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从利比亚危机看中国外交新取向

2011年08月25日 09:44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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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持续近半年的利比亚战事接近尾声，虽然远在万里之外，但中国身影从未与这片土地脱节。从年初的大规模撤侨，到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利比亚动武问题的决议中没有投否决票，到与利比亚政府和反对派保持紧密接触，到邀请利比亚反对派访华，再到卡扎菲政权倒台后官方的频密表态和外交举动，都显示出中国外交政策正在寻求新的取向和尝试。

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到来之际，中国已远离战争与革命的年代，以一个负责任的新兴大国姿态站立在全球高地上；它同时在调整改革开放头一阶段相对低调、“韬光养晦”的策略，转向更加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国际立场。如何在继承邓小平路线基本精神的基础上，创造性介入全球事务，更好地维护本国利益，更多地推动国际合作？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将其归纳为“创造性介入”（Creative Involvement），在他的观察中，中国外交的这种新取向并非自利比亚局势开始，而可上溯至过去数年，只是在利比亚问题上达到高潮。

王逸舟在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中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这一心得，东方早报获授权分上下期提前刊发其摘要版。本文标题为编者加。

王逸舟

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中国外交已跃上一个新的高地，但“新高地”有两个看似矛盾、实则相关的显著特征：其一，凭借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和外交努力，中国已初步具备世界大国的气象，差不多所有区域性和全球性重大事务都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和表态，在某些领域（如推进世界贸易和投资、大范围推广脱贫减灾经验、拉动全球制造业景气等），更显现出带动国际社会进步、为人类整体文明做出更大贡献的良好前景。其二，在骤然增加的机遇、压力和复合型的内外矛盾面前，中国外交受到来自不同方向、对错混杂的大量批评与建议，所谓“高处不胜寒”,出现了明显的不适应症（例如各个层次的战略先手不够，提供的国际公共物品不多，不善于应对国际上各种非政府组织和大众舆论,已出台的某些政策缺乏公信力,外交部门的自我评估与外界评价之间有阶差）。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为，中国外交急需自我更新和再定位，在既定方向和适度调整之间发现新的平衡点，即以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基本路线为基础，加大参与国际事务和“有所作为”的力度。

“创造性介入”之说正是就新高地的中国外交所提出的建言。它并非某种系统的思想学说或逻辑假设，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学说和外交理论，而是一种介于形而上的理论和具象的政策解释之间层次的引导性说明，也可以说成是一种旨在激励更加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倡导创造性解决方案的对外关系思想。这种“创造性介入”论说，主要受到近年来中国外交一些成功案例的启示，同时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及外交风格的延续性，参照了国际惯例及发展趋势，努力开掘国际外交事务圈的“中国特色”。

大体上，“创造性介入”的要旨有三：（1）它判定世界总体的和平与发展的趋势没有变，中国持续壮大和加深对外依存的趋势没有变，以此认知作为鼓励中国外交“给力”的大背景；（2）它特别强调中国外交的引导性、主动性和建设性，把塑造于我有利、多数认可的国际规则和话语观念，力争在和平、合作和共赢的方式下解决纠纷，视为夯实“有所作为”方针的中心点；（3）它拒绝成为习惯思想和做法的囚徒，相反，“创造性”介入的特点在于，越是在困境和挑战面前，越重视有想象力的斡旋方式或巧妙想法，越要避免陷入强硬而简单的对抗解决方式。

什么是创造性介入

“介入”一词（本文采用的英文是“involvement”），指的是“参与”、“加入”、“契入”、“卷入”或“进到内部”的意思。比较难解却十分重要的，是“创造性”这个前缀性术语。所谓“创造性”（英文是“creativity”），是指应用新颖的方式解决问题，产生新的、有价值的产品或结果的过程，它的核心在于“创新”（英文是“innovation”）。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里，“创新”也可有多样的形态，如提供新的外交文本和解说，引入新的安全观念或依存思想，开辟新的谈判空间或机制，从其他领域或“工具箱”借用一些手段来突破旧的框框或僵局，等等。可持续的创新，需要艰苦、复杂、细致、长期的劳动与积累，需要创新者有好奇心、想象力、质疑和探索的本领，需要制度性保障乃至环境的认可。

可能有人质疑，提倡“创造性介入”，会不会影响“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既定方针、进而改变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我认为，“韬晦”方针是在苏东剧变后特殊国际国内背景下提出的，进入21世纪以后内外环境和条件都发生大的改变，因而这一方针必须适度调整、以适应新的情况与要求；其中关键的一点是，中国业已站在全球高地上，我们的国家利益有越来越大的部分是在外部世界实现，中国人不能不统筹内外两个大局，对外设点布局的同时提出更多的国际方案与建设性思路。这就是“创造性介入”的主要动因所在。另一方面，笔者深信，邓小平提出“韬晦”方针的精神仍有继承的必要，仍将得到广大中国人民的拥护，那就是：中国要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努力学习、量力而行与不断提高，始终不称霸、不当头、不对抗。它也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贯倡导的独立自主、互利共赢、和平合作的外交路线。这一路线不会、也不应当有任何改变。所以，本质上，“创造性介入”的新外交，是在新形势下对邓小平路线的丰富与发展，体现处在更高阶段、更大视野和更具进取心的中国外交。

总之，“创造性介入”讲的是一种新的积极态度，即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到来之际，中国对国际事务要有更大参与的意识和手法。它要求中国的各个涉外部门和更大范围的中国公众，在坚持邓小平改革开放基本路线的同时，增强进取心和“下先手棋”，积极介入地区和全球事务，拿出更多的方案并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及援助，以使未来国际格局的演化和人类共同体的进步有中国的印记、操作及贡献；它也提醒我们对外政策的规划人和制订者，中国不能走西方列强称霸世界的老路，不能把我们的意志和方案强加于人，在积极参加国际事务的同时注意建设性斡旋和创造性思路，发掘和坚守东方文化和历史文明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斗而不破”、“中庸大同”等成分，倡导并坚持“新安全观”、“新发展观”、“和谐世界观”等理念，谨慎恰当处理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关系，审时度势、统筹兼顾地提升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形象与话语权。这种新的“创造性介入”立场，既是对“韬光养晦”姿态及做法的（哲学意义上的）扬弃，又绝非西式的干涉主义和强权政治，而是符合中国新的大国位置、国情国力和文化传统的新选择。这一立场，将伴随中国和平崛起的整个阶段，逐渐形成国际政治和外交舞台的中国风格。

案例支持

下面的案例均取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外交的实践，体现中国外交官和高层在对外关系不同领域的“创造性介入”。它们或多或少含有“创造性介入”的颗粒与介质。

案例1 斡旋缅甸

2007年11月，中国政府特使、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对缅甸进行了访问。双方发表外交公报，传递了两点重要信息：其一，中国政府通过与缅甸的友好关系，努力帮助联合国的调解取得进展。缅甸军政府同意了联合国秘书长顾问的造访。僵持局面由此打开。

其二，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中国在相互关系上并非只是追求狭隘的经济和战略利益，更不像某些西方大国那样粗暴施压、强人所难，而是在巧妙劝和的同时，用真诚朋友的态度，鼓励缅甸国家的政治对话与民主化进程。

王毅斡旋缅甸的成功便是当代中国外交的“创造性介入”。这类“创造性介入”的特点，首先在于它运用国际上普遍使用、特别是大国外交上常用的派遣特使方式，针对现有机制无法解决的困顿和难题，直接介入有关国家和区域，凭借外交官的智慧与谈判技巧，提出新的解决办法或思路。派遣特使而非驻在国的大使，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授权，表明其身份和传递的信息非同寻常，代表着派遣国最高层的意愿与要求。其次，中国政府特使的努力及其方式，还表现出中国外交官特有的亲和、耐心、平等待人与不事声张，赢得了信任与尊重。

案例2 帮助苏丹

众所周知，苏丹在最近的十几年间好似国际社会的“弃儿”，一直饱受各种批判和制裁；而中国恰好在这段时期介入陷于困境的北部非洲。中国政府近年来专门设置了“中国政府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后改称“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由曾经担任中国驻南非大使和外交部非洲司司长的刘贵今大使出任。中国代表不止在主要矛盾方——苏丹和美国——之间扮演着传话者的角色，更在说服苏丹政府接受联合国解决办法（所谓“安南第三阶段方案”）、接触苏国内各派政治力量代表乃至包括州长和有关各县代表、游说西方主要大国放弃制裁方案等诸多方面，做了大量的台前和幕后工作。

中国外交在苏丹的“创造性介入”，也是第一次在亚洲以外的遥远大陆、面对国际重大难题、发挥积极斡旋和建设性作用，获得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这里面，创造性介质表现为中国外交对世界性难题的主动设法解决，实践中建立了一种综合统筹的、国内多部门的默契：外交好比雷区前面的探测器，后面有经贸部门、企业公司和建设大军的跟进（充分利用了新时期快速成长的中国经济优势），金融银行机构对风险提供着担保，军事（维和部队和军事观察团）像是抵御威胁、安抚人心的坚实后盾，国家政治高层则在关键时刻起着指南针的作用；当然，也离不开与外界各方的交往与沟通，特别是与苏丹政府、各种政治派别及西方大国的巧妙周旋与灵活安排——它是外交人不可推卸的职责。

案例3 傅莹方式

现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傅莹，可能是中外媒体曝光率最高、公众最感兴趣的中国外交官之一，也是国际上公认最会以柔性方式宣读政策的一位中国外交家。傅莹方式的创造性介质已清晰可见：坚守国家立场却颇得外部舆论好感，深具东方品质又熟悉西方文化，不惧惊涛骇浪且善于“借船出海”，每每在危机时刻诉诸柔性方式、化冲突于谈笑中。傅莹方式当然不是外交的唯一渠道，甚至不是主要的做法，也非所有外交官能够和愿意像傅莹那样作为，中国外交体制下还有其他类型的优秀人物，有其独特的交往沟通方式，但至少我们可以认为，傅莹方式代表着新时期中国外交“创造性介入”的有效路径之一。

案例4 战略对话

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积极倡导和推动建立了与一些大国之间多种形式的战略关系或全面伙伴关系，有战略对话性质的双边对话（尽管那时还没有冠以“战略对话”的名称）遂此展开。其中，最引人注目和卓有成效的，当属中国与美国之间建立的战略对话框架。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国家、第一人口大国和有独特发展道路及理念的社会主义国家，同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国际制度的主要建造者之间的全方位高层次战略对话。

中国外交部门有意识引导方向、积极配合政治高层建立的这些战略对话，与以往外交渠道的磋商对话相比，有一些新的特点与发展趋势：首先，它把规划好与我有利的大国关系，视为统筹全局、维护机遇期的大战略布局的先手棋，尤其是视作维护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格局持续向前的关键着力点。因此，在我有关部门的大国棋局里，不止有超级大国，有俄、日、德、印这样的全球性角色，也有不少新兴大国和地区强国。这是使中国影响持续上升、确定动态而均衡的国际格局的一步高着。

其次，顾名思义，所谓“战略对话”，主要是与重要国家讨论大事和趋势，而不是面面俱到地、事无巨细地解决部门案子，从而保证国家领导人和对外关系始终有正确的方向感，不被一时一事的波折和变动所干扰。仔细查验中国与各大国战略对话后发表的外交公报或各种文本，不难看出这种识大体、算大账的战略思维。

再次，中国外交首长在各种场合多次指出，战略对话不求消除分歧，不指望马上解决具体问题，而要谈一些看似比较“虚”、实则关乎对话双方根本利害的议题，加深对彼此重大关切的认识。例如，从各种渠道人们获知，中美近几年的高层战略对话，多次、反复、深入、细致地探讨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议题，对其哲学理念、现实根据、存在的机遇和挑战、认知上的主要分歧等等，做了前所未有的充分意见交换。事实证明，这种战略性议题与深谋远虑，对于稳定这两个重要国家的走向，尤其是在困难时刻保持正确的航道，具有难以估量的巨大价值。

最后，战略对话也对本国民众和舆论起到积极引导、安定人心的作用。从近年中美关系的轨迹可以见证，每年一到两次的高层战略对话，总是在需要的时刻出现，对于某些处在危急状态的棘手事务，对于两国百姓的一些焦虑看法和大众媒体的一些热门话题，潜移默化地起到了“纠偏”或“降温”的作用，有效防止了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蔓延。有人认为，中国与美国的高层战略对话议题，介入了传统上只有同盟国（美日、美韩等）之间才会涉及的领地，在看似有对抗性的两个大国之间建立起不可思议的复杂协调关系。

谈到这里，“战略对话”的创造性介质已依稀可见：中国外交推动和引导的这种大国对话框架，不是日常案子的事务级的磋商，不是盟友之间的亲密交流，不是中小国家之间的事务协商，不是你死我活的两个大国之间的末日陈述，而是事关重大态势和中长期趋势的意见交换，是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外交立场的重要国家之间的“务虚”坦言，是关系到地区和全球稳定的大国步骤，是寻求相向而行、和而不同共存之道的努力。

自然，像任何国际安排和外交努力一样，“战略对话”没有、也不可能适合所有场景，解决一切难题。它同样有自己的局限性。比方说，中国与有的国家建立的战略对话，在对方出现高层政治变动之后，面临改弦更张甚至无疾而终的可能；“战略对话”对对话者的要求很高，不同对话者的战略视野和战略意识大相径庭，这样难免出现同样的战略对话层次和框架（乃至相同的议题），却有不同对话效果的情形；最后，就中国而言，至少在笔者有限的知识里和公开查阅的资料中，对于过去十余年我们积极引导、行之有效的各种大国战略对话，迄今为止尚未做过（公开发布）任何权威性的、系统全面的审视评估。

案例5 借力东盟

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与东盟建立新型关系上实施的一系列重大方针和战略步骤，是中国外交“创造性介入”的另一种类型。与前面个体性的案例或单个国家的案例不太一样，东盟区域的案例有其独特的性质，对于中国外交未来在世界不同地区和次区域发挥更大作用，有触类旁通之用：这是一个由大小不等的十个国家组成的次区域国家联盟，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东南亚的军事、安全、经济、贸易、文化合作交往中发挥作用，人们有理由相信未来这种作用将持续下去。

而且，东盟属于东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传承区域，东盟各国在不同方向和领域倡导和推行的一些东西，与中国的政治文化、外交目标和国际事务立场或有相似性、或值得我借鉴，如新加坡领导人倡导的“亚洲价值”（Asian Value），马来西亚长期追求的“亚洲方式”（Asian Way），东盟丰富的多边主义思想和实践，这个组织从传统军事安全的重心逐渐转向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及非传统安全合作的过程（甚至其外交平衡术等技巧），等等。

对于中国而言，东盟是我加大地区性公共产品投入，确定对周边的引导力，迈向全球高地的一种必要台阶和一次锻炼机会。也许更紧要在于，中国与东盟在不远的从前有过一段不愉快的历史，至今仍然存在各种分歧与障碍；因此，中国外交能否有效介入这一区域，主动设计和推动建构求同存异、趋利避害的新关系，可视为一大考验。

冷战结束的这二十年，也即中国-东盟关系大发展的这些年，中国外交在促进与东盟关系上,主要有三大“抓手”，即：以全新的安全观念与措施，抚慰存有疑虑的国家；在金融危机的关键时刻施以援手，增进各国对中国的好感；通过深度的经贸自由化、一体化，带动中国与东盟的共生利益。

案例6 运筹台海

台海局势何以在短短数年内发生巨变？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这里只从外交和国际关系角度做些分析。在笔者看来，台湾问题及两岸关系尽管被官方定义为中国的内部事务，但它的的确确涉及到非同寻常的外交和国际关系，涉及中国对外交往中强调的“核心利益”，涉及一系列敏感复杂的战略谋划和大国博弈。这些方面遇到的难题，单纯依靠国台办、福建省等涉台系统和单位，是不可能有效处理的。事实上，从功能上判断，国台办并不具备（譬如说）对美对日交往的权限与能力，不可能在应对诸如美国对台军售、处置台湾的一些中美洲“邦交国”与我关系等问题上，拿出有国际视野与决断力的方案。而这恰恰是外交介入和发挥作用的一个机会，是考验外交智慧与手段高下的一个入口。由此衡量，在最近的不到十年的时段，我们见证了中国当代外交史上值得一书的“创造性介入”，见证了把台海棋子在全球背景下中国崛起的大棋局中运筹帷幄的可喜进程。

依笔者管见，中国外交在台海问题上的“创造性介入”，主要体现为三大步骤：第一步，拒绝依李登辉、陈水扁之流的挑衅采取行动，主动不再强调“统一时间表”，而是把人们的目光及心态引导向“和平发展的两岸关系”的建构上，从而为争取更大的国际支持和主动性奠定基础。与第一步相应的第二步，是有条件地引入“美国因素”，用其利、避其害，使之总体上有利于营造于我有利的国际氛围，有利于降低两岸的军事对峙局面。第三步，是紧随全球经济的步伐，以经贸带动和平，通过积极的“三通”政策，削弱台独势力的根基，用反对挑衅的方式促进两岸的积极和平。

必须承认，这里面仍存在相当多的变数，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并不存在坦途。但我坚信，只要坚持最近这些年开创的方针，两岸关系会有更加美好的前景，中国外交与国际战略来自台湾因素的阻碍与麻烦会逐步减少。

案例7 朝核机制

“六方会谈”是一个建在中国的国际防核扩散平台，是中国第一次主动介入和大力推进的地区多边安全机制。这一机制主要的成功在于：首先，它成功地阻止了外部强国（美国）某些强硬势力以武力解决问题的企图，把世人的注意力始终聚焦在和平与谈判方式上；其次，它部分有效地减缓了朝鲜方面发展核能力、尤其是核武装备的速度，使之日益清楚地意识到一意孤行的巨大代价；第三，通过反复的磨合，中国外交的目标得到清晰彰显，即：朝鲜半岛应当朝着无核化方向迈进，而实现的路径必须是通过和平的、对话的方式，而不能依靠武力的甚至是战争的手段。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实力、谋略与潜能，体现出中国对于周边安全的高度敏感与维护自身利益的坚忍不拔。可以这样判断：只要保持六方会谈这个平台，不让任何一方鲁莽寻衅、弄巧成拙，时间越长对我就越有利；也就是说，美国的传统主宰力将逐渐式微，而中国作为近邻大国的影响力则相应上升。历史地看，六方会谈这种特殊机制，或许成为中国在东北亚地区建立中国引导的安全共同体的前期准备，它也可能成为中国在周边地区逐步确立自己的战略疆域的一个示范样板。

必须承认，这一机制也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于，它只是提供一种对话渠道，依靠各国的自愿合作，而无法强制执行某种措施；它也不能掌控朝鲜与美国这对“冤家”之间的对抗与和解态势，后者经常由于各自国内的政治原因而发生令人猝不及防的突变。在过去的这八年，批评者不无道理地指出，比如，尽管召开了多轮会谈，朝鲜方面的核技术一直在提升中，核爆炸也搞了好几次（而且不时威胁说要继续做核试验）；而美国方面也始终没有实现当初的某些承诺，在外交承认朝鲜、补偿弃核损失等方面，无法让朝鲜彻底下决心放弃作为威慑手段的核研发进程。

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国家，必须对于朝鲜或美国打小算盘过头、损害六方会谈根本目标的可能性有所防范，而迄今为止这方面的手段明显不足。我们必须想清楚，若不辅之以有效的办法，缺乏奖惩分明的标准，中国主导的六方会谈机制可能被逐渐空心化，成为昙花一现的东西；在朝核问题上，“创造性介入”无法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一个不断投入和更新的进程。

案例8 北非撤离

2011年2-3月间中国政府在北非国家利比亚展开的大规模撤侨行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撤离海外中国公民行动。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它预示着，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到来之际，中国海外利益的重要性凸显到新的重要分界点，中国政府和民众对于海外利益的重视达到新的程度，中国军事力量、商务力量和外交力量相关保护手段发展新阶段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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