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万里先生访谈录

唐：黄先生，您好！我听说清华当年有三个著名的“右派”教授？

黄：当时，清华有三个教授挨批判。他们是黄万里、孟昭英、钱伟长。我们三个当时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聊天。我们系、教研室和学校人事处很多与我关系好的同志受我的问题牵连。有人出于考虑党的威信、党的民主政策，建议不要把我打成右派。

我与我父亲黄炎培不同，不参加什么政治。我这个人骄傲得很。我自认为我的道德高于普通人。我爱普通人，不仅仅是爱国家、家庭、家人，而是普爱众生、众人。

唐：黄先生，请您谈谈您早年的学习，好吗？

黄：我从来就是念的最好的学历（校）、学业（也很好）。邹韬奋是我小学、中学时的英文教师。邹韬奋是我父亲让他办的生活杂志。我1932年7月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我学的专业是桥梁建造。1934年初去美国留学，我改学水利工程。我先后在康奈尔大学、爱荷华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学习，最后在伊利诺伊大学获得水利工程学博士，我是该校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个中国人。

我在美国亲自开车行驶45000多英里，考察了美国许多大的水利工程。我从那时形成一个看法：一个水利大坝建在水里，不但会改变水中的泥沙流状态，而且还受到大坝所在的地质和地理条件的影响。回国后不久，我就认为当时对长江、黄河的治理是错误的，因为在长江上建三峡大坝要受大坝的地质状况的严重影响，而在黄河上建三门峡大坝必将会造成泥沙的严重淤积。今天证明了我当年关于三门峡水库建设的论断是正确的。

唐：黄先生，请谈一下您当年被打成“右派”的事情。

黄：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还把我拉上，说彭德怀像黄万里，像魏延，脑后长反骨。我被打成“右派”主要是因为我写了《花丛小语》。毛泽东后来说，黄万里的诗是写得不错，我要看。所以，外国不少人还以为我是诗人呢。我呢，读书极广。我十分喜欢自然地理、天文，十分喜欢写文章，我还出了诗集。

唐：当时，把您打成“右派”，考虑没有考虑到您父亲黄炎培先生的因素？

黄：我的经历的确与我父亲有关系。我猜想是如此。我的几位弟弟、妹妹1957年打“右派”时没有说什么话，也被打成“右派”。这是保护我父亲，尽管我父亲他没有说什么话。我认为，原因在于：国共合作时，双方推举的非国共两党人员的公认代表是沈钧儒、梁漱溟、黄炎培。据说共产党认为在这三人中，沈钧儒是“左”的，梁漱溟是右的，黄炎培是中的。

唐：请您简要谈谈您在1949年前的经历。

黄：我是1934年到美国留学的，1937年回国。我对归国毫不后悔。我回来后为我所干的第一个工程捐献了国家为我支付留学所用的3000美元。我是从基层干起的。我为水利勘探先后徒步考察有三千多公里。我走过许多江河大川。我有基础，有基层工作经验。我曾干过地质、水文等工作。我先后培养了五十多个工程师，他们一起跟我工作了十多年。我在兰州担任甘肃省水利局局长时，有数百人自愿跟着我来到兰州一起工作。

唐：请您简要谈谈您在“文革”中的经历。

黄：“文革”中，我挨过打。1966年8月，清华红卫兵“破四旧”时，到我家来，把我痛打。我的家被两次抄家，很多家藏东西被一扫而光。“文革”结束后，归还给我们家原有的东西不足1/10。不过，红卫兵们也不识货，他们来我们家抄家时，对我们家墙上所挂的何香凝先生亲笔画的画和书写的条幅，不感兴趣。这些画和字，当时就十分珍贵，它们现在依然挂在我家里，你看，就在那面墙上。

唐：黄先生，1968年清华百日大武斗后，您的经历如何？

黄：我在江西农场（指“文革”1969~1971年间设在江西南昌鲤鱼洲的清华大学农场——唐少杰注）干了两年。什么样的累活、脏活、苦活，我都干过。

唐：黄先生，请您谈谈被平反的情况。

黄：1978年，我是清华全校最后一个被摘掉“右派”帽子的。

钱伟长是最后一个被改正的。

清华有关组织给我平反时，找我谈话，我还是我行我素。我不承认我有什么“右派”帽子，给我戴帽子和给我摘掉帽子，都是别人给我搞的，反正，我一概不承认。

唐：黄先生，请您简要谈谈对中国的水利状况的看法。

黄：其实，中国的水资源十分丰富。中国并不缺水，而是缺地。你想想，在不到中国国土面积7%的土地上种植的粮食，养育了占世界1/4的人口。这里没有可提供的相当多的水源，那是无法想象的。人们常常把黄河说成是“害河”，其实不对。黄河的功劳大极了，它不但给黄河流域带来了充足的水源，而且黄河泥沙的流下给两岸地域带来土地的养分。中国是人多地少而水不少。在黄河两岸，能种两季地是一个奇迹。

唐：您的孩子都很好吧？

黄：我的孩子都很好。我让他们从小就学古文、背古诗。他们好几个在美国留学，都很有出息。

唐：黄先生，那《花丛小语》与您当年的“右派”帽子有什么关系？

黄：我的“右派”帽子与我反对三门峡水库工程上马有关。1957年6月，水利部召开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会议，讨论三门峡水库工程上马问题。共有70人参加这个会议。大家都赞成上马。只有我一个人反对上马。会上人人批判我。会议争论了7天，批判了我7天。这个会议有记录，但至今没有发给我这个记录看。我回到清华不久，清华大学党委就把我定为“右派”。后来的事实证明：三门峡水库的修建是完全错误的。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