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究竟有没有“逻辑”

——周山教授在河南大学的讲演
日期：2011-08-01 作者： 来源：文汇报


图片作者：
图片作者：
图片作者：
图片作者：              
    自从西学东渐，西方演绎逻辑传入中国以来，学术界一直存在中国古代有无逻辑的疑问。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深入展开，中国古代无逻辑的声音也同时放大。今天选取三题，作为对中国古代无逻辑论的一个回应。
    
    中国人选择类比作为主要思维形式，是由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决定的。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文化绵延五千多年至今无改，根本原因不是“内圣外王之道”，而是选择了一条由象形文字发展为象意文字的文化道路。
    
    与几百万年相比，五六千年文明史只是极其短促的一瞬间，晨曦乍露，太阳远未升起。所以，当前人类对世界包括对自身的认识，还远未达到“不知晦朔”的朝菌水平。我们虽然已经感知人类思维活动中有演绎、归纳、类比、辩证、灵感等思维形式的存在，但是还有一些思维形式尚未被感知。
    
    周山1949年10月出生于上海市崇明县新河镇。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逻辑史全国专业委员会顾问、上海市逻辑学会副会长、江南国学院院长。
    
    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国逻辑史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中国逻辑史论》（获首届金岳霖学术奖）、《智慧的欢歌：先秦名辩思潮》、《绝学复苏：近现代的先秦名家研究》、《中国传统类比推理系统研究》等。
    
中国文化能不能产生“逻辑”
    
    “内圣外王之道”是儒家或儒学的“终极关怀”，但决不能说成是五千年中国文化的终极关怀，更不能认为是不能产生逻辑科学的深层原因。
    
    持中国古代无逻辑论的学者认为：“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中国文化的终极关怀，是不能产生“逻辑”的深层原因：（一）在“内圣外王之道”的支配下，由道德与政治结成的价值体系的霸权，与逻辑学的价值中立的本性不相容；（二）在“内圣外王之道”的支配下，逻辑思维没有充分发展的余地。
    
    我首先想指出的是，中国文化的终极关怀是“内圣外王之道”这个命题能否成立？中国文化已有五千年以上的历史，而“内圣外王之道”的提出仅二千多年；“内圣外王之道”的信奉者主要是儒家学者。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内圣外王之道’一语，包举中国学术之全部。”（《清代学术概论》）学术是文化，文化非仅学术；况且中国学术亦非仅“内圣外王之道”。梁任公之言有以偏概全之嫌；现代学者又将“学术”替换成“文化”，将“学术之全部”替换成“终极关怀”，更失之千里。
    
    我们先来看一下先秦时期的名辩之士，是否受到了“内圣外王之道”这一意识形态的“支配”？
    
    先秦名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刑名、形名、名实。邓析是这一学派的开拓者，以研究刑名、创制“竹刑”名于世；出身贵族却同情庶民，提出“天于人无厚，君于民无厚，父于子无厚，兄于弟无厚”的命题，教民议政、诉讼，将一个秩序井然、“诸侯惮之”的郑国搅得“民口讙譁”，终为执政者所杀。消息传到鲁国，孔子拍手称快。邓析不仅不受圣人、君王支配，还要唱反调。
    
    尹文、惠施是名家二期代表。尹文是“形名”专家，认为“名也者，正形者也”，“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根据名所反映的对象，将名分为三类：命物之名、毁誉之名、况谓之名。尹文的形名研究，较邓析的名辩研究，离政治远了。惠施虽然担任过十几年魏相，但是离任之后的形名研究，与“内圣外王之道”完全无涉。他提出的十大名辩命题，如“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渊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等等，全部都是“历物之意”；他无比得意地将这些命题公诸于世，吸引了“天下之辩者”，纷纷亮出“卵有毛”、“犬可以为羊”、“轮不辗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绝”等大量命题，“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正因为惠施专注于以自然对象为内容的名辩研究，庄子批评他“逐万物而不返”。如果说惠施未能超越命题研究上升到逻辑之“道”，肯定不是受到了“内圣外王之道”的支配，而是受到了“逐万物而不返”这一研究方法的牵累。
    
    名家第三期代表公孙龙，终于超越“历物”，走上了“离形而言名”的逻辑之道。当然，他还不知道“逻辑”为何物，而是从“物”、“实”、“位”、“指”，一路走进逻辑的殿堂。他从“白马”与“马”这两个最相近的“名”起步，途经“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的“离形”概括、对“历物”的超越，一直走到“物莫非指，而指非指”的纯理性阐述。公孙龙虽然没有构建一个完整的逻辑系统，但是他的这些逻辑思想，达到了相当高度；这种纯学术研究，也从未受到“内圣外王之道”的支配，因为他乐于从事这份“正名实而化天下”的工作。他的“化天下”，不是用“内圣外王之道”教化天下，而是与今天的逻辑学家用西方的演绎逻辑教化中国人一样，通过“白马非马”这样的“正名实”工作去教化天下人的逻辑思维。
    
    遗憾的是，今人能理解逻辑学教授们的用心，却不能理解公孙龙的苦心。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名辩思潮的批判》中对公孙龙作了这样一个评判：“公孙龙的诡辞差不多全部是观念游戏”，“毫无疑问，公孙龙是位帮闲者。……在上层的卵翼之下提出他的一些诡辞来，当然不能认为是前进态度的烟幕，而是应该认为反动言论的掩饰的。”“故如公孙龙之流，我们不能认为是毫无政治意义的逻辑思想家，假如我们忽略了他的诡辞的社会意义，那我们便是受了他的蒙蔽。”（人民出版社1954年6月第1版）郭的观点，也影响了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的作者，定性为“扮演着名辩思潮里堕落方面的脚色”。（第一卷第440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3月版）一个连事物形态都要被抽去仅作纯理论研究的古代学者，硬是被当代学者拉上政治舞台横加批判。对待古人，难道就不需要公平公正？
    
    墨家创始人墨翟主张“尚贤”、“兼爱”、“节用”，及货真价实的平民政治，与主张“内圣外王之道”的儒家分庭抗礼，形成儒、墨两大显学。后期墨家则远离政治，例如，他们不仅将“辩”定义为“争彼”，正确的辩论结果必有一胜：“辩胜，当也”；而且在具体解说时，也是举“牛”与“非牛”为例。《墨经》中的大量概念定义，均在自然科技领域。他们在对名（概念）进行分类时，例举“物”为达名、“马”为类名、“臧”（奴隶名）为私名。在对“故”作分类和定义时，也均为理性思辩之辞：“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大故，有之必无然”。即便后墨学术队伍分裂，也是源于“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后期墨家的名辩研究，虽然与早期墨家的平民政治观还存在一定的联系，例如关于“爱人”的内涵分析，关于“杀盗”的辨说，与前期墨家爱无差等的“兼爱”主张保持着一致性，但是与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并无关联，更谈不上受其“支配”。
    
    名、墨两家名辩研究的真相告诉我们，中国文化是多元的，“内圣外王之道”，充其量也就是中国多元文化中的一元；或许可以说“内圣外王之道”是儒家或儒学的“终极关怀”，但决不能说成是五千年中国文化的终极关怀，更不能认为是不能产生逻辑科学的深层原因。
    
    儒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也是汉武帝之后的事情，因而本不影响此前历时三百年“百家争鸣”的学术走向；先秦时期学术环境的宽松、做学问无拘无束亦世所公认，谈不上受“内圣外王之道”的支配。即便汉代中期以后儒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也与能否产生“逻辑科学”没有必然联系。哥白尼的“日心说”，诞生于神学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环境里，哥白尼不仅未受“神学”支配，还甘愿为“日心说”献出了生命。达尔文的“进化论”，也是在神学占居主导地位的背景下诞生的；达尔文的处境虽然好于哥白尼，但是赫胥黎为了宣传、捍卫达尔文“进化论”，屡屡遭受红衣主教的嘲讽与攻击。“内圣外王之道”的“霸权”，总不至于比哥白尼面对的“宗教裁判所”更霸道更凶残吧？总不至于像红衣主教们扼止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那样围追堵截吧？“日心说”、“进化论”两个个案告诉我们，主流意识形态对于科学的发生发展可能具有促进或延缓的影响作用，但是不具有决定作用。
    
中国古代有没有“逻辑”
    
    中国古代逻辑中的思维形式，不可能是由完全“空壳”的变项构成，只能由代表一定意义内容的象形象意文字构成。这不是受到了“内圣外王之道”支配的结果，而是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基因象形象意文字支配的结果。
    
    “逻辑”一词译自西方，在中国人的思维活动中往往是多义的，今天的讨论同样会遇到这个麻烦，所以有必要作出语境的规定。中国古代“逻辑”一词大多指谓“逻辑思想”；中国逻辑，是指上下几千年的逻辑思想；中国逻辑史，是指上下几千年中国逻辑思想发展的历史。
    
    逻辑学是关于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一门学问；逻辑思想就是关于思维形式及其规则规律的思考成果，这些思考成果可以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也可以是零碎的散论。例如，后期墨家关于“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的思想，涵盖了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的三个阶段，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尹文对于名与形的关系分析，以及将名分为三个类，仅涉及概念这个阶段，逻辑思想比较零散。名、墨两家的逻辑思想，都属于对思维形式及规则规律的研究，举“牛”与“非牛”解说论辩双方的命题必须是一对矛盾命题，论辩才是有效的，如果“或谓之狗，或谓之犬”、“或谓之牛，或谓之马”，就可能出现“俱无胜”的结果，论辩无效；举“马”与“白马”，解说名的实、位关系，提出“唯乎其彼此”的逻辑规则；提出“以类取，以类予”的推理原则；分析“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和“有之必无然”的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关系。诸如此类的分析，并不是对思维形态的分析，而是对思维形式、推论规则规律的分析研究。
    
    关于“思维形式”的认识，学术界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广义的理解，指反映客观现实的思维形态，其概念、判断、推理论证，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另一种是狭义的理解，指不含具体内容的概念形式、判断形式、推论形式，一般由变项与逻辑常项组成；在传统逻辑中，狭义的思维形式是用概念变项或命题变项代替思维形态中的具体概念或具体命题的结果。例如，在传统逻辑中，变项S、M、P就是概念形式，在命题逻辑中，变项p、q、r就是命题形式。拒斥广义的“思维形式”，认同狭义的“思维形式”。按这种理解，中国古代既没有S、M、P这样的概念形式，更没有p、q、r这样的命题（判断）形式，逻辑学的产生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如果由于中国古代未从思维形态中抽象出S、M、P这样的概念形式，未抽象出p、q、r一类判断（命题）形式，因此推断其原因都在“内圣外王之道”，那就错了。
    
    西方文化使用字母文字，构造词组的基本元素是二十几个没有任何意义的字母，这些“空壳”字母可参与字母之间的任意变换造就反映一定内容的概念形态；从思维形态上升到思维形式，只要从构造词组的“空壳”字母中选取任何一个字母，均可成为概念变项或命题变项。中国文化的基因是象形象意文字。所以，从思维形态上升到思维形式，没有“空壳”文字可供择取，而只能使用象形象意文字。所以，中国古代逻辑中的思维形式，不可能是由完全“空壳”的变项构成，只能由代表一定意义内容的象形象意文字构成。这不是受到了“内圣外王之道”支配的结果，而是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基因象形象意文字支配的结果。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先秦逻辑的特点是用象形象意文字构建思维形式，并用象形象意文字即自然语言对思维形式及其规则规律进行解读分析，形成了深浅不一的各家各派的逻辑思想，规范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实践，推动着中国文化的发展。
    
    当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不乏自成体系的逻辑推理系统；在这些推理系统中，也存在概念变项和命题变项。例如，在《周易》推理系统中，阴爻“--”、阳爻“—”这两个初始符号就具有“变项”的性质，它们在不同的卦体内、在同一卦体的不同爻位上可以赋予不同的意义内容。由这两个初始符号构建的八个符号组即“八卦”，仅按《易传·说卦》的不完全统计，各自可以赋予数十种反映对象。以“≡”（乾）为例，在不同的语境中，可分别赋予天、环、君、父、玉、金、寒、冰、大赤、良马、老马、瘠马、驳马、木果等内容。《周易》推理系统，就是由这些“变项”构建而成的。但是，《周易》推理系统中的这些“变项”，与西方逻辑系统中的“变项”有一个明显的差别，这些“变项”又称为“象”，由于具有“象意”的性质，所以虽然可以反映许多不同对象，但是所反映的对象是有选择的，例如，“—”只能赋予阳刚一类对象内容，“--”只能赋予阴柔一类对象内容。这种属性规定，与象形象意文字一脉相承。数千年来，人们对《周易》推理系统中的“变项”及其推理规则的研究，不正是对传统思维形式及其规则规律的一种研究吗？这种研究的性质如果不是“逻辑学”又能是什么呢？
    
“逻辑”究竟是一元还是多元
    
    逻辑一元论者认为，人类只有一种逻辑，即演绎逻辑。我们并不赞同逻辑一元论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既不符合人类多样化思维形态即思维方式的实际，也经不起人类思维发展的检验。
    
    中国古代有没有逻辑的论争，根源在逻辑究竟是一元还是多元的不同认识。所谓逻辑多元，是指演绎类型之外还有别的逻辑类型。在中国学术界，逻辑一元论长期以来一直居于主导地位。逻辑一元论者认为，人类只有一种逻辑，即演绎逻辑。我们并不赞同逻辑一元论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既不符合人类多样化思维形态即思维方式的实际，也经不起人类思维发展的检验。
    
    古人说得好：“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人类的思维活动之所以生动而又富于智慧，是因为每一个完整的思维过程往往包含着多种类型的思维（推理）形式（程仲棠教授称之为“思维形态”）。西方人的思维活动中，往往以演绎思维形式为主，积久成习，便形成了“重演绎”的思维习惯；中国人的思维活动中，往往以类比思维形式为主，积久成习，便形成了“重类比”的思维习惯。
    
    中国人选择类比作为主要思维形式，是由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决定的。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文化绵延五千多年至今无改，根本原因不是“内圣外王之道”，而是选择了一条由象形文字发展为象意文字的文化道路。象形文字是单体字，是远古先民对具体物象的描拟。随着思维活动的发展需要，先人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体字组合为一个复体字，便产生了象征某种意义的象意字（又称“会意字”）。每一个象意文字都有“本义”和“延伸义”；每一个象意文字的“本义”只有一个，“延伸义”往往有多个，这些“延伸义”大多是类比思维的结果。一个陌生的象意文字，你、我可能读不出它的音，但是从构成它的几个单体字之间的关系，可以大致体悟出这个字的“本义”，甚至可以类推出它的“延伸义”。例如，“蛊”字由“虫”、“皿”两个单体字构成，可由此会意到器皿中出现了虫这个“本义”，并由此产生类比性的联想，得到了“腐败”这一延伸义。因此，用象形单体字和象意复体字表达思想的华夏先民们，注重类比思维、善于类比推理也就成为必然。当然，中国人注重类比、善于类比，还与《周易》的类比思维模式密切相关。由于《周易》符号系统中的两个初始符号具有阴、阳属性，由此构建的八经卦具有了与单体象形字相仿的属性，随后由两个经卦相配的六十四个重卦，便有了与象意字相仿的属性；重卦中的上、下卦之间的关系，表达了该卦的“本义”，其卦名或卦辞，即由此而来。“以象尽意”，与象意文字的“会意”属性，一脉相承。由于《周易》居于诸经之首的权威性，作为科举考试“统编教材”的普及性，其类比思维的规范影响作用无出其右。由中国文化中的象意文字取向影响中国人对类比思维形式的注重，推测西方人对演绎思维形式的注重，应该与他们在古文化中断之后选择字母文字这条发展道路，有着必然的联系。当然，这只是由此及彼的类比之言，不具有必然性。真心希望注重西方演绎逻辑研究的朋友们，对此作些研究，能给我们一个更可靠一些的结论。
    
    演绎与类比，是两种类型不同的思维形式，它们对文化发展的走向，各有目标；对人类文化的推进，各有所能。演绎思维，揭示必然，追求知识为其目标；所以，西方文化的“求真”精神，是以演绎思维为其逻辑支撑点。类比思维，触类旁通，追求智慧为其目标；所以，中国文化的“求道”精神，是以类比思维为其逻辑支撑点。当然，无论西方人还是中国人，在注重演绎思维或注重类比思维的同时，并不拒斥其他思维方法的使用；甚至有可能在偏重于某类思维方法相当长时间之后，也会产生“围城”效应，移情（注重）于另一类思维方法。主张逻辑一元论，既不符合人类思维现状，也为自己将来有可能“移情别恋”断了后路。
    
    庄子说：“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庄子·逍遥游》）朝菌因为太阳一出就死掉，所以只知道太阳从东方升起，不知道太阳还会从西方没落。蟪蛄生于夏天死于夏天，它虽然知道太阳的东升西落，却不知一年四季的更替。“小年”决定了“小知”。人类文明只有五六千年时间。进入文明之前的人类，经历了几百万年的晦暗时期；进入文明之后的人类，同样会有几百万年的光明时期。这与一天分为一半黑夜、一半白天的规律一样。与几百万年相比，五六千年文明史只是极其短促的一瞬间，晨曦乍露，太阳远未升起。所以，当前人类对世界包括对自身的认识，还远未达到“不知晦朔”的朝菌水平。我们虽然已经感知人类思维活动中有演绎、归纳、类比、辩证、灵感等思维形式的存在，但是还有一些思维形式尚未被感知。在尔后漫长的人类思维活动中，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推进，人类文化的发展需要，还会有许多新的思维类型、思维形式层出不穷。
    
    人类文化的发展，呼唤着更多类型的逻辑科学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