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发言人遭遇“七年之痒”

2011年08月13日 05:04
来源：北京青年报

　　雷人雷语屡次出现　部分新闻发言人犯低级错误引争议———

这些天故宫博物院的新闻发言人冯乃恩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手机从早到晚响个不停，都是要求采访的电话和短信，网上各种评论也让他寝食难安。

不管你信不信，最近一个时期在公众中流行的两句口头禅“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这是一个奇迹”居然都来自于中国最早培训的号称“黄埔一期”的资深发言人、铁道部的新闻发言人王勇平。

“应该说在当时的舆论氛围下，一个新闻发言人能够坦然面对记者的逼问，没有怒发冲冠离席而去，已相当不错了。然而由于缺乏媒体的从业经验和传播素养，也犯了一个资深发言人不该犯的低级错误，没有体现发言人在媒体和公众之间的桥梁作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史安斌，算得上王勇平的老师，作为2003年国务院新闻办主办的“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的主讲教授，对于新闻发言人在中国的困境，他心知肚明，王勇平绝不是个例，正是目前中国发言人现状的集中体现。去年我国仅中央和省级政府新闻会就达到1700多场，这在世界上也属罕见。与过去相比，我们的新闻发言人整体水平不断提高，但是从中国的媒体变局来看，要走的路显然还很长。

七种类型新闻发言人引质疑

他们的一言一行经常成为报纸的头条，但他们也时常会卷入舆论的漩涡，遭来广泛的质疑；他们是信息的传播者，却也是信息的过滤器。他们有时是消防员救火队，有时却是适得其反火上浇油。职业要求他们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然而他们却总犯一些低级错误。这就是中国的新闻发言人。

有好事者将中国的发言人进行了简单的归类。

无可奉告型：虽然是部门或企业的发言人，但往往一问三不知。对政策对状况都不清楚。本来新闻发言人突破了以往官员“训诫”式的角色定位，通过与记者进行平等对话,能够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传播效果，但事与愿违，很多新闻发言人面对记者的提问都是三缄其口，口头禅都是“无可奉告”。

大包大揽型：有的发言人错误地认为，出了什么事情自己的任务就是去堵枪眼，去转移视线，去替人受过，大包大揽，什么责任都自己扛，有着“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奉献精神。但事实上，“牺牲小我”并不能“成就大我”，而往往是一损俱损。

照本宣科型：事先准备好台词，不分场合不分对象照本宣科。比如前不久央视连线抗洪前线，面对主持人关于决口有多大、群众转移情况的询问，江西防总办副主任平其俊充耳不闻，先后介绍了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国家防总秘书长、水利部副部长、江西省防总副总指挥的重要指示。其间主持人两次打断、再三询问，平其俊依旧对着事先准备好的稿件大念特念，可谓以不变应万变。

自我辩护型：譬如前段时间闹得轰轰烈烈的霸王洗发水的“二恶烷”事件，发言人一直强调二恶烷是整个行业都存在的现象，并非“霸王”独有。而实际上公众所关心的只是对消费者构成何种危害，他们并不关心行业里的种种“潜规则”。“霸王”的这种表态，忽视了对消费者权益的考虑，只是一味地撇清干系，难怪会一波不平一波又起。

报喜不报忧型：这是大多数单位的习惯做法。碰到自己需要宣传的好事就大书特书，而记者一问起负面新闻就面露难色，推三阻四。

恼羞成怒型：当一名记者问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某省政协主席怎么看待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时，这位委员先是说：“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在记者追问下，他竟反问：“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的财产？那些企业老板的利润为什么不向工人公布？”类似这样的恼羞成怒如“你是哪个单位的”、“你在替谁说话”，我们也经常听到。

感情错位型：有的新闻发言人本末倒置，不以人为本，在重大伤亡现场不首先发布人员的伤亡，而是夸夸其谈救援人员的英勇行为。还有的发言人面对火灾、矿难等重大事故时，喜形于色，大谈由于领导重视措施得利，局面已得到基本控制，没有表现出起码的悲天悯人。

总之，越来越多的新闻发言人在发布新闻时也成为新闻的制造者，他们的雷人雷语也被广泛传播。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童兵认为，在中国当新闻发言人是需要勇气与智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于2008年5月1日实行，许多地方都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但由于缺乏系统的培训与实践，新闻发言人大多如履薄冰。很多地方新闻发布也只是形象工程，发言人名单和电话是公布了，但并无后续，甚至新闻发言人成为了某些政府官员拒绝媒体采访的盾牌。

无可奉告型

大包大揽型

照本宣科型

自我辩护型

恼羞成怒型

感情错位型

报喜不报忧型

被“围观”的发言人部分“语录”

“不要来找我,你们爱找谁找谁去吧!”

——武汉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白方

“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水越黑。”

——海南省海口市水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符传君回答记者“海口污水问题为何长年未解决”的提问

“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7·23”特别重大动车事故新闻发布会上答记者问

■据《法制日报》

今天的新闻发言人比过去更难当吗？

有专家认为，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新闻发言人知道得永远不会比网民更多。面对持有广角镜、放大镜和显微镜的网民，一些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反而成了“信息弱势群体”、“知情有限公司”。

史安斌并不这样认为，“在欧美国家的政治体制中，政府新闻发言人往往被允许列席最高级别的决策会议，对相关信息和决策过程有着清晰和准确的把握。他们一般都具有丰富的媒体从业经验，了解如何与媒体和公众进行有效沟通。但在我国，新闻发言人往往被定为某个特定的官阶或职位，他不一定能够了解全面的信息。如果新闻发言人成为‘信息弱势群体’，看起来‘不比网民了解得多’，主要是体制的束缚。”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君超认为，网络确实使新闻发言人面临极大挑战，而且微博用户通过互相“关注”、“转发”，可以实现“所有人面向所有人”传播模式下的“协作传播”，从而挖掘或逼近事实真相。在这种情况下，发言人如果不告知真相就会漏洞百出。

史安斌认为好的新闻发言人应该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忠实说，迅速说，首先说”。另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寻求部门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点，制造社会共识，而不是引发官民对立。

新闻发言人依然是稀缺资源

人民网成立了一个新闻发言人俱乐部。负责人杜登斌告诉记者，相对于政府的新闻发言人来讲，企业更需要自己的发言人，因为对于处于危机中的企业来说，一着不慎就是满盘皆输。今年3月以来，双汇集团因为瘦肉精的问题遭遇到了极大的危机，此时人们才发现，这么庞大的公司长期以来竟然没有一个正式的新闻发言人。

据美国全国政府传播者协会估计，美国各级政府大约有4万名新闻发言人，同时稍有规模的企业都会设立专职的新闻发言人。据杜登斌他们调查，380多家跨国公司中基本上已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达到了80%，而在国内，100多家央企真正建立企业发言人制度的不到一半。

目前我国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大体上有三种来源：一是主管领导，如有的地方要求出任新闻发言人的必须是该部门的“二把手”；二是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的“总管式”人物；三是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其中第二类人选是各级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最主要的来源。选择以上三类人员从总体上说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也基本能够满足现阶段对新闻发言人的要求。但从长远看，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这三类人员大都是官员出身，鲜有媒体的实际工作经验，往往刚刚培训出来，干了没两年，就提拔了，转岗了，这样又要从零开始。

这些年新闻发言人的培训非常多，经常是培训到哪里，哪里的新闻发布制度就可以建立起来。可是在中国他们依然是稀缺资源。值得忧虑的是，有许多的书籍、有许多的讲座传播的都是新闻发言人的应对之策、推诿之术，王君超认为如果说发布会有军规的话，那么最大的一条就是：真相第一，技巧第二。一场虚假的言不由衷的发布会，无论包装得如何堂皇，无论取得如何立竿见影的瞬间效果，都只能是浮云。

“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公安部的新闻发言人武和平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自己的职业。的确，作为新闻发言人，应该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感到骄傲，这是一个能够让信息更加透明的工作。

8月3日，中央印发了《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强调了及时回应社会关切问题。如果说2003年非典危机是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起点，那么2011年应成为中国政府新闻制度建设的重要拐点。

■据《人民日报》

■文/杨雪梅

■对话王旭明

突发事件如果没处理好

指望发言人弥补不现实

近日，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其博客上撰文《写给勇平兄的一封信》，受到网民追捧。新闻发言人定位如何?应当如何履行新闻发言人的责任?《法制日报》记者就此与王旭明展开对话。

记者:您最近在博客上发表了3篇文章，都提到了对中国新闻发言人素质的要求，其中《写给勇平兄的一封信》备受关注。您连续发表这3篇文章的初衷是什么?

王旭明:近来，围绕双汇、故宫、哈药以及航空公司和红十字会等单位发生的一系列危机事件引起公众的不满。

突发的危机事件非常值得我们重视，我想通过这个契机对公众进行一次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教育，借用这种形式，唤起全民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讨论。

我写了上中下3篇文章，第一篇是《假如我是双汇故宫哈药红会的新闻发言人》，中篇是《写给勇平兄的一封信》，另一篇是《中国需要多少个温家宝》。这是我这一段时间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一个完整的思考。

记者:您曾在教育部从事过5年的新闻发言人工作，有没有一个原则来保证能应对所有的问题?

王旭明:并没有法宝能应对所有问题，只有一些基本的原则。首先应明确新闻发言人的定位，即新闻发言人应代表他所供职的部门发言，这是一种职务行为，而不是一种个人行为。个人的情绪、认识等不应当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这是一个原则。如果突发事件的处理工作没有做好，而是指望一个优秀的新闻发言人来弥补，这是不现实的。

记者:您认为新闻发言人需要具有什么重要素质?

王旭明:新闻发言人无论掌握什么技巧，有两个字必不可少，就是“真诚”，这是新闻发言人应有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温家宝总理在突发事故中真诚对待受伤者和伤亡者家属值得所有官员学习。

记者: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一项国际通用的制度，您怎样看待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现状?

王旭明:新闻发言人制度有几十年或者上百年的历史，有专人从事此行业，我们在制度上还不够完善、在方法上还不够科学、在人员上还比较缺乏，我们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我觉得要借鉴国外新闻发布的经验，来促进我们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设。我们除了重视培训，更应该重视选拔，要把一批适合从事新闻发言人的同志选拔出来。

记者:在应对大型突发事件时，我们还有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

王旭明:我在《写给勇平兄的一封信》中提到，这个发布会准备不充分，信息不明确，态度不明朗。如果要开这个发布会，也不该由新闻发言人一个人开，应该由部长、副部长开，或者由具体负责人开。

我对大型突发事件的应对有3个建议:第一，今后但凡发生突发事件，事故所在地区和部门的主要领导如无特殊情况，必须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凡不在事故现场或言语不当的都要向组织交代清楚并作出组织处理。

第二，今后凡是突发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和地区必须及时拿出一份负责任且能够代表部门或地区的正式表态，在第一时间里给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第三，今后从省地市县到乡镇，从中央部门到地方各部门和企业，凡发生重大灾难性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主要领导和新闻发言人必须出席新闻发布会并面对媒体回答问题。

■据《法制日报》

■文/范传贵　严寒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