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副部级官员:从师生到情敌 曹禺与杨振声的故事1

1940年代方瑞（中）、张瑞芳、曹禺在重庆合影。张瑞芳扮演《北京人》中以方瑞为原型的人物愫芳。

杨振声1940年代在西南联大。杨是《北京人》中曾皓的原型。

曹禺与第一任妻子郑秀1930年代合影。郑秀是《北京人》中思懿的原型。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非虚构】

□张耀杰

《北京人》与《雷雨》、《日出》、《原野》，并称为曹禺的四大经典戏剧，其创作时限大约在1940秋冬至1941年秋冬之间。剧中的曾皓、曾文清、曾霆老少三代如出一辙的一男二女的男权美梦，与曹禺本人在现实生活中陷入与妻子郑秀、情人方瑞以及方瑞的干爹杨振声之间的三角情恋密切相关。

方瑞与杨振声的旧情往事

曹禺写作《蜕变》期间正犯胃病，郑秀出于关心总是限制他的写作时间。曹禺为了静心写作，便把郑秀和不满两周岁的大女儿万黛送到位于重庆的岳父家里。1940年4月国立剧校重庆公演之后，郑秀带着万黛回到江安，不久又怀上第二个女儿万昭。王蒙在《永远的〈雷雨〉》中，记录了曹禺的一段感慨：“这几十年我都干了些什么呀！王蒙你知道吗？你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吗？从写完《蜕变》，我已经枯竭了！问题就在这里呀！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在曹禺“已经枯竭”的情况下，是一位悄然而至的异性可人儿，为他的戏剧创作注入了新的灵感。在《北京人》中，曹禺借着为主人公愫方写作舞台提示的机会，给这位异性可人儿绘写了一幅传神写意的美好倩影：“见过她的人第一印象便是她的‘哀静’。苍白的脸上宛若一片明静的秋水，里面莹然可见清深藻丽的河床。……她人瘦小，圆脸，大眼睛，蓦一看，怯怯的十分动人矜情，她已过三十，依然保持昔日闺秀的幽丽，说话声音，温婉动听，但多半在无言的微笑中静聆旁人的话语。”

这位异性可人儿，就是本名邓译生(又写作绎生)的方瑞。她是剧专学生、中共地下党员邓宛生的同胞姐姐；同时也是另一位剧专学生、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方琯德的姑表姐。关于方瑞与愫方之间的对应关系，曹禺晚年在与田本相的谈话中回忆说：“愫方是《北京人》的主要人物。我是用了全副的力量，也可以说是用我的心灵塑造的。我是根据我死去的爱人方瑞来写愫方的。”

接下来，曹禺还不点名地谈到方瑞与杨振声之间的旧情往事：“我曾看到一位大学教授，他和一个年轻的姑娘有一些感情上的瓜葛；我看出他是在剥夺别人的感情，这件事曾经使我感触很深。我就是由他的灵魂，引起联想，开掘了曾皓的灵魂，把他内心深处的卑鄙自私挖出来。这个教授并没有多少故事，也没有什么惊险热闹的东西……”

关于方瑞与杨振声的情感纠葛，方琯德的说法是：“方瑞是我的表姐，书念得不多，《北京人》反映了她的实际。她被杨某某留住，想走，又没有能力。大家庭养成了她的自我矛盾的心理。后来，我把她弄出来了。”

杨振声，字金甫，一字今甫，山东蓬莱人，是中国现代史不该被遗忘却又几乎被遗忘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他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比1917年留学归来任教于北京大学的胡适还要年长一岁。在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五四运动中，杨振声是因火烧赵家楼而被捕的32名学生之一，经北大校长蔡元培等人多方营救，他们于5月7日被保释出狱。“五四”运动平息后，杨振声通过考试获得公费留学资格，于1919年12月与北大同学冯友兰、何思源等人一起前往美国。他先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后入哈佛大学攻读教育心理学。1924年回国后，他先后在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并且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因写出当时篇幅最长的白话小说《玉君》，而受到胡适等人的好评，同时也引起鲁迅在《马上支日记》一文中大发牢骚：“我先前看见《现代评论》上保举十一种好著作，杨振声先生的小说《玉君》即是其中的一种，理由之一是因为做得‘长’。我对于这理由一向总有些隔膜……”

1928年8月17日，国民党南京政府决议将清华学校升格为国立清华大学，委派时任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机要秘书的罗家伦出任校长。罗家伦为此专门邀请时任燕京大学教授的北大同学杨振声、冯友兰，组成接办清华大学的核心班底。1930年4月26日，杨振声在蔡元培、胡适等人鼎力推荐之下，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青岛大学校长。为节省开支，杨振声把校长住宅让给其他教员，自己出钱租下黄县路7号的小楼，与教务长赵太侔、校医邓初等几个家庭合住。后来改名“江青”的李云鹤，是教务长赵太侔在济南戏剧学校任教时的学生，她与第一任丈夫、富家子弟裴明伦离婚之后，被赵太侔推荐到青岛大学图书馆任图书管理员，后来又与赵太侔的第二任妻子俞珊的弟弟俞启威——又名黄敬，物理系学生，中共地下党青岛市委宣传部长——恋爱同居，从而成为黄县路7号的常客。

关于青岛大学的人际关系，梁实秋晚年在《忆杨今甫》中回忆说：“今甫在校长任上两年，相当愉快。校长官邸在学校附近一个山坡上的黄山路，他和教务长赵太侔住楼上，一人一间卧室，中间是客厅，楼下住的是校医邓仲存夫妇和小孩，伙食及家务均由仲存夫人负责料理。今甫和太侔都是有家室的人，但是他们的妻室从不随往任所，今甫有一儿一女偶然露面而已。五四时代，好多知识分子都把原配夫人长久的丢在家乡，自己很洒脱地独居在外，今甫亦正未能免俗。”

方瑞的父亲邓初，字仲纯，安徽怀宁人，早年在日本帝国大学医学专业留学期间，一度与陈独秀、苏曼殊同室而居。1919年6月11日晚上，陪同陈独秀到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的安徽同乡，除了北大教授胡适、北大职员高一涵之外，还有时任内务部佥事的邓初。杨振声出任青岛大学校长后，邓初携全家来到青岛担任校医。1932年，杨振声因学生运动和教育部拖欠办学经费等诸多原因而多次提出辞呈。这年9月，南京政府批准他的辞职请求，并且把国立青岛大学改称国立山东大学，由教务主任赵太侔继任校长。杨振声辞职之后前往北平，受教育部中小学教材编选委员会委托，主持编写《高小实验国语教科书》和《中学国文教科书》。在此期间，他把女儿杨蔚、儿子杨起以及干女儿方瑞，从青岛带到北平同住在北平西城的西斜街中段路西一座高大门墙的院落里。按照他自己的介绍，这是位于一个僻静的胡同里的“人家都不肯住的一所荒老的古宅”，据传说“那房子闹鬼”。

1933年8月20日，朱自清在日记中谈到杨振声的干女儿邓译生即方瑞：“访今甫，见邓小姐，学诗学画，意在成一第一流美人(Classical Beauty)，然余觉此种人必须有保镖(Patron)，亦一麻烦。”

当年的杨振声出于对干女儿方瑞的喜爱，曾经建议邓初不要把方瑞送出去读书，说是留在家里才好培养成为熟谙国学的大家闺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