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李昌奎案二审究竟错在哪？

王琳 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原题：李昌奎案再审：回归中立才有司法公正

李昌奎案终于启动了再审程序。在媒体公布的 “再审决定书”中，我们既看到了云南省检察院以“量刑偏轻”为由提出的检察建议，也看到了云南高院自述的再审理由，即“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而在此之前，云南高院某副院长还曾对媒体称：“有错必纠是法院遵守的原则，但是问题是我们错在哪里？我们程序没错、实体没错，依靠法律政策没错，要错可能是我们的观念上理解不一样而已。 ”

李昌奎案引发民意沸腾，果真只是“观念差异”吗？但“观念差异”是不能触发再审的。前后如此矛盾，我们也只能认定新说法优于旧说法，官方文书优于法官个人言论。随之而来的核心问题就是：李昌奎案二审究竟错在哪里？

这一问题的最终求解自然有待再审结果。在网上，捍卫云南高院二审判决的法律人亦不在少数，他们坚定地认为，改判死缓“完全合法”。也基于此认定，一些自命“理性”的法律人，将呼吁司法公正的民意统统贴上 “集体无意识”与“多数人暴政”的标签。

我一度惊讶于这样的自信：难道超过97％的民众都是“无理性”的，只有那极少数的法律精英才是观念的领航者？但可惜，“冤冤相报论”、“慎杀少杀论”、“大众狂欢论”、“十年后的标杆论”等等，一应用在李昌奎案上就显得不堪一驳。公正的司法何惧民意说三道四，撇开所有的非司法议题之后，我们仍应回到原点：将李昌奎改判死缓真的“完全合法”吗？

就案论案，李昌奎案二审判决首先涉嫌事实认定错误。请看二审判决书中的原文：“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定性准确，程序合法，但量刑失重。李昌奎无视国法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应受严惩。鉴于其有自首情节，归案后认罪、悔罪态度好，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部分经济损失，应当判处死刑，但可以不立即执行。 ”故终审判决李昌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由此可见，支撑二审改变量刑的事实依据在于三项，一是“有自首情节”，二是“归案后认罪、悔罪态度好”，三是“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部分经济损失”。但据媒体披露的信息却能推断出，这三项中的后两项均非事实。若“认罪、悔罪态度好”首先得有好的“态度”，其次还应以积极的行动寻求被害人家属谅解。我们并未见到李昌奎曾以何种方式向被害人家属表达了悔意（或许有，这里先存疑不作判断依据）。而多篇报道均证实，案发后，李家以各种借口拒绝承担死者的安葬费用。在当地乡村干部多次调解和干涉后，最后才以鹦哥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名义，责令李家处理部分财产作为死者的安葬费，李家因此公开变卖钢筋、水泥、砖、羊等财产，合计人民币21838.5元，并由调解委员会转交到王家手中。而一审判处李昌奎另外赔偿受害人亲属死亡赔偿金损失3万元，直到现在仍未兑现。

后两项改判理由不成立，“从轻”情节也就只剩下“自首”一项。按下主动自首与被动自首的差别不表，即便承认法官对自首“可以从轻”拥有绝对的自由裁量权，李昌奎仍然不具备改判死缓的充分理由。法官是中立的裁判者，对于各种从轻、从重情节应综合考量。依《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规定，“具有多种量刑情节的，根据各个量刑情节的调节比例，采用同向相加、逆向相减的方法确定全部量刑情节的调节比例，再对基准刑进行调节。 ”应用到李昌奎案上，正是有着多种量刑情节，二审对入室强奸的“从重”，杀害三岁幼儿的“从重”，连害两命再加消极赔偿、无悔过之心等等岂能视而不见？将所有量刑情节 （包括从轻与从重）“同向相加、逆向相减”之后，还可能存在基准刑之下调节从轻吗？

正因为李昌奎案二审偏离了法院的中立和独立立场，认定量刑事实不严谨导致事实偏差，片面强调从轻而忽略从重导致罪罚失当，这才有了民意汹涌。若民意诉求为非法，司法自应抵御民意压力。民意所诉求的本是司法公正，却以民意干扰审判，甚至以“十年后的标杆”来拒绝监督，则显得过于“情绪化”，而有失理性了。

邵建：“赛家鑫”案中的死刑正义性

邵建 评论作者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李昌奎案”发出再审决定书，说明该院至少认识到前次审判的偏差。我无法从专业角度判断，同级法院既经审决，是否可以推倒重来，是不是应该将此案交由国家最高法，让它来做最后的裁决。云南高院既再审，必定意味着纠偏。对此，如果在不违背相关法律程序的前提下，我很认同。

我无法接受此前云南高院的判决，强奸杀人且两命，一审判死刑，二审却死缓。更难以接受云南高院某副院长接受采访时所表述的改判观点和理由———“社会需要更理智一些，绝不能以一种公众狂欢式的方法来判处一个人死刑。”法院断案，当然不能以公众情绪为转移；但这样表述，反而让人感到你是为了抵制公众狂欢而判决，这同样不理智。以法律为准绳，这是法院判决最基本的职业伦理。可是，死缓的结果，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并不符合现在的刑事条律。面对汹涌舆论，该副院长认为他们对此案的判决具有示范性，只是要等到十年以后。他说：“这个案子10年后肯定是一个标杆、一个典型。”但，判案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它成为标杆和典型，它也许无需对十年后负责，却必须对当下负责。就当下而言，一审的死刑显然要比二审的死缓更能够对法律负责。

云南高院的死缓判决，似乎更多是出于现行法律以外的考量，如舆情论、标杆论。当然，在该判决之后，无以忽视的更是这样一种理念：“杀人偿命的陈旧观点要改改了”。在这位副院长看来：“减少死刑已经成为了大趋势，现阶段我们不能再用酷刑，那是奴隶制、封建制的落后方法。”由是我们看到，该死缓的判决与其说是依据法律，毋宁说是依据法官所认可的理念。然而，一个法官，在行使自己的司法权力时，岂能只顾及自己的“意图伦理”，却罔顾比之更重要的“责任伦理”？

减少死刑乃至取消死刑，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法律诉求。它自西而东，在该案的审判中我们不但看到了它的实际影响，事实上，它也越来越多地影响了大量的知识人。至少在舆论上很多人都把死刑取消视为文明进步。对此，笔者素持不同之看法。笔者赞成少杀、慎杀，赞成大幅度地取消国家刑法中大量的死刑罪名(典型如贩卖毒品罪)，但不赞成彻底取消死刑。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死刑就有存在的必要。尤其面对那些令人发指的命案，死刑本身所彰显的正义性不可或缺。

然而，杀人偿命，在这位副院长看来是需要更改的陈旧观点。陈旧固然，但未必需要更改，因为它所体现的是一种最古老也最原始的自然正义：等利害交换。这是人类社会得以维持的基本法则，也是社会公正的一项基本诉求。该法则落实到残害人命之类的刑案上，它的法律表现就是杀人偿命，此之谓施害与被害之间的“等害交换”。法律正义的底子是自然正义。人的生命权利属于自然权利，一个人杀了人，是他先行剥夺了别人的自然权利。为其公正，法律替天行道，也要剥夺他的生命权利。死刑目的在于也仅在于终止这个人的生命，这其实是在执行自然意志，也可以说代自然执法。

当然，死刑毕竟是剥夺人的生命，而人是最高贵的动物，因而它的生命也是最高贵的。但我们必须同时看到，人也是一种最残忍的动物，其残忍性甚至为动物界所未有。像该案李昌奎对一个19岁女孩先奸后杀，又将一个3岁男童活活摔死。如此行为在哪一种动物身上能找得到？它十足暴露了人性中或人性外最残暴的一面。对此，法律以死刑结束这个人的生命，一是还死者以公道，二是将罪犯的生命还归于给予其生命的自然，因为他不配继续享有。

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死刑不是酷刑，古代的凌迟才是酷刑。取消死刑论的理由不外人道与文明，但，文明与人道主要不是体现在死刑本身上，而是体现在死刑的执行方式上。古代的凌迟，近代的割喉，这种迫害生命的死刑当然是反人道的；而类似以注射的方式让罪犯无痛苦地归天，这就是文明，也是人道。

解放网：李昌奎案二审究竟错在哪

王琳 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李昌奎案终于启动了再审程序。在媒体公布的 “再审决定书”中，我们既看到了云南省检察院以“量刑偏轻”为由提出的检察建议，也看到了云南高院自述的再审理由，即“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而在此之前，云南高院某副院长还曾对媒体称：“有错必纠是法院遵守的原则，但是问题是我们错在哪里？我们程序没错、实体没错，依靠法律政策没错，要错可能是我们的观念上理解不一样而已。 ”

李昌奎案引发民意沸腾，果真只是“观念差异”吗？但“观念差异”是不能触发再审的。前后如此矛盾，我们也只能认定新说法优于旧说法，官方文书优于法官个人言论。随之而来的核心问题就是：李昌奎案二审究竟错在哪里？

这一问题的最终求解自然有待再审结果。在网上，捍卫云南高院二审判决的法律人亦不在少数，他们坚定地认为，改判死缓“完全合法”。也基于此认定，一些自命“理性”的法律人，将呼吁司法公正的民意统统贴上 “集体无意识”与“多数人暴政”的标签。

我一度惊讶于这样的自信：难道超过97％的民众都是“无理性”的，只有那极少数的法律精英才是观念的领航者？但可惜，“冤冤相报论”、“慎杀少杀论”、“大众狂欢论”、“十年后的标杆论”等等，一应用在李昌奎案上就显得不堪一驳。公正的司法何惧民意说三道四，撇开所有的非司法议题之后，我们仍应回到原点：将李昌奎改判死缓真的“完全合法”吗？

就案论案，李昌奎案二审判决首先涉嫌事实认定错误。请看二审判决书中的原文：“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定性准确，程序合法，但量刑失重。李昌奎无视国法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应受严惩。鉴于其有自首情节，归案后认罪、悔罪态度好，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部分经济损失，应当判处死刑，但可以不立即执行。 ”故终审判决李昌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由此可见，支撑二审改变量刑的事实依据在于三项，一是“有自首情节”，二是“归案后认罪、悔罪态度好”，三是“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部分经济损失”。但据媒体披露的信息却能推断出，这三项中的后两项均非事实。若“认罪、悔罪态度好”首先得有好的“态度”，其次还应以积极的行动寻求被害人家属谅解。我们并未见到李昌奎曾以何种方式向被害人家属表达了悔意（或许有，这里先存疑不作判断依据）。而多篇报道均证实，案发后，李家以各种借口拒绝承担死者的安葬费用。在当地乡村干部多次调解和干涉后，最后才以鹦哥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名义，责令李家处理部分财产作为死者的安葬费，李家因此公开变卖钢筋、水泥、砖、羊等财产，合计人民币21838.5元，并由调解委员会转交到王家手中。而一审判处李昌奎另外赔偿受害人亲属死亡赔偿金损失3万元，直到现在仍未兑现。

后两项改判理由不成立，“从轻”情节也就只剩下“自首”一项。按下主动自首与被动自首的差别不表，即便承认法官对自首“可以从轻”拥有绝对的自由裁量权，李昌奎仍然不具备改判死缓的充分理由。法官是中立的裁判者，对于各种从轻、从重情节应综合考量。依《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规定，“具有多种量刑情节的，根据各个量刑情节的调节比例，采用同向相加、逆向相减的方法确定全部量刑情节的调节比例，再对基准刑进行调节。 ”应用到李昌奎案上，正是有着多种量刑情节，二审对入室强奸的“从重”，杀害三岁幼儿的“从重”，连害两命再加消极赔偿、无悔过之心等等岂能视而不见？将所有量刑情节 （包括从轻与从重）“同向相加、逆向相减”之后，还可能存在基准刑之下调节从轻吗？

正因为李昌奎案二审偏离了法院的中立和独立立场，认定量刑事实不严谨导致事实偏差，片面强调从轻而忽略从重导致罪罚失当，这才有了民意汹涌。若民意诉求为非法，司法自应抵御民意压力。民意所诉求的本是司法公正，却以民意干扰审判，甚至以“十年后的标杆”来拒绝监督，则显得过于“情绪化”，而有失理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