨贪，多少市长，副市长，书记。几乎是每一个城市，至少一名市长级官员涉案。更不说由此带出的局级，科级干部。。问题出在哪儿？为什么在香港，在欧美行之有效的高薪养廉政策在中国毫无建树。

为什么要高薪养廉？这个在改开前上层建筑根本不齿于提及的“拜金主义”政策所体现的，其实是将公务员人格拽下神坛的人性回归。随着改开后物质的逐渐丰富，政府，中国的精英阶层逐步认识到官员的第一身份仍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多元化的价值观必然将这个普普通通的人的各种欲望放大。面对新的社会现实，政府再也不可能以意识形态的“洗脑”去屏蔽人性中这样那样的现实欲望。很多左派或者毛派朋友将这视为倒退，但我觉得这是进步，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仅这种认识的转变所体现的，是正确认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矛盾乃至解决这些矛盾的务实举措。

可高薪养廉为什么在中国毫无收效呢？

右派朋友将之归于体制缺陷，这是很容易让大家接受的一种论调。因为中国同那些高薪养廉地区的政治体制差异，导致高薪养廉的失败。从表面上看仿佛是这回事。而只要中国政治体制得不到改变，则可能永远也无法去证实体制土壤对这个政策（高薪养廉）的影响。可是，如果真的以颠覆体制为代价去做这样的试验，其成本和风险将大到我们无法想象。怎么办？

这让我想到新加坡，新加坡政治的清廉度是有目共睹的，恰巧，新加坡也是一个一党制，且具有世袭政治的代表。同样也让我想到俄罗斯和印度。根据透明国际2010年清廉指数的排行榜，中国，印度，俄罗斯的清廉指数分别为78，87,146。

或许，体制问题，并不一定是造成高薪养廉制度失败的根本原因。那么，问题在哪里？

经济，还是经济。

再次查阅那些廉洁指数高的国家的社会状况。所有廉洁指数高的国家，并不一定有相同的政治体制，但一定有很高的人均gdp水平。而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才真正是政治廉洁的基石。

当我们回头在从人性去阐述这个问题，几乎所有疑问都迎刃而解。官员贪腐的目地一是自身的享乐，而更重要的是为自己的子女或者利益团体创造优越的物质基础。所谓生存与发展的原始欲望。有多少官员不是因对后代，对家庭的过份“牵挂”走上了贪腐之路？

高薪养廉仅仅能做到的是当前权利掌控者的优越生活问题，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够给这个社会成员以足够的保障。官员的后代同普通老百姓的后代将面临同样艰难的生存环境，且极度拜金主义社会又将生存发展机会的不均进一步扩大，这种恶性循环的链条。既：因为担心而贪腐，导致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乃至更不公平，而这又进一步促进掌权者对后代沦为社会下层的担心，则更加的贪腐。有趣的是，贪官为什么总是希望自己的后代移居国外呢？难道贪官所获取的巨额财产不能让自己的后代在这个以资产决定地位的土地上生活得更加滋润吗？

其一，怕清算，法律的，政治的。

其二，或许很多人想不到的，国外的社会具有对公民完善的社会保障，可以使贪官的后代跳出这个是非的漩涡。获得真正的心灵平静。

那么，建立起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的国家，一个能保障每个公民的后代都公平获得发展机会的国家。则能在最大程度上打消无论是官员，还是普通老百姓的顾虑。

高薪养廉，真正的涵义不仅仅是当权者的高收入，更重要的是充分而完善的保障。对其子孙后代，也是对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子孙后代的保障。这种保障，不仅仅是生存的保障，如医疗，如工作，如养老等等，还包括公平获取发展的机会，这里面不仅有体制内的，还包括更多的体制外的各个方面的因素。显然，最基本的保障和更完善保障是促进社会政治清明的根基。

很早以前，我曾做过一个统计，一个社会要形成从摇篮到坟墓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其人均gdp按现时国际水平，至少达到8000美元。这个数据是根据各发达国家社会福利制度建立的过程统计的，当然考虑了当时实际货币购买力同现实货币购买力的差距。

在人均gdp4000美元左右，是社会保障体系开始建立的起点。而当前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欧洲一些福利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由于过于奢靡，已经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也就是说，即使先进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并不一定就是完美无暇，既要保障社会经济的发展，抽出足够的资金扩大社会经济的规模，创造更多的财富，不断的提升经济总量，又要充分保障社会每一个成员的福利，这个体系的逐步成熟在全世界各国仍然是一个艰难的课题。而在全世界各种政治体制中具有独特性质的中国政治体制如何走出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这也许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最核心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