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丹红灯区女郎:“寒门难出贵子”，究竟难在哪？

新华网评：“寒门难出贵子”，究竟难在哪？
新华社记者 杨玉华 梁明星
“做了１５年老师我想告诉大家，这个时代寒门再难出贵子！”近日，一名教师在网上发帖称，现在成绩好的孩子越来越偏向富裕家庭，在网上引起广泛热议。
“知识能够改变命运”是很多农村孩子努力学习，希望早日跳出“农门”的救命稻草。然而，这一“跳”却变得越来越吃力。有调查发现，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９０年代起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２０１０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１７％。可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６２％。
是什么挡住了穷孩子进名校的道路？城乡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难辞其咎。当城市加大公办民办幼儿园投入的时候，很多农村的幼儿教育还是空白。“起跑线”上农村孩子就落下了一截。再观义务教育的差距更加明显。农村教育投入差、办学条件差、师资力量弱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而城市不光集中着优质的教育资源，更可以通过花钱共建、择校、名师辅导和参加竞赛等各种途径，获得加分、保送、自招等政策上的照顾，让“豪门出贵子”的几率越来越大，加速在教育公平上的贫富分化。
一个社会的公平不光是财富分配的公平，更是人人拥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平等。而教育公平是实现人生起点公平和社会公平的基础和最有效途径。只有人人享有公平的教育机会，“知识改变命运”才成为可能，社会阶层间才可能顺畅流动，从而稳固国家的社会结构。否则，教育不公导致的穷者愈穷，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将会堵塞底层的上升通道，加速阶层固化，直接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谐。
不可否认，近年来，各级政府在扭转城乡教育差距，实现公平教育资源上已经迈出了一大步，但“寒门学子难出贵子”引发的热议再次给有关部门敲响了警钟。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是政府的基本职责所在，面对令人担忧的一系列数据，教育要想重拾“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心，亟需政府有关部门，加快脚步，加大改革，舍得投入，尽快弥补农村教育欠账，同时，彻底扭转城乡二元的教育制度安排，统筹城乡教育发展，让所有的孩子“同在蓝天下，共享一份爱”！
“寒门再难出贵子”让人心凉
2011年08月10日 10:04:56 　来源： 合肥晚报

李美/图
“做了15年老师我想告诉大家，这个时代寒门再难出贵子！”近日，一名教师在网上发帖称，现在成绩好的孩子越来越偏向富裕家庭，在网上引起热议。原帖点击率已经达到40多万次，3000多个回帖，还有不少网站转载。（8月8日《长江商报》）
“寒门难出贵子”引发了网友普遍共鸣，无独有偶，8月4日，《南方周末》也发表封面文章提出质疑《穷孩子没有春天？——寒门子弟为何离一线高校越来越远》。文章认为：“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三十年来，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底层个体命运的转型，却在逐渐陷入停顿。
社会学把由于经济、政治、社会等多种原因而形成的，在社会的层次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称为社会阶层。各阶层之间流动受阻的情况称为阶层固化。“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有关数据表明，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
造成“寒门再难出贵子”直接原因，在于当下的一些高考政策。诚如北大湖北招生组负责人朱怀球所问：“保送、加分、自招等高考政策叠加了优越家庭的优势，寒门子弟拿什么和他们竞争？靠什么改变命运？” 事实上，不仅“寒门再难出贵子”，不仅农村家庭对“知识改变命运”在失去信心；在求职上，农村学生同样处于劣势。现实屡屡表明，竞争者个人能力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家庭背景和人脉关系；这在一些公务员考试和垄断国企招聘时，表现得尤其明显。于是，“贫二代”、“富二代”、“官二代”等概念日渐清晰，人们感到改变命运的渠道越来越窄。
上海大学顾骏教授认为：中国阶层划分应该用一个同心圆来表述，而同心圆的核心就是“权力”；离权力越远的人，就像螺旋转动一样，被抛出局外。在我看来，这一划分不仅形象地描述了中国阶层的现状，也指出了阶层固化的根源。而这就是权力的异化。公共权力私有化、公共权力部门化、权力部门利益化、部门利益制度化、权力使用交易化等，都是权力异化的表征；而阶层固化则是权力异化的副产品。在我看来，要想“寒门出贵子”存在可能，归根结底是要约束与规范公权力，以保障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平等的竞争机会和上升通道。（刘义昆）
寒门难出贵子，非豪门之福
2011年08月09日 13:34:23 　来源： 钱江晚报
多年前，李昌平上书朱镕基总理时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近日，读了若干关于教育公平问题的报道，不由自主地模仿李昌平的话来造句 ：“农村孩子真可怜、农村教育真穷、教育真危险”。
报道一，《长江商报》：近日，一名中学教师在网上发帖称，现在成绩好的孩子越来越偏向富裕家庭， “做了15年老师我想告诉大家，这个时代寒门再难出贵子！”截至昨日，该帖在天涯论坛点击率已经达到40多万次。
报道二，《南方周末》报道《穷孩子没有春天？》：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教育学者杨东平主持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调研得出，中国国家重点大学里的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开始不断滑落。
报道三，华中科技大学应届毕业生、来自陕西平利县的农村大学生雷磊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文章《走到只剩我一个》：2007参加高考那年，他是县里仅有的考分超过600分的尖子生，但是大学里与他同班的来自西安的同学却是中学同学中的“差生”……
“农村孩子可怜”，反对的可能不多，今年以来央视多次报道西部地区农村孩子的午餐没有保证，看了让人揪心。说教育危险，估计有人不同意：教育怎么危险了？危险在哪儿？那么多学校办得好好的，有什么危险的？
来自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学生相处，所带来的人文多样性，能够激发受教育者的创造力，同时这也是教育活力的来源。为社会提供价值引领与智力资源，是教育的使命。据了解，美国的大学在招生上遵循的主要是精英选拔的原则，但同时还有两个重要价值尺度，一是保障教育公平，补偿弱势群体；二是文化多元化。黄全愈《高考在美国》一书中介绍，哈佛大学曾录取过一个叫Liz Murray的纽约流浪女。几年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录取了一名48岁的流浪汉、退役军人迪威特，毕业时，他代表全体毕业生上台致辞。
哥伦比亚大学招生办执行主任弗达说：“通过招收不同国家、种族、经历、职业的学生，形成一个多元丰富的学生群体，有助于形成一个健康、活泼、富于创新精神的学术生态环境”。一个学校如果只收最强者，就会渐渐变成“白人至上”的校园，这种文化的“近亲繁殖”会造成思想、学术的狭隘和退化。
思想、学术的狭隘和退化，不就是社会的僵化、退化的前奏吗？除了为社会培养人才之外，它还有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教育为社会各个阶层的后代提供向上的能力、机会和通道，实现各阶层、各类人群在社会资源占有等方方面面的均衡或者说公平，为社会稳定提供了保证。社会不公，首先体现为财富或利益分配不公，更深层次的是资源占有不公，而教育资源关乎社会未来，教育资源占有的不公，意味着不但今天的不公平得不到纠正，而且不公平还将延续到明天，且有可能更加严重。这样，不但是教育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还将社会引向危险的境地。“富二代”和“贫二代”分别成为两个不同境遇的人群的专用名词，反映了贫富分化的代际延续，是社会断裂的固化，这是很多社会问题产生、恶化的温床。
换句话说，“寒门难出贵子”，对富家豪门，也不是什么好消息。（戎国强）
寒门出贵子，要闯多少关？
2011年08月09日 09:35:31 　来源： 新京报
在努力程度近似、智慧相同的条件下，名师名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成为“贵子”的几率，显然要大于穷困学生。
一位当了15年教师的人日前在网上发帖，称现在成绩好的孩子越来越偏向富裕家庭，“这个时代寒门难出贵子！”发帖教师直言，“寒门学子输在了教育起跑线上”。该帖在网上点击率已有40多万次。（8月8日《长江商报》）
在师资方面，大量优秀人才的流失，让寒门子弟承受着不公平。作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体现，教师资源的匮乏、教师生存环境的恶劣，让农村以及偏远地区的孩子，站到了比城里孩子低得多的起跑线上。据《国家教育督导报告2008》提供的数字显示，艰苦地区有92.5%的校长反映35岁及以下青年教师流失，其中74.6%的校长反映主要流失的是骨干教师。《报告》分析这些教师流失的原因是，“待遇低、生活条件差、工作环境艰苦、个人发展机会少。”
即便寒门子弟埋头苦读，大学之门也并非向他们公平地敞开。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高校收费改革，到1996年左右并轨时，全国平均收费标准年均约为500元，但到2005年时，收费即飙升到5000元左右，10年涨了10倍。近几年涨幅渐缓，但每年上万元学费的大学屡见不鲜，对穷苦家庭的学生来说，这无疑是一笔很大的数字。
进入北大、清华，“寒门贵子”会愈加显现出其励志功用，而如今非重点中学的学子想进入这样的名校也非易事。比如，全国那么多中学，为什么只有少数重点中学才有推荐资格？校长实名推荐的理由，为何出现大量类似“综合成绩优秀”这样的笼统用语？
对“寒门出贵子”最直白的理解是，“越穷的人家越容易出人才”。这个观点强调的是穷人的孩子知道自己的身份，懂得知识是改变命运的惟一途径。用感性的角度理解，这个观点是成立的，但理性一些看，它却不符合常识。什么是常识？在努力程度近似、智慧相同的条件下，名师名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成为“贵子”的几率，显然要大于穷困学生。穷困学生惟一的“武器”，是借助教育的公平与公正实现翻身，但这个“武器”，在他们接受基础教育时就被打折了。
“重点高校，中产家庭、官员、公务员子女则是城乡无业、失业人员子女的17倍。”这个现实背后，隐藏着多少寒门子弟的无奈、悲观与失望。从幼儿园开始，他们就展开了实力悬殊的闯关，但从求学到升学，从毕业到就职，中间无数道关口，任何一道都可能让他们梦碎。在这个背景下，就不难明白，教育的公平和公正，有着多么沉甸甸的分量。（韩浩月）
寒门子弟想跻身上流社会咋这么难？
2010年09月17日 09:47:03 　来源： 中国青年报

奋斗18年也未必能坐一起喝咖啡
家庭背景已成为就业过程中一道不断升高的“隐形门槛”，普通人家的子弟，难以进入社会上升通道，而有着强大社会资源的富有家庭的孩子，则可以轻松获得体面的工作、较高的收入以及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种状况加剧了由社会底层向中间阶层以及更上阶层流动的难度，形成阶层固化。（《人民日报》9月16日）
相信，这种判断会得到很多人的认同。其实，影响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赢家通吃”，即以一个领域的优势为依仗，占尽另一领域好处。比如之前媒体报道过的证监会原副主席、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在其位居要职后，不但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聘为博士生导师，还成为“音乐大师”，创作出的音乐作品《神州颂》半年内在全国演出了17场。而事实证明，王益并非通才，虽挂名为北大博导，但很欠缺经济学理论功底；他创作的音乐作品之所以“走红”，原来观众基本上是各证券公司组织的员工。王益在学术和音乐方面的位置，不是基于他的天赋，而是基于他的权力。
这种现象，在时下的中国并不少见。有多少官居要职的人，在高校兼着院长或者教授、博导，或者在企业兼个董事、顾问？有多少阔老板，非要谋个红顶戴戴？高官巨富手伸得远，各路体育文艺明星也很活跃，刘翔获得雅典奥运会冠军后，就被其母校推荐免试直升研究生，专业任选，且硕博连读。
“赢家通吃”会严重挤压其他人的发展空间。不搞学术研究的人占据博士生导师的位置，其他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就少了机会；官员的“优秀作品”横行市场，其他音乐人的作品就会减少了市场。
“赢家通吃”对社会层级流动的阻碍，极大威胁着社会和谐与稳定。本来，社会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把人分为不同的层级，比如，按权力、财富、学识、声望，人都有自己的层级，在各种层级的都可上下流动。社会越发达，分层的维度就越多，人的层级上升渠道也越多。按照层级间的关联程度，社会学者把社会分为刚性和弹性两种结构。在刚性结构中，分层地位高度相联，一个维度中的层级，可能决定其他维度的层级，比如封建社会中的门第，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可以决定一个人在所有分层中的地位，无论用什么标准去分层，结果基本一致。在刚性结构的社会中，各个分层地位还会有相互加强、相互转化的愿望和趋势，这就会限制层级间的交往和流动，影响底层人上升，容易在社会形成断裂带，引发严重的社会冲突。因为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会出现一些社会集团板块，相互之间相对封闭，缺泛沟通、了解和信任，容易产生仇恨、对立和冲突。一旦发生冲突，又极容易蔓延和扩散，引发强大的社会震荡，甚至动乱。
“赢家通吃”在中国有很深的渊源，旧时代一人只要有了权力，一切就都不成为问题，这是官本位影响深远的原因。而时下的中国，“赢家通吃”还有扩大化的迹象，不但官家通吃，而且资本通吃、名家通吃。（谢昱航 原题：影响层级流动的另一大痼疾是赢家通吃）
“国考”能否向寒门子弟适度倾斜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国家公务员局副局长杨士秋20日表示，2010年中央国家机关新录用的公务员中，来自工人、农民、教师、医生、工程师、自由职业者等普通家庭的占93.2%。
近来，福建屏南、江苏句容、浙江上虞、安徽黄山和湖南怀化等地先后爆出为领导干部子女“因人设岗”、“定制招聘”、“量体裁衣”的怪事，刺痛公众的眼睛，被讥讽为“萝卜招聘”。在一片灰暗的色调下，国家机关新录用公务员中身出普通家庭者占93.2%，无疑是一抹令人心生暖意的亮色。
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国家机关从村（社区）干部、优秀工人、农民中考录公务员，为公务员结构注入新生力量，亦为普通家庭子女“鲤跃龙门”打开一条通道，此举既是对公务员录用制度的修饬，亦为社会公平正义之体现。更重要的是，当它上升为国家意志，必将对基层政府公务员招录产生刚性约束。
人类社会的平等可分为三种，一种是起点平等，一种是规则平等，一种是结果平等。而在公务员招录中的“萝卜招聘”现象，三种平等俱失。为“官二代”量身定做的招聘条件，目的就是排他性，让其他人输在起点上，连参与“跑”的机会都没有；而官员的双重身份——既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又是游戏参与者的现实语境，让规则平等的希望破灭；起点与规则平等之“皮”不存，结果平等的“毛”将焉附？
社会流通渠道被填堵，社会公平被蚕食，社会分层被固化，给广大草根阶层带来的是不公平感、被剥夺感和绝望情绪。每一次“萝卜招聘”被揭发皆激发公众空前的“围观”热情，都是公众深深的无助感和愤忿情绪的外化。此外，制度本身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创新性，而特权加剧了体制的保守，人事制度上的“世袭”与“近亲繁殖”，缩短了制度活力的“半衰期”。
因天生禀赋、后天教育以及出身等主客观因素，真正意义上的起点平等永远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规则平等，用程序正义保障结果平等——实质正义。规则平等的底线是以一视同仁的死规则，保障最原始的结果公平。就像撑竿跳高，一根标杆插到底，胜者为王，英雄不问出处。具体到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聘用），最基本的规则平等就是公平、公正、不歧视地设置任用条件，让“官二代”、“富二代”、“穷二代”在公平的游戏规则下角逐，凭实力寻找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更进一步，我们还应不为规则平等所拘，对规则平等进行矫枉过正式的暂时性修改，旨在对弱势群体的利益予以恰当补偿和适度倾斜，这种行为超越刻板的程序正义，为的是追求实质正义最大化，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美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通过“肯定性行动”法案，规定在升学、就业、晋升、颁发奖学金以及接受政府贷款和分配政府合同时，在竞争能力和资格基本相同或相近的情况下，黑人、少数族裔以及妇女有被优先录取、晋升或优先得到贷款和政府合同的权利。
倘若人事招考制度能够限制权力垄断性和扩张性，破除权力特殊化和等级化，废止职务终身制和世袭制，而予以寒门子弟适度的倾斜，为他们提供更多阶层升迁的机会，对社会公平、公正与和谐都将大有裨益，这种规则平等的牺牲才有价值。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状态，虽难至，心往之。（练洪洋）
2011年01月21日 09:00:56 　来源： 广州日报
寒门学子名校梦为何变得模糊 “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三十年来，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底层个体命运的转型，却在逐渐陷入停顿。北大清华等重点大学教授调查发现，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8月7日《现代快报》）
阶层固化，悄然成了令人遗憾的趋势。为破迷局，教育尤其高等教育，自然责无旁贷。大学一直是底层学子向上流动的通道。一批又一批农民子弟，藉此奔向希望、获得认同、融入城市。但如今，对部分农村学生而言，名校之梦变得日渐模糊。
渐低的“比例”，不仅表明个体命运转型受挫，更意味着包容的社会心态发生动摇。一个有志于实现城市化、增进全民福祉的地方，居然在不经意间冒犯着底层民众利益。经济跃变的三十年，奇迹不断的三十年，为何会成为农村学子渐遭冷遇的三十年？较之前辈，他们不见得慵懒懈怠，甚至更为勤奋刻苦，却始终难以复制之前的“名校童话”。
是的，一切并非农村学生的过错。而是三十年间，某些教育资源为权势挤占，农村学校逐步沦为罕受关注的角落。这共同造就了农村学生的悲剧。一方面，私立教育强势崛起，并持续吸纳着体制内的诸多优质资源。而鉴于其超高收费，农村学生自然无缘分羹；另一方面，公立教育整合失序，所谓重点高中、超级中学，以其垄断性优势将农村中学远远抛在身后。
久而久之，城市与农村、富家子弟与寒门之后，早已不再位于同一起跑线。竞争一旦失去公平，其中一方注定兴趣寡淡。若既存格局不改，可预期的未来里，农村孩子不仅考分上难以冲击名校，热情与激情也难免消失殆尽。彼时，重点大学矮化为“城市人俱乐部”，一扇阶层流动之门被狠狠钉死。随之而来的是，群体凝聚力消解、社会裂痕推迟弥合。甚至，更直接的恶果是，众多优秀人才无以脱颖而出，某些庸人却掌握着未来。
关注名校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便是关注特定社会空间的公平度和开放性。根据人口基数、考虑到寒门子弟上进的蓬勃欲望，清华、北大农村生源不到两成何其诡谲。有些潜在障碍，阻隔了农村学生的深造之路；有不少庸碌之才，藉不公手段“鸠占鹊巢”。在扭曲的规则内，有限的教育机会，未能分配给最合适的学习者。之后，底层个体命运被改写，而真正的人才源头或许会慢慢堵塞、断流，这不能不引起重视。（然玉）
2011年08月08日 09:00:31 　来源： 华西都市报
“重点大学农村生锐减”不仅是教育问题
2011年08月07日 09:02:27 　来源： 西安晚报 【字号大小】【收藏】【打印】【关闭】
自从2009年1月，新华社播发温家宝的署名文章，发问“大学中的农村学生比重为何不断下降”以来，这个问题便长期受到社会关注。近日，北大清华等重点大学教授经过实证调查，为该现象提供了具体的数据支撑。调查显示，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而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8月6日《重庆晚报》）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从宏观上讲，是城乡二元对立的必然产物。一方面，城市占据了过多的优质教育资源，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教学设备，都远远将农村甩在后面；另一方面，农村学校却不得不面临人才流失、教师短缺、教学设备不足的困难。长此以往，出现调查中提到的“多数位于省会城市的超级中学垄断其所在省份北大、清华名额”等不正常现象也便“正常”了。
就微观而论，自主招生中考题的偏向性也有利于见多识广的城市学生，至于泛滥成灾的高考加分政策更是为权力寻租大开方便之门，从而进一步加剧了高考招生环节的不公。来自北京大学招生办的资料显示，最近五年北大招收的体育特长生绝大部分来自东部地区，七成来自大中城市，来自农村的只有6%，艺术特长生更是迄今无一人来自农村。而2010年北大在某省招收的70名文理科学生中，只有10人没有任何加分，其余60人均通过自主招生加分、政策性加分、保送等途径迈入北大，而他们绝大多数来自“超级”中学。
应该说，如何提高农村大学生比例关系到教育公平的实现，已成为当前教育改革中亟待破题的重点之一。对此，笔者认为，首先有必要加强制度的“顶层设计”，政府应将教育资源进一步向农村地区倾斜，加大对于农村的教育投入。
事实上，国家从2007年开始实施的免费师范生计划，其目的就在于此。但远水难解近渴，鉴于师范生从毕业到成熟的时间大约需要10年，因此从短期而言，还必须辅之以教师轮岗制，将城市中的优质师资定期轮岗到农村进行交流，以便迅速提升农村教师的教学水平。至于高考加分政策，则必须坚持规范与取消“两手抓”，以提升其透明度与公信力，避免因政策漏洞导致“灰色加分”。
培根说过：“只要维持公平的教育机会，贫穷就不会变成世袭，就不会一代一代世世代代地穷。”由此可见，扭转大学中的农村学生比重的下降趋势不仅是个教育问题，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关系到国家的长远发展，所以马虎不得。（王垚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