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华德中国行2016视频:王来棣：建党时期女学生的遭遇和“平民女学”——丁玲访谈录（中共创始人访谈录）

採访记录

（1956年7月）

“五四”以前，长沙的知识界比较进步，但我所在的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则很落后。这个学校的校长和教员，多半是国会议员，教员也多是旧人物，但学生的出身则较贫苦。“五四”前，校中有一种定期讲演会，在班中举行，作为讲话的训练，没有什么内容。至“五四”时，这种讲演会，因受《新青年》、《新潮》等的影响，以女子剪发问题、女子经济独立问题、婚姻自由问题等等为内容。教员反对这种演讲的内容，高班同学王剑虹就和教员展开争论，逐条驳斥。我们低班的同学，也前去旁听，支持王剑虹等的意见。此外王剑虹等还办了一个民众夜校，团结活动分子在里面教书，我曾在里面教珠算。

我们当时同学们逐渐喜欢谈论国事，谈起军阀政府卖国的事就哭。“五四”那天，我们上街游行，一路哭一路喊，非常激动，嗓子都喊哑了。我们还上街演讲，回校后，有七、八十个同学自动剪发。过几天，又有数十人剪发。我们全校一、二百人，在数天之内，就有半数以上剪了头发。在这件事上，我们第二女师好像倒是走在长沙各校的前面。

当时我们最苦闷的是出路问题.我们有的同学毕业后，被迫当了军阀的姨太太。有的军阀还到我们学校里来湖南湘西土匪军阀大多到各小县城小学校去“参观”，看到长得漂亮些的女同学教员，就通知校长，说要她请做媒，实际是去当姨太太，连国会议员的校长都看不下去这种情况.有的较好的校长，就通知这些同学教员逃跑。而我们的同学，毕业后最好的也只能到哪些小学校去教书。大多数还不易找到职业，因那时小学校不发达，小学校一般是男教员多，有的地方还不用女教员.我们为包办婚姻和女子经济独立等问题，时常热烈的进行讨论，因此，很容易接受这方面的新思想。譬如我自己，小时根据外祖父母的遗嘱，把我许配给表哥。我和我的母亲，都害怕我将来当他家的媳妇.母亲希望我读师范，毕业后当个小学教员，可以少在婆家待着。我自己呢，则希望表哥早点死。虽则，我对表哥本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感。“五四”运动来了，反对包办婚姻，我觉得很合理。后来，我在母亲的帮助下，解除了婚约.那个时候解除婚约是很不容易的事。

桃源女师学校当局是不会订新杂志、新报纸给我们看的。我们通过私人朋友，看到《新青年》等新书。那时候，得到一本新书好像得了宝贝，看过之后，立即转寄给朋友，这样做在当时已成为一种风气。

“五四”后，母亲送我到长沙上学，接受新思想。我进的是周南女校。学校管理员陶斯咏，当时思想很进步，对我很有些影响，我们的国文教师也较进步，他每天看上海、北京的报纸后，把好的文章加上红圈，介绍给我们看。那时，我喜欢看白话文小说和新诗，也写过一些白话诗，记得当时《湘江日报》的付（副）刊，是周南的教员主编的，他们还叫我从作文簿上抄了两篇白话诗去发表。

我们在当时周南时的同学们，虽则年龄很小，一般在13~17、18岁，但记得那时大家很少想个人问题，或者谈一些个人幻想，想成什么专家；而喜欢谈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这大概是在“五四”运动潮流冲击下的一种风气，很有些气魄。我们周南女校也参加过毛主席领导的驱逐赵恒惕运动。

长沙第一师范是湖南革命运动的领导者，而一师的进步力量，是由毛主席领导的。那时我不认识毛主席，但听人说：毛润之是个怪人，意思是个傑出的人。因为我们的国文教师和陶斯咏都是佩服毛主席的，也都认识毛主席。

周南女校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时，曾经有一批先进的学生出国，如蔡大姐等，但后来这个学校出来的学生，参加革命的也不多有一些但不够多，大概与这个学校是私立中学，费用大，学生出身一般还是比较富裕有关.

周南的校长朱剑凡是个有名的进步的教育家，但有一个时期，大概是受反动势力的压迫，在学校里搞复古停止进步宣传，解聘进步教员，我为此不满，跟着一批同学离开了周南。和我同时一道离开周南的，有十多七、八个人，在船山学社地址办了一个暑期补习班。一师派人来给我们补习功课.毛主席也去过一次。我因事不在，没有见到。

过了暑假，我们考进岳云中学.这个学校政治空气不浓厚，我们不满意这个学校啃死书，缺乏新鲜空气。读了一个学期，也都离开了。

我们离开岳云，一部分人进了毛主席办的“自修大学”，其中有的人后来就在那里入党了，如杨开慧等。我和王剑虹等六个人则到上海，进“平民女学”。

我们进“平民女学”的情形是这样的：先是王剑虹到上海，认识见到了陈独秀、李达、王会悟等人，知道有一个“平民女学”，就回来鼓动我们去上海。那时我们知道陈独秀、李达都是新人物，是搞社会革命的。我们也想望社会革命，虽则还不懂得怎样去革命。我们在去上海前，受到了不少的阻挠。因为“平民女学”和普通学校不同，没有文凭，将来职业有问题.加上“平民女学”的“平民”两个字，也很刺目。到上海这个地方去，也成为亲戚们反对的理由。那时，教员和亲戚们，以为我要进“平民女学”是件很荒唐的事，出来反对。我的母亲支持了我的愿望。我们於1922年春进了“平民女学”。

“平民女学”约从1921年十月开办，1923年春结束。名义上是陈独秀负责，实际工作由李达担任。大概是想通过这学校培养一批女的马克思主义者。全校分两班：高级班，相当中学程度，我们湖南去的六个人就在这一班；初级班人数较多，多半是江浙人，文化程度相当小学毕业.这些学生都是思想比较进步，或由进步的亲友送她们来此上学的。

给我们上课的教员是尽义务的，陈独秀给我们讲了几次，高语罕是国语教员，茅盾教英文，陈望道、邵力子也都教过我们。记得我们还上过二次数学课，因不感兴趣，也就不继续上了。我们没有正规课程，有时好几天不上课，有时晚上已经就寝，又通知我们起来上课.“平民女学”当时也算是我们党的一个小小的据点，有人来，就到女学来宣传。如刘少奇同志从苏联回来，给我们上了三次俄文。其他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也给我们讲课.我们除上课外，还有工作：工人罢工的时候，叫我们到工人中去宣传，鼓励他们团结起来，坚持到底。记得有一次浦东纱厂罢工规模较大，女工多，我们去了，但我们说的是湖南话，工人听不懂。但他们觉得女学生去支援她们，还是有些鼓励不起什么作用。此外，我们还带着竹筒上街募捐支援罢工，那时支援工运的人很少，人家说我们是“革命党”，我们对这种工作很感兴趣。

李达的夫人王会悟，那时很会做群众工作，穿起工人服到工人中宣传很有效。她还在1920（或1921）－1922年间，办过《妇女声》小报。王剑虹在上面发表过文章，杨之华、向警予可能也都发表过文章，谈妇女问题.王会悟不是共产党员，但因李达的关系，有时也参加党的一些会议，她也是“平民女学”的学生。

在女学里，曾经有两个同学信仰无政府主义，李达时常批评她们，她们中途就走了。

女学没有正规的课程，学习比较松懈，有的同学因此中途离开.高级班原来有十余人，后来只剩下我们湖南来的六个人。这六个人中，后来有的去北京，有的考上上海公学，有的谈恋爱，只剩下我和王剑虹两个人。我们二人只得也主张自己自修。1922年下半年，我们也就不去了。1923年，李达去湖南自修大学，“平民女学”就关门了。

那时候，我们过的生活是很刻苦的。譬如穿衣服，我们连两毛钱一尺的布，都舍不得买，只买一毛钱一尺的布。我们坐电车，从来就是坐三等拖车，吃的是清汤挂麵，我们有钱就买书。

我们湖南去的六个人，过的“共产”生活，家里带了钱来，大家用。另外还有一些同学，因经济困难，用半工半读的办法，学校里请了一位裁缝，教她们缝纫.在高级班的时候，施存统和蔡和森曾叫我们参加青年团.我们对青年团瞭解很少，对马克思主义也不懂得，只有空洞的社会革命思想，又因有些乌托邦思想，觉得不参加组织更自由些，故没有参加。

那时候，北大有几个学生，向我和王剑虹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他们是些纯洁的青年，给我们的印象很好。我们本来就好幻想，故容易接受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不久，我的一个湖南同学介绍我参加无政府党，我又拉王剑虹参加。参加时没有任何手续，参加后，开了几次会：一次是什么“自由大同党”开会，通知我们去参加。另一次会约有二、三十人参加，谈谈暗杀。还说无政府党人以戒指上留一个窟窿为标志.又有一次，在一个相当考究的厅堂里，很多人听黄淩霜作报告。黄刚从外国回来，这次会有茶点、有冰淇淋。他们的经费不知从何处来。此外，朝鲜在上海成立的“临时政府”，他们的“总统”死了，无政府党通知我和王剑虹跟他们去参加出殡仪式。无政府党还发给我们一些秘密文件，主要是反对共产党的，有的用问答的方式，区别无政府党和共产党，说共产党如何如何不好。他们的宣传品，不外乎三种内容，除反对共产党外，还宣传“新村”计划，和介绍克鲁泡特金及其作品等。他们奉师复为无政府党的祖宗。在他们的宣传品和集会中，从来不讲反帝反封建的事，也不参加罢工运动，只讲反对共产党.这个事实，引起我的怀疑。我过去看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的书，看过小说《自由魂》，以为无政府主义也是搞社会革命的。共产党内的一些同志，我都很熟悉，他们都是认真做革命工作的。现在无政府党为什么要反对共产党呢？同时，参加无政府党集会的人很複杂，多数是中年人，青年不多，看样子和军阀、官僚有勾结，其中也有失业军人。他们弄些戒指为标记等鬼鬼祟祟的事，更加引起我的疑惑。有一次，我们在一个相信无政府主义的医生家里，听他们谈山东抢案临城事件，我怀疑他们和这次抢案事件有关.上述情况，使年轻的王剑虹和我很害怕讨厌他们，我们意识到无政府党是个反动的组织，於是坚决不再参加他们的会，以后也就脱离了关系.

那时，无政府党的负责人大概是黄淩霜，张铁弦也是比较负责的。

我和王剑虹二人离开平民女学后，思想上很苦闷。后来我们跑到南京，住在学生公寓，整天逛名胜古迹.我俩没有姓，不穿裙子，不投考学校。人家看我们很怪，要赶我们出去。正在这种遭遇下，我们又来回碰了一些钉子，正在走投无路时，1923年夏天，瞿秋白、施存统、柯庆施等同志到南京开会，来看我们。瞿秋白同志还向我们谈苏联的情况，谈上海大学的情况.於是，我们又回到上海，进了上海大学.

上海大学主要是社会学系，瞿秋白、邓中夏等同志都是这个系的教员，王明、博古是这系的学生。这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当时不认识.他们有许多活动，我因不在此系，不清楚。

我和王剑虹入了中国文学系，教员有邵力子（教《易经》）、沈雁冰（讲欧洲文学、现代文学概论）、田汉（教诗）、俞平伯（教词）、陈望道（修辞学）。上课的情形与平民女学相似，不过略有进步。此外，上大有政治学系，学校里简直不大理这个系，系主任是一个国民党员.因为名义上是个大学，不能不多设立几个系而已，好像是原来的南方大学就有了的。

我在上海大学待了些时候，觉得教员时常缺课，学不到什么东西。又中途离开上大，到北京，想考北大。又补习了一个时期，但估计考不取，於是就过自由学习生活，有时也去一面做工一面在北大偷听几次文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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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蒋胜眉（号慕唐），辛亥时和向警予同学，她们同学中有九人，结为九姊妹。我的母亲为老大，向警予为老九。她们结姊妹的目的，为团结一起，从事社会活动。

母亲这一辈，为争取入学，都是很困难的。那时候，妇女上学都得坐轿子。她们从学校里毕业后，向警予在湘西办学校，我的母亲在常德办学校。向警予（“五四”前）时常到长沙去，在长沙接触一些新事物、新思想后，回湘西时，经过常德，便由我母亲通知在常德的老同学，集合起来听向警予介绍长沙的情况.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我的母亲很注意时事，向学生宣传反对战争的言论。“五四”时，她也上街演讲，讲到伤心处，时常落泪.她从来没有为个人小事流过泪.她在办学期间，非常关心学生，尤其是女学生，有几天不来上课，就到她家去访问，担心女学生受家庭阻挠不能读书。

我的母亲除办学校外，还在地方上办过妇女会，团结一些上层分子。如冯玉祥军队里的军官的太太，请她们出钱办学，也办过一个妇女学校。“五四”时，听说北京有个工读互助团，我的母亲也办了一个。实际上是个半工半读的学校，接收家庭清寒的学生入学.这个学校，在大革命后被封。

我的母亲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比我要早，有些关於意识形态的书，她很早就读过了。

大革命前，常德有青年团组织，母亲担任妇女部长.但她未参加共产党或青年团.因此，到底是什么妇女部长，详细情形，我就不清楚了。

（记录经丁玲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