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龙弱什么:艺术品市场乱象丛生,打击文物造假与走私刻不容缓

    搜狐文化：从拍卖会及数据上显示，名家作品越拍越“多”，仅林风眠在2010年4月份就有78件作品上拍，此现象除了表现林风眠作品在艺术市场上拥有一定程度的收藏、购买群体，是否也相应的表现了部分小拍中作品的真伪性有待鉴定？该如何鉴定？

　　吴树：岂止是部分小拍，“大拍”也不例外。08年内地瀚海公司拍卖的冒仿吴冠中作品的假画《池塘》在受到画家本人明确指认是赝品后，买家仍输了官司，“免责条款”被拍卖业甚至是法院指称为“国际惯例”，09年香港佳士得拍卖的冒仿吴冠中的假画《松树》同样遭到画家的断然指证是赝品，仍以158万港币成交。这些活在的艺术家的作品尚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一些历史文物拍卖，它们的真假更是天知道。在本人和《中国文化报》记者屈菡近期对景德镇高仿作坊的暗访中，就有两三个高手指称数件在国内外拍卖公司拍出的高价“官窑瓷器”出自他们之手，并向我们展示了拍卖公司的图录和他们出售仿品前所做的图片记录，时间完全相符。

　　搜狐文化：艺术品造假现象也越来越严重,无数投资者、艺术家因此蒙受损失，如何从根本上遏制作假？

　　吴树：针对内地艺术品市场而言，我总的评价是“市场繁荣，乱象丛生”，所造成的恶果不但是给无数投资者和艺术家造成极大损失，更可怕的是这种现象正在颠覆和毁灭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过去的“勤劳致富”正在被人演绎为“一夜暴富、造假暴富”，原有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财富观，被造假卖假的恶性繁荣篡改为“骗术为王”。在艺术品市场上，造假无罪、卖假免责，受损失的买家无奈地被人蔑称“打眼”、“交学费”……

　　要改变目前这种状况，首先要修改“拍卖法”。《拍卖法》第61条第2款：“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这一条款被业界简称为“免责条款”。我曾就此条款向中国拍卖行协会做过咨询，被告知“是国际惯例。”但经过我与合作者在欧美国家的调查证实，极少国家有专门的《拍卖法》，但对于艺术品市场的监管却非常严厉，艺术品拍卖与其它商品买卖视为同等，被列入相同的法律条文中，因艺术品交易犯罪而受到惩罚的拍卖行、艺术家、经纪人有据可查。也就是说，艺术品制假卖假不可能享受“免责”优惠，同样会受到严厉打击。所以说“免责条款”不是“国际惯例”，而是“国际个例”。

　　其次，应当在建立、完善艺术品鉴定资料库的基础上，通过大学教育和社会培育等手段造就一批德才兼备、既有理论，又有市场实战经验的鉴定专家，逐步形成适合国情的艺术品鉴定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使乱象丛生的艺术品市场有章可循、有法可依，“长治久安”。

　　搜狐文化：从个体作假到团体作假令收藏者防不胜防，从造假的原料(如纸张、笔墨)到设备、人才一应俱全，形成了规模化的一条龙服务。目前的艺术品造假，已形成区域性分工。如上海仿陆俨少、程十发，广州仿高剑父、高奇峰，西安仿石鲁，香港仿林风眠、陈之佛，台湾仿张大千、 黄 君璧等。那么赝品的繁盛有它一定 的生存土壤，请问这个土壤是什么样的？

　　吴树：中国经济初步繁荣后，西方资本集团针对中国人、中国财富开展了“圈钱战略”，在艺术品投资上采取树立标杆、变换花样、虚假炒作等手段，诱骗中国的富豪阶层投资跟进，接下“最后一棒”。稍加留意，这种痕迹清晰可见，从弄出天价的“鬼谷子下山”到炒元青花、明清官窑，这些东西卖得差不多了，又恶炒字画，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不管是真品还是赝品，都是倒腾中国人自己的物品赚取中国人的钱财。我曾采访过若干位艺术品收藏投资过亿的南北富豪，这些人自身文化素养差，将字画等艺术品视作“挂在墙上的股票”，去倒、去炒，有的人甚至收藏了一窝子假货，当宝贝藏于自家的密室，实在悲哀。

　　由西方资本集团导演的这一场富人们的愚蠢游戏，诱发了穷人们的发财梦。有本事造假的去造假卖假，没本事行骗的老实人则去打着旧货市场的招牌，实为假货市场中去“淘宝”“捡漏”，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收藏”运动，藏了什么呢？差不多是95%的收藏者，藏了95%的赝品。

　　有这般广博深厚的土壤，造假卖假能缺少市场吗？

文物造假重灾区在哪？　　

     今年，笔者对全国古玩市场做了一次系统调查，陆续披露部分调查结论。

     记者：这几年您一直致力于调查收藏界的混乱现状，那么在您看来，造成国内文物市场造假“繁荣”的原因有哪些？

　　 吴树：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手里有钱了，于是怀着各种想法杀进了文物市场。富豪阶层很明确以投机和投资为目的，好古的知识分子也买来玩玩，普通市民主要以捡漏为主，因此形成了不同阶层齐动员的全民收藏。但传世的古董毕竟有限，数量远远不够，怎么办？于是有人去盗墓，有人去造假！其实，中国古代就有仿古工艺，宋代就有了成规模的仿制，到民国形成了历史上的另一个高峰，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疯狂。

　　 此外，西方资本对国内文物市场的刺激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近20年来西方资本对其掌控的元明清官窑瓷器高标价炒作、抛售，动辄几千万、几个亿的天价成交，这给国内市场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再加上国内富豪的盲目追捧，权威专家们的价值评判失误，导致元明清三代官窑瓷器的市场价格畸形飙升，暴利效应直接带来了高仿品的繁荣。

　　 还有就是政府监管不力、《文物保护法》和《拍卖法》在实施上的无能为力，也纵容了造假市场的繁荣。

　　 记者：目前国内文物高仿行业的整体状况怎样？造假重灾区在哪里？

　　 吴树：文物复制一般有三种目的，一是对于国家无法收藏原物的珍贵文物进行仿造，使其能够替代原物，起到普及历史知识、研究当时文化的积极作用。二是一种半文化、半商业的复制行为，就是明确告知商品是艺术复制品，为了满足部分酷爱古代文物，又没有经济能力购买原物的需求者，这种复制行为能够起到传承民族传统工艺、普及文物知识、满足市场需求的正面作用。三是出于商业暴利目的的造假行为，这种复制开宗明义，就是为了骗人骗钱，从法律角度看是违法行为。

　　 现在中国文物造假的种类很多，其中数量较大、交易最活跃的大概有四大类：陶瓷器、玉器、青铜器和字画。以市场上数量最多、交易量最大的陶瓷造假为例，目前最受市场追捧的陶瓷赝品主要模仿对象有藏界通常所称的“官、哥、汝、钧、定”宋代五大名窑生产的器物和景德镇生产的元明清官窑瓷器，其中造假时间最长、造假水平最高，对文物市场杀伤力最大的是后者。

　　 记者：景德镇造假业的存在有什么特殊背景？

　　 吴树：制作元明清官窑高仿品，景德镇无疑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是那里的官窑文化文献资料相对完整。二是生产工艺的传承未曾间断。三是生产官窑的特殊原料至今犹存，如胎土二元配方所需要的麻仓土并不像专家们所言已经绝迹，而是仍在被偷采、使用。

　　 记者：文物造假会对文物市场和社会层面产生哪些危害？

　　 吴树：景德镇官窑造假业的繁荣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是当代文物市场乱象丛生的标志性源头之一，危害性不容小觑。先从市场层面上看，景德镇仿造的高中低档官窑赝品大量充斥国内外拍卖场、古董店等交易场所，使得本已混乱不堪的艺术品市场进一步背离艺术品交流、收藏的本质，成为恶意逐利的赌博场。

　　 这几年我见到不少富豪收藏家和普通收藏者，很多人收藏的天价古董其实就是景德镇仿造的官窑瓷器。其中一位浙江富豪，花了近亿元的成本，购买了十几件完全不靠谱的所谓清代官窑器，还自称“件件都是故宫里没有的国宝”，损失惨重，惨不忍睹。

　　 现在这种官窑仿品已经波及到国外市场。我采访过几个欧美国家的古董商和收藏家，他们表示每年都要到景德镇考察，目的就是为了掌握制假新手段、新动向，避免遭受损失。可以这样说，景德镇官窑高仿赝品的泛滥，不但是在自毁前程，同时也严重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化信息的声誉与可信度。市场上到处充斥着假货、赝品，还怎样让世人相信、景仰我们几千年的文明？

　　 而且，文物造假对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造成了巨大冲击。在赝品暴利的诱惑下，“勤劳致富”的价值观正在被“一夜暴富”的金钱观取代，“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商道正在被“骗术为王”的流氓手段替换。我们在文物市场上经常可以目睹这样的现象，买了赝品，无处索赔，反倒遭人耻笑为“打眼”。卖赝品者脸不变色、心安理得，理直气壮地告诉你“古玩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买赝品、交学费是正常现象！”

　　 这种以追求暴利为目的的纯商业造假活动也正在挑战中国法律的尊严。制假、卖假，一直打进国内外知名拍卖行，成交价动辄几十万元、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人民币，严重地侵害了购买者的利益，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种诈骗行为同时也违反了《刑法》。这种现象如果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势必影响我国法律的严肃性。总不能说，制造和销售假冒伪劣食品、药品和其他商品的人，该坐牢的坐牢、该枪毙的枪毙，而制造、销售文物赝品、牟取暴利的人却可以安然无事地逍遥在法律之外吧？真要如此，我们的法律精神岂不成为一个荒唐的笑话？

    （此文原载《中国文化报》）

真正的中国国宝大部分已流散海外

     中国文物流失海外的数量究竟有多少？这恐怕是一个谁也无法准确回答的问题。但可以确定的是，那是一个极其庞大的数字，大得足以让国人心惊肉跳，大得足以让世人瞠目结舌。更值得国人关注的是，在这些巨大的数字中，属于历史上数次被侵略者掠夺的文物珍品所占比例越来越少，建国后、特别是近20年以来流失的文物越来越多。记者长时间跟踪国内外一些比较可靠的文物资料库，对境外中国文物藏量较大的博物馆及它们所藏文物的来历，作了较为系统的调查与统计，结果如下：

     ——英国各大博物馆、图书馆共收藏中国历代文物约130万件，大多数是在近代殖民主义时期被侵略者从中国非法劫掠流落海外。其中，大英博物馆收藏中国书画、古籍、玉器、陶器、瓷器、青铜器、雕刻品等珍稀国宝有3万余件，流失海外的中国古代绘画精品几乎都在馆中。这些文物珍品涵盖了近7000年中国历史，其中许多都是从未面世的孤品。如：为历代宫廷收藏珍品的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唐代摹本、初唐宗室李孝斌之子、左武卫大将军李思训的《青绿山水图》、宋初江南画派代表人物巨然的《茂林迭嶂图》、北宋三大家之一的陕西画家范宽的《携琴访友图》、号称龙眠居士的安徽人李公麟的《华岩变相图》、宋大文豪苏轼的《墨竹图》。此外，还有商代青铜双羊尊、西周康侯青铜簋、邢侯簋、敦煌壁画、汉代玉雕驭龙、唐代黄玉坐犬等，这些也都成为了该馆的镇馆之宝。

     ——法国各博物馆、图书馆收藏中国历代文物约260万件，这些文物均是在近代殖民主义时期从中国非法掠夺所得。卢浮宫博物馆羁留中国文物达30,000件以上，其中原始社会的彩陶器、商周青铜器、瓷器的收藏量达6000多件。其分馆吉美博物馆还收藏中国文物数万件，占该馆馆藏文物总数一半以上。其中历代陶瓷器12000件，居海外博物馆中国陶瓷收藏之首。此外，巴黎等市立博物馆的中国文物收藏数量均与卢浮宫不相上下。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敦煌文物达10000多件，包括北魏的绢写本、隋朝的金写本、唐代的丝绣本、唐代金书、明万历刻本、大清万年地图、圆明园的40景诗绢本等。其中敦煌书画的三种唐拓本均为孤品、稀世珍宝。

     ——日本拥有1000余座大小博物馆，共收藏中国历代文物近200万件之多，绝大多数均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和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被日本侵略军劫掠出境。仅东京国立博物馆一家，就藏有中国历代文物珍品9万余件。其中珍品、孤品不计其数，远远超过中国国内的普通博物馆，如南宋著名画家马远的《寒江独钓图》，至今仍羁留其中；此外，分别存放于日本不同博物馆的王羲之《妹至帖》、《定武兰亭序》、《十七帖》、《集王圣教序》，还有前凉时代的《李柏尺牍稿》，也都是难得一见的稀世文物珍品。据中国政府统计，自1931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共1879箱，破坏的古迹达到741 处，被抢中国文物多得无法估计，仅战后日本方面自己统计的数字就有360万件。

     ——德国各大博物馆都藏有大量的中国古代文物，据该国相关刊物披露：有据可查的总数大约在30万件左右。这些中国文物主要是通过两种渠道来到德国：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抢得、20世纪初借考古为名从中国盗得。仅以1902-1905年为例，3年间，德国考察队在吐鲁番、库车一带共运走古物400箱。其中有从未发现过的摩尼教创始人梅尼兹的肖像壁画以及许多珍奇的手写文书、纺织品、钱币等。但收藏这些文物的博物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毁灭性的轰炸，几百幅壁画损失了一半以上，柏孜克里克的20余幅壁画全部化为灰烬，近300尊塑像毁坏了一半。

     ——“八国联军”之一的沙皇俄国，当年并没少从中国掠夺文物珍宝，奇怪的是战后人们却很少能从前苏联的博物馆里看到那些文物。记者就此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发现了期间的秘密：当年俄军掠夺的中国文物，一部分被流亡的沙俄旧贵族变卖到他们新的居住国，另一部分则因为当年中苏同属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苏联政府没有允许这些明显打着沙俄帝国侵略印记的“战利品”公开于市，而是把它们藏匿在一些研究机构里。记者在圣彼得堡的东方研究所藏品目录里，就发现了沙俄掠夺中国文物的蛛丝马迹，那里不仅有来自圆明园和故宫里的中国明清时期文物，而且还有更为珍贵的敦煌遗书1.2万件，该书藏量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中国本土。而我国国内现存敦煌遗书也只有２万件，其余则被英、法、日、奥、瑞典等国瓜分。

     ——据不完全统计，加拿大各大文物机构共藏有中国古代文物近20万件，该国皇家安大略博物馆馆长、中国文物研究专家鲁克思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的采访时，曾用流利的汉语声称：“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中国藏品有3.5万件，这些文物的精美珍稀程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甚至很多中国博物馆也没有我们的藏品丰富……”他还承认：这些中国文物中，大部分都是由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于1909年至1934年之间，在中国河南洛阳雇人“考察挖掘”而获得。据史料记载：当年，这个怀履光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后，就一直替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收集中国文物，前后历时6年，共发掘10余座大型木椁墓，出土文物多达1万多件，其中仅东周王室珍宝就有数千件。

     ——美国媒体透露：近30年来，流入美国的中国文物大约有230万件，其中20多万件精品被美国各大博物馆收藏。与英、法、日、俄等国家不同的是，美国各大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大多数都是在最近20年左右的时间里，通过境外走私非法所得。如：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设有10个中国文物陈列室，其间不乏雕刻、绘画、铜器、陶瓷等各种类别的稀世珍品。在该馆5000多幅中国古画中，有堪称国宝的唐代画家阎立本的代表作《历代帝王图》、保存完好的唐张萱《捣练图》宋代摹本、宋徽宗的《五色鹦鹉》等；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藏有中国国宝石刻“昭陵六骏”中的“拳毛”和“飒露紫”。而在中国本土碑林博物馆馆藏中,“六骏”中的这两骏却只能是复制品；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几乎一半收藏品是中国文物，包括书画、佛教艺术、铜器、玉器、陶器等；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竟然将中国文物确定为该馆的主打收藏对象，现有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的陶瓷2000多件，玉器1200多件、青铜器800件，是迄今为止全世界收藏中国玉器最丰富的博物馆；此外，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共收藏中国古代善本书将近400种，约1.4万卷；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藏有中国家谱1.5万卷……

     以上数字，只是流失海外且有据可查的中国文物的一部分。一位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的朋友对记者说：“中国流失的文物，已经形成国际化一条龙经营。从盗掘到走私，直至出现在国外交易市场，常常几天之内就可以完成。”为了印证这位朋友的说法，记者走访了部分海关人员。他们说，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日趋繁荣，海关的物品检查量大得惊人。因此，不少地方只能采取抽检的方式查验过关物品，抽检比例一般在5%。就照着这种低比例的抽检，每年查扣下来的走私文物仍数量可观。记者翻阅了近几年中国海关总署的有关记录，其中不少案例让人触目惊心。

     ——2002年5月23日，罗湖海关从一名旅客行李中截获一堆装在蛇皮包里的青铜器，那位旅客自称是在广州旧货市场上花300元买来的“烂铜”。后来，经广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这170件“烂铜”，都是汉代文物，其中还有14件为国家级珍贵文物；

     ——2003年3月28日，深圳海关成功破获一起走私国家珍贵古生物化石的案件，共截获国家限制出口文物共计2165件，其中还出现多件国家一级文物。这批走私化石数量之多、级别之高、时间跨度的连续，均属国内罕见。从无脊椎动物化石到有脊椎动物化石的品种之齐全，足可以组成一个较大规模的古生物化石展览馆；

     ——2003年12月22日，国家海关总署在天津把历年来查获的近9000件走私文物移交给国家文物局；

     ——2006年3月21日，大连海关的缉私人员在辽宁丹东大东港口岸一艘货船检查时，发现集装箱内没有货主申报出口的密度板材，而是藏着大量的古旧物品。后经辽宁省文物管理局专家鉴定，这12000件古旧物品绝大多数都是珍贵的中国文物，其中光是汉代瓦当就有1055件；

     ——2007年11月1日，杭州海关破获建关以来最大的一起文物走私案，共查获古生物化石15箱，计1177件。其中有古生物化石相框28盒、动植物化石717片、鳄鱼头化石2个、龟类化石19块、水晶状化石1箱、恐龙蛋化石21个、清晰整体脊椎动物化石5个、植物化石4大块、完整脊椎动物化石380块。

     仅仅4个海关、仅仅一天时间、仅仅5%的抽检，竟然查扣了15512件文物（不包括天津海关）。假如按照所有海关、按照一年365天、按照100%的查验比例推算，中国文物每年会流失多少？

     在我们拥有绝对主权的国家口岸，一批批弥足珍贵的中国文物，正在源源不断地被一些丧心病狂的不法之徒劫持到异国他乡，遭胁迫于丧权辱国之旅。为了让其中一些重要文物回国，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不但付出了巨大的精力与财力，而且也承受了交织着屈辱与愤怒的心理煎熬。中国政府除开依据有关国际法不断向那些非法占有中国文物的国家提出索回文物的严正交涉之外，每年还拨出数千万资金去海外回购流失的文物。近年来，一些实力雄厚的中国企业家和收藏家，也通过多种渠道斥巨资去海外回买本国文物，或捐献国家，或藏宝于民。但即便如此，面对数量巨大的流失文物，这一切努力都只能是杯水车薪。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中国文物保卫战的文化含义决不亚于一场抗日战争！

大专家不作为加重艺术品市场乱像

     最近，在世界金融危机仍迷雾重重、前途未卜的大环境下，一年一度的秋季艺术品拍卖却是轰轰烈烈、捷报频传。尤其是中国艺术品更是一场拍卖一次心跳，一次次爆出新的破纪录天价。而每一次拍卖过后，笔者都会接到诸多媒体同行的询问：“真假如何？”

     有人说，看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现状，就象一场杂乱无章的闹剧，主角儿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艺术品收藏者，而是商家和专家。一般收藏者乃至大收藏家，只不过是其中跑龙套的配角而已。因为买什么？出什么价？大部分国内收藏家基本上是参考商家有关“增值”的说道，看专家的眼色行事。这样一来，有关专家的说法就渐渐多了起来。正面的有，负面的更多。其中矛盾的焦点多半集中在故宫和国家博物馆的专家身上。人们对他们的感情非常复杂，又爱又恨，爱的是他们的名声，假若自己的藏品能得到那些大家的认可，当然身价百倍。恨的是那些专家对民间的藏品多半采取否认态度，“是也不是”。

     在最近举办的“中国民间收藏创新论坛”上，主办者和入会者发动了对紫禁城专家们新一轮“声讨”，并倡议国家用政府行为来纠正权威误国的现象。笔者回京后，则听见专家们对此也有一肚子委屈。不可否认，在艺术品鉴定问题上，故宫的专家们承受着来自方方面面的巨大压力。这些压力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

     一是来自自身职责的压力。作为紫禁城的“守门人”，往大里说，他们是中国文物的守护者，他们必须高度保持国家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可读性，既要尽最大可能的收藏并解读不断出现的文物精品，不让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以各种方式流失，又不能让假的、似是而非的赝品混入国家文物宝库，以保持历史文化的纯洁性；

     二是来自社会的压力。随着收藏热的升温，通过盗墓、海捞、民间收购、国外买进的文物大量涌现。同时，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一些高科技含量的赝品也成批量充斥市场。泥沙俱下、鱼目混珠，为了尽量减少经济损失，广大收藏爱好者希望借助文物鉴定专家的“法眼”帮他们“长眼”、把关。像历代宫廷藏品这一类的天价文物，无论站在经济利益还是收藏成就感的角度上，大家更是希望得到最高权威的认定。

    这样一来，不管紫禁城里的专家们愿意不愿意，他们都无以替代地成为文物收藏和文物市场的一个重要瓶颈。说得直白一点，许多人都把利益与荣誉之“宝”，全押在他们身上。因此，从他们嘴里说出来的“yes or no”，都会强烈地刺激这些人的神经中枢。

     正因为如此，紫禁城里一些德高望重的资深专家，平日里多半呆在宫内四门不出，在学生们的协助下著书立说，谢绝一切来自民间的鉴宝邀请，你给多少钱都不会去惹是非，即便是拍卖公司发出邀请，他们同样不买账。记者曾试着突然袭击，拎了藏品直接找到一位在国内最负盛名的老专家，请他给看看。老人家不着言语，慈颜相向，就如同当年佛祖在灵山面对弟子“拈花一笑”，大有让“你自个儿参禅去”之深刻意味。

     记者前面说过，对于实事求是，知之则知之、不知则不知的专家学者，作为个体，我非常敬重。但话又得说回来，如同人民法院不能回避疑难案件一样，作为我们国家文物鉴定方面最高权威机构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对于一些有争议的典型案例，如果一概采取回避态度，势必会造成业界游戏规则的混乱。试想一下，倘若司法部门都去回避疑难案件，我们的法律原则岂不就会松懈、崩溃？

     诚然，由于文物鉴定在诸多方面的特殊性，如法律法规不完善，而且可操作性不严谨、技术手段单一落后，它与法院断案不具备全方位的可比性，但是它们的人文精神和科学态度却是共通的。就算是对一些文物的认定或否定会引起一些争论，那也无妨，真理越辩越明，真正的学术权威不是靠沉默和不作为来维系的，正常的学术争论总会比概念化的数字口水战，比因为追名逐利而门派林立、相互拆台，要强过百倍。

     尽管紫禁城内有着一些成文和不成文的规矩，用以约束专家们的行为，以保持国家顶级文物机构及“国宝”级文物专家的权威性，但是，一声不吭坐了几十年冷板凳的专家们，在这样一个热热闹闹的世界里，还能够继续墨守成规、耐得住寂寞的圣贤能有几个？每年都会有一些专家溜出宫门，到民间去参加各种各样的鉴宝或讲座等活动，正所谓“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可是，就如同要做真正的神仙，就不能轻易下凡，出了宫门的专家一到民间，麻烦事儿就立即缠身：高科技造假、全息仿真，再配上一个个离奇的故事、一处处诱人的陷阱，不由得你不走眼、不走神、不钻“盘丝洞”。一旦你灵魂出窍，厄运便随之而来——上电视鉴宝，你认定一样东西，给定一个价，底下立马能有成千上万的观众骂你老眼昏花“打眼”了。这还是轻描淡写，更有甚者，编派出持宝者是你七大姑、八大爷什么的，让你老脸没地方搁；你上学习班讲课，下了课就会有人说质（质地）、型（器型）、工（工艺）就那书上的几条，小学生读上几遍也能背出来？骗钱！你若要再上什么鉴宝大会，那就死得更加难看：古董玩器林林总总、新新老老、真真假假、千奇百怪，长着一双凡人的眼睛，谁也不是神仙，能不出错？就算是上帝多给了你几双“慧眼”去雾里看花，你照样死得很难看。每样东西交几十块钱，照你面前一搁，你说假，他个个儿告诉你都是祖传下来的，能有错？我不服！走眼了吧？你说真，他再加上两千块钱让你给出具一张鉴定证书，然后提了东西上拍卖行一家家转悠去，收下了没话讲，若要是拍卖行不收，他能立马找到你骂娘：“什么专家，简直是骗钱！”然后要你退钱，外带赔偿精神损失费，你不赔是不是？好，找家媒体给你曝曝光，让你丢人现眼，几十载英名毁于一旦。近年来，文物市场中由各路神仙惹发的各种纠纷与官司就不算太少。

      虽然现时没多少人还会从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里摘抄语录，并运用那些缺乏时尚的经典词句去机械地验证某些时代特性，但是，这并不代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规律，会在一夜之间像恐龙一样从我们这个星球上彻底消失。商业资本对古代艺术品的恶性介入，不可避免地污染了文物市场，一些光怪陆离的财富泡沫，发酵了一幕幕荒诞不经的“国宝大戏”，期间不乏高潮迭起、搞怪连连的华彩乐章，让人看罢忍俊不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