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最早的一年:别了"司徒雷登" (二)

别了司徒雷登之后·宁远

司徒雷登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文化人才的培养所作出的贡献，是其他 西方人不能企及的，但他与中国的真诚友好关系，因政治需要被泼上许多污水。

一八七六年，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的一个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家庭。后来回到美国接受教育，一九零四年毕业于纽约协和神学院，一九零五年回到中国，从事传教事业。他以人格和活力，出色的交际能力，良好的语言能力，颇佳的人缘，获得人们的信任。因此，当一九一九年美国准备在北京创办燕京大学、需要物色校长时，四十三岁的司徒雷登成为最佳人选，校长职位非他莫属。

庚子赔款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用于在中国办学，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及留学西洋的起点。清华大学即其中之一，当时的中国文化界栋梁之才，绝大多数都是在庚子赔款资助下出国深造而成才，如胡适、赵元任、钱钟书等等。谈到燕京大学，七十岁以上的知识分子都有了解和感触，其中又不能不提到司徒雷登。一九一九年时的燕京大学，校址在崇文门内盔甲厂，教职员不到二十人；一九二六年，燕京大学迁到位于海淀的新校园，即明代著名书画家米万钟设计和建筑的勺园。在司徒雷登指导下，以中西合璧精神加以规划和设计，加上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设计的湖水伴塔影这一独特景色，为燕大校园再增浓厚中国审美风味，成为校园最为典雅的一所中国大学。此外，燕大不到十年就发展成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宗教学院以及各种研究院齐备的综合性大学，成为中国手屈一指的高等学府。毛泽东政权占领北京后，燕京大学被撤销，而北京大学由城里搬来占据了这所漂亮的校园，所以后人只知北大而不知燕大。从此，燕京大学香火断绝，而在美国麻省的哈佛大学，依然保留着以燕京为称号的燕京学社和燕京图书馆。在燕京大学存在的短短三十三年里，培养了一万多学生，成为中国文化血液和各种科学人才，活跃在美国、欧洲和中国。中共的一些文化人才和外交人才亦有数位毕业于此校。校长司徒雷登个人 还保护了不少包括地下共产党和搞学运的燕京大学学生，这是出于他的价值观和人权观。在日本侵略中国之际，司徒雷登曾一度被日本军队监禁。

一九四六年七月，司徒雷登被美国政府选中，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自二战结束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辞职回国，此职一直空缺。杜鲁门要马歇尔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马歇尔看中司徒雷登，自然因为他是中国通，有深厚的中西文化背景，对中国事务比其他美国人了解得更多，在中国有颇佳的人望和广泛的关系，容易与各方面沟通，在这动荡的年代更好地处理美国和中国的关系。

司徒雷登出任大使，处于中国局势最复杂的关键性年代，国共两方军队杀得血流成河，各派人士皆作壁上观；后来，共产党军队在战场取得军事上的压倒性优势、即将渡江占领首都南京之际，何去何从，如何决断，不仅使中国知识分子面临严峻选择，而且使美国外交人士和美国政府面临决断。

事实上，毛泽东胜利在握之际，曾向美国频送秋波，由于美国政府的决策人最 后给以冷脸，毛泽东才接连撰写文章予以痛骂，决心掉头北去，投靠斯大林统治下的苏俄阵营。

与中国建交的各国政府，在一九四九年春共产党攻占南京前夕，如何处此变局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命令它的大使馆跟随国民党 南京政府迁往广州，这种关键时刻，中共的老大哥苏联，不仅不支持中共，反而站在国民政府一边；而提供美援和武器给国民党军队的美国，却显得踟蹰，美国大使馆却在南京安然不动，照理，美国大使馆应当跟随国民政府迁往临时首都广州，这不仅是一种外交行为，而且显示一种道义支持。当时，北大西洋组织成员国和所有其他国家，都唯美国马首是瞻，因此依然驻在南京，静静等待其变。美国大使馆留在南京，出于司徒雷登建议，经过美国国务院批准。

这个很有意味的外交信号，出乎中共预料，很快做出一系列积极反映。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些暗中举动和友好表示：首先，派黄华去南京，试图与司徒雷登秘密沟通。黄华担任北平军调处共产党方面代表，他是燕京大学学生，一九三二年入校，由他出面，与老校长会面，于公于私都比较自然。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共产党军队占据南京，黄华被调来担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主任，显然是为与外国外交机构打交道。五月初，他通过司徒雷登的中国秘书，接洽与司徒雷登会面之事。五月十三日，黄华来见老校长，以中文交谈将近两个小时。同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军队攻占上海。司徒雷登提出要去新政权控制下的上海看看。他这一想法，得到黄华的积极支持，并且指派三名人员陪同，于六月十一日成行。

紧接着，中共方面做出另一个重要的友好举动，司徒雷登访问上海十七天后，黄华于六月二十八日再次去美国大使馆，拜访司徒雷登，向他发出毛泽东等人的邀请：如果司徒雷登先生愿意北上访问燕京大学，毛泽东、周恩来将欢迎他的到来。

黄华的附加话语和诱劝，把毛泽东们这种邀请和渴望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如果司徒雷登先生愿意北上访问，所有的铁路都可以供他使用，如果他愿意乘自己的飞机，也没有问题。而且，毛泽东这样表示，司徒雷登会被视为中共的老朋友而受到欢迎。

对于毛泽东的邀请，司徒雷登不能立刻作出答复。在中国政权更迭之际，有这么一个机会与中共高层做一次接触，他自然是乐意的，他的中国助手甚至要他先斩后奏，在上飞机时打电报向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报告。这一建议被司徒雷登否定了。

他必须谨慎行事。六月三十日，司徒雷登发电请示国务院。七月二日国务院回电，不同意他的北平之行。美国政府这一态度，是国务院中多数人的立场，他们对共产党势力，持有很深的怀疑态度，宁愿暂时观望，保持距离。特别是，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及其领事馆人员被中共军队扣押一事，使美国舆论甚为愤怒。

毛泽东的邀请被美方拒绝，觉得受到羞辱，情绪愤怒，一方面撰写的一系列反美文章，另一方面则立即投靠苏联，当年年底，他率领庞大的中共代表团奔赴风雪茫茫、天寒地冻的莫斯科，但逗留数月，受到冷落，不得会见斯大林。直到第二年二月，毛泽东才与斯大林签订了几个类似受保护国式的屈辱协定。苏联势力在中国的扩张，自然会使美国严重关切（这大约是中共对美国的冷淡和不肯接纳的态度做的一种报复），这对中国人民的利益却是最大损害。后来，为了摆脱苏联老大哥的控制，中国人民勒紧了裤带，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摊开背后隐藏著的这些真相，再来看毛泽东以新华社评论名义写的五篇文章，就有点叫人哑然失笑了，这五篇文章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别了，司徒雷登》（八月十八日）、《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八月二十八日）、《“友谊”，还是侵略》（八月三十日）和《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九月十六日）。

司徒雷登是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离开中国的，十二天后，《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发表，谁“幻想”了呢？客观地说，双方都曾幻想过，但毛这边似乎更觉得受了羞辱，也就显示了他当初巴望结好美国是何等强烈，爱不成而结仇，大约最符合毛泽东此刻的心态，竟破口大骂司徒雷登是“滚蛋大使”、艾奇逊们干“混帐工作”、“丢脸，丢脸！”等等，这个恨，大概就是“民族仇恨”，而毛立刻本能地将矛头指向五四新一代知识分子：“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此即把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视为帝国主义培养的势力、走狗和敌人，一年后他展开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后来一系列迫害行为，此文已露嚆矢之音。

四天后的第二篇《别了，司徒雷登》就更蛮横了，如“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

不过，以今天的眼光去看，司徒雷登一别，也促使了毛泽东闭关锁国二十多年，至少是一个关键因素，毛这样的赌气话无疑是个证明：“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

“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等等热昏的话，不久就出现在第五篇《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因此，隔着半个世纪去看，大跃进、大饥饿、十年“文革”，中国人民被饿死、迫害死多达六千万，似乎是在毛泽东大骂司徒雷登、艾奇逊之辈时，已经注定的了。很可惜当时中国人民正把这么一个偏狭狂，当作“大救星”来迎接，这个民族被浸入苦难，便不是偶然的了。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本来也希望与共产党政权接触，甚至倾向于承认这个政权。在黄华转达毛泽东对司徒雷登的邀请之前数日，美国国会有十六位共和党人士、五位民主党人士联名致信总统杜鲁门，要求不要承认中共政权。杜鲁门和艾奇逊受到国会两院的很大压力。尽管如此，在一九五零年初，即北朝鲜发动战争前夕，杜鲁门依然倾向于承认中共政权。一九四九年四月，司徒雷登在南京提出这种看法： 他倾向于承认中共政权，但眼下不急，需要若干条件得到满足，这些条件包括，中共政权承诺保持对满洲领土的主权；不要再对美国使馆制造麻烦；宣布放弃世界革命口号和目标；尊重中国人民的基本人权。司徒雷登在四月间拟订的承认中共政权的备忘录中，有这样的内容：“一、与非苏维埃国家联合行动；二、联合国方面须坚持人权保证。”（参见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

在司徒雷登的美中关系思考中，丝毫没有侵略意味，甚至希望中共政权保持政治独立性和国土的完整性，而且十分关注这个极权国家中人民的基本人权是否能够得到保障，这也始终是美国坚持的基本立场，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难以逾越的关键问题。至今时时困扰着中美关系的，依然是这一问题，而中共政权十余年来玩弄的“人质外交”（以释放狱中的异议人士向美国讨价还价），也说明它半个世纪来并未前进一步。

司徒雷登离开中国第二年韩战爆发，毛泽东坚持“抗美援朝”出兵，除了其他原因，他在美中关系上产生的强烈仇美情绪是不可忽视的，他以《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五篇文字发泄的仇恨，终于借战争来发泄了，然而，第七舰队因韩战而开进台湾海峡，又使得“解放”台湾成为梦想，则成了毛的一个终生遗恨，后来也是邓小平的遗恨。所以，在一九四九年七、八月间政权更迭之际，中共与美国的关系未能获得突破性进展，至今是许多人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