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仕嘉木桶北京实体店:中国观察——夹缝中的新闻发言人

"黄埔一期"发言人今何在？
新闻中心-中国网 news.china.com.cn　　时间： 2011-08-22　　责任编辑: 法律人
雷人雷语引争议 中国新闻发言人遭遇"七年之痒"

发布会结束后，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被记者包围。资料图片

●无可奉告型
●大包大揽型
●照本宣科型
●自我辩护型
●报喜不报忧型
●恼羞成怒型
●感情错位型
发言人、主持人、时评人，这是当下三种特殊的群体。无论是正面和负面的社会意见，无论宏大或细微的新闻事件，无论甜酸苦辣的生活话题，都会听到他们的声音。发言人、主持人、时评人不仅是新闻事件的旁观者、点评者，更是参与者，他们的学识、素养、口才乃至说话的方式，会成为一段时间的新闻事件。从小处说，他们代表着公众判断、民心民意；从大处说，他们代表着政府的文化立场、国家的文化形象。 ——编者
这些天故宫博物院的新闻发言人冯乃恩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手机更是从早到晚响个不停，都是要求采访的电话和短信，网络上的各种评论也让他寝食难安。
不管你信不信，最近一个时期在公众中流行的两句口头禅“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这是一个奇迹”居然都来自于中国最早培训的号称“黄埔一期”的资深发言人、铁道部的新闻发言人王勇平。
“应该说在当时的舆论氛围下，一个新闻发言人能够不回避，能够坦然面对记者前所未有的逼问，没有怒发冲冠离席而去，已经相当不错了。然而由于缺乏媒体的从业经验和传播素养，也犯了一个资深发言人不该犯的低级错误，没有体现发言人在媒体和公众之间的桥梁作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史安斌，算得上王勇平的老师，作为2003年国务院新闻办主办的“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的主讲教授，对于新闻发言人在中国的困境，他心知肚明，王勇平绝不是个例，正是目前中国发言人现状的集中体现。
从整体上看，我国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基本建立起来了，去年我国仅中央和省级政府新闻会就达到1700多场，这在世界上也属罕见。与过去相比，我们的新闻发言人整体水平不断提高，但是从中国的媒体变局来看，要走的路显然还很长。
1. 新闻发言人为什么总引发争议？
他们的一言一行经常成为报纸的头条，但他们也时常会卷入舆论的漩涡，遭来广泛的质疑；他们是信息的传播者，却也是信息的过滤器。他们有时是消防员救火队，有时却是适得其反火上浇油。职业要求他们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然而他们却总犯一些低级错误。这就是中国的新闻发言人。
有好事者将中国的发言人进行了简单的归类。
无可奉告型：虽然是部门或企业的发言人，但往往一问三不知。对政策对状况都不清楚。本来新闻发言人突破了以往官员“训诫”式的角色定位，通过与记者进行平等对话,能够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传播效果，但事与愿违，很多新闻发言人面对记者的提问都是三缄其口，口头禅都是“无可奉告”。2010年4月，重庆市政府新闻办主任表示，如果新闻发言人说“无可奉告”，将追究责任。
大包大揽型：在中国的体制下，新闻发言人知道的东西有限，并非事事清楚，有的发言人错误地认为，出了什么事情自己的任务就是去堵枪眼，去转移视线，去替人受过，大包大揽，什么责任都自己扛，有着“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奉献精神。但事实上，“牺牲小我”并不能“成就大我”，而往往是一损俱损。有辨识力和媒介素养的公众，可以区分发言人个人的失误与其所代表的团体的“口径”。
照本宣科型：事先准备好台词，不分场合不分对象照本宣科。比如前不久央视连线抗洪前线，面对主持人关于决口有多大、群众转移情况的询问，江西防总办副主任平其俊充耳不闻，先后介绍了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国家防总秘书长、水利部副部长、江西省防总副总指挥的重要指示。其间主持人两次打断、再三询问，平其俊依旧对着事先准备好的稿件大念特念，可谓以不变应万变。
自我辩护型：譬如前段时间闹得轰轰烈烈的霸王洗发水的“二恶烷”事件，发言人一直强调二恶烷是整个行业都存在的现象，并非“霸王”独有。而实际上公众所关心的只是对消费者构成何种危害，他们并不关心行业里的种种“潜规则”。“霸王”的这种表态，忽视了对消费者权益的考虑，只是一味地撇清干系，难怪会一波不平一波又起。
报喜不报忧型：这是大多数单位的习惯做法。碰到自己需要宣传的好事就大书特书，而记者一问起负面新闻就面露难色，推三阻四，冷若冰霜，甚至视媒体为大敌，抱怨记者嗅觉敏锐，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恼羞成怒型：当一名记者问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某省政协主席怎么看待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时，这位委员先是说：“很遗憾，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在记者的追问下，他竟反问记者：“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的财产？那些企业老板的利润为什么不向工人公布？”类似这样的恼羞成怒如“你是哪个单位的”、“你在替谁说话”，我们也经常听到。
感情错位型：有的新闻发言人本末倒置，不以人为本，在重大伤亡现场不首先发布人员的伤亡，而是夸夸其谈救援人员的英勇行为。还有的发言人面对火灾、矿难等重大事故时，喜形于色，大谈由于领导重视措施得利，局面已得到基本控制，没有表现出起码的悲天悯人。
总之，越来越多的新闻发言人在发布新闻时也成为新闻的制造者，他们的雷人雷语也被广泛传播。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童兵认为，在中国从事新闻发言人是需要勇气与智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于２００８年５月１日实行，许多地方都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但由于缺乏系统的培训与实践，新闻发言人大多如履薄冰。很多地方新闻发布也只是形象工程，发言人名单和电话是公布了，但并无后续，甚至新闻发言人成为了某些政府官员拒绝媒体采访的盾牌。
2. 今天的新闻发言人比过去更难当吗？
有专家认为，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新闻发言人知道的永远不会比网民更多。面对持有广角镜、放大镜和显微镜的网民，一些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反而成了“信息弱势群体”、“知情有限公司”。
史安斌并不这样认为，“在欧美国家的政治体制中，政府新闻发言人往往被允许列席最高级别的决策会议，对相关信息和决策过程有着清晰和准确的把握。他们一般都具有丰富的媒体从业经验，了解如何与媒体和公众进行有效沟通。但在我国，新闻发言人往往被定为某个特定的官阶或职位，他不一定能够了解全面的信息。如果新闻发言人成为‘信息弱势群体’，看起来‘不比网民了解的多’，主要是体制的束缚”。
童兵说，“虽然网民有各种渠道搜集信息，但网民掌握的信息与新闻发言人掌握的第一手的信息还是有区别的，政府本身就是最权威的信息来源，新闻发言人掌握的是内情，网络的信息还需要辨别真假，而新闻发言人的信息应该是权威的。从信息的质量上看，他们不是弱势群体。”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君超认为，网络确实使新闻发言人面临极大挑战，而且微博用户通过互相“关注”、“转发”、“目标推送”，可以实现“所有人面向所有人”传播模式下的“协作传播”，从而挖掘或逼近事实真相。在这种情况下，发言人如果不告知真相就会漏洞百出。
也有专家认为，发言人代表某一国家、集团、部门、企业的利益，他们的“脑袋并不完全长在自己的肩上”。王君超认为，这并不是说，发言人完全没有自我发挥的空间。恰恰相反，发言人如果在每一场发布会前，都能明确这样一个观点，即召开发布会的目的不仅是“救火”，更重要的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那么，在确立“口径”、发布信息时就会实事求是，使发布会取得较为理想的传播效果，受到公众的欢迎，这其实也是最大程度地维护了其所代表的部门利益。
在正常的情况下，新闻发言人的工作是按部就班的，而且有的发言人也做得不错，但一旦遇到危机和突发事件，一切仿佛就打回了原样。史安斌认为好的新闻发言人应该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忠实说，迅速说，首先说”。另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寻求部门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点，制造社会共识，而不是引发官民对立。
有的发言人认为说什么不说什么并不由自己决定。但新闻发言人虽然改变不了事实，却可以做到“不知道的不说，不清楚的慎说，没有把握的不乱说，必须说的好好说”，作为沟通政府与公众的桥梁，新闻发言人在避免对立、减少摩擦、消除误解、传递诚意方面是大有作为的。
童兵认为，能否做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检验一个新闻发言人是否真诚的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标杆。有时善意的谎言也是谎言。同时作为一个新闻发言人首先要搞明白自己发布的对象是谁，表面上看是记者，其实记者是代表民众来发问的，对于发言人而言，记者的提问没有刁钻和不刁钻的，只有好回答和不好回答的，新闻也没有负面的正面的，都是客观发生的。一些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居然公布什么记者的黑名单，完全是不明智的举动。不要低估受众的理解力，不要回避明显的焦点和问题，如果一般民众可以看出来的问题，发言人应该更熟悉更明白。
3. 新闻发言人依然是稀缺资源
人民网成立了一个新闻发言人俱乐部。负责人杜登斌告诉记者，相对于政府的新闻发言人来讲，企业更需要自己的发言人，因为对于政府的一些报道还容易统一，但对于处于危机中的企业来说，一着不慎就是满盘皆输。今年3月以来，双汇集团因为瘦肉精的问题遭遇到了极大的危机，此时人们才发现，这么庞大的公司长期以来竟然没有一个正式的新闻发言人。
据美国全国政府传播者协会估计，美国各级政府大约有4万名新闻发言人，同时稍有规模的企业都会设立专职的新闻发言人，即使是十来个人的小企业也会有兼职的新闻发言人。据杜登斌他们调查，380多家跨国公司中基本上已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达到了80%，而在国内，100多家央企真正建立企业发言人制度的不到一半。而对于民营企业，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不足1/5。这样一旦出现了危机事件，临时抱佛脚，显然就只能疲于应付了。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评认为，在涉及大型国企的公共批评事件中，所涉机构的表现都不及格。
目前我国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大体上有三种来源：一是主管领导，如有的地方要求出任新闻发言人的必须是该部门的“二把手”；二是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的“总管式”人物；三是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其中第二类人选是各级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最主要的来源。选择以上三类人员从总体上说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也基本能够满足现阶段对新闻发言人的要求。但从长远看，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这三类人员大都是官员出身，鲜有媒体的实际工作经验，往往刚刚培训出来，干了没两年，就提拔了，转岗了，这样又要从零开始。
这些年新闻发言人的培训非常多，经常是培训到哪里，哪里的新闻发布制度就可以建立起来。可是在中国他们依然是稀缺资源。值得忧虑的是，有许多的书籍、有许多的讲座传播的都是新闻发言人的应对之策、推诿之术，王君超认为如果说发布会有军规的话，那么最大的一条就是：真相第一，技巧第二。发布会的社会效果，永远只服从于一个原则，那就是：尊重事实，告知真相。一场虚假的言不由衷的发布会，无论包装得如何堂皇，无论取得如何立竿见影的瞬间效果，都只能是浮云。
“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公安部的新闻发言人武和平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自己的职业。的确，作为新闻发言人，应该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感到骄傲，这是一个能够让信息更加透明，让公众了解到更多真相的工作。
8月3日，中央印发了《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强调了及时回应社会关切问题。如果说2003年非典危机是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起点，那么2011年应成为中国政府新闻制度建设的重要拐点。
“黄埔一期”发言人仕途轨迹 发言人表现无关升迁
“7·23”动车事故发生尚未满月，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离任，将远赴波兰，一度惊涛骇浪的民间批评骤然部分转向，透出依依惜别的意思。
7年多前，作为中国新闻发言人“黄埔一期”的学员，王勇平和王旭明、武和平、毛群安等坐在教室里，模拟新闻发布会上的各种最棘手的突发状况。
“黄埔”一别，转眼7年光阴，这批兼职发言人置身于镁光灯下，亲身见证了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发展的学员们留下了各自的仕途轨迹。
在王勇平以沉默告别的转身中，他们定格成为这幅画面的背景。
岗前培训
培训第一步“开口”
对新闻发言人培训的第一步就是要让他们开口，把学员脑子里固有的官场理念：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沉默是金、言多必失……打成捆，扔出去。
2003年8月，地坛医院的“生命走廊”上，北京最后一批康复的“非典”患者与亲人相拥。同这些成功抗击病毒的人们一样，中国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迎来了新生。
现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教授当时刚从美国回清华执教，与清华同事李希光、董关鹏等教授一道正忙于国务院新闻办组织的面向外宣工作者进行“全球传播高层研讨班”的教学工作。“非典”结束后得到通知，国新办要启动全国第一批政府新闻发言人的培训工作，全面建立和推进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建设，要“以培(训)带建(设)”。
首期培训班学员包括王勇平等来自66个部委和地方的100多位新闻发言人，开班时，究竟由哪一级别的官员来担任新闻发言人仍未最后决定，现任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等人当时就以“后备力量”身份参加培训。
这个被称为“黄埔一期”的培训班为期不过5天，在史安斌看来有点“扫盲班”的意味。台下坐着的这些学员们，对于媒体和传播几乎没有概念，相当一部分人从未面对过镜头。
“第一步就是要让他们开口。”史安斌的最大目标是把台下这些学员脑子里固有的官场理念：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沉默是金、言多必失……打成捆，扔出去。
当时的课程设置共五个模块：领导讲方针政策；专家讲新闻传播理论和策略；资深记者白岩松、敬一丹等还有国外媒体从业者讲记者和新闻发言人之间如何互动；资深发言人，如孔泉和刘建超等传授经验；最后是模拟演练，由记者提问，新闻发言人回答，专家点评。精挑细选的学员加之强大的师资，被称为新闻发布的国家队。
当时班里比较活跃的有武和平、王旭明、毛群安。同他们相比，王勇平给史安斌留下的印象并不深，只是“见人爱微笑”。
“你们从事的是一项有风险的职业。”史安斌告诉学生。
带着老师的这句话，“黄埔一期”们经历了各不相同的仕途人生。
低调转岗
不打官腔成为个性
新闻发言人的“个性”指的不是脾气性格，而是作为官员的新闻发言人，在记者面前直抒胸臆，说话时不打官腔。
“黄埔一期”有“二王”，即教育部的王旭明和铁道部的王勇平，被归类到“有个性”的新闻发言人之列。
强调大学生要转变就业观念而在新闻发布会上抛出“大学生养猪论”；宣传国家资助困难学生政策抛出“媒体无知论”；批范跑跑“人可以不崇高，但不可以无耻”，王旭明发布新闻时，自己也成了新闻。
对此，王旭明认为，他希望把枯燥的政策转化成一个大众流行的文化形态说出来。“在这些引发媒体哗然的背后，国家的政策实现了更大范围的宣传。”
王勇平擅长诗歌散文写作并爱好书法，“他是温和的、文雅的，几乎不发脾气”，一名与王勇平相识的铁路人士说。常与他接触的记者也多有类似评价，日常采访遭围堵，他会答完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截至动车事故发布会之前，王勇平给人最深的印象是“和善”。
风格迥异，却被归为一类，他们的老师史安斌认为民间所称的新闻发言人的“个性”指的不是脾气性格，而是作为官员的新闻发言人，在记者面前直抒胸臆，说话时不打官腔。
仅这一点，在大部分新闻发言人还停留在官员固有的话语体系中的时候，“二王”的表现成了个性。
2008年7月，王旭明在担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5年后突然卸任，调任语文出版社社长。
此后一年他出版的书里，卸任的一天被比作都德的《最后一课》。后记中充满纠结：“望着语文出版社窗外那摇曳的老槐，听着叽叽喳喳传来的自在鸟鸣声，难掩心中复杂之情，百感交集。”
行将赴任之际，王旭明对一位记者说：“我是很傻，但我还没有傻到对官场基本运行规则还不了解的地步。但是选择了这个位置，就不能只讲官话。”
对王勇平在动车事故发布会上的表现，王旭明给老同学写了一封长达6000多字的公开信，指出他作为新闻发言人在发布会中存在的问题。8月，王勇平卸任。“二王”都成了新闻发言人群体的“槛外人”。
“我不想再和媒体接触了。我只想过安定的生活，负起自己的责任。”
王勇平卸任后，对想要采访的记者说。
固守阵地
首批发言人11人在岗
2004年公布的新闻发言人名单与2010年相比，首批75位新闻发言人中仍守在这一岗位的有11人。
将去年年底国务院各有关部门新闻发言人名单与2004年首批75位新闻发言人名单对比，7年之后，仍然守在新闻发言人岗位的有11人，占比不到两成。
主要包括国家计生委于学军、国家体育总局张海峰、国家宗教事务局郭伟、南水北调办公室蒋旭光等。
这些新闻发言人所在的部门大多与大众沟通并不多，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次数较少。
有媒体报道称，通过有关检索，发现部分新闻发言人鲜有以这一身份向公众传递出相关部门的声音。其中就包括在这一岗位上坚守8年的南水北调办公室新闻发言人蒋旭光等，他们的职务过半没有改变。
对坚守至今的国家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史安斌认为他的声望正来源于时间的历练，从部门工作以及媒体素养、传播素养方面都得到丰富的积淀。比如，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黄毅作为新闻发言人来到人民网，与网友“面对面”，面对网友尖锐的提问，黄毅给出了详实的回答。在这次网络访谈中，公开表示，温州动车事故不是天灾，而是一起特别重大的铁路交通运输事故。此外还就“35人红线”的坊间传闻正式回应，用事故分级的具体做法否认了这一说法。当天，国家安监总局还在人民网开通了微博。在坚守新闻发言人岗位的同时，黄毅也获得了提升。2004年他的职务是政策法规司司长，现在他已是该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
获得擢升
发言人表现无关升迁
既然多发言与不发言几乎不影响升迁，官场言多必失的潜规则制约了很多新闻发言人张嘴说话。
第一批新闻发言人中，三成获得提拔，其中5位升至副部长，如民政部原办公厅主任窦玉沛、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主任胡晓义、原国土部办公厅主任王世元、原信产部办公厅主任刘利华，新闻出版总署原办公厅主任孙寿山现为该署副署长。
有媒体统计，第一批新闻发言人中有19位从不发言，还有的发言很少，但不乏擢升者。
分析“黄埔一期”的仕途轨迹，史安斌指出，这些新闻发言人都是兼职，有自己的另外工作主项，实际上擢升与否同新闻发言人工作直接关联不大。这说明新闻发言人工作的好坏并没有作为其政绩的考评指标。因此，新闻发言人发言与否成为一个自选动作。既然多发言与不发言几乎不影响升迁，官场言多必失的潜规则制约了很多新闻发言人张嘴说话。
看到当年学员名单中三成被擢升，史安斌想起“黄埔一期”开班时一位领导在讲话时透露，他们向中央建议，以后提拔任用干部要优先用有新闻发言人经验的。
“随着以‘阳光政治’为主题的党务、政务公开的稳步推进，各级政府部门的领导必然会更多地置身于镁光灯下。”史安斌说，他们会更接近媒体。“担任一段时间的新闻发言人，经过媒体和公众的考验，对官员的政治生涯有好处。”但反过来说，史安斌认为由官员兼任新闻发言人，是我国特有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设计，也存在与生俱来的弊端。这一弊端在动车事故的新闻发布工作中被放大。史安斌认为，下一步的关键是政府新闻发言人从中国特色的“官职本位”转型为国际通行的“专业本位”。（记者张然）
身处夹缝 新闻发言人难做
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发言人不发言问题在制度

7月24日晚，铁道部原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动车事故发布会现场独力面对数十名记者。新闻发言人被认为是一个“高危岗位”。图/CFP

王勇平离职，王旭明却成了新闻焦点。各路媒体蜂拥而至，把他的语文出版社社长办公室塞得满满当当。8年前，他们都是中国新闻发言人“黄埔一期”培训班的一员，因个性鲜明被媒体并称为新闻发言人中的“二王”。早于王勇平离开这个“有风险”岗位的王旭明，最终却因为一封长达6000字、直指铁道部新闻发布会种种问题的公开信再次与王勇平联系在一起。
关于温州动车事故，关于老友王勇平，关于新闻发言人及这个起步不久的制度，自称“真心热爱新闻发言人事业”的王旭明有话要说。
以后我的墓志铭会写：这里长眠着一个真心热爱新闻发言人事业的人。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王旭明
【关于公开信】
想利用这个机会进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大普及
京华时报：你跟王勇平是朋友，给他写信为什么不直接邮寄？
王旭明：这是一封公开信，与其说是写给王勇平的，不如说是写给公众的。
京华时报：你想通过这封信传达什么？
王旭明：想利用这个机会，对全国的公众包括对媒体进行关于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大普及。30多年前，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给光明日报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封信被层层转，最后转给邓小平，然后全国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当然我的这封信没有那么大的作用，但我想利用这个机会。
京华时报：你觉得动车事故发布会以后是个时机？
王旭明：可以说天赐良机。如果没有动车事故的由头，想要宣传新闻发言人制度和新闻发言人，公众肯定不爱听。没有动车事故，没有王勇平，讲新闻发言人的理论更不可能。
京华时报：有没有想过，发这封公开信的时候，在这个时间点上会产生的效应？
王旭明：发了这封信以后我想到了可能引起轰动，但没想到有这么大的轰动。出乎我的意料。
京华时报：当时是什么心情？
王旭明：我心里还是很高兴的，倒不是对我本人怎么样，公众能有这样的大讨论，关于新闻发言人，我们总要有个标准，不能都是在批评，应该怎么做，应该有思考。
【关于王勇平离职】
如果这个决定导致新闻发言人不再面对公众，则会造成倒退
京华时报：你公开指出了你认为王勇平作为一个新闻发言人不该出现的问题，
你觉得这些问题源于什么？
王旭明：有些优秀的新闻发言人，干到一定程度脑子就热了，大包大揽，记者你问吧，没有我不知道的。从某种程度讲，这次铁道部新闻发言人就进了这个误区。
京华时报：如何评价王勇平的离开？
王旭明：铁道部新闻发言人这次卸任，按照他们官方的说法是正常的工作调动，但是因为铁道部的这个新闻发布会确实不成功，之后出现这样的变动，公众联想：是不是惩罚？这很正常。但是我宁愿相信铁道部的这次卸任是一次正常的工作调动，而不是惩罚。
京华时报：为什么？
王旭明：如果要惩罚，首先应该惩罚的是该说话的、该在这次危机中挺身而出而没有出现的有关领导。敢于说话，仅仅是没有说好，或者是说错了，那是第二个层次要惩罚的。否则不公平。
京华时报：有人担心王勇平离开会造成新闻发言人不愿意发言，你有这个担心吗？
王旭明：很担心，如果这个决定导致更多的新闻发言人以及背后的领导不再面对公众，不再敢说话，或者永远说正确的废话，则会造成新闻发布制度的倒退。
【关于个性发言人】
优秀的发言人，要形象具体生动感人地传达新闻
京华时报：怎么看待个性化的新闻发言人？
王旭明：我认为新闻发言人大致分两类，一类是合格的，及时、准确、全面、有效传达部门的声音，做到60分。第二个层次是优秀的新闻发言人，还要形象、具体、生动、感人地传达新闻，也就是个性。比如赵启正，就是一位有个性的优秀新闻发言人。
京华时报：你和王勇平都是新闻的发布者，但是常常会成为新闻本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旭明：这也不足为怪，
说明新闻非常贫乏。如果通过新闻发言人个体能够带动起对他所供职部门或者他所说的这件事情的关注，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如果有意识地通过发言人的某句话或者某个表态达到给记者“喂”新闻的目的，更是挺好的。
京华时报：不明白你说的“喂”是什么意思？
王旭明：新闻发言人要处理好跟记者的关系。我常常在想，新闻发言人要做的实际上就是两件事。把好事说好，把不好的事好好说。比如高铁开通，这是好的事情，说好了没有？高铁并不等于高调。有关部门说得太高了，高到是人间奇迹，世界同行都刮目相看。动车事故，不好的事情，有没有好好说？出现了“反正我信了”这些遭到批评的说法。
京华时报：如果部门本身的事情没做好，新闻发言人要怎么说？
王旭明：这时候新闻发言人就会有一种恐惧感。本来没有做好，然后还非让发言人把这个事情说好，这几乎不可能。动车事故也可以看出来，公众不是对新闻发言人不满，而是对部门的不满导致对发言人的质疑。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发言人的恐惧感尤为强烈。
京华时报：如果你在当时的新闻发布会现场，你会怎么做？
王旭明：（这场发布会）本来就不应该开，如果退到最后一步，开了，就说最简单的话，表最沉重的态。
京华时报：你觉得这样是否能够避免舆论的批评？
王旭明：不一定，所以我说了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痛。
【关于发言人制度】
现在对于新闻发言人没有奖惩，所以有些人不愿开口
京华时报：第一批部委新闻发言人近九成已经离开了这个岗位，什么原因？
王旭明：在我们现行体制下，新闻发言人还不是职业化
的行为，还是一个职务化的行为，都是兼职的，所以这种现象就很正常。比如我做新闻发言人的时候是副司局级，那我总要进步啊。我到了正局级的岗位上，必然要告别那个新闻发言人。我希望新闻发言人走向职业化。
京华时报：有专家指出“黄埔一期”担任新闻发言人的官员在内部都有较高的行政级别，但是近年有下降的趋势。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旭明：我们现在对新闻发言人只重视培训，这不够，还应该注重选拔。换句话说，新闻发言人工作不是每一个人经过培养都能合格胜任的。组织部门和人事部门应该树立这样的观点。
京华时报：比如哪些人不适合当新闻发言人？
王旭明：我真的接触过一些新闻发言人，发现他们的问题不是新闻发言人培训能解决得了的，是小学语文没学好。只会打官腔，张嘴就是“我们单位在党委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京华时报：采访中遇到有的部门把新闻发言人的制度作为面对记者的挡箭牌或者说推诿之术，您怎么看？
王旭明：如果没为公开透明服务，反而成为一个绊脚石、拦路虎、一个说辞，这个新闻发言人与其有，还不如没有。
京华时报：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设已经有七八年了，你觉得现在这个制度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王旭明：最大的问题是制度建设偏于宏观。对于新闻发言人的选拔、资质、奖惩没有明确规定。做得不好的要惩罚。比如有的新闻发言人，5年没发言或者很少发言，这样的人就不能提拔。
京华时报：王勇平调离后，有专家期待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出现拐点，你认为这样的拐点指的是什么？
王旭明：最主要的突出问题是要两手抓，一手是敢于说话，继续抓勇气，一手是善于说话，抓智慧。
京华时报：具体怎么抓？王旭明：必须抓制度建设。现在对于新闻发言人没有奖惩，所以有些人不愿开口，没动力提高新闻发言质量。
【关于仕途】
以后我的墓志铭会写：这里长眠着一个真心热爱新闻发言人事业的人
京华时报：你已经离开新闻发言人岗位，为什么还会就新闻发言人制度发言？
王旭明：以后我的墓志铭会写：这里长眠着一个真心热爱新闻发言人事业的人。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第一代新闻发言人大多已经离开了这个岗位，现在我所做的也是一种发言。
京华时报：你依然留恋新闻发言人时光？
王旭明：我对这段过去太留恋、太爱，爱到不能割舍。但经历很多之后，有一种对人生透彻的悟，看得不一样了。我们可能得罪了一些领导，可能失去了某个岗位，失去了晋升的机会，但这些和我们人生的那些感受相比，有那么重要吗？
京华时报：有人说你现在的行政级别虽然比原来高了，但是寂寞了许多，适应现在的生活吗？
王旭明：我愿意尝试多样人生。这里确实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以前是谈公共利益、理想，现在搞企业要谈钱、谈利润——完全风马牛不相干的事情。而且，正如你说，这里非常僻静，“枯藤老树昏鸦、断肠人在天涯”这样的境界。赶上阴天，老槐树就发出沙沙的响声，有一点悲凉，一点凄凉。到了我这个年龄，失落感不能说没有，但确实逐渐淡化了。
京华时报：如果让你再回去当新闻发言人，你会怎么选择？
王旭明：我喜欢挑战。教育部的不愿意了，国防部、铁道部、卫生部、药监局的新闻发言人愿意尝试，这才是挑战。（笑）
>>对话人物
王旭明北京人，1991年进入《中国教育报》做记者，1998年任教育部办公厅新闻处处长，2003年4月任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办公室主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2008年调任语文出版社社长。
作为个性鲜明的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任时曾饱受争议，“中国教育成功论”“教育买衣论”“名校生养猪论”“媒体无知论”流传甚广。
本报记者张然 插图勾犇
媒体称新闻发言人处“夹缝中” 微博时代挑战空前
当动车追尾撞上新闻发言人与媒体生态的脱节，王勇平被卡在了夹缝中。“你想我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以这句话作为终局，这个结尾无疑是开放式的。远赴波兰的王勇平，没能说出来的，到底是什么？
个性成败
新闻发言人应该是个组织的人，包括话语在内都不适宜倾注太多个性色彩。但在目前呆板的官腔中，朴实而略带个性的语言风格会给新闻发言人所代表的部门形象加分。但这种语言的表达必须符合记者和公众的诉求和接受习惯。
“脱口而出”犯低级错误
7月24日夜，“7·23”动车事故首场新闻发布会在温州水心宾馆举行，当王勇平走进电视画面的那一刻，千里之外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史安斌愣了一下。
“在班里多次强调要穿正装，他怎么穿着T恤衫就上去了？”电视机前的史安斌隐隐觉得要出问题。
王勇平是首期中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的学生，史安斌则是主讲教师。
开场白作为新闻发布会的开端非常重要。史安斌在课堂上设计过一个案例，政府发言人做了一个有关出台《网络隐私保护法案》的新闻发布提纲。初稿开头为：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网络隐私安全保护法案》的一些情况。史安斌认为这样的开头过于直白，不能引起听众注意力。他建议改为：大家在上网购物时一定担心过自己的信用卡会不会被盗用，这才有了现在这个《网络隐私保护法案》。这样能从听众亲身体验入手，唤起注意。
电视上的王勇平显然顾不上这些了，他问记者：“你们让我站着说呢？还是坐着说呢？”
“这样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置身于接受‘审判’的地位，不利于心理上的调节。”史安斌评述说。
当年他主讲新闻发言人的传播策略和语言艺术，给学员们提出了一条硬性规定：在新闻发言人上场之前，必须要知道，今天他要回答的最难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围绕这个问题充分了解情况，占有足够的信息。所谓不打无准备之仗。
看到王勇平发“奇迹”和“信不信”两大雷人语，史安斌摇摇头，知道这个学生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些话显然是在没有充足准备之下的“脱口而出”。获救的小女孩和掩埋车头肯定是媒体和公众的关注焦点，但王勇平对此掌握的信息“还不如记者多”。在史安斌看来,电视里的王勇平“犯的绝对是低级错误。”
当年，培训班学员们曾被模拟新闻发布会搞得很紧张。有人模仿问题犀利的记者追问不休。但史安斌安慰学生们：“国内的记者一般不会连续追问发言人，也不会诘问或逼问。”
但在动车上40条生命骤然消逝之后，记者的一连串提问让王勇平乱了方寸。
“黄埔一期”中，不打官腔的学员受到了公众欢迎。史安斌一直坚持认为，新闻发言人应该是个组织的人，包括话语在内都不适宜倾注太多个性色彩。但同时他指出，在目前呆板的官腔中，朴实而略带个性的语言风格会给发言人所代表的部门形象加分。但这种语言的表达必须符合记者和公众的诉求和接受习惯，从而形成社会共识。而王勇平却因为表述问题加剧了官民对立。
制度之重
对内，官员出身的新闻发言人面对行政领导；对外，他们面对媒体及其背后的公众。说什么，怎么说，束缚于领导给出的口径。两方面出现矛盾时，新闻发言人只是领导身边的一个“伴唱”。
发言人易成领导“伴唱”
在史安斌看来，那场“奇怪”的发布会和王勇平的离任，是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遭遇瓶颈的一个典型缩影。
早在8年前，史安斌就预示到了这一天的到来。
2003年过后，国内新闻发言人制度刚刚开始进行设计。在参加制度讨论之际，史安斌提出，应借鉴国外成熟经验，新闻发言人不该是一个官职，而是一个专业职务。他既非一个什么级别的官阶，也不挂靠哪个部门，而应独立出来成立新闻发言人办公室，类似部长办公室之类的单位。这个机构由团队组成，搜集舆情，整合本单位信息。
史安斌特别强调，新闻发言人不能从现任领导中选拔，而应面向有媒体从业经验的人员进行招聘。
当时有人提出，一个没有官阶的陌生人，进入单位内部，怎么了解信息？史安斌建议，像白宫新闻发言人一样，由权威领导进行授权，发言人可以列席所有重要会议。
但讨论的结果，史安斌的制度设计以四字评语终结：“淮橘为枳”。
王勇平的离任让史安斌“痛心不已”，并由此呼吁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拐点：专业化新闻发言人的到来。
现实是，许多身为新闻发言人的学员向史安斌抱怨：受制于官阶，他们根本无法参加单位重大会议，掌握不了核心信息，跟媒体相比甚至成为信息弱势群体。
忙于主业公务，他们无暇顾及媒体素养和传播素养的提高。
对内，作为官员的新闻发言人面对行政领导；对外，他们面对媒体及其背后的公众。说什么，怎么说，束缚于领导给出的口径。两方有矛盾时，新闻发言人只是领导身边的一个“伴唱”。
7月24日夜，当王勇平独自走到台前之际，史安斌感到奇怪。按惯例，中国式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是充当主持人的角色，主角还是参会的部门主管领导。西方的新闻发言人会一个人上场，但背后有强大的团队配合。在他看来，这场发布会是西方的形式，却是王勇平的“独角戏”。
百般思索，史安斌觉得低级错误的根源，出在制度本身。新闻发言人职业化主要有几大好处：具有媒体从业经验的人承担新闻发言人一职除了更专业，还可以节省培训成本。史安斌指出，事实上由于现在的新闻发言人都是兼职，随着仕途升迁，在新闻发言人岗位上流动过快。所以刚培训完一批学员，很快又要换人。
同时新闻发言人背后的团队能够给予新闻发言人足够的信息支撑，最终给公众更翔实的信息。“最重要的，可以避免新闻发言人官僚化。”史安斌说。
众声喧哗
微博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新闻发言人。他们的公共意识空前提高，对新闻发言人有了更严苛的要求。
微博时代的空前挑战
2004年的一天，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正在教室里参加新闻发言人培训。突然推门进来三位记者，一个扛机器，一个打灯光，还有一个手持麦克风。他们径直冲向王旭明，一边自我介绍说是央视的记者，一边把话筒送到他的面前进行采访。记者称他们刚从教育部赶过来。在教育部门前，发现有几十名大学生在静坐，反映学校食堂伙食费上涨，伙食质量下降的问题。据说还有几十所大学的学生会正联名向教育部反映。“你作为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对此如何看待？”王旭明脑子一片空白，慌慌张张地站起来用手遮挡镜头，一边语无伦次地说：“你们不能录……”
这场演练被认为是新闻发言人培训中较为惊心动魄的典型。然而媒体环境的迅速变化，使得当年最难的演练在当今已成了小儿科。面对现实，特别是微博营造的强大场域，王旭明认为现在的新闻发言人更难当。
当“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和“奇迹”在网络中成为人们造句、编段子的原材料，一夜之间成为热词，史安斌觉得，除了内在的机制建设，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导致的全球、全民、全媒的媒介生态变局给当前新闻发言人以及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民间表达的意愿在微博的平台上突然爆发。网络中的意见领袖追求平等，惯于质疑，渴望权威解释又对权威不屑一顾，经常热闹围观，最关键的是他们热衷于发出自己的声音。
史安斌指出，这样的传播中存在“极化”的因素：观点是极端的，信息是极端的，态度是极端的。而这样的传播生态是多年以来信息公开体制积弊爆发以后的结果。
微博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新闻发言人。他们的公共意识空前提高，对新闻发言人有了更严苛的要求。
在史安斌看来，中国新媒体的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几乎同步发展，但新闻发言人自身并没有跟上这种发展的速度。两者严重脱节。
对内是制度困局，对外是特殊的媒介生态环境，狭路相逢，加之王勇平的低级错误，他被死死地卡在了中间。
史安斌明白，内外两重困局的消除并非一日之功。他期望一方面从上到下要给现任的新闻发言人创造更为顺畅的工作机制和理性的传播生态，另一方面要以7·23动车事故新闻发布的经验教训为由头，加快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专业化建设。(记者 张然)
我们需要怎样的新闻发言人？
让新闻发言人敢于说真话才能少犯或不犯低级错误
我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基本建立起来了,新闻发言人整体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但要走的路还很长。他们经常成为报纸的头条,但也时常卷入舆论的漩涡；他们是信息的传播者,却也是信息的过滤器；他们有时是消防员救火队,有时却适得其反火上浇油。职业要求他们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然而他们却总犯一些低级错误。这就是中国的新闻发言人(8月12日《人民日报》)。
近来,在一些突发和重大事件中,越来越多的新闻发言人在发布新闻时成了新闻的制造者,他们的雷人雷语被广泛传播。即便是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身为一个资深发言人,竟也冒出了“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这是一个奇迹”,由此让人不得不思考,新闻发言人为什么常犯一些低级错误?
很明显,党和政府坚持执政为民,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最广大民众的利益。新闻发言人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作为党和政府、新闻传媒以及民众之间相互沟通的桥梁,必须始终将民众的利益摆在首位,准确、及时、权威、务实地发布信息,回应民众的疑问,让党和政府的正确主张得到民众的拥护,让真相跑在谣言的前面,引导舆论向健康的方向发展,让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得到充分保障,更好地汇聚人心、凝聚力量。
然而,只要剖析一下便不难发现,一些新闻发言人之所以没履行好上述职责,根子主要还在体制上。他们发布的内容、掌握的尺度往往取决于上级官员的意志。如果上级官员害怕妨碍稳定,或担心影响政绩,或存在渎职懈职,新闻发言人只能要么不说话,要么说好话,要么说假话,哪里做得好?正如清华大学副教授王君超所言,发布会的社会效果只服从一个原则,即:尊重事实、告知真相,一场虚假的言不由衷的发布会,只能是浮云。
平心而论,许多新闻发言人的素质其实并不低,只是基于体制束缚,极容易陷入“两头受制”的尴尬境地,上级不能违背,民众敷衍不了,留给他们回旋的空间不过展示一下“技巧”而已。一旦过不了关,居高临下的有之,脑羞成怒的有之,自言自语的有之,一点都不奇怪。唯有立法赋予新闻发言人的权利和责任,严厉惩处不正当干预新闻发布的某些官员,让新闻发言人敢于“忠实说,迅速说,首先说”,才能少犯或不犯低级错误。张森林
我们不需要不诚实的发言人 更不需要不出声的发言人

“我反正是信了”，留下一句流行语，在漫天指责声中，王勇平离开了铁道部新闻发言人这一职位。
疑虑来了：离职是不是对他的惩罚？如果是，下一任铁道部发言人，还会这么敢说话吗？
惋惜也来了：王勇平也有优点的，从“黄埔一期”开始坚持了8年，保持着不低的曝光率，敢言且谦和。
莫不是王勇平不该走？莫不是当初期望过高？公众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发言人？
2003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了第一期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被称为新闻发言人的“黄埔一期”。8年过去，包括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内，同期的100多人多数都已离开新闻发言人岗位，坚持下来的王勇平算是另类。
2010年，铁道部召开新闻发布会42次，做客知名网站访谈28次。王勇平作为新闻发言人，保持着铁道部在媒体上的曝光率，也保持着坦诚的形象，赢得的多是赞誉。
这都是在“甬温线7·23特大事故”之前。
“比起很多不发言的发言人，
王勇平要强不知多少倍！”
■新闻观点：王勇平说错了话就应该下去，否则新闻发言人很难有进步，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王旭明（语文出版社社长，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关于铁道部在高铁事故前后新闻发布方面的一些问题，我在公开信里说得很详细，但是这都是业务上的探讨，并不涉及人。
如果说人，那我要说，王勇平先生能够在铁道部做8年新闻发言人，屡屡张口且敢于张口，已经是非常不错了。比起很多不发言的发言人，那要强不知多少倍。
我不愿把这次离职看做一种惩罚。如果是一种惩罚，这8年来，该开新闻发布会、该出来面对公众的更高的领导，要不要罚？在很多情况下，应该讲话的领导和新闻发言人都没有讲话，那该不该罚？
当下，在“不说”和沉默反而成为普遍的时候，我认为，如果处罚，应该处罚那些不说和沉默的。应该让更多的人敢于张嘴，勇敢地走到前台，面对公众。
2004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首次对外公布了国务院62个部委75位新闻发言人的名单和联系电话，此后7年如此，去年还首次公布了党中央13个部门和单位及各地党委新闻发言人名单和联系电话。有记者拨打了其中20个部委的电话，均未联系到新闻发言人。
对于发言人的种种“不在服务区”，公众的关注度很低，远低于官员应答问题时创造的“雷语”所获得的关注。
“故宫都曝出‘N重门’了，还不见院长表态，公众能容忍吗？”
■新闻观点：你说过要两步走，敢张嘴，然后才是张好嘴。现在很多人连第一步都迈不出去，怎么办？
王旭明：当前，不说话的官员还是普遍，不会说话的官员更是普遍，面对这样一个情况，我们还是要首先解决敢张嘴的问题。
我觉得最大的阻力就是，对于敢张嘴缺少制度保障。不张嘴的没有得到批评和惩罚。对于张嘴的，张得好还行，张不好立刻就会受到批评和惩罚。这个不公平。
中央现在已经要求各个部门都设发言人，我觉得光设这么一个人还不够，还得给他们一个任务要求，比如量的要求。就是由制度保障他们能够走到前台来，张开嘴，然后再谈张好嘴的问题。
要使干部都张嘴，这样咱们才能往张好嘴的方向去推动。
我认为对于不张嘴的要批评，要惩罚，要全民讨伐。该说话不说话的，这应当是公众首先不能容忍、不能原谅的。
故宫博物院是个很典型的例子，已经被曝光出“N重门”了，就是不见院长的影子，不见院长一句的表达、表态，院长也没有受到任何批评，甚至社会的批评都不强烈。我觉得这很说明问题，不光是相关领导的问题，包括公众，公众能够容忍不说话的，却不能容忍说不好话的。
新闻发布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部分。根据国新办公布的数据，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门、各省区市党委和政府共举行新闻发布会1876场次，比2009年的数字增加了约14%。
政府信息公开的情况，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0年《中国政府透明度年度报告》来看，参加测评的国务院59个部门仅有8个得分在及格线以上，43个地方政府中也只有13个得分超过及格线。
新闻发言人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桥梁，直接面对公众的呼声，“如履薄冰”的同时，还有施展的空间吗？
“部门工作没做好，让新闻发言人能够说好，那是不可能的事”
■新闻观点：位置特殊、高危险，新闻发言人自身还有施展的空间吗？
王旭明：新闻发言人的职责和权限是有边界的。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部门的工作没有做好的情况下，让新闻发言人能够说好，那是不可能的事。
赵启正先生给我发过一个很有分量的信息，说部门的工作没有做好，发言人就很难当。他说，国外的新闻发言人都带有“恐惧感”，部门的工作越是做得不好，这个新闻发言人的“恐惧感”就越是深。
在部门工作做好的前提下，新闻发言人可以有施展的空间。部门工作做得好，新闻发言人可以把这个好的信号扩大，即使工作产生问题，新闻发言人也可以通过努力把不好的信号缩小。
如果一个部门自己工作没做好，对新闻发言人又不重视不支持，还想让新闻发言人把工作做好，那就是天方夜谭。
但这样就等于说新闻发言人没有可以施展的空间了吗？王勇平卸任带来了五个具体问题，可供思考：准备不充分的新闻发布会开吗？准备不充分的发言人能面对公众吗？新闻发言人的职责和权限是什么？新闻发言人该顶雷吗，怎么顶？比微笑、答非所问、比喻、举例等手段和技巧更重要的是什么？
（怎样算是一个合格的发言人？)我认为就是在第一时间，及时、准确、全面、有效地传达信息，这是合格。而优秀的新闻发言人，在合格的基础上，还要形象、生动、具体、感人地传播信息。
（当下的新闻发言人能做到吗？)正因为非常艰难，所以要努力啊。新闻发言人是一个新兴的职业，这些标准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做到、做好的。
（公众应该对发言人宽容些吗？）我不是很赞同对发言人要宽容这样一个说法。因为发言人是一种职业，我们能要求对某些职业宽容吗？我希望我们国家的新闻发言人今后能走职业化的发展道路。至于公众对发言人的要求，恰恰是及时、准确、全面、有效，但是现在做不到。如果能做到，公众就可以理解，就不存在原谅不原谅发言人的问题了。
[换防]
王勇平波兰任职
韩江平履新发言人
本报讯（记者轩燕龙）据铁道部相关人士透露，哈尔滨铁路局党委书记韩江平将出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这是铁道部8年来新闻发言人首次换人，韩江平也是继王勇平之后的第二任新闻发言人。原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将赴波兰华沙担任铁路合作组织中方委员。
[背景]
韩江平
男，汉族，曾任铁道部办公厅(铁道部政治部办公室)副主任兼部长办公室(铁道部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2008年9月任铁道部办公厅(政治部办公室)主任，2009年3月任哈尔滨铁路局党委书记。
铁路合作组织
铁路合作组织成立于1956年，由当时的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民主德国、中国、朝鲜、古巴(1966年参加)、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13个国家的铁路主管部门组成的铁路组织，简称铁组。其宗旨是促进各成员发展铁路运输、汽车运输和公路方面的国际联运和科学技术合作。J207
[围观]
新闻发言人
就像超薄紧身衣
@张泉灵：新闻发言人就像一件超薄紧身衣，身材不好想靠它混过去是门儿都没有的。出了事儿的时候，只靠新闻发言人来撑着，更像超薄紧身衣湿了水，连烂疮都隐约可见。这时候赶来揭烂疮看到你还拿件破衣服遮遮掩掩，自然怒不可遏。如今，骂声不绝，换件衣服，身材不好还是不好，烂疮还是烂疮。
@tjtvxintong：勇平八年发言总体表现可圈可点，最后一战真实诠释了九功不抵一过、如履薄冰的含义，但危机公关下仅需要发言人角色转换吗？我们需要桥梁还是盾牌？
@清华史安斌：政府主管领导需要做的是如何给发言人创造一个更加专业和顺畅的信息沟通机制，媒体记者和网民应当给发言人创造理性的沟通环境。
@Perfectlanding:新闻发言人培训教得出技巧，但教不出良心。若没有真正“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意识，培训越多只会让发言人和背后的整个体制在相反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鹤龄：最近某大学还要开一个“新闻发言人”专业，开玩笑，目前各部门的新闻发言人都是具有相当级别的官员，这个专业的毕业生上哪找工作？新闻发言人在中国只能从官员中选拔、培训，岂是一个专业毕业生能担当的？
@金子瑄：新闻发布会只是危机管理或可转危为安的一个环节，在重大安全事故中让新闻发言人独撑这把伞是危机管理整体布局的败笔。
主笔：秦亚堙
素描：宋溪H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