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勉县黄家沟村:从师生到情敌 曹禺与杨振声的故事2

杨振声与曹禺的师承关系

作为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教务长、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杨振声恰好是在曹禺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二年级插班生之前，离开清华出任青岛大学校长的。尽管如此，二人之间依然存在着一种代际师承关系。据冯友兰回忆，当年的清华大学“每天早上上早操，校长和教务长都穿军服，脚蹬马靴，脚后跟还有马刺子，当时的教务长是杨振声”。

1932年夏天，从青岛大学辞职的沈从文，应杨振声邀请赴北平参与教育部中小学教材编选委员会的工作；并且协助杨振声把此前由吴宓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改版成为文艺副刊。他与未婚妻张兆和一起住进西斜街，直到1932年9月9日与张兆和正式结婚后，才搬到同在西城的达子营居住。梁实秋在回忆文章《忆沈从文》中，顺便谈到了杨振声与他的干女儿方瑞之间的美好生活：“今甫到了夏季就搬到颐和园赁屋消暑，和他作伴的一位干女儿，自称过的是帝王生活，悠哉游哉的享受那园中的风光湖色。此时从文给今甫做帮手，编中学国文教科书，所以也常常在颐和园进进出出。编得很精彩，偏重于趣味。”

1934年1月，郑振铎、靳以、巴金等人创办《文学季刊》，曹禺与杨振声、朱自清、沈从文、李健吾、萧乾等人，都是三座门14号《文学季刊》编辑部的常客。1937年5月，曹禺的《日出》与卢焚(又名师陀)的小说《谷》、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一同获得《大公报》所颁发的文艺奖。主持评奖的文艺奖裁判委员会，是由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叶圣陶、沈从文、林徽因、凌叔华、巴金、李健吾、靳以等人共同组成的。同年1月24日，朱自清在日记中写道：“早访杨君家。为评文学奖金开委员会。林徽因与叶公超盛赞《画梦录》。公超称之为中国最早之散文，林称之为较《日出》一剧更为成功之佳作。又谓《日出》主题及片断皆好。失败处在于其中杂乱无关的东西颇多。”

同年2月20日，胡适也在日记中写道：“读曹禺(万家宝的笔名)的《雷雨》、《日出》，杨今甫赠此二书，今夜读了，觉得《日出》很好，《雷雨》实不成个东西。《雷雨》的自序的态度很不好。”

由此可知，曹禺能够获得《大公报》颁发的文艺奖项，并且得到“我们这时代突然来了一位摄魂者”的高度评价，与文艺奖裁判委员会最为资深的领衔人杨振声的极力推荐，是分不开的。曹禺与该委员会中的沈从文、巴金、李健吾、靳以连同这次评奖活动的主要策划者、当时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萧乾，都是年龄相当而且过从甚密的文坛新锐。

《北京人》的戏外情事

1937年8月，杨振声与梅贻琦、张奚若、叶公超等人同车南下。抵达南京后，杨振声任教育部代表，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校长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任筹备委员兼秘书主任。1938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迁至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杨振声又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校长共同组成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任常务委员兼秘书长、中文系教授。

1940年夏天，日军进占越南，迫使英国封锁滇缅公路，切断了中国从海外输入战时物资的交通线，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要求西南联大迁往四川。联大当局为此在云、贵、川接合部的川南重镇叙永设立分校，招收当年考取的六百多名新生到此学习，由杨振声担任分校主任。分校秘书刘康甫父女二人随杨振声一家来到四川，合租小街子五十号一所民房暂住。

山东大学校医邓初，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携全家从青岛逃难到四川江津，与当地乡绅邓鹤年(蝉秋)、邓燮康叔侄结为同宗。在邓鹤年叔侄帮助下，他于江津城内黄荆街83号开办延年医院。1940年夏天，被方琯德从江津带到江安的方瑞，与吴祖光同住一个大院，对门就是曹禺的住家。所谓的“第一印象便是她的‘哀静’”令曹禺一见钟情，接下来便是两个人旷日持久的婚外情恋。

曹禺当年的合法妻子郑秀回忆说：“那时我家里有许多学生来，邓译生也来。没有想到她对曹禺表示好感……先是邓译生替他抄稿子，我和邓译生闹了一次。有个杨嫂(方琯德家的佣人)，扮演了一个传递信件的角色。有一天，杨嫂来了，向曹禺使眼神，我看见了。杨嫂呆了一会儿，曹禺就外出了。我从后边尾随，曹禺没有发现。他到一个茶馆里坐下，便看邓译生的信，我从后边把信夺了过去。是毛边纸写的，有一边留在曹禺手里，他便吃进肚里去了。我便掌握了他的秘密。”

与郑秀的说法相印证，吴祖光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回忆说：“方瑞没上过大学，像杨振声、赵太侔这些教授，都建议她父亲不要送她上大学，就在家里读书，他们把她培养成为中国最后一名闺秀。……曹禺很喜欢方瑞，一下子就看上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帮助曹禺抄写剧本的方瑞，在《北京人》中也把她与干爹杨振声等人住在阴森闹鬼的北平西城西斜街的生活经历以及环境氛围，融入了《北京人》的剧情之中。与此相印证的，是杨振声后来在《邻居》一文中对于老北京城区的市声天籁的相关描写：“反正我喜欢那几堆古石，一院荒冷。可是，你再也想不到，正当一个寂寞的黄昏，隔街传来卖麦芽糖的小铜锣的声音，那正是向晚人归的时候。而当当的小锣声，传达来街市的寂静，行人的倦意，孩子们的欢欣。忽而，突然凌然从西邻人家飞来一种吱哑哑的金属声，那是北平廉价出售的无线电。从此我就再无宁日了！”

1941年10月24日，由张骏祥导演的《北京人》在重庆抗建堂首演。据张骏祥回忆，“《北京人》中的思懿有郑秀的影子，曾皓有杨振声的影子。杨振声与方瑞的父亲是好友。曹禺很讨厌这个人。当然，《北京人》不是每件事都有依据。剧中的人物往往是生活中的好几个人合成一个。”

就在《北京人》的演出引起轰动的时候，被曹禺当作曾皓生活原型的前辈师长杨振声，也在并不遥远的川南叙永和云南昆明，关注着曹禺与自己的干女儿方瑞之间的人生戏剧与戏剧人生。1942年，西南联大文学院的应届毕业生吴宏聪，在杨振声指导下写作毕业论文《曹禺戏剧研究》。据吴宏聪回忆，杨振声把他约到住处，“一口气谈了两三个小时，从曹禺的家庭出身、教养和《雷雨》、《日出》写作经过，以及时人评论都跟我谈了，甚至还把曹禺抗战时期在四川江安与xx女生恋爱的感情纠葛也跟我讲了。这种认真态度使我深受感动。他反复强调要了解作品，必须了解作家的生活和时代，不然，你就无法了解为什么他要写这样的作品和怎样去写这样的作品。……我在联大四年，选修了不少课程，都有收获，但先生这一课是最为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