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女如玉书包网: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的前尘往事

『关天茶舍』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的前尘往事
点击：323  回复：18
作者：金满楼  发表日期：2010-11-11 15:31:00回复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的前尘往事
作者：金满楼
燕京大学创立之初，据冰心的老师包贵思女士（也是燕大教师）回忆说：“那时的燕大一无可取。我们很局促地住在城内，有教员也没有设备……学生不到百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许多西方教员，不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
规模小还不算大问题，更要命的是办学经费经常没有着落。尽管司徒雷登在上任校长之前曾宣称自己不负责经费的问题，但这并不现实。好在他的老朋友鲁斯义（齐鲁大学创始人）出任了燕京大学的副校长兼募款大使，这才稍解困扰。后来，他们终于募集了一笔资金，并在城外看中了一块地皮以建造一个新的校园。当司徒雷登在得知这块地的主人是陕西督军陈树藩后，决定亲自前往西安一趟。最终，督军陈树藩被他的诚意打动，他慷慨的将此地皮以六万大洋的价格转让，并捐出了其中的三分之一作为燕京大学的办学经费。
五年后，新的燕京大学最终落成。这座独特的校园，建筑群的外貌基本采用了中国古典建筑古香古色的式样，但内部却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设备如暖气、热水、抽水马桶等等。整个校园，完全是按照中国园林的设计来建造的，其间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有山有塔，有湖有轩，毫不夸张的说，燕京大学是民国最美丽的大学之一。
光有美丽是不够的。司徒雷登的目标是要把燕京大学建设成“一所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大学”，他试图向人们证明三点：“1、正规的大学标准同公开的宗教目的并不是不相容的；2、一个主要由信奉基督教生活观的人组成的团体会产生一种行善的共同生活气氛；3、那样一所大学还可以证明，信奉基督教对人类各种各样有组织的生活是有好处的。”
作为教会大学，燕京大学有着浓厚的基督教气氛，但当时燕大的学术气氛却是极为自由开明的。燕大毕业生、后来成为共和国外交部长的黄华在他的回忆录《亲历与见闻》中说：“在图书馆里可以看到马、恩、列、斯的一些著作的英译本。司徒雷登是基督教徒，但他主张宗教与大学教育分离，学校世俗化，不要求学生信教做礼拜。”
司徒雷登曾说：“我的任务，就是让老师尽可能自由地去从事他们的工作。”燕大聘请教师有三个原则，一是校方聘请教师的权力不容干涉；二是教师不必信教；三是中外教师按等级同等同酬。按规定，燕京大学的教授月薪360银元，校长月薪500银元，但为了尊师重教，司徒雷登只拿教授月薪，当时的国立大学常有欠薪，但燕京大学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是大师闪耀的光荣年代，任教于燕京大学的名师也是灿若繁星，如陆志韦、容庚、顾颉刚、陈寅恪、钱穆、张东荪、洪谦、冯友兰、萧公权、钱玄同、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朱自清、谢冰心、吴文藻、雷洁琼、费孝通、张友渔等，还有来自国外的心理学家夏仁德、记者斯诺等人，当时都曾在燕京大学任教过，而像冰心、费孝通等人，都是燕京毕业后，在外国获得学位后再次回到母校任教的。
在未名湖的不远处，有一所名叫“临湖轩”的庭院，这是司徒雷登最好的朋友柯里夫妇所捐赠的。当时司徒雷登的妻子已经去世了，他本想住进教学楼或者学生宿舍，但柯里夫妇坚持“要么建造一栋校长住所，要么什么也不捐赠”，司徒雷登后来想了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把它拿出来做学校的办公地点，而他只保留了一个小套间。不久，“临湖轩”便成为了燕京大学的标志。
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司徒雷登亲自定的，“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这是由圣经中的两句话融合而成的，一句是“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另一句是“人本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司徒雷登是一个成功的教育家，他本应该一直生活在燕大这个美丽的校园里，但或许是因为这个“Service”的观念，让他不幸成为一个失败的政治家。在他晚年所写的回忆录里，司徒雷登在开篇第一段里痛心的说：“1946年，我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被提升为美国驻南京大使，然而，在1949年，我作为大使，最终却是很不愉快地离开了那个国家。”
长于治校的司徒雷登，他对于外交的运作显然没有对教育那样得心应手，而当时中国国内政治及其中美关系的各种矛盾，其错综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和能力。在中国的内战全面爆发后，司徒雷登曾难过的写道：“我辜负了中国人民对我的信任。我未能说服任何一方为达成协议而作出让步。”
中国的最终定局让各方都抛弃了司徒雷登。回到美国后的司徒雷登，其晚年的处境是寂寞而悲伤的，不久他就中风卧床，脑血栓造成了半身不遂与失语症,最终使他完全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最让司徒雷登痛心的是，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仿照苏联模式进行院系大调整，燕京大学被撤销，北大迁往燕园（即燕京大学原址），由此，司徒雷登一生的心血与事业，曾经风光无限的燕京大学，就此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本文刊于《中国报道》2010年第10期
补充：关于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的祖先来自爱尔兰的斯图尔特家族，后因为宗教迫害而来到美洲大陆，他的祖父是林肯夫人的表兄，父亲约翰.林顿则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来到中国传教，不久便长住在杭州。1876年后，这位美国传教士在杭州生下了四个儿子，长子即司徒雷登。司徒雷登的全名叫约翰.雷登.斯图尔特，中国人以“司徒”代替了他的姓“斯图尔特”，而直接将他的名合起来称之为“司徒雷登”，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
司徒雷登的母亲1874年来华，她是一个热心于教育的女性，曾在杭州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并自任校长多年。小时候，司徒雷登兄弟的启蒙教育全由母亲承担，直到1887年，十一岁的司徒雷登才和弟弟们随父母返回美国，并在那里接受了中学和大学教育。
小时候的司徒雷登极喜欢中国的饭菜、糖果和水果，他对美丽的杭州及过年、社戏、观灯等中国民俗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他们父母是外国传教士，尽管有几个经过精心挑选的中国小朋友和他们玩耍，但司徒雷登兄弟大部分时间都是呆在自己家的庭院或者他们居住的“耶稣弄”（当地人对外国传教士居住地的称呼）。
从司徒雷登回忆录中的描述来看，他在中国的童年生活是快乐的，但当他被寄送到姨母家并在当地上学后，司徒雷登发现自己是本地学童里对现代知识最无知的一个，许多在美国司空见惯的东西，他却从来没有见过。由于长期习惯于与父母及他们的同事说话，初回美国的司徒雷登说起话来和大人一样古板，对当时美国孩子的语言、习惯、爱好与兴趣等无知到几乎难以置信的地步。由此，司徒雷登经常被同学们嘲弄为“不会说英语的土八怪”，他姨母家的一些朋友来拜访时也常打趣他们兄弟：“看哪，他们看上去多像中国人啊，是吧？”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段经历给了年少的司徒雷登带来了很大的困惑，以至于他开始怀疑自己父母所从事的职业。但是，他的姨母却认为他父母远在异国他乡传播福音是一桩极为神圣的事业，因而对司徒雷登的要求远比自己的孩子要严格得多。因为他的父母是传教士，司徒雷登甚至被禁止参加舞会和上剧院看戏，而他们的表兄妹却可以尽情享受这种惯常的社交活动。
直到十六岁后，司徒雷登被送到弗吉尼亚大学的附属中学，才算摆脱了这段不愉快的经历。在这里，司徒雷登才算是变成了一个正常的“美国孩子”，并在后来接受了文学及神学的教育，但之前的经历仍旧给了他很大的困扰：是从事祖传的牧师职业，还是去做自己喜欢的教书或研究工作？司徒雷登依稀记得，他小时候随同父亲上街布道，但中国人似乎对此毫无兴趣甚至反被那些人嘲弄。司徒雷登的弟弟沃伦倒没有他这种烦恼，因为他一直跟随在父母身边并在中国的学堂上学，因而他掌握了相当多的中国口头语和书面语言，几乎就是一个天生的传教士。
直到1904年，28岁的司徒雷登才与新婚的妻子艾琳一同回到阔别了整整17年的中国，他的第一站仍旧是他的出生地杭州。最初，司徒雷登在父亲的教区中布道，不久又应邀前往南京的金陵神学院任教达十年之久。正当司徒雷登一心沉湎于自己所喜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之中时，一份突如其来的邀请信改变了他的命运。
民国后，美国的在华布道团认为在北方应该有一所“与教会事业相称的大学”，于是决定将分属于两个教派的神学院（即汇文大学及协和大学）加以合并，但由于教派间的矛盾与分歧过大，合并工作一直不顺利。直到1918年，双方决定邀请一个局外之人来担任新学院的校长，这事才算有了点眉目。
司徒雷登是当时选定的最合适人选，因为他年富力强，熟悉教育，而且有其他人难以比拟的中国经历；最重要的是，司徒雷登不属于任何一派，因而能够被各方接受。但是，之后的合并事宜仍旧困难重重，首先在新的校名上，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他们都宣称必须使用自己的原校名，否则将不予承认。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说：“汇文大学的毕业生代表团对我说，不管联合大学取个什么英文名字，如果它的中文名字不继续叫汇文，他们就不承认是他们的母校。另一方的代表团恐怕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他们会同意除‘汇文’之外的任何名字，但万一决定采用‘汇文’这个名字的话，他们会戏剧性的将他们的毕业文凭堆放在通州的校园中付之一炬，以象征其母校的毁灭。”
在激烈的争论了三天之后，这些人又接着从午饭后争执到了午夜，最后双方都陷入到进退维谷的困境。作为中间人的司徒雷登最后只好提出：要么放弃联合，要么双方放弃各自的要求。这时，75岁的传教士刘海澜（也是汇文大学的创始人之一）颤巍巍的站了起来，他泪流满脸的说，他已经受够了，放弃联合的主张是不可想象的。在刘海澜的坚持之下，双方才放弃了继续使用自己原校名的主张，而委托司徒雷登去考虑一个新的名称。后来，在诚静怡博士（后出任中华基督教会总会会长）的提议下，新的大学被命名为“燕京大学”，这个充满诗意和魅力的新名称出人意料的让合并事宜变得极为顺利。
以下略去4000字（关于燕京大学与大使生涯）
回到美国后的司徒雷登，其晚年的处境是寂寞而悲伤的，不久他就中风卧床，脑血栓造成了半身不遂与失语症,最终使他完全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司徒雷登只有一个儿子（也出生在中国，后来回到美国接受教育并在当地做了牧师），但是他的儿子收入很低，并没有能力照顾他。好在他的学生兼私人秘书傅泾波，始终不离不弃的跟随在他的身边，成为司徒雷登晚年唯一的宽慰和希望。在司徒雷登出院之后，傅泾波用自己不多的积蓄买了一栋小楼，让他与自己及家人住在一起，并陪伴他走过最后的12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司徒雷登曾在早年给予过傅泾波无私的关怀和培养，而傅的报恩，更是在异国他乡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传统之可贵。
让司徒雷登痛心的是，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仿照苏联模式进行院系大调整，燕京大学被撤销，北大迁往燕园（即燕京大学原址）。由此，司徒雷登一生的心血与事业，曾经风光无限的燕京大学，就此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1926年6月5日，司徒雷登的夫人艾琳在北平去世，她的墓地成为了燕大校园中的第一座坟墓。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因心脏病而去世，终年86岁。在去世之前，司徒雷登写下遗嘱，将他的全部文件赠送给傅泾波，并请傅泾波替他完成两个心愿：一是将周恩来于1946年在重庆时送给他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给中国；二是在他死后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并安葬在燕大校园未名湖畔他妻子的身旁。
明代彩绘花瓶如今早已物归原主，而司徒雷登的第二个心愿则迟迟未能实现。所幸的是，作为司徒雷登“第二故乡”的杭州，倒是为他做了点事情。1985年，座落在天水桥耶稣堂弄的司徒雷登故居就被列为杭州市文物保护点；2002年起，司徒雷登故居正式对外开放；2008 年11 月17 日，司徒雷登的骨灰被安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墓碑上只有简简单单的一行话：“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离开中国后的司徒雷登：被要求“闭门思过”
http://news.QQ.com　 2008年12月11日08:46 　 新华网
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让司徒雷登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位美国前驻华大使1876年生于杭州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1905年开始在中国传教，1919年创办燕京大学并任校长，抗战期间曾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对中国怀有极深的感情。由于司徒雷登在中国特殊的经历及对中国深刻的了解，更由于他与国共双方均保持了良好关系，1946年7月马歇尔使华后不久，便邀请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这一要求很快得到杜鲁门政府的批准，从此司徒雷登便开始了他在中国的外交官生涯。1949年8月，随着南京政府的垮台，司徒雷登不得不黯然离开了他生活多年的第二故乡。

8月2日，司徒雷登返美途中经过冲绳岛时发表声明，赞成承认中共并与之维持商务关系。但美国政府不准他的声明在国内发表，并禁止他擅自发表有关中美两国关系的言论。8月5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种种辩解。为了开脱失去中国的责任，白皮书甚至公开了司徒雷登当年向美国政府的许多不宜公开的进言，由此司徒雷登不仅充当了美国失去中国的替罪羊，而且也开罪了国共两党。8月18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对美国政府的白皮书进行了无情的批驳:“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1951年6月24日，司徒雷登诞辰75周年，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顾维钧获邀参加庆典活动，行前专门请示蒋介石是否以蒋的名义赠送鲜花，蒋介石只讲了一句“不必了”，并公开表示不欢迎司徒雷登被派往台湾，对司徒雷登的仇恨之情溢于言表。
1949年8月10日，司徒雷登回到华盛顿，一下飞机即被送往国务院，国务院远东事务局局长沃尔顿·巴特沃找他谈话并和他“约法三章”:闭门思过；避免同新闻界及公众接触；不准会见不必要的来访者。以后虽然允许他在国内作过两次演讲，但讲稿需经国务院的审查和认可。由于美国政府的限制，司徒雷登的社交范围十分有限，大多是参加一些与宗教有关的活动。后来司徒雷登前往纽约参加一个基督教团体的聚会，由于心情郁闷，在返回华盛顿途中不幸中风，摔成了半身不遂。后被送到一家海军医院抢救，翌年3月出院，被他的中国秘书和助手傅泾波接回家中照料。
司徒雷登的大半生都是在中国度过的，他的儿子杰克也出生在北京，很小时母亲就去世了，杰克是跟着美国亲戚长大的。杰克后来在密西西比州的一座小城市当牧师，收入菲薄，没有能力照顾父亲，司徒雷登得病后多亏了傅泾波一家的照顾。傅泾波出生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满族家庭，早年曾在燕京大学求学，其间为司徒雷登的办学精神所打动，立志终身追随其左右，后来司徒雷登的母亲和妻子相继谢世，独子杰克返回美国，傅泾波便成了司徒雷登身边唯一的亲人，1949年司徒雷登回国后，傅泾波一家也随同赴美。司徒雷登中风后，傅泾波像对父亲一样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一段时间后老人的病情有所好转，可以用右手写字、吃饭，也可拄着拐杖上下楼，并能到院子里散步。司徒雷登喜欢吃北京味的中餐，为此傅泾波的妻子刘卓汉专门向人请教，尽量做出像模像样的北京式中餐给老人改换口味，刘女士的可口饭菜给司徒雷登的晚年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他总是满意地对刘女士说:“莎拉(刘的英文名字)，谢谢你，你做的饭很好，我吃得好极了。”傅泾波到美后没找工作，也没做什么生意，基本上是围着司徒雷登转，他们的朋友很多，来往信件也特别多，俩人一天到晚不是写信，就是去散步、谈心，一家人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多年以后，傅泾波的女儿傅海澜忆起这段往事时动情地说:“我父母对司徒雷登完全像父亲一样看待，我们几个孩子一直用英文叫他‘Grandpa (爷爷)’，我们的下一代又用中文叫他‘太爷爷’。直到今天，孩子们还记得那位颤颤巍巍的高个子太爷爷。”
在一般人眼里，司徒雷登多年担任大学校长和驻华大使，应该过着比较体面的上流生活，其实司徒雷登一生在中国办教育，根本没有什么积蓄，生活比较困难。后来傅泾波给他出主意，不要辞去驻华大使一职。这样做有两个考虑，一是担心美国派新的大使去台湾，给中美关系造成麻烦；二是从现实着想，不辞职就可继续享受大使待遇，每月拿1000多美元工资。但几年后，屈于美国国务院的压力，司徒雷登不得不辞职，辞职后就没了薪水，只靠一家慈善性机构“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委员会”每月提供的600多美元维持生活。1954年，司徒雷登在傅泾波的帮助下出版了英文回忆录《在中国50年》，主要内容源于他的日记，但由于印数不多没有再版，稿费非常微薄。对于傅泾波的悉心照料和帮助，司徒雷登极为感激，他在书中感慨地说:“傅泾波之于我，就像我的儿子、同伴、秘书和联络官。”
1962年9月，司徒雷登在华盛顿悄然去世。他将全部书籍和文件赠与傅泾波，并要求傅泾波将其遗骨送回中国，安葬在燕京大学校园，回到他早逝的夫人爱琳女士身边。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司徒雷登的这个愿望终究没有实现。2008年11月17日，在中美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这位美国老人“重回”西子湖畔，安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墓碑上只刻着这样一行字:“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王凯） （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