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文军:非洲解放以后

2000年我到加纳的阿克拉，所住酒店大抵是从白人那里没收来的大别墅，12间客房，网球场、游泳池、花园俱全。询问过黑人经理他确认了这一点，还对我们讲了个加纳的政治笑话：“政客们谴责白人，说我们黑人原来生活在树林里，不愁吃，不用穿。正是你们白人殖民者用先进的武器把我们从树林里赶出来，把你们的所谓‘文明’强加给我们，使我们不得不学会使用文字，从此我们就有了学校这个负担；你们还把房子、时装、电灯、电话、汽车、电视等等你们的生活方式也强加给我们，使我们不堪其负。如今我们已经丧失了回归树林的能力，只能在你们的生活方式下苦苦挣扎，因此，你们必须满足我们的要求，给我们援助，以补偿你们带来的罪恶。”这个政治笑话听过也就罢了，然而它却引起我探究“殖民主义体系”的兴趣。

殖民地最早指的是欧洲各国向新大陆移民之所在，它与教科书定义的：“遭受外来资本主义侵略，丧失了主权和独立，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由资本主义强国统治和支配的地区。”相去甚远。1492年哥伦布踏上美洲大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翻开第一页，而此时西班牙尚处于分裂的封建割据状态，其专制王权的建立是在下一个世纪才得以完成的。移民潮与西班牙狂热的宗教排斥直接相关，就在哥伦布发现美洲的同时，西班牙掀起了驱赶异教徒的狂潮，当年就驱赶了16.5万既有钱又有技术的犹太人，随后又驱赶了50余万擅长农业技术的摩斯里科人。类似的驱逐，对于殖民潮而言，可谓直接动力。但第一个民族国家荷兰，只是在1581年7月26日才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早在资本主义出世之前就有殖民地了。在殖民者踏上美洲、黑非洲大陆之前，这里完全是稀疏游牧原始部落的荒蛮，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国家，更遑论主权与独立的概念。不存在的东西无所谓“丧失”，殖民运动的兴起，应属文明对野蛮的征服，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人类活动，尤其是北美殖民地的建立，使得新思维得以摆脱旧传统的压制，踏出一条人类文明的大路来。就连马克思本人，也亲自选定纽约作为他的“第一国际”总部所在地，并非偶然，在他与恩格斯作的选址理由陈述里已经强调了这种非偶然依据。一概地否定殖民地，否认殖民者曾经具有的历史进步作用，未必正确。

教科书式定论称：“殖民地、半殖民地是帝国主义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它们是帝国主义国家最有利的商品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市场，是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的供应基地，并被用作战争和侵略的战略基地。”然而被认定为“头号帝国主义”的美国，它的整个历史就是一部反殖民主义的历史，当美国人终结了北美殖民地之时，马克思他爹还没出世。正是在美国的影响与协助之下，美洲殖民地陆续独立。但这里的居民大抵都是欧洲移民及其后裔，实质上只是把统治权从欧洲宗主国转移到殖民地居民自身而已，它无疑具备合理性。美国人继续他们的反殖民主义，西奥多.罗斯福宣称：“保证生活在野蛮中的人从各种枷锁下解放出来，这是我们的责任。”威尔逊总统极力倡导在美国宪法的权力制衡精神指导下建立起世界秩序的概念，视和平为新的世界权力网络的产物，这个思想超越了时代所以不被理解，可实际上后来的联合国就是这个思想的产物。富兰克林.罗斯福则更显激进，二战中他威逼英法两个殖民帝国的首脑：“殖民主义就是战争！”要求英法两国在战争结束后立即放弃所有殖民地。与雅尔塔秘密协议一样，这是罗斯福在疾病状态下的病态思维，他根本不了解殖民地民众参差不齐的政治素质，一刀切地主张殖民地独立，其实只是给了那里的野心家以机会。即使美国自己调教了几十年的菲律宾，独立后也还出了马科斯独 裁政府。可想而知，其他殖民地出现野心家篡权导致民众无穷苦难就更难避免，最要命的是，这些野心家冒出来之时，老殖民者的罪过，如奴隶贸易与奴役早已消失，绝大多数殖民地都处于经济与文明的发展之中，罗斯福拼命鼓励的独立运动恰恰成为对这些发展的破坏。然而二战时罗斯福的巨大威望很轻易就煽动起情绪化思潮，在这种情绪化的思潮鼓舞下，终结殖民时代就成为世界性的潮流。回头望望，民族解放运动所带来的杀戮与灾难，远远超过任何殖民者所犯下的罪过成千上万倍！

严格地说，殖民地并非罪恶，假设人类学家关于东非直立人迁徙的学说成立，那么全世界都是东非人的殖民地；假设《圣经》里的故事成立，那么亚当、夏娃把他们的子孙殖民到整个地球；如果山顶洞人拒绝殖民，那么华夏民族就只能挤在周口店凑热闹。说近一点，西藏就是汉族的殖民地，历史证明汉人的统治远胜于本地农奴主的统治，假设当初藏民族没有纳入中国版图而是独立，“百万农奴站起来”就属子虚乌有，藏民就必然高举民族独立大旗享受农奴待遇。假设一切民族独立运动都是正义的，是否得重新考虑达赖喇嘛的地位问题？人类世界是个非常复杂的世界，简单化会出问题甚至灾难。还是说殖民地吧，冰岛原本就是丹麦的殖民地，1944年独立以后成为欧洲最穷的国家，但是现在显然不，它已经进入世界最富裕国家的行列。又如加拿大、澳大利亚、香港、澳门、新加坡等，这些从未打过民族独立战争的原殖民地，现在都是最宜于人类生存的社会。至少说明了一个道理，社会的繁荣富强并不取决于它直否民族独立，更取决于人权是否充分实现。

如此说并非否认殖民者对殖民地土著的暴行：贩奴、蓄奴、征伐、杀戮等，而是在程度与规模上解放者比殖民者更心狠手辣。殖民地无非外国人统治，独立国也无非本国人统治，对于人民而言，本国人统治未必就一定胜于外国人统治。借用马克思的一句话：“不管英国曾经犯下什么样的罪行，它是历史创造革命的不自知的工具。”这句话说的正是殖民者。没有两块一样的殖民地，在那些原本已经有很大数量人口的殖民地，例如印度，马克思说：“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这些田园诗般乡村社会尽管看上去谁也不会伤害，却一直是东方暴政的坚实基础。它们把人的心灵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把人变成迷信的不知反抗的工具，把人变成传统下的奴隶，剥夺了人的一切尊严和历史能动性。”历史无情地展示出丑恶的一幕：摆脱殖民统治的印度立即陷入血泊之中，这是两百多年殖民地时代所没有过的事情。处理印度独立的英国官员J.C.戴维森报告称：“事实上，英国王室、总督乃至某种意义上政府都被甘地的花言巧语迷惑了，认为一小撮耽于空想、受过一点教育的城市煽动者代表了3.65亿勤奋工作、比较自足的耕作者。我似乎看到一头大象被跳蚤踩在脚下。”甘地的“非暴力”实际上导致了次大陆上空前的杀戮，乃至于甘地本人也向蒙巴顿夫人承认：“这种事故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我不得不惭愧地低下头。”尼赫鲁也承认：“人们完全失去了理智，连野蛮人都不如。”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甘地自己也被他煽动起来的狂热分子杀害，一百多万人因此丧生于死亡狂热中，后来印度官方只承认有六十万以下的死亡。当愚昧的群体被恭维成上帝，灾难与死亡永远伴随着这种恭维，无论在什么地方。这话如果用于非洲，更加合适。

二战前非洲只有三个独立国：利比里亚、埃塞俄比亚与埃及。加纳原名黄金海岸，是二战后非洲第一个独立的殖民地国家。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在此建立了议会，1888年开始有黑人议员，1925年就开始全民选举地方政府，1945年邱吉尔来此视察，把它与乌干达并列为“热带花园”，而国际舆论也普遍看好当时的“黄金海岸”，认为它是非洲最富有、最有前途的新国家。1946年当地议会里黑人议员就拥有了大多数席位，1947年12月恩克鲁玛从美英留学归来，一直在国内致力于独立运动的丹夸律师委派其组建政党，以打破传统的族长统治的旧局面的使命。丹夸笃信英国式民主，认定一个文明社会的每一个人、机构直至国家，都必须遵从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恩克鲁玛极力夸赞英式民主的态度与才华博得英国人的欣赏，他们认定支持恩克鲁玛在独立后的地位对加纳和英国两边都是有利的。于是恩克鲁玛在组建政党时就开始控制这个党，政治议会成立也就使他的人民党取代族长们掌控了政治议会。1949年黑人为主的委员会开始制定宪法，1951年举行立宪后首次选举，次年自治政府成立，恩克鲁玛当选首相，1954年通过独立宪法，英国人似乎顺理成章地把这个殖民地塑造成为独立的民主国家，看来成功在即，加纳没有其它非洲国家那么复杂的种族纠纷，这就免除了无数麻烦。

1955年4月18-24日，以印度总理尼赫鲁为首的几个“新兴国家”首脑倡议召开万隆会议，这些二战后独立国家的首脑如同刚交上女朋友的中学生，一个个踌躇满志急于在国际社交场合确立自己的男子汉地位。他们看见殖民主义即将寿终正寝很快将会有一群新国家出现在地球上，摆脱西方老牌资本主义与东方社会主义就可以组成“新兴力量”群体，这个群体首先被法国记者称为“第三世界”，在会议上卖弄风雅的几位都企图成为这个“世界”的领袖。的确，如果有一个国际舞台可供卖艺，又何必为国内吃饱穿暖费那么大精力？何况打理好这些事务让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并非易事，耗费的精力往往换来的只是责难。在这个心照不宣的目标诱惑下，万隆便成为腐败政治的围猎场，与会者都准备煽起自己国家的民族虚荣心，以掩饰自己治国的无能。并无什么行政才干与经验的苏加诺并不缺乏口才，他成为万隆会议主席很有利于他在印尼的声望，于是他在开幕词里宣称：“用战火燃烧地球的白人旧世界正在垂死挣扎；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正在崛起，这个旧世界将消灭冷战，建立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社会，因为所有伟大的宗教在宽容的教义上是一致的。有色种族将建立新的道德标准。我们亚洲和非洲人民……占据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称之为国家的道义暴力，为和平努力。”法国大革命创造的语言暴力被他继承下来，“道义暴力”将绽放血染的花朵。恩克鲁玛作为非洲最年轻的国家领袖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煽动的有色人种种族主义无疑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会议中政治暴发户们互相吹捧也触发了他强烈的虚荣心，这个膨胀的虚荣心又使他在这次夸夸其谈的会议上出尽风头，万隆会议贯穿的两个基本谬误成了他的法宝：首先是会议确信政治途径能解决一切经济问题，把政治现代化这头老驴牵过来它身上必定驮着经济现代化的礼品；其次是“尚未获得充分发展”的“新兴国家”需要具有非凡性格魅力的领袖，而这种领袖欲望与“猴王”欲望是同源的。

从万隆归来，恩克鲁玛终于忍受不了英国式民主的约束，于1957年摆脱英国彻底独立，他决心要把加纳作为他的试验田，创造出一种非洲式社会主义的模式，因为这个主义往往是“一党制”的代名词。他开始授意他的追随者把他称为“救世主”，一篇官方批准的传记这样描述恩克鲁玛：“他是我们的父辈和师长，是我们的手足和友伴。他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他，我们无疑也一样会存在于这个世界，但如同行尸走肉”，“我们欠他的比我们欠空气的还要多，因为他创造了加纳，也同样创造了我们。”这种吹捧源于斯大林主义最卑劣的部分，也掺杂了甘地主义的“圣雄”榜样。他请来英国的左翼担当顾问，摧毁他的人民大会党以外的任何团体，击败任何反对者，消除宪法里所有不利于个人统治的条款。当这个目标实现之后，恩克鲁玛要做的就是破坏法制：他的恩师丹夸律师未经法律程序即被监禁，最后死于狱中；首席法官科萨爵士为首的特别法庭，未理会恩克鲁玛要将三位反对党领导人判处“叛国罪”的指示，于是恩克鲁玛将其解职，另立“法庭”把这三人被定罪。大权在握之后，恩克鲁玛开始觊觎非洲，他宣布：“所有非洲人民都知道，我代表着非洲，我是它的声音。因此，任何一个非洲人都不能持有与我相反的观点。”他把非洲的落后归咎为殖民主义的罪恶，于是有了本文开头那个政治笑话。但这个说法受到许多非洲人的欢迎，他也不失时机地发扬万隆会议学来的谬误，视政治手段为原殖民地经济走向繁荣的灵丹妙药，1958年在阿克拉召开的泛非会议，他坚信他的伟大思想能铸造出不朽：“非洲统一总的说来是要建立一个政治王国，这只能通过政治手段来实现。非洲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只能在这个政治王国中实现，此外别无他途。”为此，他决心在加纳试验他的理想，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驱逐外国资本，令人窒息的舆论控制，愚昧透顶的领袖崇拜，这些举措最终拖垮了非洲最富裕的国家。1966年2月，当恩克鲁玛到中国向毛泽东取经并求援时，加纳的一场政变结束了他的统治。当我在阿克拉面对着这位“圣人”镀金的塑像时，不由得感到一丝滑稽：中世纪帝王至高无上的愚昧，到二十世纪翻版成各式各样的主义，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确实是小人得志的千古良机。五花八门的丐帮帮主装出救世主的模样，过一把独 裁瘾再死，留给人间的总是灾难，愚昧必然导致的灾难。

另一位非洲帮主叫做纳赛尔，这位埃及的下级军官成功地抓住了一次机会：昏庸荒淫的法鲁克国王在巴以分治时企图一举消灭新生的以色列，结果是兵败如山倒，这引起军官们极大的怨恨，纳赛尔认为是英国人陷害了埃及，他随后趁机组建了秘密的自由军官组织；后来法鲁克出兵苏丹引起国内骚乱，暴徒们占领开罗，对欧洲人、犹太人、富人大开杀戒，纳赛尔的自由军官委员会乘机政变，一举推翻了国王的统治。这位崇信社会主义集体化原则的青年军官，很快就把原来推举为新国家领导人、深受埃及各界爱戴的纳贵伯将军排挤开，自己挤上国家统治的舞台。接着，他开始解散各党派，设立“人民法庭”，大肆逮捕政治犯，用恐怖手段建立起一党专制的权力。而他那本《革命哲学》纯粹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伊斯兰教义的混合物，却以豪言壮语博得中学生乃至暴徒们的喜爱，他们可以从中随意摘录口号，每天变化着飘荡在大街上。

万隆会议之后，纳赛尔也带回一个“苏加诺秘方”：寻找一个甚至几个外国敌人，制造国际危机，借民族主义的狂热掩饰内政无能带来的凄惨。要慑服民众，单靠恐怖专制是不够的。从万隆一回家，就提出阿斯旺水坝的建设计划。万隆精神之一就是伟大领袖是解除经济不能充分发展的要素，纳赛尔刚从万隆归来就设想建设阿斯旺水坝，据说除了发电效益之外还可以增加耕地25%，足以使埃及经济来一个飞跃。但缺钱，需要世界银行提供贷款两亿美元，这笔钱将主要由美国提供。美国拒绝了这项计划，理由是水坝的经济性并非纳赛尔所想象，而且破坏环境的后果还直接破坏了埃及现有农业，那里的农田有赖于尼罗河每年泛滥一次所带来的淤泥。此外尚有国际纠纷，阿斯旺大坝蓄水后必然淹没苏丹的大片农田，造成苏丹人的吃饭危机。事实上，最后苏联于70年代协助建造这座大坝后，美国人的预言都变成现实，这个大坝还不如中国的三门峡。但当时纳赛尔恼火了，当美国于1956年7月9日最终拒绝这笔贷款之后，纳赛尔首先拿苏伊士运河开刀，宣布没收英法在运河的股份，实施国有化。此外，为了在阿拉伯世界充好汉，他还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条运河，按照1888年公约，这等同于战争行为。在他去万隆之前的1954年，邱吉尔就跟纳赛尔签署过协议，几乎答应了他的全部要求，英国人已经从运河撤走，只剩下埃及人无法胜任的经营及维修机构。而且，再过12年这条运河将彻底归还埃及。纳赛尔等不了他自己提出的时间了，他迫切需要一个国际纠纷来转移国内视线。英法与以色列密谋之后，决定出兵讨伐纳赛尔，美国坚决反对，艾森豪威尔正在竞选连任，他要求英法以谈判拖延时间，待其连任后再谋划。艾克直言不讳：“纳赛尔正需要演一场戏，动武正是他所盼望的。”但艾登首相听不进去，他试图摆脱美国阴影，重振大英帝国雄风；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正恼火纳赛尔大规模煽动并支援阿尔及利亚的恐怖袭击。10月25日，纳赛尔组织了埃及－叙利亚－约旦联合司令部，在苏联的积极援助下准备出兵消灭以色列。29日，以色列先发制人，接着英法于11月5日出动。美国愤怒了，总统下令抛售英镑，这使英国财政受到沉重打击；美国还威胁要禁运英国的石油，英国国内反对派趁机攻击艾登首相，6日，英法联军出兵刚24小时，艾登被迫辞职。这一个星期之内，以色列已经摧毁了苏联武装起来的埃及联军，而纳赛尔则利用英国的退出把本来的失败变成胜利的宣传，他于是成为阿拉伯英雄。纳赛尔的接班人萨达特说：纳赛尔“对这样一种神话津津乐道，即：他是打败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军队的英雄。他完全无视是艾森豪威尔在这一事件中施加影响才把埃及军事上的失败转变为政治上的胜利的，所以他才只相信是他赢得了胜利的说法。”纳赛尔接着威逼苏丹，企图将其纳入埃及的版图，苏丹人顶住了这个压力；他还组织起阿拉伯联盟这个短命的“国家”，完全以阿拉伯世界的领袖自居。靠着这份国际声誉，纳赛尔完全可以不理会国内民众的苦难，直至上帝把他叫走。

埃及的邻居更是惨不忍睹。曾经在法国军队里服役7年的本.贝拉从1947年开始武装斗争，要把阿尔及利亚从法国解放出来。1954年建立“特别组织”，开始恐怖活动。11月1日发动武装起义，他的打击目标不是强大的法国军队，这是他的武装实现不了的目标。他打击的是使阿尔及利亚人与法国人和睦相处的温和派人士，他认为这些人消弭仇恨才是对革命最大的威胁。暗杀的第一个目标是法国人教师莫那洛特还有阿尔及利亚人地方总督萨考克。接下来的遇难者都是那些从事各种公益事业的穆斯林和法国平民，手段极其残忍，被害者被割掉舌头、乳房或睾丸，挖掉双眼，没有一具尸体是完整的，然后在尸体上留下字条：“民族解放阵线”。他的得力干将中有几位是希特勒的崇拜者，其信条是：“杀死一个西装笔挺的人比杀死20个军人更有价值。”对每一个新入伍者的考试是命令他杀死一个指定的“叛徒”或法国人，这些被杀者往往是毫无防备的平民。本.贝拉的命令是：“杀死任何企图分化好战分子、向他们灌输和解精神的人。”“杀死穆斯林法官，把他们的孩子也杀了。杀死所有纳税和收税的人。把积极工作的穆斯林军士的房屋烧掉。”对于自己内部不可靠分子，唯一的惩罚就是杀死他并剁成碎块。在本.贝拉革命的头两年里，至少有两万人被杀害，其中法国人与阿拉伯人的比例是1:6。民族解放阵线的章程里，有这样的教条：“通过实行暴行，将政治危机转化为武装冲突，迫使那些当权者将一个国家的政治形态转变为军事形态。这将疏远大众，大众从此将起来反对警察和军队……人民将拒绝与官方合作，最终人民发现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从肉体上消灭他们的对手。从此国家的政治形态将成为军事形态。”到1955年8月20日，民族解放阵线开始“菲利普维尔屠杀”，不论年龄性别一律杀死法国人，那些同情和帮助过欧洲人的穆斯林当然也得杀死。在安－阿比得，37具欧洲人尸首被剁成碎块，其中10具是未满15岁的孩子。有一位阿尔及利亚孕妇被开膛，把她子宫里的婴儿塞到剖开的腹腔里。

本.贝拉两次被法国殖民者逮捕，却毫发无伤地两次逃脱惩罚，后一次是独立协议签署后的无条件释放，他成为新国家的总统，跟他一起释放的还有一批残忍的凶手。当法国人选择离开之后，25万曾经在殖民地政权谋生的阿拉伯人开始罹难，大约有1.5万人逃到法国，其余的人或被无审判枪毙，或被送往突尼斯边界充当“人肉扫雷器”，或被活活折磨致死，还有被阉割、被拖去喂野狗，无数儿童跟着他们的家长一起死去。民族解放阵线的兽性激起反向的恐怖，激愤于白人法律的软弱无力。这支称为“秘密军组织”的队伍选择以牙还牙的战术，他们用本.贝拉的手段对付新生的政权，用火箭筒、机关枪、炸弹袭击任何拥护民族解放阵线的穆斯林，在一年多的时间里，1.2万平民、数百名警察和安全人员被杀。他们还暗杀戴高乐，有两次差一点成功，因为戴高乐欺骗了全体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他在1958年告诉他们，法国决心在25年以后才会允许阿尔及利亚独立。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成为极端残忍的杀戮场，大批医院、学校、实验室、炼油厂、图书馆遭到人为的破坏，大约有138万人离开家园移居国外，这是另一种类型的种族隔离，登上国家统治宝座的暴徒们发誓要彻底清除西方文化的痕迹，首先是驱逐或杀害持有这种文化的人。曾经繁荣的阿尔及利亚因独立而荒凉，它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是恐怖分子的培训基地。本.贝拉1965年被他的战友们投入监狱，从未受审，1979年被释放。1982年，为纪念独立20周年，本.贝拉发表谈话说，国家成为一片废墟，农业被扼杀，“我们一无所有，没有工业――只有废铁”，所有东西都“彻头彻尾腐烂了”。

黑非洲的解放也在血泊中进行，资本带来的殖民也许不够温柔，但“解放”回到酋邦似的“独立自主”，则彻底陷入野蛮。接替艾登担任英国首相的麦克米伦从苏伊士运河事件中得出结论：拼命维持英国的大国地位看来并不现实。他宣称：在超级大国主宰的世界，一个中等国家生存的方式是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而不是战斗。他采取放手让非洲独立的政策，而戴高乐1958年重掌政权之后，也认定维系殖民地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举动，同样采取放手政策。一个非洲独立潮便在60年代高涨起来。1960年2月，麦克米伦在南非的比勒陀利亚发表演说，抨击种族隔离制度并宣布它不久就会走向灭亡。讲话声犹在耳，就发生了沙佩维尔事件，冲突导致69名黑人被杀。无论我们怎样抨击种族隔离的非人道本质，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历史真实：一个阶段的种族隔离，比起直接给野蛮人以独立，要仁慈或文明得多！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黑非洲独立潮，我们借坦桑尼亚独 裁者尼雷尔1978年的讲话：“自从阿明篡权以来，他杀的人比史密斯在罗得西亚杀的人还要多；比沃斯特在南非杀的人还要多。但在非洲有这样一个趋势：一个黑人杀其他黑人无关紧要……现在黑人似乎也有了屠杀同伴的资格。”这里的罗得西亚即现在的津巴布韦，这个国家和南非、纳米比亚一样奉行种族隔离政策，最终的结果是，它们比起黑人早掌权的黑非洲国家，流血更少，进步更快。例如乌干达，这个国家原本与加纳齐名，二战后堪称非洲最祥和富裕的国家，有“人间天堂”的美誉。邱吉尔曾经于1918年描述说：“乌干达是一个童话。你顺着铁路（不是豆茎）爬上去，在上面是一个奇妙的、崭新的世界。”在麦克米伦的撒手政策下，1963年10月独立。跟着英国撤退而来的不是什么自由幸福，而是苦难与杀戮：部族与宗教间的仇杀立即开始，北部穆斯林与南部基督徒之间你死我活的争斗基本以暴力方式进行，穆斯林的卡夸人、努比人杀人后喝人血并吃掉死者肝脏，他们相信如此便可以刀枪不入；当选总理奥博特实行一党专制，1966年奥博特利用阿明洗劫了王宫，用武力颠覆土国王自立为总统，改共和国制。阿明是个巫婆的儿子，历来以残杀为乐趣，在为奥博特杀戮时，他曾经亲手割掉12人的生殖器取乐，并利用军权走私黄金与象牙。1970年他谋杀了军队仅有的另一位高级军官夫妇之后，完全掌控了军队，在奥博特庇护之下，所有指控都被销毁了。次年1月，阿明贪污250万美元被奥博特发现，他干脆发动政变解散议会自任元首。首先杀掉所有高级警官，因为他们曾经调查他的劣迹；接着实施种族主义，开始屠杀兰吉族和阿利乔族。鉴于穆斯林在乌干达只有5%的人口，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给他派来保镖、刽子手和刑讯专家，而卡扎菲则派来数千军队维持阿明的统治。听从卡扎菲的建议，阿明驱逐了全部亚洲人和英国人，实现乌干达化和国有化，称之为“经济战”。此战使乌干达的经济陷入困境，几乎崩溃。为了镇压不同意见，阿明亲手打死大主教卢乌姆和两名内阁成员，国家银行行长、外交部长、马里瑞克大学校长、大法官都被打死于光天化日之下。1972年3月14日，他的内阁会议记录赫然记载着：“如果某个政府部长感到他的生命受到不法分子或不满民众的威胁，他可以开枪杀人。”当非洲国家领导人聚集在坎帕拉开会期间，阿明抓来四个白种商人为他抬轿子，另一位瑞典商人给他撑阳伞，以显示其黑色种族主义的成就。他还命令他的空军表演轰炸“南非”的节目，结果是一枚炸弹也没有命中目标，于是阿明杀掉了空军司令。

阿明仿效斯大林的封闭式恐怖统治，建立起一系列高效率的安全机构，由苏联训练其成员。巴勒斯坦人与利比亚人提议建立的国家调查中心，杀人时使用大锤解决问题。阿明想杀谁，就请到自己的别墅喝酒，然后被从专门修建的地道带走杀掉。这个中心经常在大众场合公开行刑，以震慑普通百姓。阿明本人则是吃人魔王，他杀掉一个妻子，然后解剖，挖出某些器官作为食物，然后又娶一个妻子。甚至非洲统一组织到坎帕拉开会时，也不妨碍他吃掉前任妻子的器官然后迎娶新人。他用专机从斯坦利维尔接来一个巫医，然后听从巫医的建议杀掉自己的儿子再吃掉他的心脏。在他垮台之后，住所的冰箱里还存放着待食的人体器官。对于这样一个吃人恶魔，竟然因为他的民族独立国家首脑并积极支持南非人民起来进行武装斗争而被容忍，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甚至认定：黑人杀黑人、黄种人、白人都不关联合国的事，倘若有白人慢待黑人就是联合国不能容忍的种族歧视。这个方针使阿明至少杀掉乌干达20万以上的人民，而1975年10月1日阿明竟然还被联合国邀请到安理会发言，强烈谴责“犹太复国主义和美国的阴谋”，呼吁灭绝犹太人，不但得到与会者极其热烈的掌声，秘书长还为之举办盛大宴会。而所有谴责阿明践踏人权的指控都被否决，这就是主权高于人权，国际政治态度决定一切的产物。1978年10月30日他入侵坦桑尼亚，几个月作战军事形势逆转，尼雷尔断然出兵并直捣坎帕拉，阿明才逃亡利比亚、沙特阿拉伯。他是个忠诚的穆斯林，曾经是乌干达元首，至于他的屠杀、他吃人，那都无关紧要，恰如人权在立场面前无关紧要一样。四万多坦桑军队把奥博特带回乌干达，除了忍受坦桑军队的抢掠之外，乌干达人民还得忍受奥博特的一党专制以及国家恐怖政策。

哈马舍尔德主持下的联合国，不仅在乌干达显示出荒谬的倾向性，在整个亚洲、非洲政策上属于一致的荒谬。拉丁谚语称：“独裁者都是沆瀣一气的。”亚非“新兴国家”基本上选择极权主义，万隆精神一度成了联合国精神。毛泽东曾经很得意于联大认可大陆席位的决议，说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去的。这话没错，如果是今日“非洲兄弟”，恐怕未必愿意抬老毛的轿子。除了一大批“新兴力量”国家涌进联合国，用选票冲刷了这个国际组织的思维之外，秘书长个人的倾向性也影响了联合国的政策。另一个例子就是刚果。刚果（布），这个前法国殖民地独立后三年就被政变推翻，马桑巴代巴又于1968年被政变推翻，伞兵营长恩古瓦比改国号为人民共和国，实施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党一党专制。1977年的一次内讧刺杀了恩古瓦比，处决了马桑巴代巴。另一个就是比属刚果，如今叫做扎伊尔。比利时管辖下的刚果（利）也曾有过辉煌的时代，上世纪五十年代它的工业增长率年均14.3%，独立时它的人均病床数不仅非洲第一，甚至超过宗主国比利时，识字率也是非洲第一达42%。在殖民制度明显地将要废除时，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一大批黑人政客，他们以原始部族代表的身份加入独立候选人的群体，族群的大小决定了地位的高低，这成了灾难的伏笔。

1960年6月30日刚果（利）协议独立，卡萨武布担任总统，卢蒙巴任总理，另一个实权人物就是加丹加省省长冲伯。三者是三个不共戴天的部族领头人，都是些反复无常的家伙。但卡萨武布的阿科巴党代表占人口80%的刚果族人；冲伯的加丹加省隆巴族人拥有最发达的经济；卡吉隆－刚果民族运动党则出自矿业发达的开赛省。只读过六年书、邮递员出身的卢蒙巴则没有部族、地域基础，势力最薄弱。不过他看准了泛非主义正在风头上，于是把自己的民族运动党描述成全体刚果人的代表，以接管殖民当局的统治为己任。在协商独立事宜时，当其他各党主张实行联邦制时，卢蒙巴坚决反对，他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刚果，由此导致各派势力争斗不已。如果按照独立协议，各方通过民主协商解决问题，条件优越的刚果（利）完全可以继续保持发展。然而，谋求的是他的专制，于是在独立庆典上便煽动黑色种族主义，号召黑人对白人进行攻击。仅仅五天之后，卢蒙巴驱逐了独立协议中保留的白人军官，并煽动首都卫戍部队发生哗变，接着这支只有黑人士兵的军队便开始奸淫掳掠，无论白人黑人亚洲人都在劫难逃。比利时静观事态发展没有吭声，哈马舍尔德面对这愈演愈烈的恐怖事件也不动声色，即使联合国监督独立进程的官员被叛乱军人殴打并赶出旅馆也无动于衷。眼看着卢蒙巴煽动的暴乱不断升级，再过了五天之后，比利时军队开进利奥波德维尔（金沙萨）恢复秩序，此时哈马舍尔德很快就跳了出来，在安理会上谴责比利时对和平造成威胁，他一直有心利用“新兴国家”的拥戴使联合国成为世界政府，现在是讨好这些国家的机会，严重而且越来越严重的骚乱被他描绘成“和平与秩序”，政治立场压倒人权时是非是很容易颠倒的，苏联中国等更乐于推波助澜，竭力支持卢蒙巴搞武装斗争。本来，按照刚果（利）独立协议，比利时出兵是合法的行动，而且驻扎在此的军队属于刚果军队的一部分，他们恢复秩序减少流血也并不困难，他们熟悉情况而且刚果（利）军队绝大多数原军官都是比利时人，被联合国一搅合这里就成了“万恶的殖民主义新反扑”，兼之本来势力较弱的卢蒙巴企图趁乱壮大自己，唯恐刚果不大乱。冲伯掌控最富有的加丹加省，骚乱起来之后他便于7月11日宣布加省独立，另一个反对派领袖卡隆基也宣布开赛省独立，不再接受刚果政府的命令，以避免骚乱卷入。

卢蒙巴12日到联合国寻求紧急军事援助，联合国秘书长宣布加省属叛乱行为，他直接组织联合国军介入刚果（利），而这支军队违背联合国军必需由安理会理事国组成的宪章规定，部队人员都来自“不结盟”国家。事实表明，比利时军队已经基本平息下来的局势被联合国军搅乱了，哈马舍尔德一心扶持卢蒙巴，这个激进的泛非主义者在国内的拥戴者寥寥，他曾经杀害了数千名无辜的刚果人，并一手策划制造了刚果内乱，是一个罪不容诛的恶棍。然而有来自非统组织的支持，苏联与中国也都唯恐刚果不大乱，中国甚至不顾这个政府与台湾正式建交之大忌，一再呼吁卢蒙巴不能放下武器，必须坚持武装斗争，还派驻埃及大使陈家康绕道赶赴利奥波德维尔参加卢蒙巴召开的非洲独立国家外长会议，并无偿赶运一批物资增援卢蒙巴。卢蒙巴在外国特别是苏联的支持下孤注一掷，8月下旬，他要求清除联合国军内白人部队，派兵搜查联合国军总部，逮捕和审讯了联合国官员，出兵攻打开赛省、加丹加省，正式挑起刚果内战。

1960年9月5日，刚果总统卡萨武布鉴于卢蒙巴扬言要邀请苏联军队介入刚果，制造国内流血冲突，依据宪法授予的职权宣布解除卢蒙巴总理兼国防部长职务，卢蒙巴反过来宣布卡萨武布犯了“叛国罪”，并自封为国家元首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就连哈马舍尔德也不得不承认：“卢蒙巴政府是非法和不存在的，卡萨武布有权解散内阁。”而卢蒙巴一手从军士提拔成陆军参谋长的蒙博托，在9月14日发动政变，宣布暂时接管政权，停止卡萨武布、卢蒙巴以及议会一律停止行使职权。他还命令暗中支持卢蒙巴制造内乱的苏联、捷克立即撤出刚果。他明里积极配合联合国军，暗中自搞一套。哈马舍尔德指望扶持卢蒙巴重建分裂主义的国家，当卢蒙巴的士兵攻占电台和电信局之后，蒙博托觉得大事不妙，以刚果国民军和联合国军名义阻止了五架苏联飞机运来的援军降落。卢蒙巴亲赴机场企图说服刚果士兵，结果被蒙博托的下属拘押，他企图寻求在机场的联合国军官保护，但蒙博托实际控制着这里，借联合国军名义答应“保护”，却将其抓获并移送加丹加冲伯集团，冲伯杀了他。蒙博托这件事干得极漂亮，借冲伯除掉他篡权的障碍，又给联合国军背上黑锅，还使这支军队针对冲伯。几年后他政变成功，把他谋杀的卢蒙巴恭维成“我们独立事业的第一个殉道者”，是“殖民者阴谋的受害者”。哈马舍尔德对卢蒙巴被杀怒不可遏，他发表声明宣布：“这一令人发指的暴行是对联合国准则的公然侵犯。”无论卢蒙巴杀死多少刚果人和外国人都是可以忽略的，而他的死则是不能容忍的，政治立场压倒人权成为联合国的主张，侵犯联合国准则的恰是它的秘书长。这位秘书长亲自下令驱逐加丹加省的全部白人，从而身体力行了另一种种族主义，联合国军推翻了加丹加军政府，刚果（利）的内乱一发而不可收。1961年9月,哈马舍尔德乘坐的直升飞机在罗得西亚失事，秘书长葬身丛林。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这位在刚果（利）惹出长期内乱，导致数十万刚果人无辜丧命的秘书长，说明那个时代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对政治的尊崇和对人权的蔑视。事实上，是卢蒙巴一手把刚果独立的喜庆变成一场血腥的内乱与屠杀，而这场杀戮也只是在他本人被杀后才缓慢地消停下来。

蒙博托利用其掌握的政府军于1965年发动政变，被毛泽东夸赞为“办事爽快”的他逐步掌控了政权，他下令禁止任何基督教教名，还给自己取名为Monutu Sese Seko Kuku Ngbendu Wa Za Banga，意译出来就是“不放过任何母鸡的公鸡”。国家权力无疑是敛财的最好工具，到80年代初，蒙博托跻身世界上最富有的几个人之一。类似这样的革命领袖充斥第三世界，例如那位万隆主席苏加诺，他的好色举世闻名，但1960年他竟然在与一位裸体的妙龄女郎愉快谈笑中接见赫鲁晓夫！这位超级大国首脑也许永远想不明白，早两年他曾经受到老毛穿着大裤衩在游泳池边接待，如今苏加诺更让他一饱眼福。仅1960年，就有17个非洲国家独立，而在1980年以前独立的51个非洲国家中，就有30个实行一党专制；我们无妨瞧瞧：赤道几内亚总统马西埃，1972年自封终身总统，他把国内变成一座大监狱，甚至亲手用木棒打死他的外交部长。这个国家1/10的人口被杀害，1/3的人口逃亡国外。直至1979年西班牙支持的政变推翻了这位总统，法庭以“屠杀、叛国、贪污、侵犯人权”判处其死刑时，因为士兵笃信他死后会“变成老虎再回来”，只得从摩洛哥调来行刑队执行死刑；中非总统博卡萨，非洲又一个吃人者，1977年加冕当皇帝，仅典礼花费就是国库的20%。1979年1月，因为拒绝穿博卡萨工厂生产的校服，他杀掉了40名小学生！4月，博卡萨亲自参加杀害30余名小学生的行动，他还以吃小孩器官为嗜好；贝宁总统以“与第一夫人上床”为名，亲手杀掉外交部长；马里独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屠杀北部的杜里格斯人；索马里、埃塞俄比亚、苏丹、安哥拉、乍得、毛里塔尼亚、布隆迪、卢旺达都发生大规模屠杀，安哥拉独立后的内战夺去了一百多万人的生命；最典型的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死难者超过一百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0%！仅联合国的统计，非洲独立运动二十年间，共爆发了30多场战争，1980年仅17个非洲国家就有近500万难民，而1978年这个数字约为700万！当年中国有一首歌响亮地唱道：“亚非拉，人民要解放！”

非洲并非完全黑暗，少数国家还是避免了灾难。象牙海岸1958年自治，1960年独立。总统博瓦尼在非统组织会议上告诉其他国家领导人：“亲爱的朋友们，在我的国家里确实有4万法国人，比独立之前还要多。但我希望10年之后情况会有所变化。我希望到那时会有10万法国人。我希望那时我们再次聚首，比较一下你们国家和我的国家的经济实力。但亲爱的朋友们，恐怕到那时你们中间就没有几个有资格参加了。”他果然做到了，到1980年，象牙海岸独立20周年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2倍，年均增长8%，被誉为“非洲奇迹”。然而，它独立后实行一党制，凭借着博瓦尼总统的个人威望与明智，奉行“门户开放”的亲西方政策获得奇迹般发展。由于政治改革从未进行，当了七届总统的博瓦尼去世后不久，就爆发了武装暴乱，反政府武装占领了这个国家北部地区，导致法国与西非国家组织武装干涉。

另一个典范是博茨瓦纳，这个国家1966年独立之后选择了“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总统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总统由国民议会选举产生，任期五年，最多连任两次；总统死亡或辞职时，副总统自动接任总统职务。总统和国民议会组成国会，行使立法权；国民议会通过的决议、法案须经总统批准才能生效；总统有权召集或解散国民议会。酋长院是议会的咨询机构，由１５名成员组成，８个主要部族的８名酋长是当然成员，任职终身；这８名酋长再从宪法指定的４个市区的副酋长和行使副酋长职务的人中选出４名“选举成员”，任期５年；最后再由这１２人从选民中选出３名“特选成员”，任期５年。酋长院的职责范围和权力仅限于传统的、有关非洲组织的一些特定事务，比如习惯法、非洲法院、领导职务、部族财产、部落首领的任免、宪法修正案等。每年议会开幕前，酋长院先召开例会，向议会提出动议和议案，但不具有任何约束力。酋长院在必要时可要求有关部长到酋长院说明情况，部长也可到酋长院征询意见。酋长院主席和副主席由成员选举产生。实行总统内阁制。这个具有非洲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保障了人民安居乐业，没有发生过大多数非洲国家那样的灾难。其经济状况持续快速增长，是非洲经济状况最好的国家之一。

不得不说的特殊国家南非。这个国家1961年脱离英联邦独立，成立共和国，不仅实行三权分立制度而且连首都也设立三个：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立法首都开普顿，司法首都布隆方丹。南非有世界上较为复杂的人种关系，黑人占79%，白人、有色人、亚洲人合计占21%，而黑人中又分为九个大的族系。从南非独立时开始，因其执行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而遭到全世界的谴责，联合国也将其摒弃于外。我们必须说种族隔离制度是非人道的制度，它理应遭到谴责。但这并非事情的全部。在黑非洲到处都是血腥的屠杀之时，人们恭维那里正在进行的种族屠杀为正义的民族解放事业，可正如尼雷尔所说，仅一个小小的乌干达，杀人就比南非加罗得西亚种族隔离死的人还多，更不必说安哥拉、扎伊尔、卢旺达那样成百万人的屠杀了。可是，在那个年代，包括联合国在内都把南非作为十恶不赦的典型，似乎黑人杀黑人反而是天经地义。1994年，南非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制定了民族和谐的民主宪法。南非不仅使黑人避免了大量流血牺牲，经济也迅速发展，现在，南非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整个非洲的20%以上，是非洲第一经济大国。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2005.8.24发华知25略修改发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