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武器ed鹿乃:难以道别的司徒雷登

近期播出的4集大型人文纪录片《司徒雷登先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观众们第一回见到了一个别样的司徒雷登。
之所以说“别样”，是因国人对他早有了根深蒂固的偏见，这偏见是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别了，司徒雷登》带来的，作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他在我们脑海中被定型了。1967年版《毛泽东选集》
对此文还有一条注释说，“他一向是美国对华文化侵略的忠实执行者。”
其实，同样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闻一多的《最后一篇演讲》，原文中有这么一段话：“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但这段文字被无情删除，不见天日。 结缘中国
司徒雷登在自传《在华五十年》开篇即写：“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与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晚年长期照顾司徒的傅泾波及其女儿傅海澜回忆，这位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姓的老人家晚年常常望着中国的方向，身在美国心却盼着回中国，在他心底，他仍执拗地以中国为家，哪怕这个国家如此深地误解着他甚至伤害着他。他精心地保存着所有跟中国有关的物件，卧室墙壁上四处挂着燕京大学的照片。
他的父母是来杭州的传教士，他在杭州出生，一直长到11岁，牙牙学语之时即操杭音，能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到河坊街王润兴饭庄吃饭，会对伙计说：“件儿要瘦，肥了倒胃；木郎豆腐多放胡椒，要烧得入味；响铃儿要熬稍！”后来他还学会了南京话、苏州话和上海话。
1887年他回到美国，1893年考入汉普顿悉尼学院。1896年他大学毕业，到母校潘托普斯学校当拉丁文和希腊文教师。1899年入弗吉尼亚协和神学院读神学。他在自传中回忆，在第二个学期，他感受到要去中国的召唤。他厌恶到中国，不愿意“在街角的小教堂里和庙会上给那些懒散、好奇的人群大声布道，几乎白送一样地向人推销宗教小册子，被当地老百姓戏弄，忍受人生的种种烦恼和困苦，没有机会搞学术研究，过着一种现代遁世隐居者的生活”。但他所信仰的就是一位为了别人肯牺牲自己的神，由此他无法面对内心的拷问。他彻夜反省自己是否愿意抛弃物质因素和人生种种享受而为了信仰的无上价值而牺牲。
最终，他决定以一生来回应这份召唤，于是才有了后来45年之久在中国的经历。 倾力燕园
1904年司徒雷登偕新婚妻子回到中国，1907年协办育英书院和之江学堂。1908年迁居南京金陵神学院，任希腊文教授。1919年5月，司徒雷登受聘为新成立的北京燕京大学校长。
他多方结识中国政要和美国富人，并在美国各界为燕大筹款。他用不到10年时间，便把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烂摊子，办成一所闻名世界的综合性大学，获得哈佛大学的认可，两者还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燕大教师包括吴雷川、周作人、张东荪、冯友兰、俞平伯、谢冰心、钱穆、顾颉刚、钱玄同、赵紫宸、陈垣、埃德加·斯诺等，可谓群英荟萃。
1922年，他又为燕大找到清华园对面未名湖畔的新址。为了新校舍，这位司徒校务长披荆斩棘，聘请美国著名设计师墨菲按中国文化理念设计建筑，建成了当时中西合璧的美丽的燕园。
到1937年止，燕大收到的捐款高达250万美元。1917~1918年，燕大总预算为3.5万美元，有87%来自教会捐助。1937~1938年预算为21.5万美元，教会捐助达14%以上，美国私人捐赠为55%。
燕大有钱，但司徒雷登本人却没钱，他很少买衣服，袜子和内衣上都是补丁，哪怕1946年到1949年当过驻华大使，到了晚年仍是一文不名，无任何积蓄，寄居在亦生亦友的傅泾波家中，在美国连立锥之地都没有。
据统计，从1919年到1952年，燕大办学仅33年，注册的学生达9988名，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人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4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1人，各学科带头人超过100人。“二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90%以上是燕大新闻系毕业生。“二战”结束，在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受降仪式，中国派出的3位记者均出自燕大。1979年邓小平访美，代表团21人集中了当时中国的精英，其中燕大毕业者竟达7人之多。 无处埋骨
燕大今日早已并入北大。燕大旧址仍有北大最美丽的塔光湖影，却寻不见一丁点儿对司徒雷登的纪念。司徒早年埋葬妻子的燕大公墓早成了社区体育活动场所，他的临湖轩住所已成会客室。
1955年8月1日，司徒雷登留下遗嘱，里边提到，“我指令将我的遗体火化，如有可能我的骨灰应安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与吾妻遗体为邻；我并指令，如果此种安葬证实不可能，则上述骨灰可安葬于其他任何地方。”1962年，司徒雷登逝世，傅泾波1973和1984年两次访问北京，均向有关部门提出将司徒雷登骨灰回葬燕园之事。
1986年6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王学珍去信同意司徒雷登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于临湖轩。不料，有人联名上书反对安葬，反对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司徒雷登是毛主席点名批评的人，事情不得不搁置。 有憾无悔
究其实，这并非仅只一安葬问题，许多到中国的传教士都有这样的心志：要死在中国。因为“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样的心志，是我们感到陌生的。爱，就是要花时间经营，就是要至死不渝，就是要地老天荒永在一起。试想，若没这份爱，司徒雷登怎会在日本人占领北京后还坚守燕大？怎肯在日本人监狱中坐牢3年半？当时并不是有国难回，司徒雷登却自己选择守在战火频仍的中国，跟中国人一起受苦。
到现在，还有人在猜疑他办学的动机，抱着他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象征”的观点不放。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一边倒，要反美拥苏，于是只好对司徒雷登坐等解放军进南京、积极奔走，并直到1949年8月2日才乘飞机离开中国的举动视而不见。
司徒雷登墓最终安置在杭州东北郊安贤陵园，墓碑上简简单单写着他的中英文名字和生卒年月，还有“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字样。不过，黑色碑石上倒是刻印着一张司徒雷登微笑着的照片。他的眼睛凝望着，他终于回到了希冀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