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龙号极地考察船32:苏联亡党亡国的背景

苏联亡党亡国的背景  

2011-07-02 09:01:57|  分类： 历史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戈尔巴乔夫认为，当时的前苏联社会处于“危机前”的状态，几十年的历史并没有完全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极大潜力”；生产粗放式经营、高消耗、浪费严重，生产成本远高于美、日；对自然资源的毁灭性开采与挥霍，不计后果，不顾环境；经济结构畸型、轻工产品等日用消费品严重短缺。 　　

具体表现为： 　　

第一，   资金、外汇大量损失、得不偿失，民风进一步涣散，出现信用危机。

第二，80年代中期，石油价格大跌，1986―1987年，石油外汇收入减少三分之一，政府黄金储备从1985年的2500吨，降至1991年的240吨。

第三，   重大事故连接不断：列宁那坎市大地震；“纳希莫夫海军上将号”沉没，200多名旅客丧生；核潜艇沉没，全体官兵遇难；1986年4月，“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重大事故，殃及乌克兰，白俄罗斯、俄罗斯、波兰等，危害人口达10万之众，直接间接损失达1000亿美元。 　　

第四，国库空虚、大发纸币、预算出现黑洞、隐性通膨严重、官方统计虚伪，1985年苏财政赤字已达170－180亿卢布。1986年，形势更加恶化，预算已无法完成，赤字已超过500亿卢布。然而社会上却游荡着巨额卢布，构成“雪崩”之兆。

戈氏改革具体措施

1.  废除舆论控制，实现了言论自由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是以公开性拉开帷幕的。他强调，政治改革就

《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87和89年）(2张)是全面发扬民主，扩大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公开性，充分揭示社会制度各方面的人道主义性质。戈尔巴乔夫说：“苏联社会的进一步民主化，是党在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中心任务”；“苏联共产党坚决让党和人民知道一切，公开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所决定的”；苏联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戈尔巴乔夫大声疾呼：人们有权“了解有关过去的全部真相。必须废除关于档案的禁令，使任何文献都成为公开性的财富，如实地恢复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的本来面目。” 　　

新闻出版自由、思想言论自由等是民主社会的重要标志，但被苏共政权“压制和禁锢折磨得奄奄一息”。

戈尔巴乔夫回忆中说“从莫斯科直到最遥远的边疆，无论是党报还是工会、共青团、作家协会的报纸，甚至连渔民、猎人、老战士组织的报纸在内，不管是什么人办的，反正是宣传部凌驾于所有报纸之上。那时候全体编辑都相信党的规定是正确的。每月一次或两次在党中央宣传部举行与总编们的碰头会，有时部长会议副主席和一些部长也前来参加。会上对报刊发表的文章提出表扬或批评，指示应该写些什么和怎么写。凡有关报刊的刊期、印数、栏目等事项的任何变动，均需经党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委员会机关日常‘追踪’发表了些什么文章，督导员向领导报告自己的观察结果和评价，驯服听话的人得到鼓励，爱挑刺儿的人受到严惩。” 　　

公开性象一阵狂飙首先在思想文化界刮起。“原来被出版检查打入冷宫的作品纷纷出笼”，一批揭露斯大林体制给苏联人民造成灾难的影视作品、文学作品、历史著作、以及一大批遭到迫害流亡国外的思想家的著作得到开禁。在面对这些被强行尘封的思想与智慧时，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写道：“当时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真可惜，大学时代竟然没能读到这一切！是的，我们这一代人缺少精神营养，只准许吃一份单纯意识形态的可怜口粮，却被剥夺了亲自去比较、对照不同流派的哲学思想并作出自己选择的机会。”到1988年底，数千部以前被称为特殊作品的著作（包括托洛茨基、李可夫、克伦斯基、邓尼金等的著作）同读者见面。 　　

戈尔巴乔夫进而提出“取消意识形态垄断”。他认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精神垄断”。他强调意识形态要多元化，他甚至公开说：共产主义并不理想，一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航道”是错误的。 　　

公开性的实行，使苏联人民第一次有可能了解自己国家的真实历史，他们知道了二战前夕《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议定书、二战期间屠杀波兰军官的卡廷事件、苏英划分东欧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等苏联官方讳莫如深的历史事实。人们知道了苏联军国主义化的真相：“原来，军费开支所占国家预算的比例并非16％，而是40％！军事工业系统的产值占社会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不是6％，而是20％。250个亿的科研总经费中，将近200个亿都用于军事设备的研制。”（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历史学家阿法纳西耶夫指出，重新考察苏联历史犹如从一场持久的神话般的梦里觉醒过来。对许多苏联人来来说，事情很清楚，没有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象苏联历史那样被篡改。[麦肯齐和柯伦：《俄国、苏联历史及其它》，第817页。]对真实历史的了解，使苏联人民进一步加深了对苏联帝国的认识。 　　

实行公开性的结果，解除了舆论统制和舆论一律，在苏联历史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言论自由和社会舆论。拿破仑说过，世界上有两种力量最大，一是剑，一是思想。而思想力量更大。言论自由引发了苏联历史上又一场可与文艺复兴运动相媲美的真正思想解放运动，苏联社会的政治禁锢由此被打破。 　　

2.开放党禁，形成多党制 　　

戈尔巴乔夫回忆说：“从1988年春到1990年初”，“我们在创记录的短时间内进行了自由选举，建立了议会，实行了多党制，使组织反对派成为可能——一句话，使社会有了政治自由”。 　　

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第19次代表会议上指出，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政治体制不久就发生了“严重的变形”，从而导致斯大林的独裁，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体制，“我们现在所遇到的许多困难，其根源也都在于这一体制。他指出，现行的政治体制“口头上宣布实行民主原则，行动上搞的却是独断专行，在讲坛上颂扬人民政权，而在实践中搞的却是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他强调解决苏联问题的关键就是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会议决定，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在首位。 　　

在这次会上，戈尔巴乔夫首次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实质内容是建立“真正的人民政权制度”，实现社会公正。进而，戈尔巴乔夫提出“党的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苏共要严格限制在民主程序范围内”去争取执政地位。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很快付诸实践。1989年春天苏联第一次实行了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部分差额直选。由电视和无线电现场直播，出现了助选的刊物、集会和电视辩论等新事物。通过民主选举，20%的非党人士获得了胜利，引人注目的是在党内受排挤的叶利钦和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都成功当选；而苏共一些领导人则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落选（没有获得50%以上的选票）。一位评论家说：尽管存在着不公正、作弊、非民主的结构和幕后操纵，但是这次选举将作为苏联人民在整个共产主义统治时期所见到过的最民主的选举而载入历史。1989年5-6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最高苏维埃，由于反对派人士的当选，新的最高苏维埃已不再是从前的橡皮图章，他们对总理雷日科夫所提名的8名部长表示了反对意见，初步显示了苏联议会的作用。戈尔巴乔夫回忆说：“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会议的激烈辩论，在报刊、电视上，在俱乐部里，市场、公民社会、法治国家、自由选举、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全人类价值、世界一体化等一系列诸如此类的观念，已经变成了一种准则，在民意中扎下了根。” 　　

由于公开性和民主化，苏联社会出现了许多非正式组织和团体，从1988年到1989年，非正式组织从3万个猛增到6万个。许多非正式组织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纲领并且开始按照政党形式活动。 　　

1990年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正式废除了宪法第六条关于“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等规定，苏共不再有法定的领导地位。戈尔巴乔夫在会上说，宪法的这一修改……开创了我们社会民主发展的新阶段。从现在起，苏共将同其它政治组织平等行动，参加选举，用民主手段争取组成联盟和共和国政府以及地方政权机关的权力。1990年7月苏共28大以后，苏联正式宣布“结束政治垄断”，实行多党制。 　

　3.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国家趋向法制化 　　

鉴于斯大林时期无法无天的镇压暴行，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改革司法制度和建立法制国家的任务。在1986年2月苏共27大上，他指出：“公正审判和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民主原则，保护国家与每个公民利益的其它保障等，应当得到最严格的遵循。“1988年6月，他在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上又说：“法制国家的主要标志是要切实保证法律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是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劳动集体、党组织或社会组织，还是个人，都必须服从法律。公民对自己的全民国家负责，同样，国家政权也要对公民负责。公民的权力应当得到切实的保护，不受政权及其代表的专横行为的侵犯。“他还提出司法工作要严格遵守“当事人的辩论原则和平等原则、公开性、排除成见和起诉的倾向性、坚决实行无罪推定的原则“。在法制和无罪推定原则指导下，1987年9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建立了一个委员会重审历史案件。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委员会为约100万公民平反。其中意义深远的是，斯大林的政治反对派（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等人）的几十年沉冤得到了平反昭雪。赫鲁晓夫也得到了部分平反，1989年首次发表了赫鲁晓夫在20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一些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被剥夺了苏联国籍的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活动分子被恢复了国籍，著名物理学家萨哈罗夫从流放地回到了莫斯科。“无罪推定原则“的实行具有深远意义，它是建立法制社会的先决条件之一。 　　

前苏联原本多年沉寂的思想领域，忽然间风潮激荡，电闪雷鸣，各种思想破土而出、交相争鸣，抒发多年积藏内心的压抑。随着舆论的公开化，苏共的众多历史问题得到揭露：如农业集体化时期对“富农”阶级的流放和屠杀，大清洗时期对党员、知识分子、军人和其他无辜者的屠杀，集体处决波兰军官的卡廷事件等等。俄罗斯在历史上一再对外扩张，征服了一系列其他民族。俄国十月革命后，一度承认各民族有自决权，但苏联后来仍采取对外扩张的路线，从1919年至1944年，先后吞并了独立的希瓦汗国、布哈拉汗国、乌克兰、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图瓦人民共和国等国家，并通过对外侵略和武力威胁兼并了包括罗马尼亚人、芬兰人等民族的大片土地。苏联时期推行俄罗斯化政策，民族主义被视为苏维埃和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而受到打压，各民族的政治、文化、经济精英多被处决，民族语言文化和民族意识遭到摧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苏联还对境内的波兰人、芬兰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伏尔加德意志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远东朝鲜人等少数民族实行了残酷的种族清洗和种族迁移。

戈尔巴乔夫改革里的另外几个运动：

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改革三大运动，一是“加速发展机械行业、赶超美国”。二是“学校电脑化”，推翻前苏联以“重新塑造人的灵魂”为重点的传统教育，造就类似西方社会中的白领阶层。由于当时的前苏联还缺乏大规模生产电脑的条件，使这一运动一开始就没有物质基础而化为泡影。三是反酗酒运动，由于运动本身本末倒置，加之社会、官员腐败，使酗酒越反越烈。 　　

这就是1986年戈尔巴乔夫抛出《改革与新思维》（《改革与我国和全世界的新思维》）的时代政治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