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点乐队百度贴吧:顾顺章变节——中共最大叛徒引发的灭顶危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13:47:21

 

  原载《文史参考》总第22期

 

顾顺章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他早年在南洋烟草公司的制烟厂当工头,1925年“五卅运动”时,由于在罢工中表现活跃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顾顺章被推举为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4·12”政变后,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担任中央特科第三科(行动科)的负责人。中央特科下设总务、情报、保卫、通讯四个科。一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是洪扬生;二科负责收集情报,科长是陈赓;三科也叫做红队,俗称“打狗队”,负责镇压叛徒特务,科长是顾顺章;四科负责无线电通讯,科长是李强。

当时,由顾顺章领导的“红队“极为活跃,惩治了不少叛徒特务,使敌人闻风丧胆,顾也由此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然而,随着地位的上升,顾顺章日渐骄纵,生活腐化,吃喝嫖赌,五毒俱全。陈赓曾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

陈赓的预言不幸一语成谶。就在党中央考虑将顾顺章调离特科之际,顾对此有所耳闻,极为不满,顿生叛变之心。

 

顾顺章突然叛变

19313月,顾顺章从上海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苏区。

在汉口,将张陈二人送走后,顾顺章勾搭上了一个女人。因为缺钱,他居然化名为“化广奇”登台表演魔术。当然,顾顺章之所以敢如此犯险,还是因为对自己的身手过于自负。他有着高超的化装术,经常化装后登台演出,从未失手。然而,千虑一失。这一次,顾顺章被此前的中共叛徒认出,遭到特务的逮捕。   

当晚,顾顺章被迅速押解到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没有严刑拷打,也没有威逼利诱,顾顺章立即叛变。

顾顺章在中共时专门负责惩治叛徒,他非常清楚叛变意味着什么。他之所以一被捕就敢于叛变,说明了两点:首先,背叛的念头早就形成,这一点可以从瞿秋白的遗孀,和顾顺章共事过的杨之华的回忆中得到证明——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特科在顾妻室内搜出了顾顺章亲笔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信中说,如果蒋介石相信他,他可以把共产党从中央到支部的各种组织关系,一概交出。

顾顺章清楚,南京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中潜伏有中共的卧底。因此,在汉口被捕后,他立即要求直接面见蒋介石,并告诫特务们不要事先向南京发报。但汉口方面按捺不住抓住大鱼的兴奋,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俊还是将顾顺章被捕并叛变的消息电告给了南京。而在南京接收这封电报的,正是打入国民党中统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

当顾顺章得知电报已发往南京时,跺足长叹道:“抓不住周恩来了!”

 

钱壮飞截获情报,周恩来沉着应对

与此同时,钱壮飞正坐在南京中山东路五号徐恩曾的特务机关里,大脑飞速运转。那天夜里,他接连收到了六封“十万火急”的绝密电报,上面都写着“徐恩曾亲译”的字样。钱壮飞想:是什么事情这样急呢?

由于打入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局的李克农从徐恩曾那里窃得了国民党高级官员相互发电报用的密码本,,钱壮飞手里已经掌握了密码本副本,他偷偷将电报译出来,才知道顾顺章被已经捕叛变,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危在旦夕。钱壮飞的心悬到了嗓子眼,但他非常沉着,记下了电文就把原电封好。

经过周密思考,钱壮飞先派女婿刘杞夫连夜坐火车到上海,将这个情报报告给李克农。

刘杞夫走后,钱壮飞将银钱账目清理好,放在钱柜子里,他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天亮后,他还通知了“民智通讯社”的一个中共情报人员赶快逃走。

    426日上午,钱壮飞若无其事地把电报交给了徐恩曾,随即乘火车赶赴上海。为防出事,他在位于上海近郊普陀区的真如站就下了车,徒步进入市区。

刘杞夫于当天夜里到达上海,在一家旅馆找到了李克农,将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的情况详细向他作了报告。然而,这天不是预定碰头的日子,中央特科同李克农联系的陈赓没有来,但李克农清楚事关重大,一刻也不能耽误。在夜幕下,他行色匆匆,找了一处又一处,终于找到了陈赓,两人又马上将情况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和陈云当机立断,马上召集相关人员举行紧急会议,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

首先,对党的主要负责人做了周密的保卫和转移;其次,审慎而又果断地处理了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最后,废止顾顺章所熟悉的一切暗号和接头方法。

据当年也在中央特科工作并参与组织撤退的聂荣臻回忆说:“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治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我们紧张极了……”。

当时,顾顺章的妻子、岳父母等都在中共中央的秘密机关打杂,感情和立场都站在顾顺章这边。中央机关紧急转移到新地址时准备将家属一并带走,周恩来等人告诉顾顺章的家属顾已叛变,要与其划清界线。顾妻当场表示不从,并试图逃走。中央就此临时召开会议,考虑到上海的秘密机关无法囚禁他们,任其出走又会暴露中央行踪,遂决定将其铲除。

    根据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的记载,当时,由周恩来、康生组织中央特科的洪杨生和陈养山带领一批原先与顾没有私交的人执行了这一任务。因为市内不敢开枪,用刀则血迹不好处理,所以采取了绳勒的方式。又因尸体难以运出市外,只好在院内花坛下挖了深坑掩埋,上面还抹上水泥以防腐臭外泄。 

行动时,顾家的9个成年人一个也没放过。而对两个未成年人,顾8岁的女儿和12岁的小舅子,周恩来强调孩子是无辜的。于是,女孩被送到了保育院,妻弟张长庚则放回家。

即便如此,素来仁厚的周恩来还是惨然不乐。据当事人陈养山回忆,从不抽烟的周恩来当时破例要了一支烟,抽了一口就呛得直咳嗽,说:“我们今天这样做是万不得已,也不知道将来的历史怎么评价我。”

此后的几十年里,周恩来再也没有碰过烟。

然而,周恩来的一念之仁还是酿成了大祸。张长庚回家后,顾顺章向他询问其他亲属的下落,张长庚回答不知道。于是,顾让他每天在街口等候,发现熟人就回来报告。几个月后,中央特科的王世德骑车经过,张长庚追上前揪住他不放。顾顺章身边的特务立刻一拥而上,将王世德逮捕。

王世德贪生怕死,供出了顾顺章家属的下落,并带着国民党特务去掘尸,成为当时轰动上海的“海棠村掘尸案”。受此案牵连,中共又有一批秘密机关遭到破坏。

 

史无前例的通缉令

由于顾顺章知道的内幕实在太多,他的叛变让中共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毕竟,许多基层的“交通线”和“联络员”,都是顾顺章一手建立起来的,而这些,连周恩来都不可能尽知。

顾顺章叛变后,武汉方面的中共“联络员”全部遭到捕杀。同时,几个中共要人也死于顾顺章之手。当时,恽代英被关押在南京,化名王作霖,国民党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而中共方面的营救也有望成功。顾顺章一到南京,立刻揭露了真相,恽代英旋即被处决。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也是因为被顾顺章摸清了习性,才遭到逮捕的。当时,中央为了保护向忠发,让他去江西的“苏区”。谁料,向忠发临行前却不顾周恩来的告诫,偷偷去与情妇会面并迟迟不归,最终落入了顾顺章的埋伏。

向忠发被捕后立刻叛变,出卖了组织和同志。虽然蒋介石得知后急电暂且保留向的性命,但急于邀功的国民党上海当局还是于1931623日晚将他枪决了,前后不过两天时间。行刑前,向忠发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饶他一命,但无情的子弹还是结束了他的生命,他同顾顺章一道,成为了中共党史上最受唾弃的人物。周恩来曾这样评价向忠发:“他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19316月,顾顺章亲自带人到香港,抓获了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和森。蔡被捕后,被引渡到广州,惨遭杀害,年仅36岁。

1933年,陈赓从鄂豫皖苏区赴上海治疗腿伤,也在上海落入了顾顺章布下的罗网。只因陈赓早年对蒋介石有救命之恩,“特赦”之下才逃过一劫。

1932年,中共中央决定迁往江西,因为在上海实在无法立足了,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中共在城市的工作极难开展。

顾顺章可以说是中共地下党的真正克星。他叛变后,那些曾经与他相熟的人,在上海完全呆不下去。比如周恩来,长期直接指挥顾顺章。顾顺章已经对他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活动规律、伪装技巧了如指掌。

而周恩来亲自带人勒死了顾顺章的家人,也使得顾对他恨之入骨,必欲捕之而后快。周恩来的地下工作经验再丰富,也不得不离开了。1931年,在中央机关决定迁往江西前,周恩来便来到了江西。离开了这个灵魂人物,上海的中共中央一蹶不振,再难有所作为。

鉴于顾顺章穷凶极恶,对中共白区工作造成了极大危害,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对顾发出“通缉令”。1931121日发布的《苏维埃临时中央人民委员会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正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的,通缉令历数顾顺章的种种罪行,并称:

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

在中共历史上,由中央政府对一个叛徒特下这种“通缉令”,可谓极为罕见。

 

顾顺章惨死狱中

多行不义必自毙。顾顺章投入国民党的怀抱后,由于个人野心极度膨胀,摇摆于中统和军统之间,在两方面都邀功买好,因而不久便遭到中统的冷落。

再加上共产党的机密,顾顺章知道的再多,也是有限的。当他叛变之后,这就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几年后,当顾顺章身上的资源逐渐消耗殆尽时,豢养他便成了一笔性价比越来越低的买卖。

1933年开始,顾顺章逐渐感到自己在国民党一方失去了利用价值,不甘寂寞的他开始和一个叫蒋云的人密谋建立“新共产党”。

顾顺章虽然担任过中共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其主要负责的是中央特科的行动,对政治一窍不通。因此,他将组建“新共产党”的筹备事宜交给了蒋云来做。

当蒋云搞出了“新共产党”的章程、政治纲领和一个“五年计划”并交给顾顺章后,却被担心走漏风声的顾顺章残忍地杀害了。

  这一切,都被顾顺章的贴身保镖林金生看在眼里。

    林金生没有文化,顾顺章对他很放心,许多机密的事并不避他。然而这一回,顾顺章背信弃义、过河拆桥的举动却让让林金生胆战心惊。

    不仅如此,1933年底的一天,顾顺章突然把林金生叫到密室,要他干掉徐恩曾和陈立夫。林金生当然不可能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另一起意外的发生终于使他痛下决心,离开顾顺章。  

一天,顾顺章派林金生送封信到一个饭店。那天天气很冷,林金生身穿大衣外出,顺手将信放进了大衣口袋。谁料到了饭店,摸遍全身,并不见密信的踪影,想必是在半途丢失了。林金生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回去向顾顺章汇报。顾顺章阴沉着脸,一双狐疑的眼睛在他脸上扫来扫去,却没有像平时那样发火骂人。这是一个不祥之兆,林金生头皮发麻,知道顾已经对他起了疑心,恐怕迟早要对他下手。

  当天夜里,林金生左思右想,终于横下心来:与其束手待毙,不如先行一步,死里求生。他表面上不动声色,找个借口离开了顾家,立即往特工总部面见徐恩曾,告发顾顺章。

徐恩曾听完林金生的揭发,大为吃惊,他叮嘱林金生回去不要声张,先稳住顾顺章并监视其动向。林金生却吓得连连摆手说:“徐先生,我是不能再回去了,即使待在南京也很危险。只求徐先生给我找个远离南京的去处。”徐恩曾不好勉强,思索片刻说:“最近陕西省党部正好跟我要人,你就先去那里吧。”并当即做了安排。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徐恩曾表面上一如往常,暗中则做着除掉顾顺章的准备。

19345月,徐恩曾在特工总部召开中统高层会议,顾顺章赴会。经徐恩曾暗中授意,有人突然对顾顺章发难,严厉指责其违反中统纪律,“不服从命令,而且企图另树一帜”,应予严惩。顾顺章对此毫无心理准备,自然不肯示弱,当场与之激烈争吵起来。争执中,该人突然掏出手枪,对准顾顺章,顾顺章亦欲拔枪示威。徐恩曾假意喝住,收缴双方手枪。会后,以调查为名,顾顺章即遭软禁。

几个月后,顾顺章被正式拘押,囚于南京监狱,后转押于中统控制的苏州军人反省院。在此期间,陈立夫、徐恩曾积极进行置顾顺章于死地的活动,一面搜集证据,一面上报蒋介石批准。终于,蒋介石感到顾顺章已失去了利用价值,又对其试图组建“新共产党”的政治野心深抱恶感,点头同意对顾处以极刑。

19356月,顾顺章被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死况甚惨。由于他在特务中名气很大,传说其不仅精通化妆术、魔术,而且还会催眠,甚至“土遁术”。为此,临行前特务给他穿了“琵琶骨”,以防其逃跑。

 

叛徒改写了历史

顾顺章的叛变,改写了中共的历史,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1933年初,中共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往江西的“中央苏区”。本来,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组织上,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立足于城市、致力于工人运动,才是中共的“正途”。也正是基于这种观念,当毛泽东等人热衷于农民运动,创建农民军队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曾对此大加反对和指责。  

在顾顺章叛变前,要让中共中央迁往乡村是不可想象的。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国共产党,甚至毛泽东本人,都不曾想到会把工作中心由城市搬向乡村,也没有谁敢主张将党的基础从工人转移到农民身上。由于顾顺章叛变这一偶然事件,再加上左倾的城市暴动,工人运动遭到镇压,元气大伤,中共中央最终决定从城市走向了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