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荡山旅游:伦敦骚乱:全球大都市之乱的先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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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骚乱:全球大都市之乱的先兆?

2011年08月19日 理查德•佛罗里达 英国《金融时报》

伦敦骚乱之后,右翼评论家指责流氓主义,左翼评论家则指出对英国经济停滞不前和财政紧缩的失望是诱因所在。但骚乱的根源更为深刻,它从根本上与全球经济不断变化的结构有关。很多全球性城市都将很快面临这些问题。

全球化为大城市增加的财富难以计数,但同时也令它们变得日益分裂和不平等。除了年轻人、种族地位甚至人种之外,伦敦骚乱还关乎阶级以及日益严重的阶级分化。这并非伦敦所特有,在全球很多大城市都存在。全球化非但没有缩小、拉平经济差距,反而让这些差距变得更大。

我们在伦敦、纽约、东京和孟买的高楼中向外望出去,越过特权阶层的山巅,告诉我们自己竞争是公平。但我们犯了一个大错。我们的世界,特别是城市,现在问题重重而且分化严重。

在伦敦骚乱的头条新闻背后,是两类重要移民的故事。一方面,全球大都市吸引着寻找避税场所和购物机会的全球超级富豪。另一方面则是那些渴望更美好生活的低技能移民。夹在这两种人中间的通常是当地居民,他们被迅速变化的经济变革甩在身后。

伦敦确实有贫民区和富人区,但与多数美国城市贫富地域的明显分化不同,伦敦的富人和贫民通常比邻而居。他们往往居住在某个迅速中产阶级化的区域,夹在贫民区中就好比富人区的飞地。这些“新波西米亚”区域往往具有最旺盛的创造力,但日益上涨的房价和存在差异的生活前景也有目共睹。全球超富人群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因此次经济危机而受到任何伤害,而年轻人以及低技能人群失业时间却越来越长,随着经济的恶化和预算削减的落实,他们的前景正变得黯淡起来。

此次骚乱也是对伦敦毫无掩饰的全面改造的反应。与许多其它全球性城市一样,伦敦的绝大部分政治能量都投向了其一小撮精英阶层的需求和利益。伦敦向“奥运城市”的转型既包括场馆改造,也涉及群体和人口的地理搬迁,这都引发了不满情绪。社会契约不断受到破坏,同时又缺乏可行的大众政治机制来宣泄这种不满情绪,因此最终出现的不是和谐一致的声音,而是毫无条理的愤怒。

此外还有这种原因:人类最伟大的一些城市并不是枯燥无味的单一文化体,但使得它们充满活力的丰富特质也加剧了它们的不稳定。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很久以前就注意到,如果城市人口密集,而且穷人们距离政治中心很近,传统城市就容易变成暴乱中心。最具创新精神的美国城市同时也是抗议示威最多的城市,并且社会资本和凝聚力也最低,这并不是巧合。今天的伦敦也几乎如此。

简而言之,很有可能,这种骚乱是全球化时代中城市的一个特点,而不是一次偏差。我们的城市并不是“山巅上的光辉之城”,而是四分五裂。放任自由市场不受控制地自行其是,将使这种分裂状况更加恶化。若单纯的增加警力则会招致更大的灾难。因此,大城市若要实现繁荣,现在就需要制定新的社会契约。

而仅仅靠老式中央集权式的药方——公共住房、公共医疗、公共福利以及毫无前途的为创造就业而安排的工作——是不够的,最初下层阶级就是在这些措施的助纣下创造出来的,而这个阶层几乎是恒久不变的。新契约必须承认每一位居民都是创造性能量的来源。

这意味着实行儿童早期发展计划,并努力引导年轻人把才华投入新型城市企业和对社会有益的创造性活动中。还必须着重把快速增长、低工资、低技术的服务业工作岗位,转换为报酬更高、更有成就感和更富有成果的工作。

伦敦和其它全球中心城市要想繁荣,就必须扩展其建设创造性城市的承诺,仅有外表光鲜的公寓、大型体育设施和文娱区是不够的,要为全体居民提供真正的发展机会。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上周发生在伦敦的一幕幕场景将很快在全球其它地方大量上演。

注:本文作者是《创意新贵》(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一书的作者,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