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元甲的师傅:一个台湾女子眼中的大陆：从台北到北京（连载）

一个台湾女子眼中的大陆
从台北到北京
（连载）
被《南方人物周刊》称为“大陆互联网上走的最远的台湾人”，期望能与网上的好友们，创造一个重视平凡人价值的“微亮时代”。
[作品简介]
◎ 从台北到北京直航不过三小时，但两岸人的心理距离有多大？
◎ 60年的距离，两岸人的心的差距到底有多远？
◆ 宋楚瑜题写书名并作序推荐！
◆ 继《我们台湾这些年》之后，两岸交流史上的又一里程碑之作！引发两岸高层关注，必将掀起新一轮的台湾热。
◆ 一个台湾女子关于两岸最真挚的情感解读，让13亿大陆人真正了解台湾人民的心声
◆ 两岸之间第一本以民间为起点的书，有利于两岸之间彼此相互体谅谅解、促进两岸交流。
◆ 细腻的观察、比较两岸各地方文化上的差异，整理了两岸间观念与习惯上的不同，实质上也解释了两岸交流间，若干争议背后的深层因素，非常发人深省。
台湾，在地图上遥远，书里很近；在影像间熟悉，却始终更像个传说。她明明白白存在，又清清楚楚地不同。她与大陆就像一个原点的两条射线，已在渐行渐远的轨道中走过了太多不同的风景。失却相同乳汁的同胞，还能否仅靠着血脉的连接亲切如初？剥除了好奇和想当然的猜测，我们究竟用过多少心力和情感，去贴近她的心跳呢？
《从台北到北京》就是作者行走两岸间，以新闻人的敏感对大陆和台湾两岸不同文化的感触和体悟。它会带你走进台湾，更会带你走近台湾人——在此你几乎可以触摸到一个台湾女子梦的蒙太奇。她穿越过现代的北京和前世的北平，在陌生和出离中惊醒过，在残酷与伤害中破灭过，又在友善与希望间涅槃，成就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圆满。
或许当你意识到所谓“不可分割”不只是生硬的口号，更是两岸人心灵相通后的柔软与坚定时，才能体会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情怀吧。大陆与台湾的联通，原本就不是一个海峡的距离，而是你，和另一颗心的距离。
[作者简介]
宫铃，网名胡同台妹，台湾人，祖籍安徽。台湾资深媒体人，先后从事广播、报纸、电视与网络媒体，专职采访台湾时政与两岸新闻。2004年起，多次跨越两岸从事新闻报道工作。2005年，报道中国“两会”，获温家宝总理提问。曾随行采访胡锦涛主席与连战主席、宋楚瑜主席首次会面。


自序：什么都不曾拥有，只是经历着（1）
写书，在我心里是极为神圣与崇高的。而我没有想过我能够做这件事。
自认文笔尚可却不够精彩，十几万字，每个字都是考验。古人说：“立德立功立言”，立言著书被放在最后，其重要性不言可喻。所以，举凡是“作家”，我都无上崇敬，我想过，就算将来会有一本自己的书，大概也就不过是本自传吧，恐怕还得是自己出钱印刷，分送亲朋好友如此而已。
然而人生是充满惊奇的。我没想过到了大陆还能够接触媒体，还能够以这样一个台湾人的身份说说话、写写东西。而一切的开始不过是我为了对其他台湾朋友在网络上受到攻击兴起的“我先挡着”这样的义气。
无所求，却收获丰富。
当我第一次在网络上写文章而获得几万点击时，我是诧异的。虽说过去在电视、在报纸都曾有过“受众”，但我仍然想着：“何以这些人要看我的文章？”
写完文章的我总是感性，看着许多人的反应，我常想，“你们是谁？你们有所收获吗？我们彼此能够了解彼此内心的感受吗？”
一个人在大陆，没有钱、没有背景与人脉关系，有的只是一颗单纯到有些傻的心，就这么待了下来。也许是因着过去长久以来身为记者的训练，我喜欢观察人，观察人们的反应。当我发现大陆朋友的反应经常出乎我意料时，我不禁想，这是为什么？
一如我在新浪微博发生被发私信的“立方网事件”时，我只是单纯地想，这种被侵犯隐私、个人名义的事情很过分，我应该抗议，而我以为大家都会这么做。事后我常开玩笑地说，“当我冲出来了，才发现后面一个跟随者都没有”。然而我不是为了带领大家做什么，只是因为我想要这么做、我觉得应该这么做。但就是这个念头，常常让我在大陆的人群中，形成一种特立独行的状态，我成为“张扬”、“麻烦”、“难搞”的代名词。
也因着这些种种，我开始去感觉彼此的不同。
我发现，社会环境、政治体制、教育乃至所信仰追求的目标，都会影响一个人在思考上“第一念”的差别。而这个差别就注定了后面一连串的不同。
然若，我们彼此对这些不同没有意识，那么“以己度人”必定是错误连连，会产生误解甚至纠纷。
于是我成了大陆互联网深水区的“胡同台妹”。
而这个发展始于“义气”，发扬光大却是因为我好奇，我想知道你们在想什么而我又在想什么。
然而我最大的收获却是“我开始懂得谦卑的面对他人的在意与痛苦”。
许多台湾朋友会抱怨，到了大陆脾气变坏了，很容易愤怒。当我问他们原因，总是说不出个所以然，于是我思考并观察了好多年，我也不知道答案。直到有一天，当我收到一个来自台湾合作伙伴的email我一下子恍然大悟。台湾人不好意思指责别人，发生问题时会替对方找借口、找台阶，而大陆人会直率地先问责对方。
又譬如我像是在台湾那般说些内心当中真实的美好愿望时，会被指责“唱高调”。挂在嘴边的“谢谢”成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客气，甚至是“虚伪”。始终用着的正体字，成为不懂得入乡随俗的“顽强抵抗”。
我知道不同，但可否就让这些不同存在？因为这个世界原本有不存在“标准答案”，所有的对错、好坏、黑白其实都是相对而存在。这是我心中这些年来始终的吶喊，然而当我在互联网上遭遇“删帖”“无法发表微博”以及网易微博的“暂停歇业两天”以后，我开始感觉到“标准答案”在这片土地的重要性。
自序：什么都不曾拥有，只是经历着（2）
于是一个始终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我，开始回到了一个像是我在读国中时，必须被管制发型、裙子长度，甚至是书包背带长度的年代。我感受了一个过去我不曾想象过的状态，这份感受是过去“旁观的我“所无法理解明白的。
而在这样一个被“激流”不断冲击而深感疲累的我，开始深刻懂得佛所说的“无所坚持”“物来则应、过去不留”境界的可贵。
当许多网友恶狠狠地对着我喊打喊杀，恍若回到那个台湾躁动的年代，许多激进派人士也曾说过“你这个外省人滚回你老家去”。只不过那时年轻，以为自己真的还有一个老家，到了大陆才知道，我的老家就是台北。
我始终在思考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根深蒂固的“家乡”与“安土重迁”观念。于是我成为一个民族的怪胎，好在这一次有许多人陪着我，我们似乎被排拒在一个 “不中不台”的异度空间，这让我想起柏杨小说“异域”，更让我想起那群孤立在南太平洋小岛上的国军孤坟，看来我比我父母乃至许许多多的他们还幸运一点，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也难怪我姥姥总是抱怨姥爷就这样孤零零地把她给丢在了台湾，即便她回到北京多次，即便要定居北京也不难，然而那个“老家”，早就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点上，成为了一个再也无法到访的虚幻。
然而这样的一群人会逐渐老成凋零，当我坐在往返两岸的飞机上，我遇到了许多未成年、在暑假独自返回台湾度假的小朋友，他们的父母或是大陆与台湾的结合，或是台商，这些小朋友说着标准普通话，但却是道地道地的台湾之子，我更确知，等到他们的时代来临，两岸将会是一种不同的概念而相互存在，所有今天坚持的，都将成为历史，如今为坚持而捶胸顿足的情感，都将烟消云散。
一个不曾想过写书的我，勉力为之，所写的都是我最真挚的情感。在写作期间我历经了最痛苦的忧郁侵扰，夜不成眠，无端哭泣，因为我知道要在两岸彼此各有坚持的状态下，写出一本让双方都能“看得下去”的书并不容易，然而我甚至妄想着这本书能够让彼此都能以一种不同的角度重新看对方，更重要的是“看自己”。所以我会沉重地问：“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两岸统一，这有生是谁的有生？”“对你重要的事情，对对方也一样重要，既然知道这种想要而不可得的痛苦，又为什么要把这种痛苦加诸在对方身上？”
我只知道在我生活、工作、吃饭、睡觉的当下，所有的政治都是虚幻，在生活中，我只需要跟我身边的人相处好与融洽，而这个前提是，我们至少要知道因为生活经验值的不同，我们彼此是有着完全不同的想法与感觉。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当我们看到老外彼此见面会在大庭广众下拥抱甚或亲吻，我们不以为怪，因为我们知道这就是老外的“生活习惯”，那么两岸的人们因为语言、外型的相同，是否我们就会不小心的忽略了彼此生活习惯的不同，甚至对彼此不经意的“霸道”？
如果说，这么多年的游历与观察要有那么一点点意义，我想，如果因着本书能让两岸的人们有意识的“知道”彼此有所不同，那已经是让我欣喜若狂了，至于了解、甚至感同身受，就留给老天爷因着缘分而各自有所体悟了。
在这漫长的大陆旅途中，跌跌撞撞多年，我，虽是独自行走，但我仍是“得道多助”，感谢许许多多的两岸朋友们。北京市台办孙宇女士，真诚热情的姊妹情谊；郭成炎先生的多年相伴与情感的支持；刘丹小姐的跨两岸、跨年龄的友谊，还有许许多多族繁不及备载的网友支持。
我由衷感激邹明先生在凤凰网共事期间，无私地给予我舞台，并因着他的“伯乐”精神我有了重生的机会，虽然我并非千里马。也因为他不懈的毅力与坚持，本书才得以完成。我真挚的感谢这位在我生命中极其重要的领导、朋友与哥哥，是他给予我在2008年起，一个不同的人生。
最后我要感谢贾默如女士，我的姥姥，没有姥姥的北平故事、北平话，乃至许许多多的北平生活习惯，我不会如此好奇渴望地想要到这片神州大陆一探究竟。我因为姥姥而骄傲的想象着我是前世格格重回北平胡同，因而有了胡同台妹这个笔名的发想。
我感谢宫维钦先生与任丽文女士，我的父亲母亲，这些年来我独自在大陆闯荡，他们心里有着无限的担忧与想念，古人说父母在不远游，按此标准我极为不孝，身为女儿的我似乎少在他们跟前尽孝，替他们分忧解劳，反倒增加他们不少烦心。但因着他们对我的身教言教，让我有这份勇气与涵养，得以在面对无情风雨时，仍能坚持地走下去。我无力给予我的爸妈奢华的享受，谨以此书献给他们，我只想告诉他们，或许我能够感受他们的情感与哀伤，然若孝道有另一种表达方式，我想或许“贴心”亦能表达我对他们深刻的爱。
我也想告诉许多许多朋友们，一个人能够笃定地告诉别人自己有家乡，而家乡在哪里，这种义无反顾、义正辞严其实是一种在我眼里非常珍贵的幸福。而我最大的收获是，因着种种自己亲历的痛苦与快乐，我知道，对别人的喜怒哀乐心存谦卑，才能使得自己的心胸平和与宽容。
而我什么都不曾拥有，只是经历着……
宫铃
2010年8月30日
《从台北到北京》——来自台湾的前世格格
从小到大的“北京梦”（1）
【2007年，一位在北京已经七年的大哥如此跟我说：外省人既不是台湾人也不是大陆人，我们是第三种人。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句话有种发自内心的凄凉却又无法不认同。在台湾，外省人是“不得已”的移民；在大陆，外省人被台湾人这个概念所概括。然而外省族群的家乡怀想由于两岸的分隔只存在于一个虚无的空间里，交流之后，这个族群游荡在两岸之间找寻那个早已消失的过往，前半段在大陆、后半段在台湾，就这样飘移着无法落地。】
对于台湾人到大陆工作、发展，大概首选就是上海，其次就是广州那一带。北方城市对于台湾人而言还是比较陌生的。不过我不一样，而是从小就对北京这个城市充满了向往。
在台湾，我这样的人被称为“外省人”，概念上跟“北漂”有些类似。我的爸爸是安徽人，妈妈是北平人。1949年我父亲14岁，据他自己说，上学途中跟一位同学看到坦克车很威风，就这样加入了国民党军队，后来从上海辗转去了台湾。
这段过程写在纸上只有短短几句话，不过，父亲也曾淡淡地说过，“在上海的夜晚，可以听到远处传来的枪炮声，到处都挤满了人”。我不禁想象，我14岁时连自己一个人去饭馆吃饭都很害羞，而父亲在他14岁时，便和一大堆不认识的人挤在一起，时刻还有枪炮威胁，那种心情究竟是怎样的？
我也未敢追问，生怕触动父亲心底那根伤心的弦。只是后来不知是从哪一年开始，我常听到父亲说，真遗憾当年没带爷爷奶奶的照片出来，我大概能体会那种心情——这么多年很多感觉只能靠着脑海中模糊的记忆，连个可依凭的照片都没有。而这样的故事，在我父亲的同袍、军校同学那些叔叔伯伯的聚会中，虽然不曾公开听到他们说起，不过那种异乡游子的思念，总是很浓很浓的。
我的母亲在1949年时仅8岁，因为姥爷具有国民党的身份，所以也是必须离开的。根据我的了解，姥爷是先离开的，姥姥带着三女一男四个小孩在解放后的北京生活了8个月后也离开了。姥姥一行人先辗转去了香港，再从香港坐了好久的船到了台湾。我听姥姥说过，她一上船就严重晕船并一直呕吐，无力照顾孩子，就只能由我妈这个8岁的大姊照顾弟妹，最小的四姨那时还是襁褓中的婴儿。
小时候我的身体不好，又是全家族第一个小孩，我妈就把我交给姥姥照顾。从小我的周遭几乎全部都是外省人，因此我的台语很糟，记忆所及，我大概到了高中才有了本省籍的朋友。我这样的人更精细的区分法就是外省人第二代。
我的姥姥是通县一个地主的女儿，家里曾经帮姥姥在私塾请过教书先生，然而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社会风气依然很不开化，“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在社会上依然相当浓厚。因此，姥姥的私塾教育没能持续多长时间，不仅没有通过教育改变传统女性的命运，其后更是被裹了小脚。不认识字跟裹小脚这两件事，姥姥常常抱怨，但我记得她常常戴着老花镜看报纸认字，电视上的字幕她也会跟着读，遇到不会的字她还会问我，我的姥姥就是这样一个好强又努力的老太太。
姥姥是地道地道的老北京，有事儿没事儿都会讲起老北京的人与物、是与非，于是我幼年的生活经历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深深的北京烙印。在姥姥的心目中，只有“北平人”才是世界上最好的人。胡同里的街坊邻居见了面，会温文有礼地打招呼，礼节繁复，显出皇城的雍容气度。
从小到大的“北京梦”（2）
我有个很深刻的印象，记得有回去看姥姥，她很生气地跟我抱怨说无意间听到邻居谈论她，说她是一个礼节规矩很多的老太太。虽然这在我听来实在没什么，不过由此也可窥见，这样的一个北京人在台湾社会的环境中是如何的特殊。
从小我就是个爱听故事的人，最喜欢在幼儿园下课的午后，缠着姥姥跟我说北京的故事。在我小小的脑海中，北京是一个可能比台北还熟悉的概念，胡同、叫卖、穿街走巷的小贩子，还有相声、京剧以及天桥的艺人，是如此鲜活地在我脑海中像走马灯似的活跃着。我始终告诉自己，有一天我也要去北京看看这样的表演、过这样的生活，而所有的这一切就成为我这个在台湾生台湾长的小孩的童年回忆的重要组成。
除了那些传统艺术与生活，我姥姥讲各种神怪故事的本领也很厉害。
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狐仙。她跟我说，在北京的大户人家都会有一个小屋子是专门存放过冬御寒的取暖煤，姥姥家当然也有这么一间。小房子里堆满了煤，日常取用时通常都是从前面拿，所以房子的后头就成了人烟罕至之地。“狐仙就住在那间房后头”，姥姥用坚定的语气向我讲述，说她本家的一个叔叔就曾经被狐仙迷惑，迷到厉害的时候，那个叔叔还能两手两脚在地上快速行走，“那个速度不像是我们人用手脚在地上走的状态，就跟狐狸一个样，甚至还偷家里养的母羊刚生出的小羔羊来吃”，其后的发展当然少不了道士、符咒等必要的《聊斋》元素啰。
除了狐仙，北京黄鼠狼也是姥姥口中经常提及的。她说，北京城以前就有很多黄鼠狼，黄鼠狼比狐仙还厉害，绝对不能招惹，如果把黄鼠狼给惹生气了，那黄大仙可是会把人闹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后来我有机会认识一个在紫禁城里工作的朋友，初次见面时，我就问她紫禁城里有没有黄鼠狼，她笑着说好多人认识她时都问这个问题，所以在紫禁城里，黄鼠狼在感觉上还真是如影随形呢！
而我自己在北京时有回深夜打车，因为出租车走错路，在一个小区里掉头时，车灯照到的尽头，我看见了一个比猫还大的动物，在车灯的照映下，那动物的两只眼睛炯炯有神，而且盯着我们看，完全不怕人，我看了觉得很神奇，便问师傅那是什么，师傅淡淡地说，那是黄鼠狼。我当时那个兴奋呀，第二天一大早就打电话回台北给我妈说，我看见黄鼠狼啦！
当然，在这些以外，对于中国人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吃了。从小我是吃姥姥做的饭菜长大的，那肯定就是各种各样好吃的北京美食啰！饺子、打卤面、炸酱面这些就不用说了，姥姥还能做蒸饺、各类的饼。在台湾，北京人并不多，要吃到北京菜并不容易，但我却是天天接触，特别强调这个是希望各位读者能够了解一件事，台湾地处福建省外海，在气候上、生活习惯上，跟地处华北的北京那是天壤之别，所以在北京很平常的东西，到了台北那就会是相当稀有了。
就拿酸菜这东西而言，台湾也有酸菜，但跟北京乃至东北的酸菜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这种外省人独有的食物，连在台北市都可能只有南门、东门这两个市场才有，因为外省人聚居，才能找到。但我从很小就吃酸菜白肉火锅、夹肉烧饼、合菜戴帽、花素蒸饺、牛肉馅饼、韭菜盒、肉丝拉皮……这些特殊的食物，而吃惯这类型食物的我倒成为我这个台湾小孩在生活上的特殊性。不过，特殊算是好听的了，我对台湾本地的一些小吃，因其料理上跟北京的饮食习惯大相径庭，因此有些台湾小吃我基本上没法吃，这也让我无法“合群”，直到走上社会参加工作后，才因为方便这个理由，慢慢地能够接受许多台湾小吃。
终于踏上“寻梦之旅”
2004年6月17日，作为台湾一家电视台驻北京的记者，我第一次踏上了北京的土地。国航的班机从香港中转，到达首都机场已是傍晚七点多。当飞机的鼻轮刚刚触地的那一刻，整个机舱按照惯例震动了一下，但我心底的震动远远超过现实，我透过小小的窗户看到首都机场大楼上悬挂着书法体的红色“北京”二字，不知为什么，当时鼻子很酸，默默地流下两行清泪。
不过，等到实际生活的展开，我才发现北京跟我想象中还是大不相同！
到机场接我的是电视台雇用的采访车以及司机李师傅，听到他的口音，那叫一个亲切。我好奇地东张西望，还立刻打电话给一个已经在北京生活一年多的高中同学，想要来个异乡重逢，但结果是令我意外的。
电话通了，他的口气听来也十分高兴。
我问他：见个面吧！
他说：好呀，你住哪？
我回头问师傅，喔，原来是大山子。
他听完口气有点为难地说：好远哪，今晚恐怕没法见面了。
说真的，当时真得很不高兴，想着，我大老远地跑来，再远能有多远哪，懒就说一声，干吗推托？这朋友可真不够义气。
只好问：真有那么远喔，你住哪？
他：我住中关村海淀这里。
村？这朋友混得很差呀，住在村里，可能真的很远，郊区吧，只好无奈地挂了电话。
直到将近一个月之后，我才知道，中关村不是一个村，虽然不在郊区，但距离大山子是真的真的很远。如同大家所知，台湾很小，台北市更小，在台北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我想至多四十分钟吧，当时的我真的不知道北京原来这么大，更无法想象中关村到大山子可能需要一个多小时。
接着，就是一路上的东张西望，这一望也望出了许多疑惑。到处映入眼帘的是当时在北京卖得很热门的“水煮鱼”。
水煮鱼？真奇怪，这水煮的鱼有什么好吃，干吗每家餐馆都卖，还当作招牌菜挂在门口，水煮的鱼也能当宝似的！我很庆幸当时没开口询问，直到一周以后我自己吃了所谓的水煮鱼，我才发现，很多事情原来真的不能望文生义。水煮鱼那个味道可真棒，让我有段时间疯狂迷恋。
在这为期一个月的驻点期间，发生了许多许多的事情，让我这个自诩为北京人的台湾女子着实长了一回见识。
首先我真的见识了北京的大。到了北京的第一个白天，因为没有什么事，我就自己打车出去闲逛，走到大街上心想去哪里呢？想到我弟很多年前陪着我妈回北京探亲，回来总说王府井，就叫了车，说去王府井，一上车便被师傅身边的铁板给吸引住了！
我问：师傅，为什么要装铁板把自己包住呀？
师傅懒洋洋地有一搭没一搭地说，怕抢钱！
在往后一个月的时光里，这个曾令我好奇的铁板勾破了我无数双丝袜，而这铁板更挡住了空调吹出的冷风，让我受尽折磨。
接着就是前往王府井的路上。在这里我还是要啰嗦地强调一句，我是住在大山子，而我不知道王府井到底在哪里，至于会有多长车程对当时的我而言，那是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而且别忘了，我是从很小的台北刚到很大很大的北京。
刚开始，我好奇地东张西望，接着，困了，睡着了！
忽然醒来，看看窗外，啊，还没到喔！不过看到了台湾人都知道的秀水，又是一阵好奇，然后又睡了。不知睡了多久，又起来，还没到？？？这师傅是绕路了吧？心中如此困惑，但又不敢说，只好问：师傅，王府井有这么远吗？
师傅大概听出了我这话的意思，就很不客气地说：您刚才是从东四环外上的车，王府井那可是在市中心呢！
好吧，四环听起来的确有点远，就当你没绕路吧，我心中这么想着。
终于到了这王府井，说真的，我没想到这里真的有井，更没想到原来这里不是什么景点，而是一个可逛街、购物，还有着东方新天地商店街的现代化建筑的地方。我随着许多观光客到那井边照了个像，还到了东华门夜市看到烤蝎子、蚕蛹还有海星，很恐怖，一样没吃！
话说有天晚上，因为想家睡不着，百无聊赖中起身打开电视，看到一部年代久远的黑白战争电视剧。剧里面塑造得最坏的一个人是一名国民党员，他在村子里奸淫虏掠，丧尽天良，还勾结日本人欺压村民，活生生一个十恶不赦的形象。
看到这里，我哈哈大笑，因为在我小时候看过的战争电视剧里面，村子里最坏的都是共产党员，衣服扣子永远扣不好，帽子斜歪着，上面肯定有颗红星，永远都是猥琐的样子，眼睛色眯眯，还肯定是那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奸诈样。到这里全反过来啦，对我而言，这真是一个好有意思的反差。
“失根的一代”（2）
我内心的困惑是，我爱台湾、我爱台北，为什么我爱的权利也因为我的父母亲来自大陆而被剥夺了？为什么我说出的意见与声音必须被曲解？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同路人”这样的大帽子就这样扣在了我的头上？
从另一方面来看，大陆故乡的一切似乎又不如自己想象的那样亲切与美好。
两岸开放探亲后，姥姥曾经到过北京两次，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然后不断地跟我抱怨，姥爷死得早，把她孤伶伶地丢在台湾，北平又不一样了。我不解，这么多年肯定会有不一样的地方，但再怎么变毕竟是自己的家乡呀！这所有的困惑直到我自己来到北京才找到原因。
在北京时，我花了很多时间找寻姥姥记忆中的那个北京，但是很多东西都像是南池子那个胡同里的牌号，断掉了。这些东西，不光是那些胡同、那些店铺、那些宅子从地图上消失，姥姥口中老北京人那种温文尔雅的谈吐、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也早不存在了。
记得从北京回到台北，我跟姥姥抱怨，说北京的大米不好吃。姥姥听完就急了，要买好的大米你得上西直门啊！我连忙跟姥姥解释，西直门那一带早已建成了繁华的商业中心，当年卖米的店铺早就没有了。
我知道，其实姥姥的北京早就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点上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现在这个她根本不熟悉的北京。不只是建筑、不只是那栋宅子，整个环境也因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有了不同的发展，那个魂牵梦系的家乡，已经不见，在历史的某个点就已经消失。但这么多年来，她一直以为那个家乡就是地图上的北京，回来了，发现不对，然后回去台湾，然后继续思念着，继续跟台湾这个社会无法融合。
在我的血液里，似乎有一个重要的部分承接了这样的痛苦，另一部分却是属于外省人第二代的痛苦。
因为有家属、亲戚在台湾，大陆的亲人们也承受着某些苦难。爷爷奶奶在“*”中丢掉了性命，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是在香港还是台湾。母亲的亲戚们也因为我们，终生无法入党，影响了发展。
而这所有的一切，使得分隔了几十年的亲人相聚平添遗憾。
经历过种种，从外省人是特殊的，到外省人是蛮横的，再到今天我以身为台湾外省人为荣。思想经历了解构，这段过程是孤独且悲伤的。
在台湾本土化最为严重的时期，我一直坚信自己的根在大陆。我曾经很愤怒地认为，那些穿着草鞋、粗鲁野蛮的本省人，怎么能够与我们这些斯文有礼、文化底蕴这么深刻的外省人是同一类人呢？我们的同胞应该在大陆。
但是当我到了大陆，我才知道，我们的根也不在大陆。
到了大陆，很少有人能把我当作同胞去对待。别人一听说你是台湾人，都会马上联想到政治问题。所以后来我一直解释说我不是台湾人，我是外省人。我以为等他们都明白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区别后，我就会被看成同胞。然而，在大陆人的心中，外省人哪怕不算台湾人，也不会是大陆人。
在大陆，我会在各种场合被问到是蓝是绿，支不支持统一，然后被严词交代“我们迟早会收回台湾”。更有甚者，会跟我说，要用武力来对付台湾，甚至很详细地跟我讲解如何实施空中打击，如何实施海上封锁。
一开始，我感到反感与愤怒，我试图说明与解释，台湾人并不全是如他们所以为的那样，到后来，我沉默，并且开始麻木。
后来我甚至开始宣称我是香港人乃至新加坡人，为的只是不想再说什么了。
直到2007年，一位已经在北京七年、同为外省人第二代的大哥告诉我：我们外省人是不属于大陆人也不属于台湾人的第三种人。这个说法虽然悲哀，却让我打心底里认同。
我曾经理所当然地认为，我的家在台湾，还有一个家在大陆；到了台湾本土运动兴起，我发现台湾原来不是我的家，好，我的家在大陆；到了大陆发现，原来那个家早就不存在了，而且在大陆，我就只是个台湾人。
我的根在虚无之间，在长辈的嘴上、在我的幻想之中，就是落不了地。
所以，2005年再到北京，我不再寻找，把自己从当年的那种想要找寻、想要求证的心情中抽离出来，也因此，我到大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去过父亲在安徽的老家。
也许你觉得我应该悲伤或痛恨，然而我没有。我感谢着这一切，种种经历让我学习了宽容与谅解，更多的是我有了很超然的态度与视野。
外省人这个族群，是历史的产物，它终将随着通婚、代代递传的过程，慢慢融合在台湾发展的进程之中。也因此，死守着这个族群的伤痛毫无意义。从积极面来看，也由于这样独特的背景与传承，在两岸的交流之中，我有了某股力量的支撑，让我更能用一种平常心去看待与大陆朋友往来之间的文化差异，因为走过，所以知道，这些差异都可以透过理解而被忽略。
对于我的身份，我始终没有感到累赘，也没什么遗憾，直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们是一个特殊群体，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有大时代的胸襟和视野。我们在台湾变革的浪潮中，对历史、对社会、对自我都有了深刻的分析与解构，这些解构过程，使我们能够更加容易地看清一些复杂现象背后的本质。
如今，我有很多很多本省籍的好朋友，在他们眼中，我就是我，不带任何背景与色彩；我也有很多大陆的好朋友，我跟他们一样有着生活上的各种烦恼，只是*，我相信，我能同时拥有这样两群朋友，都是因为我有着这样不平凡的背景，我有着浓厚的中华民族情怀，也从未忘记我是生在台湾、长在台湾的台湾外省人。

http://www.360doc.com/myfile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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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8/29雨霖转载/编辑/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