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法角膜塑形镜价格:中国新闻发言人遭遇“七年之痒”

　　恼羞成怒型：当一名记者问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某省政协主席怎么看待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时，这位委员先是说：“很遗憾，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在记者的追问下，他竟反问记者：“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的财产？那些企业老板的利润为什么不向工人公布？”类似这样的恼羞成怒如“你是哪个单位的”、“你在替谁说话”，我们也经常听到。

　　感情错位型：有的新闻发言人本末倒置，不以人为本，在重大伤亡现场不首先发布人员的伤亡，而是夸夸其谈救援人员的英勇行为。还有的发言人面对火灾、矿难等重大事故时，喜形于色，大谈由于领导重视措施得利，局面已得到基本控制，没有表现出起码的悲天悯人。

　　总之，越来越多的新闻发言人在发布新闻时也成为新闻的制造者，他们的雷人雷语也被广泛传播。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童兵认为，在中国从事新闻发言人是需要勇气与智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于２００８年５月１日实行，许多地方都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但由于缺乏系统的培训与实践，新闻发言人大多如履薄冰。很多地方新闻发布也只是形象工程，发言人名单和电话是公布了，但并无后续，甚至新闻发言人成为了某些政府官员拒绝媒体采访的盾牌。

　　2. 今天的新闻发言人比过去更难当吗？

　　有专家认为，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新闻发言人知道的永远不会比网民更多。面对持有广角镜、放大镜和显微镜的网民，一些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反而成了“信息弱势群体”、“知情有限公司”。 

　　史安斌并不这样认为，“在欧美国家的政治体制中，政府新闻发言人往往被允许列席最高级别的决策会议，对相关信息和决策过程有着清晰和准确的把握。他们一般都具有丰富的媒体从业经验，了解如何与媒体和公众进行有效沟通。但在我国，新闻发言人往往被定为某个特定的官阶或职位，他不一定能够了解全面的信息。如果新闻发言人成为‘信息弱势群体’，看起来‘不比网民了解的多’，主要是体制的束缚”。

　　童兵说，“虽然网民有各种渠道搜集信息，但网民掌握的信息与新闻发言人掌握的第一手的信息还是有区别的，政府本身就是最权威的信息来源，新闻发言人掌握的是内情，网络的信息还需要辨别真假，而新闻发言人的信息应该是权威的。从信息的质量上看，他们不是弱势群体。”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王君超认为，网络确实使新闻发言人面临极大挑战，而且微博用户通过互相“关注”、“转发”、“目标推送”，可以实现“所有人面向所有人”传播模式下的“协作传播”，从而挖掘或逼近事实真相。在这种情况下，发言人如果不告知真相就会漏洞百出。

　　也有专家认为，发言人代表某一国家、集团、部门、企业的利益，他们的“脑袋并不完全长在自己的肩上”。王君超认为，这并不是说，发言人完全没有自我发挥的空间。恰恰相反，发言人如果在每一场发布会前，都能明确这样一个观点，即召开发布会的目的不仅是“救火”，更重要的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那么，在确立“口径”、发布信息时就会实事求是，使发布会取得较为理想的传播效果，受到公众的欢迎，这其实也是最大程度地维护了其所代表的部门利益。

　　在正常的情况下，新闻发言人的工作是按部就班的，而且有的发言人也做得不错，但一旦遇到危机和突发事件，一切仿佛就打回了原样。史安斌认为好的新闻发言人应该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忠实说，迅速说，首先说”。另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寻求部门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点，制造社会共识，而不是引发官民对立。

　　有的发言人认为说什么不说什么并不由自己决定。但新闻发言人虽然改变不了事实，却可以做到“不知道的不说，不清楚的慎说，没有把握的不乱说，必须说的好好说”，作为沟通政府与公众的桥梁，新闻发言人在避免对立、减少摩擦、消除误解、传递诚意方面是大有作为的。

　　童兵认为，能否做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检验一个新闻发言人是否真诚的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标杆。有时善意的谎言也是谎言。同时作为一个新闻发言人首先要搞明白自己发布的对象是谁，表面上看是记者，其实记者是代表民众来发问的，对于发言人而言，记者的提问没有刁钻和不刁钻的，只有好回答和不好回答的，新闻也没有负面的正面的，都是客观发生的。一些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居然公布什么记者的黑名单，完全是不明智的举动。不要低估受众的理解力，不要回避明显的焦点和问题，如果一般民众可以看出来的问题，发言人应该更熟悉更明白。

　　3. 新闻发言人依然是稀缺资源

　　人民网成立了一个新闻发言人俱乐部。负责人杜登斌告诉记者，相对于政府的新闻发言人来讲，企业更需要自己的发言人，因为对于政府的一些报道还容易统一，但对于处于危机中的企业来说，一着不慎就是满盘皆输。今年3月以来，双汇集团因为瘦肉精的问题遭遇到了极大的危机，此时人们才发现，这么庞大的公司长期以来竟然没有一个正式的新闻发言人。

　　据美国全国政府传播者协会估计，美国各级政府大约有4万名新闻发言人，同时稍有规模的企业都会设立专职的新闻发言人，即使是十来个人的小企业也会有兼职的新闻发言人。据杜登斌他们调查，380多家跨国公司中基本上已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达到了80%，而在国内，100多家央企真正建立企业发言人制度的不到一半。而对于民营企业，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不足1/5。这样一旦出现了危机事件，临时抱佛脚，显然就只能疲于应付了。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评认为，在涉及大型国企的公共批评事件中，所涉机构的表现都不及格。

　　目前我国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大体上有三种来源：一是主管领导，如有的地方要求出任新闻发言人的必须是该部门的“二把手”；二是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的“总管式”人物；三是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其中第二类人选是各级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最主要的来源。选择以上三类人员从总体上说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也基本能够满足现阶段对新闻发言人的要求。但从长远看，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这三类人员大都是官员出身，鲜有媒体的实际工作经验，往往刚刚培训出来，干了没两年，就提拔了，转岗了，这样又要从零开始。

　　这些年新闻发言人的培训非常多，经常是培训到哪里，哪里的新闻发布制度就可以建立起来。可是在中国他们依然是稀缺资源。值得忧虑的是，有许多的书籍、有许多的讲座传播的都是新闻发言人的应对之策、推诿之术，王君超认为如果说发布会有军规的话，那么最大的一条就是：真相第一，技巧第二。发布会的社会效果，永远只服从于一个原则，那就是：尊重事实，告知真相。一场虚假的言不由衷的发布会，无论包装得如何堂皇，无论取得如何立竿见影的瞬间效果，都只能是浮云。

　　“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公安部的新闻发言人武和平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自己的职业。的确，作为新闻发言人，应该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感到骄傲，这是一个能够让信息更加透明，让公众了解到更多真相的工作。

　　8月3日，中央印发了《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强调了及时回应社会关切问题。如果说2003年非典危机是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起点，那么2011年应成为中国政府新闻制度建设的重要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