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诗兰黛系列价格:重塑国际评级新体系势在必行（国际视野）

《 人民日报 》（ 2011年08月24日   23 版）

2011年7月28日，西班牙马德里，民众自发集会谴责评级机构在不同国家的债务中存在投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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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评级机构想要抗衡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的垄断绝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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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曾这样评论道：“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有时候，两者力量说不上谁更大。”尽管这是一种调侃说法，但加强对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的监管，并尽快建立客观、公正、合理的国际信用评级新体系的确势在必行。
做大做强
关建中
信用社会化和信用全球化正在加速中国信用关系融入社会再生产全过程，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不仅需要预警国内的信用风险，而且还必须运用评级话语权通过向世界传递正确的评级信息，引导国际资本的合理流动，保障世界最重要经济体的发展有一个良好的国际宏观经济环境。因此，推动建立一个体现信用经济发展本质要求和评级规律的国内及国际评级体系是保障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必备条件。要尽快做大做强中国的评级机构，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明确我国评级机构做大做强的思路，指导中国信用体系改革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汲取国际信用评级模式的经验教训，把握信用经济和信用评级发展规律，以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拥有国际评级话语权为目的，以本土非国有控股的自主品牌评级机构为主导，以评级质量分配市场和有限特许经营、可控竞争为导向，以优先统一监管、做大市场、做强本土机构为发展路线，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信用评级体系。
二、确立信用评级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把支持本土优秀评级机构做大做强纳入国家战略。改变我国评级业多头管理的格局，组成统一、独立、超越部门利益的评级管理机构，围绕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确立中国在世界评级新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制定评级规划和实施方案，协调各方关系，调动各种资源，采用最有力的措施，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国家主导国际评级话语权的战略目标。如支持能够为国际市场认可的本土评级机构，从政策和业务等多方面予以扶持，使其在短期内集聚起进入国际评级市场的资本实力，从机构、人员到技术等方面进行全球布局，快速形成由中国主导的新型国际评级体系架构。
三、重视非国有本土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和主导地位的建立，通过一系列扶持政策促进本土自主品牌评级机构做大做强。一方面要在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实施过程中广泛使用评级信息，使本土评级机构具有内生资本的能量和潜力。如政府在经济、金融、投资、监管决策中率先使用评级信息；另一方面要通过建立国家系统性信用风险防范和信息安全体系，形成支持本土评级机构迅速做大做强的扶持发展机制。如规定由本土评级机构对指定的国家重点企业和投资项目进行信用评级。唯此，本土评级机构在评级市场发展中发挥控制、引导、带动和规范作用，在行业结构中处于支柱、骨干地位，在市场竞争中有明显的效益优势。
四、本土评级机构应以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为使命，忠实地履行公共责任。中国评级机构应从信用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中确立自己的历史方位和发展目标，把履行好社会公共责任作为自身的最大利益，勇敢地承担起历史责任。同时，要全方位提升自身素质，使其有能力提供高品质的信用信息。
当前，我国已具备了做大做强自己的评级机构和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的有利条件。一是胡锦涛主席在2010年6月27日二十国集团多伦多峰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指出，“要制定客观、公正、合理、统一的主权信用评级方法和标准”，为中国评级机构发展指明了方向；二是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地位，以及第二经济大国、巨大资本市场，为中国积极影响国际评级体系奠定了强大物质基础；三是中国评级机构已经在国际评级市场建立起相当的优势，所创新的评级思想、理论、标准、方法和模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为实施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这一国家战略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总之，后危机时代，中国应当牢牢把握出现的国际评级格局变革的难得历史机遇，把中国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作为国家战略，遵循信用评级客观规律，把信用信息使用与国家行政职能相结合，通过政策与制度性安排，发展壮大中国评级市场，支持中国本土评级机构在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迅速做大做强，以独立的形象和强大的专业实力登上国际评级舞台，在国际信用评级体系改革中发挥主导性作用。
（作者为大公国际资信评级有限公司董事长）
美国
角力游戏
本报驻美国记者  温  宪
美国白宫与国会关于债务上限的较量恰似挤破了一个脓包，一些平时被掩盖的制度性污秽因此暴露出来。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标普对美国主权信用的降级宣布初看颇有“大义灭亲”之感，细察便感有些异味：这实际上是奥巴马政府与三大评级机构间数年来不断角力的继续。
2009年，奥巴马政府接手了一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烂摊子。在收拾局面时，奥巴马政府深感对华尔街金融大鳄们严加管束的必要性，其中包括对评级机构的严管。奥巴马政府认为，包括标普、穆迪和惠誉在内的评级机构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主要肇事者，这些评级机构未能有效对次级抵押贷款的乱象发出警告，在抵押贷款泡沫高峰期对可疑的投资产品随意授予评级的行为助长了危机的恶化。
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得出结论称，主要信贷评级机构“是金融系统崩溃的主要推动者”，金融系统对信贷评级过分依赖，并将其视为毋庸置疑的投资风险衡量标准。危机前，三大评级机构帮助抵押贷款相关证券产品大肆卖空，而在之后它们所出具的调降评级造成了“跨越多个市场的破坏性后果”。
2010年7月21日，奥巴马总统签署了《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以下简称“多德法案”）。这一法案要求美国所有联邦机构“去除法规中一切涉及，或依赖信用评级的条款，并以相应的信用信誉标准为替代”。此前，美国法律给予了评级机构很大的豁免权，如美国《1933年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律师、会计师、评估师、承销商等须对其在发行登记文件中的重大不实陈述承担法律责任，但信用评级机构却不在此列，即使信用评级机构的某些行为触犯了证券法，也可以被免予起诉。这一新的法案废除了以往为美国评级机构提供的“安全港湾”，从而给评级机构以重大打击。
奥巴马政府抛出的“多德法案”让三大评级机构“非常紧张”。惠誉评级首席执行官乔伊特为此专门发表公开信，称对这一法案有着“根本性担忧”。根据“多德法案”，此前《公平披露法规》中给予信用评级机构默认豁免权将被取消，但乔伊特坚持认为，虽然对评级机构豁免权的删除意味着评级机构要同《公平披露法规》规定下的其他实体受到同样的待遇，但惠誉并不认为评级机构在《公平披露法规》禁令监管的范围之内。
专家指出，美国评级机构的弊端颇有积重难返之势，且呈一团乱麻状，牵一发而动全身。人们都知道评级机构有病，但各种利益交织，诊治起来竟盘根错节，难有下手之处。
“多德法案”要求美国所有联邦机构应从数十项监管要求中消除对评级机构信贷评价的引用，包括了要求银行和企业必须依赖评级机构评价来发行债券和设定资本水平的条文。一直试图遏制评级机构对金融行业影响力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夏皮罗曾信誓旦旦地说：“我相信这些规则将会提供适当以及可操作的信贷评级替代选择。”
然而，一年多时间过去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誓言难以兑现。评级机构在国际金融界各领域广泛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早已根深蒂固。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正如投资者无法一夜之间摆脱信用评级一样，政府要想从规章制度中把信用评级一脚踢开完全不切实际。评级机构的影响力早已渗入全球金融机构的骨髓里。例如，银行如果不使用信用评级，它们就很难与使用评级的国外银行抗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投资家朱尔斯·克罗尔2010年成立了“克罗尔证券评级公司”，试图给投资者提供一种新的评级选择。然而克罗尔发现，投资者在对他的公司进行投资之前，还要求他必须具有评级三巨头之一出具的评级。
不仅如此，评级机构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向美国政府发难。2010年10月，标普首次威胁将降低美国主权债务评级，美国不少公众舆论认为，标普意在“将评级作为政治武器，试图以此逃避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责任，试图逃避对其监管，还试图操纵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美国舆论注意到，近日多名美国共和党2012年总统候选人抓住标普降级大做文章；茶党领袖人物、众议员巴克曼要求奥巴马总统将财长盖特纳解职，并向国会提交一份平衡预算计划。
面对此情此景，奥巴马政府骑虎难下。有着诸多弊端的评级机构恰如吸毒一样，毒瘾难戒，替代物更加难寻。日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已决定详细审查标普在下调美国长期政府债务评级时使用的数学模型，还将审查标普哪些员工提前知道此次下调评级的信息。此举无疑具有敲山震虎之势，但能否就此令评级机构巨头规规矩矩，却很难说。只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不过是奥巴马政府与评级机构间角力的续集。
重点建设
景学成
我国信用评级机构起步较晚，并一直处于反复调整的颠簸发展阶段，基础相对薄弱，依靠设立简单的信誉评级委员会维持其自身发展，尚无统一行业标准，也无统一的行业监管机构。一段时间以来，我国资本市场蓬勃发展，而评级机构的发展却满足不了资本市场发展的需要，几乎听不到评级机构的声音。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需要评级机构的长足发展和广泛参与，为市场建立良好的信用体系，培育客户的信誉理念，提高投资者的风险理念，降低投资风险，维护市场秩序。未来，我国需要着重建立国际和国内两类信用评级机构。
国际评级机构应主要参与国际信用评级的认定，如主权债务市场是一个全球性的市场，中国外汇储备投资海外不可避免地涉及主权国家的风险评级与主权债券的评级业务，我国也需要有自己的评级机构参与其中。今年2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召开的“东盟10+3”亚洲债券市场论坛第三次会议上，与会嘉宾共同讨论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信用评级体系，以解决区域内跨境投资和债券发行的评级需要，我国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负责人也参与了这次会议。
此外，我们还可在二十国集团（G20）的基础上，推动联合欧盟、东盟以及南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全球信用评级机构，目的是建立起一个与原有信用评级体系不同的国际评级机构。这样做有助于我国信用评级机构加快国际化步伐，为国际金融市场发展做出贡献。
如果说美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规模造就了穆迪、标普和惠誉三大评级机构，那么，中国资本市场今后几十年高速发展将为中国本土的信用评级机构提供巨大的发展空间。美国三大评级机构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影响力，最为重要的，是因为它们此前的客观、公正、分析标准和专业数据获得了市场的广泛认可。
目前，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国内评级机构欠缺独立品格，成为地方政府与上市公司的附庸，一如许多中介咨询机构的角色。很多公司为了拿到业务而不得不放弃公正性，甚至不惜失去公正性。中国的信用评级机构最欠缺构建公信力所需要的独立与诚信。我国的信用评级机构要想长远发展，也必须展开独立性建设，从而取得金融市场投资者的认可。
中国的评级机构除应由国内民间机构组建外，为了解决人才问题，也可由金融机构的相关部分重组，如央行的征信系统，深圳、上海交易所以及大银行、大型证券公司等具备信用风险和控制分析的团队。此外，国内评级机构也可以同国外评级机构以合资形式组建评级机构。
最后，评级机构的技术和标准也需要规范和磨练。从评级技术上而言，国内的评级机构欠缺独立发展能力。中国评级市场具有信用评级资格的机构共5家，有4家已被三巨头以参股或签署技术服务协议的方式占有。也就是说，中国采用的是类似于日本的道路，表面上是本国的机构评级，实级上神经中枢在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在专业能力提升上，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长期积累。
（作者为和谐战略研究联盟理事长、原央行研究局副局长）
欧盟
自立门户
本报驻比利时记者  张  亮
近年来，屡屡深受美国三大评级机构之苦的欧盟国家已提出旨在加强监管国际评级机构的立法建议，并开始着手筹建欧洲自己的信用评级机构。
当然，标普调降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只是引爆此次全球股灾的一根导火索，根本上则是欧美双重债务危机使然，投资者对大西洋两岸当局化解危机的政治意愿和能力失去信心，进而担忧世界经济将因此而再次滑向衰退。而对欧盟国家来说，由标普公司催化的这场全球股灾犹如给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火上浇油，意大利和西班牙被进一步推到危机的风口浪尖上，市场甚至担忧有向法国传染的潜在风险。难怪欧洲国家政府和民众对评级机构更加怨声载道。
其实，欧盟国家特别是“欧猪五国”与标普、穆迪和惠誉这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恩怨”由来已久。2009年底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前，以“危机预言者”自居的国际评级机构没有一家发出预警。反倒是在危机发生后，三大评级机构频频调降希腊国债的评级，在希腊债务危机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随后，三大评级机构又在一些关键节点上不断向欧元区其他问题国家“落井下石”，导致这些国家的融资成本节节飙升以至不堪重负，爱尔兰和葡萄牙在短短几个月内相继“倒下”，并开始向西班牙和意大利蔓延……尽管这些国家陷入债务危机本质上是出自其自身原因，但欧洲一些专家认为，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对危机的放大效应不能低估。
欧盟终于忍无可忍。今年7月初，欧盟方面集中火力向三大国际评级机构齐声讨伐。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指责说，穆迪公司在葡萄牙得到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后便下调其评级，助长了金融市场的投机势力，具有明显的“反欧洲”倾向。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抨击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是“寡头垄断”。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也呼吁要打破由几家评级“寡头垄断”的现状，寻求公正的评级。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则干脆来了个“先发制人”，不久前曾下令查抄了国际评级机构在意大利的办公室。
为打破现有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垄断，希望建立“欧姓”信用评级机构的呼声日益升高。目前欧盟内部正在组织专家就此进行研究，着手自立门户，并可望在未来几个月内提出可行性建议报告。据一位参与人士透露，规划中的欧洲评级机构耗资3亿欧元，由20多家大型私营公司共同出资，最快可以在明年建成。不过，有专家指出，欧洲组建评级机构并不难，但要将其逐步打造成具有公信力、获得客户和市场认可，并能与标普、穆迪和惠誉三巨头相竞争和抗衡的评级机构并非易事，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与此同时，如何加强对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监管早已提上欧盟的日程。现已提出的建议条例主要包括：强制要求评级机构在公布主权评级调整前必须披露其所使用的数据及相关分析报告，以增加透明度和判定数据的准确度；在发现评级机构的评级有疏漏和违规后，允许投资者向法庭起诉评级机构，让其承担应有责任；禁止评级机构对接收金融援助的欧元区国家进行信用评级；在欧盟内开展业务的信用评级机构须向欧洲证券与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领取欧盟“牌照”，并接受其监管；鼓励投资者和市场加强自主评估，减少对评级机构信用评级的依赖，甚至有可能撤销一些信用评级的参考功能……待监管条例正式敲定后，将提交欧洲议会审议通过，成为必须遵守执行的法案。欧元集团主席、卢森堡首相容克表示，有必要更好地监管信用评级机构，这是一件非常紧迫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