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音门帘有用吗:明帝国曾拥有的火炮技术到满清时期已成为可悲的衰落

　　文明人对付野蛮人就得用火器，不过明朝的火器还不够成熟，蛮族冲锋是用死兵战术，火器齐射后死兵倒下了，后面还有轻骑，在阵前500米只有一分钟不到的时间进行射击，就算有轮换射击也不能保证不短兵相接，那时候单单只凭借火器——枪械（铳）或短炮（佛郎机），是不能达到完全压制骑兵的作用，西方对于这个问题只有等到机枪出现以后才完全解决，拿破仑时代轻骑兵也是重要的机动力量。
　　
　　而当时明朝解决这个问题是用“车阵”，用百辆战车组成车阵，每辆战车配多门火炮，轮番射击，而不是仅用铳来射击，而明朝的火炮填充速度是当时最快的，因为是后填装而且定量，十分方便，加上霰弹和开花弹，蛮族这种原始的进攻十分吃力。一个多兵种协同的炮兵阵地若训练有素，指挥得当，正面很不容易被攻克，但是容易被迂回，所以要有车阵配合，围成圆形阵地就难于攻破了。
　　　　
　　以上战术是俞大猷创造炮车后的成果，他设计制造的炮车上有大型佛郎机一门，小型佛郎机两门，他曾指挥百辆炮车，步骑3500人，在安银堡大败数万鞑靼骑兵，京营从此有兵车的配置。
　　　　
　　“当战时，车环于外，马步援兵贯之于内，而营外复连以拒马，枪锋刃向外，不必挑濠而濠之险在我，不用依城而城之势在营，况以火器更番举放，杀手三叠出追，则步骑递用，而出奇无穷，且战且前，而虏自不支矣。”
　　　　
　　事后俞大猷写信向他的挚友戚继光报告："近日兵车三千，当虏数万，大挫其锋。边方之人，谓百十年来无有堂堂正正若此一胜。"
　　
　　可见车阵破骑兵确实卓有成效，这种战法的形成主要还是归功于明朝吸收了佛郎机的技术以后，进行了创新和改造。明朝主要装备的火器——佛郎机是一种后填装的火炮，因为运用的是金属外壳的后膛（有点象老式的开水瓶，有手提把手），射击的时候临时安装在火炮的后端，发射一次后换一个后膛。因为是定量装药，所以不会炸膛，而蛮族用的铁炮才容易炸膛，因为装药不定量。
　　
　　明朝是对佛郎机大炮十分重视的，进口的少，多为仿制，且仿制的火炮各种规格齐全，从千余斤的多用途重型（要塞、野战、战舰）火炮“无敌大将军”到百余斤的大“佛郎机”，再到几十斤的“小佛郎机”，可驮在马上点放，完全是一种古代的自行火炮，连士卒手中都有几斤重“万胜佛郎机铳”（配九个子铳），而骑兵配备这种子铳更是显现出威力，其精锐的骑兵每人配备六个以上的子铳，冲锋的时候火器轮番齐射，简直就是战场上的轻装甲师。
　　
　　明长城出土的各型佛郎机数量很大，是军队火器的主力，明朝军队.佛郎机型火炮口径小，以发射霰弹为主，射速快，近距离杀伤力极大，杀伤面积广，是守城的利器，其中“无敌大将军”炮可“每个子炮内有500铅弹，散布可达20余丈”。而开花弹则由红夷炮来发射，后金头子奴儿哈赤就是伤于这种武器。
　　
　　从俞大猷“发明炮车”开始到戚继光“北镇练兵”集其大成，明朝军队的火器装备实现了不小的军事革命，让明军的战力有了飞跃的提升。
　　
　　戚继光制定的步兵操典如下：
　　　　　　　　　　　　
　　至六十步，贼以零骑数十冲至车前，以试我者，我兵具静守不可应。又益贼百数前来，我且攒鸟铳，每车照准一贼打放，只用口传，不用炮鼓喇叭等号令。望贼拥众而来，望旗向贼磨下垂，车上旗急点，举变令炮一声，吹天鹅声一次，随车铳手每车四人，作二班，每班二门，齐打一次。又吹天鹅声，又打放，轮打不绝。候放起火一枝，又吹天鹅声一次，火箭放无次，佛狼机一齐举放。鸟、快等少停，又吹天鹅声一次，仍前放铳，与机、箭相轮，周而复始，务使炮声分番络绎不绝，乃为合彀。
　　　　　　　　　　
　　这些都比西方和日本当时强多了，是全新的军事革命。
　　　　　　
　　赵士祯在《神器谱舫虏车锐议》中写道:“一经用车用锐，虏人不得恃其勇敢，虏马不得态其驰聘，弓矢无所施其劲疾，刀甲无所用其坚利，是虏人长技尽为我所掩。我则因而出中国之长技以制之”。
　　　　　　
　　在抗倭战争里，努尔哈赤也向辽东总兵李成梁申请参战，可当时明军根本就看不上他，李成梁之子李如松是第一次入朝作战的统帅，他亲自率领五千辽东铁骑于碧蹄馆一役中一举击溃日军最为精锐的小西行长第一军35000人，日军伤亡达7000余人，后来日军近十万人龟缩王京城中不敢与明三四万人交战，后来被李如松智取。
　　　　　　
　　丰成秀吉在战国时期百战炼成的精锐，配备有15%左右的火枪，也具备火炮和精锐彪捍的骑兵，可完全不是明朝军队的对手，这个原因就在于明朝当时实现了不小的军事革命。
　　　　　　
　　明朝是对佛郎机火炮的开发十分全面，各种规格齐全，从千余斤的多用途重型（要塞、野战、战舰）火炮“无敌大将军”到百余斤的大“佛郎机”，再到几十斤的“小佛郎机”，可驮在马上点放，完全是一种古代的自行火炮，连士卒手中都有几斤重“万胜佛郎机铳”（配九个子铳），而骑兵配备这种子铳更是显现出威力，其精锐的骑兵每人配备六个以上的子铳，有三眼枪和五眼枪，冲锋的时候火器轮番齐射，简直就是战场上的轻装甲师。所以，努尔哈赤尽管那时候已经是建州女真的首领了，但他依然是辽东总兵李成梁膝下一个恭顺的“奴儿”。
　　
　　佛郎机相当于一种短炮，而红夷炮是一种长炮，《明史》中记载：“其后（指输入佛郎机炮以后），大西洋船至，复得巨炮，曰红夷。长二丈余，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这种火炮显然是一种射程比较远的长身火炮，即长炮，“长二丈余”（6.6米），“重者至三千斤”（1.5吨），不过“能洞裂石城”非常值得推敲，因为用1815年以后英国海军的24磅炮来做比较，24磅炮在100米距离上发射实心炮弹也仅能穿透5英尺厚的橡木，这点穿甲能力和“能洞裂石城”的“比喻”完全是两个概念，当然无论哪一种炮轰击城墙也能打个洞、弹丸钻入城墙也能弄个裂缝出来。
　　
　　红夷炮作为一种射程远的长炮，其炮管的后座多为固定，而且是前部填装火药和炮弹，开炮时需要先从炮口放进火药包和固着物，接着用推杆把火药包和固着物推到炮管底部，然后才放入炮弹，并将其与火药包紧密相连。一切就绪以后，从炮管后部上方的一个小孔把火药包刺破，然后把引线插入火药包，瞄准之后点燃，火药的爆炸力把炮弹发射出去，此后开第二炮的时候，需要用水浇灭炮膛低部的火星，用干布擦干，再重复装药填弹的过程，射击速度非常慢，若去对付骑兵冲锋，估计放一炮以后人家就已经到跟前了。
　　
　　而佛郎机比红夷炮射速快多了，一般配三个后膛，前三炮若训练有素应在20秒以内发射完毕，有霰弹、开花弹，杀伤力很大，若是一大两小的配合，更难攻破，射速奇快，当年郑成功用佛郎机攻打荷兰人的热兰遮城，2500发炮弹的火力集中射击打得拥有长炮（红夷炮）的荷兰人立马举白旗投降。
　　
　　但是佛郎机也有缺点，那就是后膛和炮管之间的缝隙有公差难于克服，故造成火药气体泄漏，因此不具备红夷大炮的远射程，所以引进了红夷炮以后，明军的火炮体系就比较成熟了。
　　　　
　　后来，明朝军队之所以在对付后金骑兵的时候有困难，不是因为没有办法对付，而是因为大多数军队装备由于资金不足而短缺，没有足够装备的情况下训练就更差了，所以无法恢复到戚继光时期的战力，就其根本问题而言论还是“财政问题”和“决策问题”。
　　
　　明朝后期朝廷最大的心病就是财政吃紧，这个现象缘于多个因素同时作用，一是税收拮据，二是灾难频繁，三是通货膨胀，这些情况在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尤其明显。
　　
　　“税收拮据”主要因为税率一直很低，农业税本来就不高，商业税更是少得可怜，农民的负担本来不算沉重，但在朝廷收农业税时是收现银，所以收税期间往往会导致粮价下跌，从而导致农民贱卖粮食缴税，之后粮价恢复正常，如此一来即便不算重的税赋也会成倍增高，并且让商人从中牟取暴利，若是朝廷加农业税，那么只能导致这种现象更为严重，甚至会导致许多拖欠的现象。提高农业税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但对整个局面却没有根本性的改观，因为明朝中后期经济重心已经向工商业转移，农业发展处于停滞阶段而商业税收又实在少得可怜，所以朝廷要增加收入就必须增加商业税，但当时文官集团又和商贾相互勾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文官集团就是商贾的代言人，即便皇帝想加征商业税也会因为文官集团会的阻挠而难以达成，这就造成了明朝税收拮据持续的局面。
　　
　　“灾难频繁”主要因为万历、天启、崇祯三朝正处于全球气候的一个“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自1580年起一直到十七世纪中期是著名的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几乎所有的太阳黑子消失了长达七十年之久，在这一段时间内宇宙射线的流量降低，而同时气候变冷，这是过去一万年间十数起类似情形中距今最近的一次，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冷的。酷寒必将使降雨区域普遍南移，这导致了明朝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先秦晋，后河洛，继之齐、鲁、吴越、荆楚、三辅，并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同时鼠疫也开始蔓延，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终于在山西爆发，明朝末年蔓延到了京畿地区，这直接导致了北京城的轻易被攻占。
　　
　　“通货膨胀”主要是因为明朝万历、天启、崇祯三朝海外贸易庞大，出口的商品种类之多，数量之庞大，致使大量白银流入中国，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形容中国如同一个“银泵”吸纳着全球的白银。《晚明社会变迁》中提到：“综合粗估结果，1570—1644年美洲白银总共大约有12620吨流入了中国”（相当于3亿3653万多两白银）。李隆生综合了庄国士、von Glahn、Yamamura&Kamiki、Brading&Cross、Atwell Reid、Kobata等众多学者对于明季从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的数量估计得出一个平均值的结果：“明季由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为1亿7000万两”。综合美洲和日本的白银流量统计，明朝时期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在五亿两以上。如此多的白银堆积在中国，必然导致各种商品的价格飞涨，在灾荒频繁的年月里粮价也随之而飞涨，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民间商贾私造钱币与白银同时流通了。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白银的激增，私造的钱币也同样激增，不仅造成了通货膨胀，而且还因为“乘数效应”而将其危害扩大化。
　　
　　这三种原因的相互作用下，明朝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形成了内忧外患的局面。由于海外贸易的刺激，明朝富庶的南方大片的田亩被用于经济作物的种植，粮食产量随之下降，北方大旱则导致粮食更为匮乏，粮价开始节节攀升，海外贸易收入激增导致的通货膨胀也加剧了粮价的上涨，粮价飞涨带动所有物品上涨。与之相对应的是，明朝中央财政却因为灾荒之年税收相应减少，又由于从海外贸易中赚取了暴利的商贾们开始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发展，他们的实力越来越大，导致官办企业纷纷倒闭，朝廷就穷的更为可怜了。随着财政的进一步拮据，赈济和粮饷都成为空谈，而没有了赈济饥民就起事，没有了粮饷军队就哗变，许多农民军正是饥民和散兵组成的，所以明朝末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而对于北方少数民族来说，一旦气候趋向严寒，部族和牲畜的食品供给短缺，为了生存三番五次劫掠农耕文明的明朝就不足为奇了，这就是明朝后期边陲频频吃紧的根本原因。
　　
　　这一系列问题加剧了明朝军队的压力，而明朝军队的问题却更为严重，明朝军队实行屯田制，明朝军队的重兵集中在九边重镇，这九个边镇都在北方，北方受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的影响频繁发生大旱，屯田的庄稼颗粒无收，军队的粮饷就成了问题，缺饷导致战斗力下降，军饷问题必须解决，由于屯田没有收成就只有买粮食，可买粮食也需要钱，本来国家税收拮据财政就困难，灾民要赈济，军队要粮饷，为了备战蒙古和后金这些北方民族的入寇劫掠不仅要招募新兵，还得置办军械、增发军饷，更要修筑防御攻势抵御入侵，这一切都要钱。
　　
　　这个时期成为明朝异常困难的艰危时期，一面是粮价、物价飞涨，一面是朝廷财政收入锐减，但财政支出却飞速激增，这种局面下“财政问题”就成为了关乎明朝生死攸关的大局。这个大局应该如何对应到辽事的处理上就成为了关键，处理不当则可能祸及根本，处理得当能让大明王朝渡过这段艰辛的岁月，实际上就快要熬过去了，因为到了十七世纪中叶以后灾难逐步缓解最终恢复正常，明朝却只撑到了1644年，这个结果除了财政崩溃外，还有决策问题。
　　
　　《明史记事本末·崇祯治乱》记载了户部给事中黄承昊的上书：“……今出数共五百余万，而岁入不过三百二三十万，即登其数，已为不足，而重以逋负，实计岁入仅二百余万耳。”这是天启初年的事情，可见明朝财政危机是多么严重。
　　
　　明朝为了边事加征辽响，崇祯更是对袁崇焕全力支持，崇祯凑足辽东的军事开销很不容易，崇祯即位前的天启六年（1626年）辽饷虽然已增至七百万两，但到天启七年（1627年）明朝的财政还是有一百六十万两的亏空，崇祯元年（1628年）袁崇焕出关时，获得辽饷四百八十万，米一百八十万，另发内帑一百二十万、铠甲四十万具，红夷大炮十门，其他弓箭军械无数……以前王在晋要修建一座重城预算为一百二十万两银子，而袁大人不仅要把锦州恢复了，还要修建周遍城池，再往前“且守且战，且筑且屯”那要花多少银子？估计还没有等他把城堡修到广宁，不用后金动手明朝就完蛋了，他这样哪里是“五年平辽”，完是是用银子在“填辽”，最终的结果只能加速明朝财政危机的不可收拾。可见袁崇焕以他“用辽人守辽土，且守且战，且筑且屯”的守辽方式确实给明朝造成了巨大的负担，朝廷不但要出军饷、粮饷、修缮城池的银子，许多时候还要接济辽民、完善抚恤……
　　
　　袁崇焕狂修堡垒消耗国力的作法导致直接后果就是战争成本成倍增高，让明朝本来就少有喘息的财政又雪上加霜。
　　
　　抗倭战争：750/(19*4.8+26*10+35*10)*12=12.8万两银/万人/年；
　　辽东镇：7.1万（关、宁、锦）, 800/7.1=112.6万两银/万人/年。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发现，抗倭战争的消耗远远少于辽东镇的消耗，这里面有通货膨胀的因素，但也有决策失误的因素，无论如何造军械也比修城池要便宜啊，而且戚继光练兵也就一年多……
　　　　　
　　其实，只要按抗倭战争的样板，建立一支戚继光式的军队即可扫平后金骑兵，用火炮解决对付骑兵的问题明朝早在戚继光时代已经有了现成的办法。若袁大人真有雄才大略，他应该退守宁远和山海关，坚持“关宁防线”的正确路线，而不去搞什么“宁锦防线”的政绩工程，把修锦州的银子投到蓟镇去编练一支戚继光时代的火器部队，到时候不仅可保蓟镇、山海关、京师万全，就是以后李自成来了也得爬下……可叹的是袁大人的决策是狂修堡垒消耗国力。
　　　　　　
　　而且袁大人提倡的“凭坚城，用大炮”中的红夷炮也根本不适合对付后金骑兵，红夷炮作为一种射程远的长炮射速非常慢，若去对付骑兵冲锋，估计放一炮以后人家就已经到跟前了。而佛郎机比红夷炮射速快多了，一般配5-9个后膛，前三炮若训练有素应在20秒以内发射完毕，有霰弹、开花弹，杀伤力很大，若是一大两小的配合，更难攻破，射速奇快。袁大人重视红夷炮、盔甲和马匹，简直是落后和倒退的挂念。
　　
　　值得一提的是红夷炮的绝对优势不在于野战，反而在于攻城，它对城墙的单发破坏力是佛郎机不能比的，而其射击速度又太缓慢，对付冲锋的骑兵或步兵远不如佛朗机火炮，反而对于坚固的固定目标——城墙的功效还不错。所以，红夷炮适合攻城，却不适合守城和野战。袁大人拿红夷炮当宝贝，最后的结果是明军野战能力没有提升不说，而红夷炮因为毛帅旧部叛变跑到后金那边去了，以后连城墙也保护不了明军了……
　　　　　　
　　综上所述，袁大人无论在战略和战术上都是个庸才，根本谈不上什么雄才大略。
　　
　　袁崇焕花了巨资先后两次修筑锦州，把锦州修成一条“郑国渠”似的巨坑，并抽调蓟门的兵力去宁锦削弱蓟镇，又不按照崇祯的旨意扑杀那些蓟门外可能给皇太极带路的蒙古部落，还拿粮食给投靠后金的蒙古部落开马市，为后金南侵略准备好粮草，关键是擅杀毛帅而毁东江，直接导致了后金没有东江镇这个牵制，可以远距离作战，如此一来整个“关、宁、锦”变成了一条“马其诺防线”，分别于但是在1629年、1634、1636、1638、1642年先后五次被后金绕道蒙古大规模入塞，掠地千里，横扫京畿。其中1629年后金首次绕道蒙古抄袭京畿之时，袁大人又在“畿东锁钥”之称的蓟门夸下海口“必不令敌越蓟西”，结果他分散兵力瞎指挥，导致了后金大队不战而越过其防线，留下经典之笑柄，后来被刮了也实在是咎由自取。
　　
　　袁大人用巨资堆砌起来的“宁锦防线”在毛帅东江镇被彻底瓦解（袁大人任用汉奸统辖毛帅旧部）以后成为了一条名副其实的古代版“马其诺防线”，经常有人感慨说袁大人修筑的宁锦防线是“丰功伟绩”，后金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代都没有突破，完全是说瞎话，已经成为了“马其诺防线”的“宁锦”还需要人家去突破吗？应该说自从皇太极1629年由蓟门入塞开始这条防线就报废了，之后这里不再是什么防线了，而是消耗明朝国力的巨坑，以及后金利用锦州地理缺陷聚歼明军主力的战场，害得洪承畴把明朝最后的精锐八总兵十三万人都填进了锦州这个“易攻难守”的巨坑里，让崇祯要实现“中兴之策”实质上失去了最后的依托，而导致了最终不可收拾的局面。由此可见，在战略和战术上袁大人都造就了可悲的失误，着也是让明朝在黎明前灭亡的重要原因（1644年以后旱灾逐步缓解，到康乾时期全部消失，所以才有所谓“康乾盛世”其实只不过是灾难缓解而已，纯属后金没有见过世面而瞎吹，根本没有恢复到明朝中兴的水平）。
　　　　
　　由于明朝不多的资源都消耗在了辽东的“马其诺防线上”，其他地区的明朝军队缺乏装备和训练，别说多兵种配合形成战阵，就连手中的火器都很难发挥出效力，有时反而成为累赘，牺牲了机动性，多又放弃了刀剑和弓马训练的明军，在“生死500米”的距离上经常是“火器齐射”，甚至没有体现出远在永历年间的布阵原则：“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前锋要疏，后队要密，锋疏则达，阵密则固”，战斗开始后，“首以铳摧其锋，继以骑冲其坚”。这一作战原则，是朱棣鉴于永乐八年（1410）率军亲征漠北大败阿鲁台一战后总结的经验。
　　
　　缺乏训练和指挥不佳的军队，往往由于没有多兵种的紧密配合和保护，没有体现出战术战法，结果才会往往败给速度见长的后金骑兵。而更可恨的是，不少汉奸叛逃到蛮族一边，携带了明朝的火炮技术和大量新式火炮，孔、耿二人就是因为带过去了火炮技术而后被封异姓王。火炮技术的流失更是加剧了阵前500米的问题，因为步兵火器以及车阵火力密集射击必然要密集队型，一旦对方有了比枪械和短炮（佛郎机）射程距离远的长炮（红夷炮），密集队型反而吃亏，以前“火器齐射”还可以吓唬人，如今扎堆就是送死啊，且明朝军队由于火炮配备比例相对后金较大，所以机动能力差，尤其在遇到突袭的时候破袭能力不足，这就给骑射见长的蛮族有机可乘。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孔、耿二人带过去的是葡萄牙人的铸炮技术，后来投降后金的吴三桂所部的火炮铸造技术更为先进。在沈阳的辽宁省博物馆收藏有「定辽大将军」，此炮乃由吴三桂于崇祯十五年捐资铸造，全长约380cm，该炮或为中国大陆现存的红夷炮中最长的一门。根据目前一般冶铸史的教科书，均称1860年代美国军官thomas j rodman在南北战争时曾发明一种铸炮新法，该法采用中空的模型，并在其中导入冷却水，此法即可使铁质炮管自内向外凝固，所铸之炮可以更大，且其耐用程度可达到先前的五至数十倍，铁心铜体的铸法虽使用两种金属，但其原理很接近rodman法的雏形，只不过明朝的「定辽大将军」比rodman早出现了两个多世纪。
　　
　　清康熙年间，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奉命为清廷铸造火炮，《武成永固大将军炮》便是其中最优秀的炮，此炮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铸造完成，是一尊铜炮，重3公吨、炮长310 公分、口径12.5 公分、用药5 斤（斤）、生铁炮子10 觔。虽然都是“红夷炮”但对比明朝火炮，南怀仁铸造的《武成永固大将军炮》无论从长度、内径、铸造技术上都没有赶上明朝火炮。
　　
　　在福建泉州海交史博物馆见到一门红夷铁炮，其上有铭文曰：「天启四年仲冬，钦差福浙［都］督造」字样，虽其前半已被锯断，但仍可量得其内径约为14cm，大于“武成永固大将军炮”的12.5 公分。
　　
　　而在厦门的胡里山炮台有一门口径13.5cm、全长310cm的天启间仿制红夷铁炮，此两炮均较天启三年由两广总督胡应台解进的二十多门铁制英国舰炮（内径为12.5cm，长约300cm）还大。
　　
　　「定辽大将军」全长约380cm，大于“武成永固大将军炮”的炮长310 公分，而「定辽大将军」的铸造技术更是“武成永固大将军炮”无法比拟的。“五至十倍”的耐用程度相当于多造五至十门炮。
　　
　　在明朝末期，陆战中佛郎机（短炮）比红夷炮（长炮）射速快，但射程不够，是一种近防武器，但海战的时候，作为短炮的佛郎机其实比红夷炮更有优势。对比一下1637年英国建成的“海上君王”号战舰和同时期郑成功的三桅炮船，我们会发现，短炮其实是一种非常不错海战的火炮。
　　
　　郑成功“三桅炮船”属于大型福船其“树三桅，主桅高4丈，船长20丈，舱五层，船面设楼高如城，可容300人” ，并配红夷炮8门，千斤佛郎机40门。当看到西方战舰动辄就上百门火炮的时候可能认为火力十分强大,其实不然,因为这些火炮的总吨数就暴露了这些火炮的火力水平.
　　　　
　　英国的“海上君王”号是1636年1月开始设计，1月16日在伍利奇船厂建造，1637年10月下水，主设计师佩特本想该舰只需装备90门大炮，但查理一世却硬要把炮数增加到104门（共重153吨），使之成为当时西方最大的战舰，重1683吨，在低甲板及主甲板上架30门炮，在上甲板上架26门炮。在首楼上有12门炮，半甲板上有14个炮门，还有10门船首炮及若干尾炮……
　　　　
　　英国的这艘船是当时西方最大的，是英王要展现英国造船实力和战力的作品，代表当时西方舰艇的最高水平。在分析这艘战舰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个数字——“104门（共重153吨）”这是火炮的总吨数和门数，平均一门火炮才1.47吨，而当时英国的火炮重量如下：
　　　　
　　12磅炮1.5吨
　　24磅炮2吨
　　32磅炮2.5吨
　　　　
　　这平均才不到1.5吨的重量显然就暴露其火炮火力的问题，104门里必然是有许多低于12磅炮的火炮加入其中，才凑足了104门炮，而这些炮都非常小。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个104门火炮的组合一定比16世纪那西方其他国家的战舰要厉害，因为这是17世纪西方最大的舰艇。
　　　　
　　不算这个若干尾炮一共才92门炮，若都是1.5吨的12磅炮，也得138吨，这剩下12门炮只有15吨的重量，连12磅炮都不如，可能是6磅炮及其以下的“火炮”。
　　　　
　　如果英国人想在这92门火炮加上更多的32磅炮和24磅炮，那他们得用更多的6磅炮或者更小的炮，这种小炮就几乎滥竽充数了。
　　　　
　　郑成功三桅炮船的“千斤佛郎机”是一种重炮，郑成功曾根据在泉洲获得了一门明朝嘉靖年间（1521年—1567年）制造的“发熕”仿制了许多重炮，其“重千斤，弹重二十四斤，远至四五里”，从重量来看是“千斤佛郎机”无疑，英国火炮都是以弹丸的磅数来划分的，因为这是炮战中威力的显现，而郑成功的“千斤佛郎机”弹丸重24斤，0.9072斤=1磅，24斤=26.45磅，可见郑成功的这种火炮比英国的24磅炮还要厉害。
　　　　
　　郑成功的三桅炮船配备有40门千斤佛郎机，就是有40门26.45磅炮。而郑成功的三桅炮船上还有8门明朝制造的红夷炮，其火力要比千斤佛郎机强，算是32磅炮吧，英国人要持平这两种火炮得付出100吨的代价。剩下56门炮53吨，显然是6磅炮以下一类的“火炮”，实在拿不上台面。
　　
　　这还不算凄惨的，因为我们只对比了火炮数量，还没有在战斗中比拼射击速度……
　　　　　　　　　　
　　英国海军的24磅炮在100米距离上发射实心炮弹也能穿透5英尺厚的橡木，按照这个标准双方对轰，英国人吃亏就大了，那些6磅炮显然不能胜任这个任务。别看它火炮多，火力却不怎么样，就是因为有许多滥竽充数的火炮，而即便如此英国人的射速度还很慢。
　　　　
　　佛郎机火炮是20秒三发，一门佛郎机一般配5-9发子铳，一分钟5-6发的射速很普通，而英国的前装火炮是每分钟1-2发，两军对轰，双方先各自向对手发射一发炮弹，然后等英国人装炮弹的时候要挨上至少四五发炮弹，那还打什么打？都成筛子了；）
　　　　
　　英军军规严格规定，不能远于400码开炮（365.76米），所以两舰对决的时候是近战，别想躲便宜，12磅炮对26磅炮，100米外人家能打穿5英尺橡木，这12磅炮基本就是摆设了。
　　
　　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佛郎机的射击速度是红夷炮的三到五倍，40门千斤佛郎机火炮在与英军接阵的时候，由于射击速度是其三到五倍，所以也就相当同样射击速度下120到200门26磅炮，英国人全部火炮才104门，这仗怎么打？
　　
　　所以到了1815年以后英国人醒悟了，把舰艇上的长炮全都改成了短炮，既降低了自身重量，又增加了同样载重条件下火炮的总数量，但射击速度由于不是明朝的后装火炮，仍然不能与明朝海军相提并论。
　　
　　其实，在海上作战，按照英军自己的军规都不能超过400码开炮，才300多米，要那么大的火炮射程有什么用？把长炮改短炮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可惜这个选择明朝又领先了。明朝《武备志》里记载：“用火器与浪漕间，起伏荡漾，未必能中贼。即使中矣，亦无几何……”这是讲射程稍远的火炮在海战中命中率低，又因为远射势必减小弹丸重量而导致命中后的效果降低，后来《武备志》中又提出：“发射佛朗机。是惟不中，中则无船不粉”就是要求以近战强火力准确摧毁对方的观念。从明朝海军火炮配备来看，本身就是重佛郎机（短炮）而轻红夷炮（长炮）的，这就说明明朝对火炮威力和近战的要求体现得很充分颇具近代思维。
　　
　　不仅如此，明朝后期的海战战术战法也极为先进，郑成功获得“龙熕炮”后专门设计了一种炮船安置此炮，这种炮船后被称为“龙熕船”。在这种船上，前后各安置一门龙熕炮，海战时运用郑氏水师独步海疆的“五五制”战舰队形和指挥系统，即利用“五点梅花阵法”将对方“线形队列”分成几段，形成局部围攻以后，用轻巧的快船架设重炮进行艉射（Raking Fire），此战法比英国海军称霸全球的“纳尔逊战法”（Nelson touch）早出现了一百多年……
　　
　　可等到了1793年，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访问清朝，此时距离郑和宝船出海已近400年（1405年-1433年），距离万历年间明军500艘舰艇歼灭日本海军450艘战船于露梁海战195年，距离明朝水师五度击败荷兰海上马车夫确立日本到南海的全部东亚制海权154年，中国航海已经衰落到被人看不起，并加以耻笑的地步了……
　　
　　当时英国使团“惊奇的发现中国的帆船很不结实，由于船只吃水浅，无法抵御大风的袭击”，他们由此得出的判断是“中国船的构造根本不适应航海”，马嘎尔尼发出过这样的感叹“中国人首次看见欧洲的船只，至今已经有250年了，他们毫不掩饰对我们航海技术的赞赏，然而他们从未模仿过我们的造船工艺或航海技术。他们顽固的沿用他们无知祖先的笨拙方法，由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比中国更需要航海技术，因而中国人这种惰性更加令人难以置信”。（以上引自《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佩雷菲特著）
　　
　　通过英国使臣的叙述，可见明帝国曾经作为海上军事和贸易强国的辉煌与荣耀已经被这群野蛮、愚昧的满清鞑虏糟蹋成什么样子了~！而可叹的是那时候英国海军称霸全球的“纳尔逊战法”（Nelson touch）还没有出现……
　　
　　若中华文明未遭受蛮族的入侵，凭借成熟的海战战术、强大的贸易能力（西方评价中国为一个银泵）、雄厚的工业基础（铁产量已是万吨之国）、地理知识丰富（《舆地山海全图》、《舆地图》、《山海舆地全图》、《缠度图》以及利玛窦在中国所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西学研究深入（明末是翻译西方著作的高潮，共有七千种西方图书进入中国），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华文明将极有可能率先成为资本主义强国。
　　
　　说到这里有些偏题，其实即便资本主义发展不理想，但火器的发展到明朝达到鼎盛时期，明末的兵书如《兵录》、《神器谱》、《武备志》、《西法神机》、《火攻挚要》、《筹海图编》、《军器图说》、《火龙神器阵法》等更是详细地记录了明军装备火器的制法、图谱以及火器部队的编制和战法，蛮族统治者在初期也饱尝这种先进武器的好处，不仅在中原及南方地区先进的火器是清军的利器，在对新疆这些一样具备骑射优势又有火枪的对手之征讨中，一样是因为有了先进的火炮而让清军有了优势，获得了胜利，击噶尔丹一役，即是用火炮摧毁了噶尔丹的骆驼阵，可为什么后来就衰落得到了无知的程度呢？说到底还是蛮族统治者因为害怕火器的厉害，一味对火器技术进行保密，生产进行压制，并限制军队使用，对火器发展不思进取，导致了大倒退。
　　
　　满清时期，倒退的不仅仅是科技文化，还有军事科技，首先造炮技术出现了惊人的倒退，且不说明朝火炮如何，“嘉庆四年(1799)曾改造一百六十门明朝的“神机炮”，并改名为“得胜炮”，惟经试放后发现其射程竟然还不如旧炮。” （《黄一农：红夷大炮与明清战争》） 。
　　
　　从火药配方上来看，满清也是可悲的倒退。
　　　
　　明初期大炮火药，硝78.7%,硫磺7.9%,木炭13.4%
　　明中期火药，硝75.8%,硫磺10.6,木炭13.6%
　　非常接近75:10:15的最佳比例。
　　　　
　　而乾隆时期的火药硝的比例过高，超过80%,而木炭却过低,如烘药中木炭的比例甚至低到2.07%,显然其配方远不如明代合理。
　　
　　清朝对红夷大炮没有进行过有效的技术革新，只是一味加大重量，以求增加射程，火炮的制造工艺远远落后于西方。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虎门要塞的大炮重八千斤，射程却不及英舰舰炮，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江阴要塞竟然装备了万斤铁炮“耀威大将军”。这些炮看似威武，实际上射程还不如明朝进口的那些红夷大炮。另外，加之开花弹的失传造成与英军对抗时吃亏不小。
　　　　
　　十九世纪中叶是西方武器大换代的时期，火炮技术大大改进：工业革命使得武器制造业使用了动力机床对钢制火炮进行精加工，线膛炮和后装炮也开始装备军队；火炮射击的理论与战术在拿破仑的实践中新的发展；同时因化学的进步，苦味酸炸药、无烟火药和雷汞开始运用于军事，炮弹的威力成倍增长。
　　　　
　　反观满清，由于大兴文字狱，而导致中华文明可能先于西方进入科技革命成为泡影……（徐光启于1634年在崇祯的支持下修成被誉为“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的《崇祯历书》，而一年前的1633年，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他的晚年极其悲惨，而徐光启晚年出任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是同时临近科技革命门槛的，可惜明朝灭亡了，中华文明遭受了蛮族入侵的摧残，西方文明则进入全新的科技革命时代）
　　
　　由于没有新的技术革命，满清的火炮，仍然使用泥范铸炮，导致炮身大量沙眼，炸膛频频，内膛的加工也十分粗糙，准心照门不复存在，开花弹也失传，缺少科学知识兵勇的操炮技术比不上明朝！两百年前还是“先进”装备的明朝红夷大炮在满清两百年中已经老态龙钟，风光不在，无法抵御西方列强的入侵了。
　　　　
　　另外，佛郎机、开花弹失传也是一大损失。
　　
　　佛郎机炮其实就是一种铁制后装滑膛加农炮，有的炮腹相当粗大，一般在炮尾设有转向用的舵杆炮管上有准星和照门。佛郎机大炮的结构可以概括为两点：1.后装炮2.定装弹药。佛郎机大炮有4大优点，射速快、散热快、子炮的容量确定、炮腹的寿命增长。但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佛郎机大炮也有一个无法克服的缺点就是子炮与炮腹间缝隙公差大，造成火药气体泄漏，因此不具备红夷大炮的远射程。
　　　　
　　明朝是对佛郎机大炮十分重视的，但是进口的少，仿制的多，且仿制的火炮各种规格齐全，佛郎机大炮的性能是超前的，与红衣大炮相辅相成，但是到了清朝，军中对火器一味求其射程，重红夷而轻佛郎机，以至于到了十八世纪满清的军队里已经完全没有佛郎机的踪迹了。这种性能卓越的火炮在满清时期失传了。林则徐在广州对付英国人，其挚友献策拿出的秘密武器就是前明火炮“佛郎机”，这种后填装的速射炮确实比英国人那时候的短炮先进，可叹林则徐当时还在搞“仿英船”，明朝的战舰、火炮技术是完全丢完了。
　　
　　更丢人的是满清后期，几个大名鼎鼎的人物都闹了笑话，这更说明了满清的愚昧和无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算是满清能叫得出名的几个还懂一点军械和洋务的，其中更有洋务运动的倡导者，是能代表满清军事科技的最高见地的人物，可他们居然联合在一起闹了一出笑话……
　　
　　鸦片战争时满清当时的火器专家丁拱辰不知开花弹为何物；
　　曾国藩设立安庆军械所重新引进西式开花弹；
　　李鸿章居然向德国克虏伯兵工厂订购“开花弹”；
　　
　　到19世70年代，左宗棠督师西征新疆，在陕西凤翔县进行了一次“考古挖掘”，竟从一处明代炮台遗址挖掘出开花弹百余枚，不禁感慨万千，叹道：“利器之入中国三百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
　　
　　这就是满清的军事科技水准，不败给洋人可能吗？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蛮族统治多年下的左宗棠也无知到了可怜的地步，明朝的开花弹并非引进，而是自行开发的，满清没有丝毫创新能力所以才会误认为只要是先进东西就是泊来品。
　　　　
　　西方的开花弹是在铸铁弹体上开一个口，以木制的“信管”塞住，在“信管”内装上缓燃火药来引爆；而明朝的开花弹则是“球体表面有一突出台体，高约０．６到０．７厘米，直径约３厘米，台面中间有一直径约０．４到０．５厘米的圆型小孔”，估计是在小孔里插上“药捻”来引爆。因此“信管”、“药捻”都是现代炮弹引信的始祖，也证明了东西方是各自独立研制出开花弹的。
　　
　　左宗棠的哀叹十分令人同情：“利器之入中国三百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
　　　　
　　不过他错得更可怜，“利器”（开花弹）不是“入中国三百年”，而根本就是明朝已经发明了的东西，后金头子奴儿哈赤就是被开花弹打伤的。
　　　　
　　而当时也并不是没有人“留心及此”，还大有人留心于此，那些人不是别人，就是蛮族入侵者自己，它们一直对此很留意……
　　　　
　　蛮族入侵以后就开始“修史”，为了掩盖它们的祖宗被开花弹打死的不光彩历史，干脆连开花弹都废掉了，这才有了——“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的悲凉景象。
　　　　
　　所以中华文明被蛮族入侵以后确实从各个方面形成了非常大的退步，从火炮技术、地理知识、航海等也仅仅是个缩影而已。
　　
　　1793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勋爵通过对清朝“盛世”的访问，得出以下结论：
　　
　　1）“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
　　2）“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
　　3）“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
　　4）“一个专制帝国，几百年都没有什么进步，一个国家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状态。”
　　5）清朝“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
　　
　　都被人家鄙视到了如此地步，乾隆居然还有脸皮说出这样的话——“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筋，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这简直和曾德昭笔下的明朝时期是两个概念。
　　
　　曾德昭是耶稣会士，1613年到达中国南京，1636年返回欧洲，在旅途上完成了《大中国志》。他在中国呆了22年之多，跨越了万历，天启，崇祯三个时代，他对中国人的感慨如下——“中国人爽快的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可见，如今流传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国人“愚昧僵化、盲目自大、井蛙观天”的根源，并且也是导致国人对西方外来事物不屑一顾或者一律看成是奇技淫巧的根源，这样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是对中华文明的诋毁~！而真正闭关自守的是清朝无疑。
　　
　　明朝的中国人眼界宏大，心胸开阔，能热情积极的引进吸收外国先进的事物，当我们回顾明朝那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也曾有过科技革命的前奏，也曾有过大航海的时代，中华传统文化并不排斥西学，明朝在航海、铸造、地理发现、天文研究、数学、物理学等等重要领域进行过可贵的探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可惜在明朝灭亡以后的两百多年里，中华文明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大倒退，近代百年的国耻让人十分痛心，甚至有人认为是中华文明本身出了问题，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误解是不对的，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从来都不排斥科技与进步思想，这种误解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掩盖历史事实而编造的谎言，这是十分可耻可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