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陕西利兹物业有限公司:如何破解转型期的“中国式焦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7 19:50:14
社会焦虑成时代特征 他们为什么而焦虑？
（“中国公众焦虑情绪调查”）
社会焦虑透视：物质条件成标准 跑步前进透支未来
社会焦虑的出现，一方面源于当代中国正经历急速的转型，人的流动性加剧，相应的社会建设却不配套，强化了社会成员对生活的不确定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随着社会成员个性意识、财产意识和维权意识的觉醒，人们对现实的生活质量以及未来的美好生活更加重视了。 原来人们要求“三十而立”，现在变成了“三十而富”，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成为衡量成败的标准。从“四大件”到“有车有房有闲”，成家立业的标准在物质条件的指向上越来越明确，也越来越高。
人们都把名望、地位、金钱当作成功，可这些只是成功的附属品，并不是成功本身。人们的精神追求去哪儿了？
是“三十而立”，还是“三十而富”？
跑步前进透支未来
再过4个月，李冉就满35岁了。
35岁，竞选国会议员失败的亚伯拉罕·林肯在问自己是继续还是放弃；35岁，李彦宏在迎接着百度上市；35岁，经历职业巅峰的球星齐达内宣布挂靴……35岁，它预示着一段生活的结束？还是预示着另一段生活的开始？李冉陷入了焦虑。
李冉是北方人，1999年在南方读完大学后留在了广州。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里，开始了个人奋斗。跟大多数初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一样，他从打工起步，国企、外企、民企都做过。几年前，李冉和两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服装加工厂，李冉以45%的股份做了大股东。几年的苦心经营，如今工厂有员工近300人，加工出来的服装全部出口，年销售收入达到1亿元，业务范围从服装加工向上游面料生产延伸，一些国际一线品牌也成了他的客户。
看似稳步前进，但李冉难有安全感：服装加工行业竞争激烈，仅在他的工厂所在地——广州新塘，类似的企业就有几千家，政策、资金、市场……任何细微变化都会带来业务上的不确定性。比如，今年订单充足，明年就无法预期。
李冉说，作为民营企业，话语权依然不大，在与银行、政府部门打交道时依然会遭遇“透明的天花板”。比如，企业做大规模需要融资，但向银行贷款资金成本很高，企业至今仍然靠股东个人负债在运营，“每天一睁眼就一身债，这日子轻松得了吗？”由于产品全部出口，李冉要经常和海关打交道。海运的货柜提前订好，当天报关完毕直接上船，如果报关手续办不完，货物就要走空运，这就意味着“这一个单彻底赔钱”。所以，每到出货的日子，李冉总要催促工作人员起大早去排队报关。李冉说，现在的社会保障机制还不完善，包括医疗、意外伤害和养老等，“虽然有保险，但不知道日后能否成为足够的保障。现在社会发展如此快，几年都有很大的不同，更何况十年、几十年以后。”李冉只能给自己订下“活到老，做到老”的目标。
虽然拥有珠江岸边两套江景房，日常生活暂无忧虑，但李冉觉得，原来人们要求男人“三十而立”，现在变成了“三十而富”，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成为衡量成败的标准。从“四大件”到“有车有房有闲”，成家立业的标准在物质条件的指向性上越来越明确，也越来越高：“好像30多岁你还没富，你这辈子就没机会了。一旦被这样的成功模板驱使着，不焦虑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了生意，李冉平时都住在厂里，周五晚上回广州。本来只需要45分钟的路程，每次都在道路拥堵中被拉长为近2个小时。看不到头的车河，又让他多了几分焦虑。
跑步前进的人生带给李冉的还有身体上的透支：30岁的人，40岁的心脏、50岁的颈椎……外界的压力和对于自己严格的要求，到头来反刃自伤。
是享受生活，还是为了生活？
财富越多压力越大
哲学家罗素说：“人类应用20%的时间工作，用80%的时间生活。”刘束把这样的时间表当成自己的人生理想，但如今他发现这个理想正离自己越来越远。
刘束今年33岁，从北京一所名牌大学研究生毕业后，供职于一家金融机构。虽然也要时常加班、出差，但总体来说他的时间并非是“一块挤不出水的海绵”。30岁之前，他的税后年薪已过20万元，本来他可以优哉游哉享受人生，可是，他偏偏给自己制定了一份“远大理想”：40岁实现“财务自由”，开始环球旅行。
起初，刘束觉得除了房子之外，手上有500万元现金就可以提前退休，可是伴随着房价飞涨、物价走高，他心里越来越不安，对于现金资产的期待也节节攀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刘束说：“社会竞争激烈，不进则退。拥有越多，要求越高——有了一样东西，想要十样；有了十样，就会想百样。财富越多，压力也越大。”
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刘束过起了“理财生活”。当然，投资实业，一方面自己的资金实力有限，一方面渠道也不多，他就拿出一部分积蓄购买了理财产品，另外拿50万元“杀”入了股市。其实读研究生那会儿，刘束就开了股票账户，平时也有些“小打小闹”，可如今当全身心投入股市后，他才发现，原本简单的生活，平添了无数烦恼。首先就是时间没了。刘束说：“原来股民这么累啊。白天吧，要看A股的行情，晚上要看欧洲的股市，早上一睁眼还要关心美国的股市。上市公司出中报和年报时，一天要看好几家公司的报表和券商的研究报告。周末为了提高投资水平，还要去听券商组织的讲座。偶尔跟朋友聚会，说的也都是股票。我做这些事还不能耽误工作，你说我有多累。”
更多的是心灵煎熬。刘束说，自己原来的想法很简单，把年盈利目标定为20%—30%。“本来觉得，就是抓两三个涨停的事儿，应该很容易。可事实上却很难，涨与跌是那样的莫测，预期与现实之间有道不可逾越的障碍。”
做股票赚钱，刘束家里人觉得不太靠谱，并不支持。一说亏了，家里人就唠叨。有段时间亏得厉害，妻子劝他，咱别指望这个了，干点别的行不行。可刘束有些不甘心。
做了一段时间，刘束才明白，普通人从股票市场赚钱太难了：上市公司融资拿走大笔钱，高管高价变现赚大钱，政府券商稳收税费，股民就成为了被赚钱的群体。“从我身边朋友的情况看，七亏二平一赚，就是这么回事。”
是斗志昂扬，还是感情失落？
化解焦虑寄托希望
蔡婧的女儿不到10岁，却已经在美国生活了3年多：“能不想女儿吗？想到心疼的时候都睡不着觉。”
蔡婧是北京一家公关公司的客户经理，收入不低，但属“北漂”一族，没有北京户口。3年前，女儿到了上学的年龄，由于没有户口，如果在北京上学，不仅要托关系，还得交一大笔赞助费，十分麻烦。最后，看着周围同事纷纷送孩子出国留学，蔡婧一狠心，也把女儿送到了在美国生活的姐姐家，“算是在姐姐家寄养吧。”蔡婧无可奈何地说。
人们都认为，物质生活更为丰富时，人们的抱怨应该更少，人们的安全感应该更强，可事实恰恰相反，现阶段社会焦虑几乎覆盖了所有人群。
中央党校教授吴忠民认为，社会焦虑的出现，一方面源于当代中国正经历急速的转型，人的流动性加剧，相应的社会建设却不配套，强化了社会成员对生活的不确定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随着社会成员个性意识、财产意识和维权意识的觉醒，人们对现实的生活质量以及未来的美好生活更加重视了。
李冉觉得，内心的欲望和外界的压力都加剧了现代人的焦虑。看着身边的朋友有的把孩子从小送到国外读书甚至全家移民，看着有的人不再信任爱情选择单身，看着厂里的年轻工人整天想着要赚到更多的钱……李冉很迷惑：“人们都把名望、地位、金钱当作成功，可这些只是成功的附属品，并不是成功本身。人们的精神追求去哪儿了？”专家认为，焦虑固然可能会激发出一个人的潜能，但如果一个社会弥漫着焦虑气息，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社会焦虑会增大社会成员对社会的非认同感，造成社会成员之间的紧张关系，降低社会的合作程度，助长人们的短期行为。 专家表示，虽然现实中大多数人都会感觉到焦虑，但人们不能被焦虑压垮。作为个人，需要保持一种正确认知社会、评价自我的价值观，保持积极健康的生活心态。政府部门应构建一种更加完善的发展机制，为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提供更多平等的竞争机会，创造更加宽广的上升通道，并尽快完善社会保障，让人们对未来生活形成稳定的预期，让希望有所寄托，情绪有处释放，将焦虑转化为追求幸福的动力。
社会焦虑成时代特征 根源在于结构失衡 归根到底，产生社会焦虑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社会结构的失衡，它使人们缺乏一种应对社会变革、生活变化的从容心态，降低了幸福指数，强化了对未来前景的不安全感。而缓解社会焦虑，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努力，改变失衡现象。 ●经济社会结构的失衡使人们缺乏一种应对生活变化的从容心态，降低了幸福指数，强化了对未来前景的不安全感
公务员连年热考，大国企万人追捧，移民课热火朝天……近年，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一个现实值得关注：很多人因工作、生活、前程、财富，往往表现出一种焦虑不安、浮躁不定、紧张不已的情绪。这就是社会焦虑，它正成为当今中国一个明显的时代特征。
焦虑感广泛弥漫于整个社会之中，是经济社会转型期的必然产物。随着经济结构深度调整，原有社会关系打破，新的社会结构正在形成，由此强化了人们生活的不确定性。一旦认为自己的未来不可预期，唯恐“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焦虑的种子就在内心萌芽。
社会焦虑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结果。飞船上天，蛟龙下海，高速公路贯通城乡……这些年，我国各地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但是，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民生幸福的同步增长，物质丰富也未必换来百姓内心的安宁和美。
毋庸置疑，现在日子变好了，但同经济发展相比，社会发展仍然滞后，民生改善仍待加强。改革深入推进，不少人在失去了习以为常的单位福利和单位保障之后，却没有被纳入新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如果基本生活缺少“兜底”，怎能不对未来产生担忧？在城镇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一些人进了城，却无法融入城市；失去了土地，却无法找到生计。面对这样的现实，怎能不让人慌恐？
归根到底，产生社会焦虑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社会结构的失衡，它使人们缺乏一种应对社会变革、生活变化的从容心态，降低了幸福指数，强化了对未来前景的不安全感。而缓解社会焦虑，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努力，改变失衡现象。
首先，努力实现充分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充分就业应当是任何社会优先考虑的目标。政府应创造条件，让每一位社会劳动成员都能获得一份有稳定报酬的职业。有了就业，就意味着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来源，就有了一个可预期的发展平台，有了缓解社会焦虑的基础性前提。
其次，大力推动社会公平。“房奴、车奴、孩奴”……现实中人们感受到的生活压力，表面看是经济问题，事实上也是社会问题，根本上讲，是对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的无奈与无助。上学、就业、个人发展……如果这些社会活动都能按规则运行，不是拼关系、背景，而是靠能力、水平，人们的不安情绪就会小很多。
第三，尽快完善民生保障。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降低人们面临的社会风险，减少后顾之忧，对未来生活也就有了一个清晰的预期。一句话，当人们不再为基本生计惶惶不安时，社会焦虑才可能缓解。北岸就业焦虑、身份焦虑、财富焦虑成现代人的三个心病
中年职工奔波在单位和家庭之间，担心抽不出时间接送孩子；青年白领穿行在拥挤的地铁里，发愁买不起房子；大学生害怕毕业后找不到满意的工作，甘愿接受“零工资”的试用；老人们念叨退休待遇不能兑现、看病难上加难；公务员抱怨钱包瘪、压力大；农民害怕化肥涨价，粮价偏低；私企老板唯恐政策变动、眼下的生意不可为继……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竞争加剧，焦虑不再是“弱势群体”的专利，而渐成一种普遍心态。在许多人看来，身边往往危机四伏，总有原因让人感到不安。
为何越来越多的人被焦虑所困扰？应该如何避免社会群体焦虑，让人们获得更多的安全感、感受到更多的幸福？
从今天开始，本版推出系列报道“关注社会焦虑”，希望读者朋友们与我们一起探讨。
——编 者
就业焦虑——
●在转型期，社会结构剧烈变革，原先的“保护壳”被打碎了，新的“安全阀”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人们内心里埋下了焦虑的“种子”
7月底，当拿到那张薄薄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接续证明，刘继军长吁一口气。他悬着的心稍稍有些宽舒。
上班、下岗、做生意、找工作……这一连串的变化，让42岁的刘继军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
1990年，21岁的刘继军技校毕业后进入山东东南部某县城机械厂，成为一名车床工。1998年，他已经是厂里的生产班长。正当他对未来生活无限憧憬的时候，国企改革大潮席卷这座小城。县机械厂并入了市机械厂，刘继军下岗了。
10多年来，他的生活就像掉进了无底洞，心里总是没着落。
刘继军说，刚离开工厂那会儿，仗着年轻气盛，他学会了开车，家里凑钱买了辆小客车，在乡镇和县城间跑客运，虽然十分辛苦，但收入不少，还算踏实。可几年后，一次意外导致车辆几乎报废，他受到很大打击，再也没有了开车信心。
打那以后，他又和老乡贩卖过蔬菜、跑过销售，生意总是赚少赔多。2007年，6岁的儿子上小学了，妻子又因病住院手术，家庭负担更加沉重，刘继军的脾气越来越暴躁。
2010年，刘继军通过招聘，成了市政公司的一名维修工，并将中断多年的养老保险续上了。表面看，日子暂时稳定了，可他还是觉得底气不足：每月1400元的工资，只能勉强应付生活；将来，孩子要上高中、读大学，单靠这些钱根本不够。想想这些，心中茫然。
事实上，受就业焦虑困扰的何止刘继军这一代人。
在计划经济时期，城镇职工个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单位”中，单位发放工资，提供住房、医疗、养老等保障，赋予人们基本的“安全感”。在转型期，社会结构剧烈变革，原先由单位提供的“保护壳”被打碎了，新的“安全阀”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人们内心里埋下了焦虑的“种子”，面对就业压力和失业风险，变得焦躁不安。
从1998至2000年，国有企业共产生下岗职工2100多万人，波及数千万家庭，且主要集中在煤炭、纺织、机械、军工等困难行业。其造成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有些问题至今仍在消化。
与此同时，1994年起，我国逐步改变大学毕业生分配制度，由国家统分向市场化就业转变，提倡“自主择业”、“灵活就业”。进入新世纪，各地大学继续扩招，毕业生人数猛增，“就业难”从下岗职工向大学生群体迅速蔓延，就业焦虑从“4050”人群向“80后”、“90后”人群迅速扩散。
市场经济充满了诱惑，也充满了风险。目前，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完善，尚缺乏牢靠的“社会安全网”。比如，失业救助、医疗保险、社会养老等基本保障制度还未真正健全。在一定程度上讲，“灵活就业”也是“高风险就业”的代名词。一旦失去了“单位”的保护，人们难免出现无所适从的心理状态，难免产生无法回避的焦虑。身份焦虑—— ●在同一座城市中，因户口不同造成用工壁垒、社保差异、待遇悬殊……事实上形成了新的人群“隔离”
工作了5年，正准备结婚的王志强突然陷入了极大的焦虑：他和女友虽然都在广州上班，却都没有广州户口！
没有户口，就没法在当地领结婚证；没有户口，就难以申请经适房、廉租房；没有户口，将来孩子上学更是难题……
上大学、读研究生、上班……王志强在这里生活了12年。猛回头，他才发现：这座繁华的城市，原本就和他无关！
户口一度是身份的直接标签：没有城镇户口，就没有粮票、布票、油票，就无法在城市生活。改革开放30余年，户口已不再承载粮油功能，但是户口的附加值依然存在；在北京等一些大城市，没有户口，生活并不轻松：
住房——高房价下，很多地方出台了住房保障措施，但是，外地户口人员多被排除在外。而保障房与商品房的差别至少在数十万、百万元以上。再加上住房、汽车限购政策的出台，如果没有当地户口，兜里揣着钱，也难以买房、买车。
教育——尽管不少城市对非户籍人口子女义务教育政策有所松动，但是户口仍承载着较大的教育功能。比如，在北京没有户口就难以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不用说小学、中学，单清华、北大等在京的招生指标就只能让外地人羡慕。
社保——按照规定，用人单位要为员工办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尽管养老保险关系异地转接制度已经建立，但由于社保待遇存在地域差异，不同户籍的社保待遇并没有实现均等化。
改革开放打破了旧的城乡结构，人口快速向中心城市、经济发达地区流动。表面看，原来的城乡分割、户籍分割不明显了，然而，由于缺乏完整的体制保障，改变城乡对立、户籍限制的任务依然艰巨。在同一座城市中，因户口不同造成用工壁垒、社保差异、待遇悬殊……由此带来的“人群排斥”，已经给社会留下深创巨痛，并在事实上形成了新的人群“隔离”。
应当承认，近年来，各地正采取措施，努力将公共服务覆盖到更多外来人口包括农民工群体，可是，无论是蓝印户口，还是“绿卡”、居住证，都没有实现真正的同城待遇；无论是“新东莞人”、“新深圳人”、“新苏州人”，这些称呼还是给不同人群贴上不同的标签，人群“排斥”现象并未从根本上改变。
生病了该去哪里住院？孩子能不能正常入学？年老后能不能领到养老金……我国已有2亿多农民工进入了城市，其中1亿多人常年在城市生活，其人口规模几乎相当于两个法国的人口总和。今后，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还会有更多人口涌进城市，其二代子女以至三代、四代……都会长期在城市扎根。在一些大城市，像王志强这样的非农籍外地人口也会越来越多，人口的跨城市、跨区域流动将更加频繁。不从根本上解决外地人（包括农民工）的同城待遇问题，就无法根除他们心中的焦虑。财富焦虑—— ● 如果没有“背景”，缺少资本，生“错”地方，干“错”行业……即使不断地努力，也无法实现个人的既定目标，心态怎么会平和？
错过了北京东四环边上一套住房，在北京某报社工作的李正平整整后悔了6年。
当初，李正平已经交付订金，可一时犹豫，最终还是放弃了。那时，这套房子尚不足80万元，如今涨到380万元。小李每月有七八千元的收入，在北京已属中等。但就是这样的收入水平，挣足300万元，不吃不喝，也要30年。
可是，同样是1998年参加工作，就职于证券公司的同学刘力在父母帮助下，很快就在北京亚运村附近买了一套140平方米的三居室，2001年又在郊区给父母买了一套房。2005年，眼看着房价要涨，刘力又在单位附近买了一套120平方米的商品房。如今，虽然刘力背负着不少贷款，可三套房子只住一套，另两套出租，用租金还贷绰绰有余。而三套房子的市价已经超过了1100万元。
当然，李正平也有房子住。他赶上了单位最后一次分房，以较低的价格分到了一套60多平方米老旧的“房改房”。虽然李正平没有贷款，可与刘力相比，单房子的财富差距，已近千万元。
娶妻、生子、请保姆……七八年来，李正平全家蜗居，生活十分局促，焦虑如影相随。
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秉承着劳动致富的信念，社会也给勤奋守法的人创造了致富机会。今天，财富积累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从“劳动致富”向“财富致富”、“资本致富”转变。其中，住房已经成为拉大财富差距的重要因素。
浙江大学新近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经过10多年的住房市场化改革，住房已成为五成以上家庭最重要的财产组成。一些拥有较大住房或者多套住房的家庭，财富得到巨大增值，而住房较少或尚未购买自有住房的家庭，财富差距被持续拉大。这种差距根本无法通过工资收入增长得到弥补，由此在一些人群中产生了强烈的失衡感、“被拉下”感。
更加令人警惕的是，由于转型期社会财富分配机制尚不健全，财富分配向政府、垄断行业、发达地区倾斜的趋势未从根本上扭转，人们的工资收入水平也在拉大。
有分析测算，如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超过3倍，行业收入差距超过10倍，地区之间的差距在2倍以上；基尼系数在2002年首次突破0.4的国际警戒线之后，目前临近0.5的红线。
高房价、高物价、高生活成本……短短10余年，人们的财富差距就由万元级、几十万元级转向千万元级。在很多人看来，如果没有“背景”，缺少资本，生“错”地方，干“错”行业，抓不到机会……即使通过自我不断地努力，也无法实现个人的既定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的心态怎么会平和？（文中采访对象均用化名）让更多的人不再焦虑
●经济社会结构的失衡使人们缺乏一种应对生活变化的从容心态，降低了幸福指数，强化了对未来前景的不安全感
公务员连年热考，大国企万人追捧，移民课热火朝天……近年，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一个现实值得关注：很多人因工作、生活、前程、财富，往往表现出一种焦虑不安、浮躁不定、紧张不已的情绪。这就是社会焦虑，它正成为当今中国一个明显的时代特征。
焦虑感广泛弥漫于整个社会之中，是经济社会转型期的必然产物。随着经济结构深度调整，原有社会关系打破，新的社会结构正在形成，由此强化了人们生活的不确定性。一旦认为自己的未来不可预期，唯恐“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焦虑的种子就在内心萌芽。
社会焦虑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结果。飞船上天，蛟龙下海，高速公路贯通城乡……这些年，我国各地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但是，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民生幸福的同步增长，物质丰富也未必换来百姓内心的安宁和美。
毋庸置疑，现在日子变好了，但同经济发展相比，社会发展仍然滞后，民生改善仍待加强。改革深入推进，不少人在失去了习以为常的单位福利和单位保障之后，却没有被纳入新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如果基本生活缺少“兜底”，怎能不对未来产生担忧？在城镇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一些人进了城，却无法融入城市；失去了土地，却无法找到生计。面对这样的现实，怎能不让人慌恐？
归根到底，产生社会焦虑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社会结构的失衡，它使人们缺乏一种应对社会变革、生活变化的从容心态，降低了幸福指数，强化了对未来前景的不安全感。而缓解社会焦虑，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努力，改变失衡现象。
首先，努力实现充分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充分就业应当是任何社会优先考虑的目标。政府应创造条件，让每一位社会劳动成员都能获得一份有稳定报酬的职业。有了就业，就意味着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来源，就有了一个可预期的发展平台，有了缓解社会焦虑的基础性前提。
其次，大力推动社会公平。“房奴、车奴、孩奴”……现实中人们感受到的生活压力，表面看是经济问题，事实上也是社会问题，根本上讲，是对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的无奈与无助。上学、就业、个人发展……如果这些社会活动都能按规则运行，不是拼关系、背景，而是靠能力、水平，人们的不安情绪就会小很多。
第三，尽快完善民生保障。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降低人们面临的社会风险，减少后顾之忧，对未来生活也就有了一个清晰的预期。一句话，当人们不再为基本生计惶惶不安时，社会焦虑才可能缓解。（北岸） 社会焦虑症主要体现在民生领域 如何看待当下社会普遍出现的焦虑情绪？中共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说，现在，社会焦虑几乎覆盖了所有人群。无论是人数最多的工人群体、农民群体的成员，还是处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干部群体、企业家群体的成员，无论是东部地区的居民，还是西部地区的居民，都有焦虑、浮躁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几乎可以说是少见的。从历史上看，除了战乱年代，人们没有像现在如此之焦虑过；往以后看，以后人们也会焦虑，但社会焦虑的波及面和强度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么大。吴忠民分析，社会焦虑现象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同基本民生相关的部分。中国社会急速的转型、变革，意味着社会整体利益结构的调整，大批社会成员社会群体的社会位置和经济位置重新洗牌。这使得社会成员产生一种人生的不确定感，前景的不确定性，心里不踏实，人们对于未来不可预期。这自然就会形成社会焦虑现象。
吴忠民说，大量社会调查显示，民众关注的主要问题多集中在同民众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的部分，如就业难问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社会保障滞后、教育问题、住房问题，等等。而被人们比喻成“新的三座大山”亦即“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问题更是对工薪阶层和农民阶层的基本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产生了十分广泛的不利影响。只有正视矛盾，解决矛盾，才能化解社会焦虑，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的和谐因素。焦虑，来自欲望还是压力？
工作压力大，办事不容易，结婚不轻松……我们都期望生活更好些，但现实世界并不那么随心，人生充满着不确定性。求学就业，寻医问药……但凡生活中遇到难题，都离不开“关系”：找同学，托朋友……这往往让人心力交瘁
升职难，坚守还是离开？
●个人升职不容易，但如果竞争过程公开、透明，会减少很多抱怨和争议。升职过程中的一些“潜规则”让人们焦虑
刘书是国家某部委的一名科级干部。去年，他所在的处室有一位副处长外调其他部门，留下一个职位空缺。刘书觉得，自己无论从资历还是业务等方面，都应该是副处长的不二人选。周围的同事也大多这样认为。
但人算不如天算，公布副处长人选时，刘书傻眼了：一个比他年轻很多的同事当上了副处长。他表面上若无其事，心里却非常想不通：“我在单位干这么多年，一直任劳任怨，业绩也不错，对领导也恭恭敬敬，为什么不能被提拔？”
自此之后，刘书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当初刚上班时，他不知疲倦、热情洋溢，如今，一上班就盼下班。工作干得还有什么劲？对交给他的任务，能推就推，不能推的就敷衍了事。
升职，意味着能力被认可，意味着更高的薪酬。但是，现实很残酷，因为在任何一个单位内，领导岗位总是少数，大多数人只能从事一般工作。无论你多努力，也难以突破瓶颈、再上一层楼。
在国家某部委任职处长的张元说：“在我们单位，升到处级职位不是难事。但再想往上晋升，就非常难了。到这个层面，就不是个人想不想、努力不努力的事。”
既然如此，何必自寻烦恼，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不好吗？
“这话说得容易，做起来很难。”张元说，“别的不说，单说看着周围的同事升职，自己却迟迟不动弹，心态总会有些变化。”
升职不容易，在任何时候、任何单位都一样。但专家认为，如果升职竞争是一个公开、透明的过程，就会减少很多抱怨和争议。反观当下，升职过程中存在种种“潜规则”，让人们摸不着头脑，不敢相信单凭能力就能升职，反而不得不借助请客、送礼、拉关系、套近乎等行为去迎合领导，焦虑之感由此而生。
如果升职无望，应该选择坚持，还是离开？这是一个“两难”话题。
有人说，升职无望就要调动，岂不太浮躁了？在一个岗位上应该坚守，要有恒心，直到做出成绩为止；也有人说，明知升职无望还坚守，坚守什么呢？“树挪死，人挪活”，换一换环境也许能闯出新天地。
刘书的妻子是一家外资企业的销售主管，每月收入2万多元，经常开玩笑对他说：“你每月就这点死工资，升职无望只是‘混日子’，这样的工作又有什么意义？”可是，究竟要不要离开，刘书拿不定主意。他说：“作为公务员，至少有一定社会地位。真要放弃这一切，有些不舍得。再说，辞职之后自己又能干什么呢？”
办事难，为啥总要“找关系”？
●一些人不管遇到什么事，总喜欢托人情、找关系，说明社会规则有漏洞可钻。这给没“关系”、没“背景”的普通大众带来焦虑感
这几天，在中央某机关工作的黄义有些烦。原来，老家一个亲戚打电话说，由于超生了一个孩子，他们家要被县计生部门罚款5万元。亲戚问黄义有没有“门路”，帮他们说说情，能不能不罚款或者少罚款。黄义说：“我在单位只是一个小科员，老家的人还以为是多大的官，什么事都能替他们办。再说了，就算我真认识老家的一些朋友，也很难为他开这个口啊！”
黄义说，自他进入这家中央机关工作，老家就不断有人找他办事，有次亲戚家里丢了一辆电动三轮车，也给他打电话，问“认不认识县公安局的人？能不能让他们快点把电动车找到？”这弄得黄义哭笑不得。
如今，一些人不管遇到什么事，总喜欢托人情、找关系。不这样做，他们就觉得不踏实，就会很焦虑。这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社会问题。例如，一旦在路上闯红灯被交警拦住，就习惯性掏出手机，赶紧找熟人疏通关系，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至于上学就业，寻医问药……但凡生活中遇到难题，就更离不开“关系”：找同学，托朋友……总是让人心力交瘁，焦头烂额。似乎不动用“关系”，就没有安全感。
我们不必责备这些“找关系”的人。人们习惯性地“找关系”，说明社会规则有漏洞可钻。
“不找关系，办点事还真难。”广东一家玩具企业老板陈伟强说，去年底，他去当地工商局办某项手续，折腾了两天也没办完。无奈之下，他通过朋友找到有关负责人，半小时搞定。陈伟强说，有时候落实一个项目，按程序审批至少要一周，多则一个月，但找熟人一两天就能搞定。“虽然找关系也要花钱，但比起项目的运营成本，就不算什么了。”
前一时期，城市白领逃离“北上广”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一些白领认为大城市里生活压力太大，居之不易，还不如到二、三线城市发展。但据媒体报道，一些人到了小县城工作，却发现自己并不适应，又逃回大城市。为什么？因为小县城是一个熟人社会，在那里做事更要讲关系、论人情，“拼爹”现象更严重。
专家认为，讲人情、论关系在中国源远流长，这跟历史、文化等都有关系，短时间内很难改变。但如果“关系”的运行超出人情层面，到了破坏规则甚至违法乱纪的程度，就会让人惶恐不安。在社会转型期，有更多的真空地带让人情可以被当作交易的筹码，人们更加倾向于“暗箱操作”、不守规则，这严重影响社会公平，给“无权无势”、没“关系”、没“背景”的普通大众带来更多焦虑。
办事难，为啥总要“找关系”？
●一些人不管遇到什么事，总喜欢托人情、找关系，说明社会规则有漏洞可钻。这给没“关系”、没“背景”的普通大众带来焦虑感
这几天，在中央某机关工作的黄义有些烦。原来，老家一个亲戚打电话说，由于超生了一个孩子，他们家要被县计生部门罚款5万元。亲戚问黄义有没有“门路”，帮他们说说情，能不能不罚款或者少罚款。黄义说：“我在单位只是一个小科员，老家的人还以为是多大的官，什么事都能替他们办。再说了，就算我真认识老家的一些朋友，也很难为他开这个口啊！”
黄义说，自他进入这家中央机关工作，老家就不断有人找他办事，有次亲戚家里丢了一辆电动三轮车，也给他打电话，问“认不认识县公安局的人？能不能让他们快点把电动车找到？”这弄得黄义哭笑不得。
如今，一些人不管遇到什么事，总喜欢托人情、找关系。不这样做，他们就觉得不踏实，就会很焦虑。这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社会问题。例如，一旦在路上闯红灯被交警拦住，就习惯性掏出手机，赶紧找熟人疏通关系，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至于上学就业，寻医问药……但凡生活中遇到难题，就更离不开“关系”：找同学，托朋友……总是让人心力交瘁，焦头烂额。似乎不动用“关系”，就没有安全感。
我们不必责备这些“找关系”的人。人们习惯性地“找关系”，说明社会规则有漏洞可钻。
“不找关系，办点事还真难。”广东一家玩具企业老板陈伟强说，去年底，他去当地工商局办某项手续，折腾了两天也没办完。无奈之下，他通过朋友找到有关负责人，半小时搞定。陈伟强说，有时候落实一个项目，按程序审批至少要一周，多则一个月，但找熟人一两天就能搞定。“虽然找关系也要花钱，但比起项目的运营成本，就不算什么了。”
前一时期，城市白领逃离“北上广”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一些白领认为大城市里生活压力太大，居之不易，还不如到二、三线城市发展。但据媒体报道，一些人到了小县城工作，却发现自己并不适应，又逃回大城市。为什么？因为小县城是一个熟人社会，在那里做事更要讲关系、论人情，“拼爹”现象更严重。
专家认为，讲人情、论关系在中国源远流长，这跟历史、文化等都有关系，短时间内很难改变。但如果“关系”的运行超出人情层面，到了破坏规则甚至违法乱纪的程度，就会让人惶恐不安。在社会转型期，有更多的真空地带让人情可以被当作交易的筹码，人们更加倾向于“暗箱操作”、不守规则，这严重影响社会公平，给“无权无势”、没“关系”、没“背景”的普通大众带来更多焦虑。
办事难，为啥总要“找关系”？
●一些人不管遇到什么事，总喜欢托人情、找关系，说明社会规则有漏洞可钻。这给没“关系”、没“背景”的普通大众带来焦虑感
这几天，在中央某机关工作的黄义有些烦。原来，老家一个亲戚打电话说，由于超生了一个孩子，他们家要被县计生部门罚款5万元。亲戚问黄义有没有“门路”，帮他们说说情，能不能不罚款或者少罚款。黄义说：“我在单位只是一个小科员，老家的人还以为是多大的官，什么事都能替他们办。再说了，就算我真认识老家的一些朋友，也很难为他开这个口啊！”
黄义说，自他进入这家中央机关工作，老家就不断有人找他办事，有次亲戚家里丢了一辆电动三轮车，也给他打电话，问“认不认识县公安局的人？能不能让他们快点把电动车找到？”这弄得黄义哭笑不得。
如今，一些人不管遇到什么事，总喜欢托人情、找关系。不这样做，他们就觉得不踏实，就会很焦虑。这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社会问题。例如，一旦在路上闯红灯被交警拦住，就习惯性掏出手机，赶紧找熟人疏通关系，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至于上学就业，寻医问药……但凡生活中遇到难题，就更离不开“关系”：找同学，托朋友……总是让人心力交瘁，焦头烂额。似乎不动用“关系”，就没有安全感。
我们不必责备这些“找关系”的人。人们习惯性地“找关系”，说明社会规则有漏洞可钻。
“不找关系，办点事还真难。”广东一家玩具企业老板陈伟强说，去年底，他去当地工商局办某项手续，折腾了两天也没办完。无奈之下，他通过朋友找到有关负责人，半小时搞定。陈伟强说，有时候落实一个项目，按程序审批至少要一周，多则一个月，但找熟人一两天就能搞定。“虽然找关系也要花钱，但比起项目的运营成本，就不算什么了。”
前一时期，城市白领逃离“北上广”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一些白领认为大城市里生活压力太大，居之不易，还不如到二、三线城市发展。但据媒体报道，一些人到了小县城工作，却发现自己并不适应，又逃回大城市。为什么？因为小县城是一个熟人社会，在那里做事更要讲关系、论人情，“拼爹”现象更严重。
专家认为，讲人情、论关系在中国源远流长，这跟历史、文化等都有关系，短时间内很难改变。但如果“关系”的运行超出人情层面，到了破坏规则甚至违法乱纪的程度，就会让人惶恐不安。在社会转型期，有更多的真空地带让人情可以被当作交易的筹码，人们更加倾向于“暗箱操作”、不守规则，这严重影响社会公平，给“无权无势”、没“关系”、没“背景”的普通大众带来更多焦虑。
办事难，为啥总要“找关系”？
●一些人不管遇到什么事，总喜欢托人情、找关系，说明社会规则有漏洞可钻。这给没“关系”、没“背景”的普通大众带来焦虑感
这几天，在中央某机关工作的黄义有些烦。原来，老家一个亲戚打电话说，由于超生了一个孩子，他们家要被县计生部门罚款5万元。亲戚问黄义有没有“门路”，帮他们说说情，能不能不罚款或者少罚款。黄义说：“我在单位只是一个小科员，老家的人还以为是多大的官，什么事都能替他们办。再说了，就算我真认识老家的一些朋友，也很难为他开这个口啊！”
黄义说，自他进入这家中央机关工作，老家就不断有人找他办事，有次亲戚家里丢了一辆电动三轮车，也给他打电话，问“认不认识县公安局的人？能不能让他们快点把电动车找到？”这弄得黄义哭笑不得。
如今，一些人不管遇到什么事，总喜欢托人情、找关系。不这样做，他们就觉得不踏实，就会很焦虑。这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社会问题。例如，一旦在路上闯红灯被交警拦住，就习惯性掏出手机，赶紧找熟人疏通关系，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至于上学就业，寻医问药……但凡生活中遇到难题，就更离不开“关系”：找同学，托朋友……总是让人心力交瘁，焦头烂额。似乎不动用“关系”，就没有安全感。
我们不必责备这些“找关系”的人。人们习惯性地“找关系”，说明社会规则有漏洞可钻。
“不找关系，办点事还真难。”广东一家玩具企业老板陈伟强说，去年底，他去当地工商局办某项手续，折腾了两天也没办完。无奈之下，他通过朋友找到有关负责人，半小时搞定。陈伟强说，有时候落实一个项目，按程序审批至少要一周，多则一个月，但找熟人一两天就能搞定。“虽然找关系也要花钱，但比起项目的运营成本，就不算什么了。”
前一时期，城市白领逃离“北上广”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一些白领认为大城市里生活压力太大，居之不易，还不如到二、三线城市发展。但据媒体报道，一些人到了小县城工作，却发现自己并不适应，又逃回大城市。为什么？因为小县城是一个熟人社会，在那里做事更要讲关系、论人情，“拼爹”现象更严重。
专家认为，讲人情、论关系在中国源远流长，这跟历史、文化等都有关系，短时间内很难改变。但如果“关系”的运行超出人情层面，到了破坏规则甚至违法乱纪的程度，就会让人惶恐不安。在社会转型期，有更多的真空地带让人情可以被当作交易的筹码，人们更加倾向于“暗箱操作”、不守规则，这严重影响社会公平，给“无权无势”、没“关系”、没“背景”的普通大众带来更多焦虑。
办事难，为啥总要“找关系”？
●一些人不管遇到什么事，总喜欢托人情、找关系，说明社会规则有漏洞可钻。这给没“关系”、没“背景”的普通大众带来焦虑感
这几天，在中央某机关工作的黄义有些烦。原来，老家一个亲戚打电话说，由于超生了一个孩子，他们家要被县计生部门罚款5万元。亲戚问黄义有没有“门路”，帮他们说说情，能不能不罚款或者少罚款。黄义说：“我在单位只是一个小科员，老家的人还以为是多大的官，什么事都能替他们办。再说了，就算我真认识老家的一些朋友，也很难为他开这个口啊！”
黄义说，自他进入这家中央机关工作，老家就不断有人找他办事，有次亲戚家里丢了一辆电动三轮车，也给他打电话，问“认不认识县公安局的人？能不能让他们快点把电动车找到？”这弄得黄义哭笑不得。
如今，一些人不管遇到什么事，总喜欢托人情、找关系。不这样做，他们就觉得不踏实，就会很焦虑。这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社会问题。例如，一旦在路上闯红灯被交警拦住，就习惯性掏出手机，赶紧找熟人疏通关系，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至于上学就业，寻医问药……但凡生活中遇到难题，就更离不开“关系”：找同学，托朋友……总是让人心力交瘁，焦头烂额。似乎不动用“关系”，就没有安全感。
我们不必责备这些“找关系”的人。人们习惯性地“找关系”，说明社会规则有漏洞可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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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时期，城市白领逃离“北上广”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一些白领认为大城市里生活压力太大，居之不易，还不如到二、三线城市发展。但据媒体报道，一些人到了小县城工作，却发现自己并不适应，又逃回大城市。为什么？因为小县城是一个熟人社会，在那里做事更要讲关系、论人情，“拼爹”现象更严重。
专家认为，讲人情、论关系在中国源远流长，这跟历史、文化等都有关系，短时间内很难改变。但如果“关系”的运行超出人情层面，到了破坏规则甚至违法乱纪的程度，就会让人惶恐不安。在社会转型期，有更多的真空地带让人情可以被当作交易的筹码，人们更加倾向于“暗箱操作”、不守规则，这严重影响社会公平，给“无权无势”、没“关系”、没“背景”的普通大众带来更多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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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在中央某机关工作的黄义有些烦。原来，老家一个亲戚打电话说，由于超生了一个孩子，他们家要被县计生部门罚款5万元。亲戚问黄义有没有“门路”，帮他们说说情，能不能不罚款或者少罚款。黄义说：“我在单位只是一个小科员，老家的人还以为是多大的官，什么事都能替他们办。再说了，就算我真认识老家的一些朋友，也很难为他开这个口啊！”
黄义说，自他进入这家中央机关工作，老家就不断有人找他办事，有次亲戚家里丢了一辆电动三轮车，也给他打电话，问“认不认识县公安局的人？能不能让他们快点把电动车找到？”这弄得黄义哭笑不得。
如今，一些人不管遇到什么事，总喜欢托人情、找关系。不这样做，他们就觉得不踏实，就会很焦虑。这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社会问题。例如，一旦在路上闯红灯被交警拦住，就习惯性掏出手机，赶紧找熟人疏通关系，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至于上学就业，寻医问药……但凡生活中遇到难题，就更离不开“关系”：找同学，托朋友……总是让人心力交瘁，焦头烂额。似乎不动用“关系”，就没有安全感。
我们不必责备这些“找关系”的人。人们习惯性地“找关系”，说明社会规则有漏洞可钻。
“不找关系，办点事还真难。”广东一家玩具企业老板陈伟强说，去年底，他去当地工商局办某项手续，折腾了两天也没办完。无奈之下，他通过朋友找到有关负责人，半小时搞定。陈伟强说，有时候落实一个项目，按程序审批至少要一周，多则一个月，但找熟人一两天就能搞定。“虽然找关系也要花钱，但比起项目的运营成本，就不算什么了。”
前一时期，城市白领逃离“北上广”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一些白领认为大城市里生活压力太大，居之不易，还不如到二、三线城市发展。但据媒体报道，一些人到了小县城工作，却发现自己并不适应，又逃回大城市。为什么？因为小县城是一个熟人社会，在那里做事更要讲关系、论人情，“拼爹”现象更严重。
专家认为，讲人情、论关系在中国源远流长，这跟历史、文化等都有关系，短时间内很难改变。但如果“关系”的运行超出人情层面，到了破坏规则甚至违法乱纪的程度，就会让人惶恐不安。在社会转型期，有更多的真空地带让人情可以被当作交易的筹码，人们更加倾向于“暗箱操作”、不守规则，这严重影响社会公平，给“无权无势”、没“关系”、没“背景”的普通大众带来更多焦虑。
化解焦虑离不开平常心
●化解焦虑心理，需要政府做出更多努力，提升全民幸福指数；同时也需要个人提高自身能力，坦然面对压力。只有这样，生活才能更快乐
日前，笔者与一些朋友聚会，闲谈中有一位朋友感慨：“以前特别渴望能来北京工作、生活，觉得这里机会多、前景好，但现在感觉压力很大，完全没有了刚来时的兴奋感。”
朋友以前在济南工作，收入虽不高，也自有一番悠闲的滋味。后来，他千方百计调到北京，却发现现实远比想象中艰难：房价高，十几年的全部收入也不够买房；工作累，挤地铁、乘公交每天都像在打仗；更关键的是，他没有北京户口，以后孩子上学怎么办？
生活中，像朋友这样每日奔波劳累、前景预期却并不乐观的普通人不在少数。他们或者对高房价、高物价惶恐不安，或者因职业工作、结婚生子抓耳挠腮。一句话，总是过得不舒心。
一时的焦虑倒无所谓，长时间焦虑就会很痛苦；一个人焦虑可能是个人原因，一群人焦虑就是社会问题了。许多人有焦虑感，其严重性不言自明。关键是，我们应该怎么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成绩有目共睹。但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比较突出，贪污腐败、分配不公等现象屡屡出现。在一些领域，让人们觉得无章可循、不可预期，容易产生焦虑感、挫折感。
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政府做更多努力，进一步深化改革，立足国情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完善社会服务体系，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让全社会共享发展成果。同时，要多创造底层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机会，让弱势群体不被边缘化，提升全民的幸福指数。
与此同时，化解焦虑心理更需要个人努力。例如，相比改革开放前，我们的物质生活不知道好了多少倍，但“这山望着那山高”，一旦看到周围有人生活比自己强，一些人就产生不平衡心理。这种焦虑，不能都归咎于社会吧？
焦虑，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求而不可得”。但我们要知道，社会资源是有限的，人们要想在自己生活领域拔得头筹，必然面临竞争。既然有竞争，就会有人成功、有人失败。成功了自然值得高兴，但失败了也不必咬牙切齿。如果连这样一个最起码的正常心态都不具备，焦虑感注定会伴随终生、无法排遣。
俗话说，求人不如求己。作为一个社会人，应该适应社会，而不是怨天尤人、无所作为。虽然现实生活中总有这样那样的约束，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但我们要相信问题总能得到解决。只有提高自身能力，坦然面对压力，才能让自己生活得更快乐。（崔鹏）专家谈社会心态演变趋向:5大问题需深切关注 社会心态以一种整体的形态存在和影响着社会成员，它不仅折射出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各种社会问题，也有助于了解社情民意、社会热点和社会情绪。因而，对社会心态演变需要更多地加以关注和研究——
主题词 何谓社会心态？
社会心态是指一定社会环境条件下，社会成员对社会生活现状的心理感受和情绪反应，具有显著的大众性和弥漫性。
近年来，全国发生了多起针对儿童、女性或其他无辜群众的暴力伤害事件以及其他社会性事件。这类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社会心态的角度来看，心态失衡、不良情绪得不到及时宣泄、悲观厌世、进而产生报复社会的心态是其共同的特点。这些事件频发，从一个侧面说明，重视社会成员心理和谐、优化社会心态，已经成为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现实问题。
社会心态产生于每一个社会成员个体，又以一种整体的形态存在和影响着每一个社会成员，社会心态不仅能够折射出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各种社会问题，也有助于了解社情民意、社会热点和社会情绪。根据我们的一项长期追踪调研，对当前社会心态做如下描述。
我国社会心态变化的基本趋向
1、社会心态中的非理性因素逐渐减少，理性因素逐渐增多。当前，社会心态中的不适应感、不公平感、困惑感、矛盾感、浮躁焦虑、急功近利等非理性因素和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有增有减。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以来，随着国家对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对生活困难群体的支持和扶持力度逐步加大，城乡社会保障覆盖面的逐步扩大，我国社会成员对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心理认同感日益增强，社会心态中非理性因素日益减少，理性因素逐渐增多。但仍然需要对社会急剧转型中因心理焦虑所导致的各种突发心理失衡事件给予高度重视。
2、传统的身份感、地位感和归属感趋向分化和多元。身份感、地位感是社会成员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对自己在社会中的身份、所处的地位的感知和体验。归属感是社会成员对于自己归属的社会群体、组织和阶层的认同和依恋的心理体验。身份感、地位感和归属感虽然与个人的主观心理感受有关，个人的价值选择不同，进行社会比较的参照系不同，其身份感、地位感和归属感就会不同，存在着较大的个体差异性，但根本的影响因素还是社会的利益格局、社会结构、社会阶层以及社会管理体制等客观因素。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社会成员的身份感、地位感和归属感主要是通过户籍身份、所有制身份和单位身份来体现的，相对比较单一。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社会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和社会阶层的日益分化，现实社会中社会成员的身份、地位和实际归属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传统的户籍身份、所有制身份、单位身份逐渐被职业身份所代替，社会成员的身份感、地位感和归属感日益趋向分化和多元。当前，应高度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因归属感变化引起的心态方面的变化。
3、心理的稳定感、方向感和未来感由迷茫渐趋明确。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竞争的日益加剧、劳动关系的深刻变化等客观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社会成员心理上的迷茫感明显，稳定感、方向感和未来感缺失。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完善，特别是随着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逐步推进，影响社会成员心理的稳定感、方向感和未来感的社会不利因素逐渐减少。伴随着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社会建设目标要求的逐步推进，社会成员心理的迷茫感正在弱化，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心理的稳定感、方向感和未来感普遍增强。与此同时，一些工作生活失意，被单位解聘或者失业的社会成员，由于未来感的缺失，极易产生暴力的方式宣泄内心的迷茫。
4、心理压力感趋向多元。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我国经济成份的单一性以及就业方式、利益分配格局的相对稳定性，社会成员的心理压力比较单一。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劳动关系和就业方式的变化，构成心理压力的社会因素日益增多。目前，我国社会成员的心理压力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就业方式变化导致的心理压力；二是社会利益格局变化形成的心理压力；三是人际关系变化产生的心理压力；四是生活方式变化形成的心理压力；五是信息及社会流动加快形成的心理压力；六是社会生活中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带来的心理压力。需要引起注意的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也会随之增加，社会利益的日益多元化、生活风险的增大，会进一步造成部分社会成员心理压力感增大，产生不良心态。
5、对社会公平的心理预期明显增强。心理的公平感是社会成员对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实际地位、获得的收入与其他人进行比较时所产生的心理体验。心理公平感除了受个体对社会公平的主观感受和主观评价的影响以外，主要受社会利益分配制度、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等因素的影响。在我国社会急剧变革的进程中，由于社会利益格局、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的深刻变化，特别是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使部分社会成员产生了相对剥夺感，心理公平感失衡。随着我国对收入分配制度的逐步改革和社会保障体制的逐步完善，以及对利益受损群体的社会支持力度的逐步加大，社会成员的心理公平感日益形成，对社会公平状况的评价已经接近比较公平。社会成员对社会公平的心理预期增强，特别是对制度公平的心理预期明显增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仍然需要进一步关注因腐败、垄断等公平缺失造成贫富差距而导致的怨恨情绪和仇富心态。这些不良心态和怨恨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如果得不到宣泄和疏导，就容易出问题。
优化社会心态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1、民生问题。民生问题既是涉及社会成员基本生存和生活的问题，又是涉及社会成员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问题，是影响社会心态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当前，我国民生问题依然比较突出。社会贫富差距的日益表面化和显性化，仍然是影响社会心态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切实加强以民生问题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着力加强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与民生问题息息相关领域的改革，促进社会心态良性发展。
2、人性化的工作制度。社会成员心理的稳定感、方向感和未来感既是社会心态的构成要素，又是影响社会心态的情感与认知元素。我国部分社会成员之所以缺乏心理的稳定感、方向感和未来感，在一定意义上是由于一些具体的工作制度在实施的过程中走样所致。应当说，劳动关系和用工方式的变革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本身无可厚非。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一些单位存在着短期行为，动辄下岗、频繁变换工作岗位，甚至存在着不履行劳动合同的现象。劳动用工过程中的短期行为，容易使职工产生朝不保夕的感觉，心理的稳定感、未来感缺失。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只有社会成员具有心理的稳定感、方向感和未来感，才能对社会的长远发展产生强烈的认同感，社会的凝聚力、向心力才能不断增强；从人的工作积极性和敬业爱岗精神的形成来看，只有人在具体工作中形成了心理的稳定感、方向感和未来感，才能形成持久的工作积极性，才能真正产生敬业爱岗的工作态度，才能实现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有机统一，也才能实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有机统一。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构建起人性化的工作制度。
3、社区建设与社会工作。社区功能的完善和社会工作制度的形成，不仅关系着我国社会整合功能在社会微观层面的效果，而且关系着社会心态的良性发展。随着我国传统的单位制赖以存在和运作的社会基础的日益弱化，社区日益成为社会基层管理的重要形式。社区建设和社会工作在提升社会组织化程度、保障和改善民生、整合社会资源、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归属感和认同感、形成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的社区建设和社会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社区服务功能有限、包容性不够等问题依然存在。因此，必须按照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要求，把和谐社区建设和社会工作发展作为优化社会心态的切入点。
4、社会情绪的疏导机制。构建社会情绪的疏导机制不仅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促进社会心态良性发展的内在需要。不良社会情绪需要“出气口”和“减压阀”。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矛盾的多发时期，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复杂多样的社会矛盾往往透过社会舆论、社会情绪等层面影响社会心态。因此，必须全方位拓展社情民意的表达渠道，创新化解社会矛盾和疏导社会不良情绪的体制与机制，构建起社会成员诉求表达的渠道和网络。当前，需要注意大众媒体对社会突发群体性事件的报道过程中所引起的负面效应问题。大众媒体对群体性社会事件报道中容易产生放大效应和诱发效应。
80后向上流动机会减少 都市新生代生存充满焦虑 “票子总是不够花，崩溃崩溃！车子总是不够好，崩溃崩溃！房子总是不够大，崩溃崩溃！”一首流行的手机彩铃歌曲《我崩溃了》道出了部分都市新生代的心态：近年来，房价高、就业难等社会问题的加剧，使独生子女为主的80后、90后一代生存压力骤然增大，许多人心里充满疲惫、焦虑乃至崩溃。有社会学者认为，在年青一代的焦虑背后，有物质生活方面困难加大、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机会减少的客观原因，也有精神生活方面片面追求物欲、为拜金价值观所困的主观因素。因此，缓解年青一代的生存焦虑，不仅需要政府不断改善民生，完善社会保障，调整利益分配，也需要年轻人平衡心态，充实精神气场，提升价值理想，将焦虑转化为奋斗的动力。
高房价重压，“房奴”一族身累心更累
出生于1985年的小廖在浙江杭州一家省级事业单位已经工作了两三年，工作稳定，收入也算中等。但是只要谈起未来，小廖立即表情严峻，心事重重。
小廖今年打算告别“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状态，把女朋友从湖南老家接过来登记结婚。小廖说，买房子基本上靠自己，再想到过两年养育孩子，“压力不是一般的大，为了攒钱付首付，我们打算结婚的酒都不摆了，能省点就省点吧”。
杭州的房价，在小廖看来至少近几年内高不可及。“以我现在的收入，不吃不喝的前提下付30%的首付就需要五六年。”小廖说，他接触的同龄人中，头发已经部分花白了的并不少见。
算得上中等收入的80后小王从2009年7月开始看房，先看开发商的房子，从城西到城东，数百个楼盘，这边还没反应过来呢，那边就开盘售罄了，简直比卖菜还快。“十几天一个周期，回头一看，妈呀，房价又涨了。干吗不当初下单？”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踏遍杭州市区的东西南北，甚至是郊区的余杭、闻堰、良渚等地，“战果空空”。小王想，要不要再等等？但是中介对他说：别等了，还会涨的！
在一片“楼市崩盘”的咒骂声中，小王“颤抖着”签下了买房合同，成为“百万负翁”的其中之一。他沉重地说：“真的不知道楼市疯了还是我疯了？”
浙江中医药大学生物技术专业大二男生邵立峰说：“每个年轻人都有一种靠自己奋斗的梦想，而看完电视剧《蜗居》，觉得理想与现实差距好大。我不想被社会推着走，从孩子读书的时候要为成绩所累、长大了要为房子所累、买了房子要为还贷所累……”
针对年轻人热议的《蜗居》中主人公每天念念不忘还贷、生活开销等数字的“房奴”现象，辽宁沈阳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刘长辉表示，这种降低生活质量的理财方式，不应提倡。贷款买房是大多数人回避不了的问题，要使自己不成“房奴”，尤其是不做心理上的“奴隶”，心态很重要。生活中量入为出、精打细算固然重要，但如果每天把贷款额、月供数、各种花销这一连串的数字都牢牢记住，显然是给自己的精神套上了枷锁。在这种无形压力的持续作用下，心理问题的出现在所难免，因此，“不如心宽一点”，既然买了房，贷了款，就按计划还，原本买房就是为了生活更好，切不要因为有了房却丢掉了幸福。“房奴”们应学会释放压力，转移注意力。
就业难困扰，年轻人亟须就业辅导和心理疏导 与已经踏入社会，有稳定工作却为房子而奔波的80后相比，即将踏入社会的都市新生代遇到的难题更大，那就是就业。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问题日益突出，高校毕业生就业率逐年下降，社会上“毕业即失业”的感叹不绝于耳。
1983年出生的小林，2006年毕业于辽宁沈阳一所大学的法律专业，毕业后的3年半时间里，他辗转于多个单位，参加过1次考研、1次公务员考试、3次司法考试，均以失败告终。 2009年，仍希望从事与专业相关工作的小林又应聘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至今，没有转正。“所里的领导说通过司法考试就给转正，我今年又考了一回，就差2分。”
小林说，毕业后自己就在沈阳家里居住，虽然这几年收入一直很低，生活上倒是没有问题，但每天看见父母也觉得惭愧，不知道如何交代。“有时候明明没什么事情干，我也在外面闲逛到很晚才回去，我都27岁了，没有正式工作，没有女朋友，没有房子。现在一天也就是打打杂，跑跑腿，挺茫然的。不想去卖保险、做营销，但除了专业外我什么都不会。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副所长杨伟国在接受采访时认为，目前大学生就业难，与人才结构有关。用人单位的需求模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重工作实践经验成为首要需求，但是大学教育和大学生并没有很好地适应市场的要求。浙江省就业局副局长曹建国表示，“期望值偏高”也直接影响了大学生就业，仍有不少大学生抱有一种“十年寒窗，一举成名”的心理，即使找不到合适的单位，也不肯降低就业期望值。
沈阳心理志愿者协会秘书长张国臣指出，由于社会的现实压力，如事业单位、国企和私企相比，工作稳定，医疗、社保待遇好，退休后的收入高等原因，一些大学生不顾自身兴趣和实际能力，一心想进机关，进大企业。而当前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用人单位需求在减少，部分大学生难免在现实中迷失，产生焦虑、困惑、烦躁等不安情绪和心理压力，确实需要疏导。
他表示，对目前存在的大学生就业难题，就学生本身而言，应对其进行系统的生涯教育，从小学开始，培养学生生涯规划和决策能力。就业管理部门在给学生提供就业信息的同时，应整合社会力量对大学生提供心理方面的团体辅导和个别辅导，引导学生充分了解自我，帮助其确立现实的就业目标。此外，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缩短不同行业和岗位之间的福利性和保障性收入差距，以引导学生无后顾之忧，根据兴趣和能力择业。
个体须调整预期减压,政府应创造良好发展环境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钟其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前80后、90后遇到的问题和烦恼，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有两个因素值得各界反思。
钟其说，一是社会价值观严重失范。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之中，新的理想价值体系尚未得到有效确立。社会氛围相对宽松、思想日益多元化的同时，虚无主义盛行，甚至一些颓废思想如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影响不断加剧。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人的理想之光黯淡，道德价值观被扭曲、高度物化，潜意识中似乎必须“有房有车”，否则就是失败，这种错误的流行观念不恰当地调高了人们的发展预期，极大地加剧了年轻人的心理压力。面对这样的精神困境，重建健康充实的价值观势在必行。
二是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机会减少。相对于打破坚冰后春潮涌动、利益格局分化重组的改革开放前期，当前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已基本形成并趋于固化，阶层向上流动性减弱，个体发展机会相对减少，一些既得利益集团高度垄断了优势资源，客观上对全社会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造成了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虽然从职业构成、市场竞争能力和社会影响力等来看，80后和老一辈人相比，他们在学历、文化素养、思想观念、专业技术知识、就业能力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在深层结构上，80后遭遇了既得利益集团的“金钱和权力排斥”。钟其认为，这是一种利用“先赋性”(靠家庭、血缘背景等先赋因素)获取社会资源而独霸发展机会、独吞发展成果的社会排斥现象。排斥的结果对个体而言，就是80后的就业和发展机会不公，前景不明，难以理性预期。
钟其建议，就社会结构而论，需要增强当前市场竞争中具有起点公平的“后致性”(靠个人后天的受教育及专业努力等因素)原则，将“先赋性”的地位分配机制作用减弱，营造一个靠后天努力、公平、有序竞争获得体面的社会地位的阶层示范氛围。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前的问题并非改革过头，而恰恰是改革力度不够。政府应继续调整利益分配格局，缩小贫富差距，将改革开放朝着有利于全体人民共享成果的方向大力推进，为年青一代的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半月谈记者 岳德亮 王莹）
80后夫妻背着房子末路狂奔 有车有房却依然贫困
作为典型的80后，小黄和未婚妻在别人眼中是都市小白领：双方都来自于城市家庭，均毕业于名牌大学热门专业，一个是商务部的公务员，一个在外企做人力资源。虽然俩人月薪加起来有1万元左右，但工作3年总共存款只有5万元。
“我爸妈给了30万，爷爷奶奶给了5万，她家给了20万，我们可是三代人总动员、齐上阵，才买了这套房子。”小黄告诉记者。
从房奴到孩奴,谁来解救"众奴加身"的80后?
网友[难得糊涂01]：如果连养孩子也养成了“奴”族，足见生活压力之大
网友[悠悠的猫]：社会生活的成本变得越来越重，我们想负起责任，又不得不为将来着想，难道要一生为奴？
网友[杨益]：从房奴到孩奴，为何我们的幸福总是被奴役？
80后:“房奴”“车奴”“卡奴”还要当“孩奴”
理顺结构有助舒缓“社会焦虑”
（资料图片）
新华网评：破解转型期的“中国式焦虑”须政府发力社会的群体性焦虑心态的产生，固然有各种各样的因素，也或许是转型期中国的必然，但政府却不能任由这种焦虑情绪蔓延，因为这关系到国家的稳定、社会的发展、人民的幸福。让国民免于焦虑的困扰，也就是赋予了他们享受幸福的权利。
透视社会焦虑症:应主动正视矛盾 理顺结构才能化解社会矛盾我们不能回避而是应当积极主动有效地应对并化解社会矛盾，应当从标本兼治两个方面着手。从治本的角度看，应当特别注重从源头上着眼，也就是“七一”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推进社会建设，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缓解社会焦虑政府须着力于三方面—— 首先，努力实现充分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充分就业应当是任何社会优先考虑的目标。政府应创造条件，让每一位社会劳动成员都能获得一份有稳定报酬的职业。有了就业，就意味着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来源，就有了一个可预期的发展平台，有了缓解社会焦虑的基础性前提。
其次，大力推动社会公平。“房奴、车奴、孩奴”……现实中人们感受到的生活压力，表面看是经济问题，事实上也是社会问题，根本上讲，是对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的无奈与无助。上学、就业、个人发展……如果这些社会活动都能按规则运行，不是拼关系、背景，而是靠能力、水平，人们的不安情绪就会小很多。
第三，尽快完善民生保障。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降低人们面临的社会风险，减少后顾之忧，对未来生活也就有了一个清晰的预期。一句话，当人们不再为基本生计惶惶不安时，社会焦虑才可能缓解。
从容的心态更有利于解决社会矛盾 2011年08月12日 南方日报 慢心态、慢节奏不是慢动作，更不是不作为，而是倡导一种平和兼容、不急不躁、知足常乐的从容心态。建设幸福广东是一个全民、全面、多层次和动态的过程，创造短期的幸福易，创造可持续的幸福难，唯有道法从容，能致久远。
幸福城市，必须从容建设
幸福城市是幸福广东的重要载体，但建设幸福城市却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既带来了城市繁荣，也带来了严重的“城市病”，造就了大批的“城中村”；过急过快的城市改造，拆去了城市的历史文化足迹，却建不出岭南文化的特色和品位。为何建设目标正确、方向也对头，但成效未必能够“功德圆满”？究其根源就在于急于求成、急功近利！急则脱离规划，不讲章法；急则大干快上，质量难保；急则忽略环保，生态堪忧，这是导致城市发展中屡屡出现“三十年前建大厦，三十年后拆大厦”、“路建几年又铺路，新桥不如旧桥固”的根本。
政府作为建设幸福城市的主导者，必须树立从容发展新理念，通过从容建设，使城市的一切适应和满足市民的物质精神等需求，满足感、归宿感、幸福感强，达到一种城市与公民相互依赖、相互和谐的满意状态。从容建设，一要做到规划先行，理性思考，建设“百年老店”。规划应当法定化，坚决避免“一任政府一规划”。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埃菲尔铁塔、凯旋门、巴黎圣母院、战神广场等众多历史文化建筑，历经数百年仍完美无缺，成为象征城市文明品位的建筑经典。我们的城市建设也应当“道法从容”，不光追求现代豪华，更要体现精细化、人性化、有特色。城市建筑既要积淀历史文化的厚重，又彰显现代文明的品位，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二要循序渐进，严格控制好城市开发建设节奏，把“世界第一高楼”、“中国第一高楼”的“豪情壮志”缓一缓。香港上百年的发展，土地开发强度仅27%，而珠三角地区30多年的建设，土地开发强度已接近40%，许多城市建设已无地可用。未来必须坚持从容建设，不光追求现代豪华，更要充分考虑市民的需求和感受，使城市功能合理，交通完善便捷、生活绿色低碳，体现特色和品位。三要避免急功近利，盲目举债、过度负债搞建设。一些地方急于改变城市形象，建设往往不瞻前顾后、量力而行，只管借债，不管还债，本届举债，后届还债，留下了严重的债务包袱。据国家审计数据显示，2008年以来，各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融资重大项目建设，形成的债务总额高达10.7万亿元，这些债务将在2012年进入还债高峰期，届时很多换届的新市长将变成“还债市长”。因此，要把我省每一座城市都建设成为富裕、文明、优美、和谐的幸福乐居城市，让市民拥有更加美好、更加安宁、更加健康、更加和谐、更有品位、更有尊严的新生活，我们必须坚持从容建设。
民生福祉，必须从容改善
幸福是一个分数，分子是现实生活的质量，而分母则是人们心中的期望值。提高人们的现实生活质量，可以增加幸福感；把人们心中不切实际的期望值降低一些，也可以增加幸福感。从容改善民生，既讲究一步一步做大幸福“分子”，又讲究适当引导“幸福分母”，使社会中每一个人在进取中确立合理的“幸福期望值”，持续增大其幸福分数。因此，改善民生也要坚持从容之道，不能急于求成。一是既要尽力而为，又要考虑可持续性，量力而行。馅饼固然是越大越好，就怕超出了自己做馅饼的能力，最后变成“画饼充饥”。从容改善民生福祉，一方面要把民生目标设定得更合适，既能防止目标过高达不到挫伤积极性，又能防止目标定得太低起不到激励效果；另方面要从实际出发有序、有步骤地去改善，一年上一个台阶，持续提高广大群众的幸福感。二是应看准“热点”，注重“基本”，看重“底线”。在积极搞好建大医院、大商场、大学校等民生领域的显性政绩工程的同时，要集中力量花更大力气、更大投入，努力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物质、精神、健康、成就、安全需求、困难群众的帮扶等民生改善的隐性政绩工程，取信于民。正如省委十届九次全会提出的，要搞好“基本民生”，加快建立人人可及的基本公共服务；要保障“底线民生”，更加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努力确保全体社会成员都能温饱无忧、体面尊严的生活；要将“热点民生”转变为“热切服务的民生”。
幸福不能“独善其身”，必须是共享的幸福。为测量全民的幸福，不丹国王提出了国民幸福指数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取代日渐“不给力”的GDP。中科院院士程国栋则进一步细分了GNH的构成，认为应当包括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大要素，其要义都是提高幸福感必须是提高全社会的幸福感，必须是全方位改善全民的生活境遇、响应其精神诉求。黄华华省长提出“十二五”期间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把更多的力量放在维护公平市场环境、保障社会安全、促进人民增收上”，指出了一条政府从容为民谋福祉的正确方向。
提升幸福感，必须倡导一种适度的社会节奏和慢生活
30多年前，广东人喊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速度改变了广东，也改变了中国。“快”让我们激昂，也让我们迷失，甚至让灵魂也赶不上自己的步伐。我们的“快毛病”一抓一大把，被忙乱所主宰，变得浮躁，失去了内心本来的从容与平静，心既不能平静从容，人又何所谓“幸福”？因此今天，省委提出了“建设幸福广东”的口号，也是希望倡导一种更适合身心健康的社会生活节奏，摆脱过度欲望的束缚，释放心理的压力，经营各自的“小幸福”，找回平静自如，找回我们的灵魂。
慢心态、慢节奏不是慢动作，更不是不作为，而是倡导一种平和兼容、不急不躁、知足常乐的从容心态。于个人而言，有利于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于执政者而言，从容的心态更有利于解决社会矛盾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幸福。如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他们已经失去了农村、农田的“根”，渴望能在城市里有一席之地，能活得体面、有尊严，我们应当注重他们的精神需求和利益诉求，有计划、耐心地为他们创造与城市居民均等的机会。如果我们解决这类问题的心态、方式更从容些，很多恶性群体事件本可消解于萌芽状态。再比如群众上访问题，各地都很头疼，甚至每年花在劝返、安置的费用数以亿计，却屡禁难止。因为我们还耐不住性子去做更深入细致的群众法制宣传，耐不住性子去逐步培养引导群众以法律手段解决矛盾纠纷的意识。如果我们做思想工作也能“道法从容”，群众就会变“信访”为“信法”，就能从根源上解决群众上访问题。因此，省委十届九次全会出台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十分重要和及时，对于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建设幸福广东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和作用。
李鲁云 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
缓解社会焦虑更需一颗“平常心”
虚妄的中产和焦虑的社会 8月3日，社会科学院发布2011年城市蓝皮书。蓝皮书指出，到2009年，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已达2.3亿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蓝皮书认为，中等收入阶层占有的社会资源处于社会结构的中间位置，有较高且稳定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家庭消费能力较强，讲究时尚和生活品质，一般受过良好教育。按照社科院的这个研究成果，俨然中国已经形成牢固的中产阶层，社会日趋稳态化。不过，社科院的这份报告似乎犯了一个概念性错误，即将中等收入者含糊地等同于具有“社会稳压效果”的中产阶级。在中产阶级的划分标准上，虽然通常是从职业和人均收入上进行的。但这并非放之四海皆准，这只是发达国家的标准。或许，在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中等收入者是中产阶级的主体，但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却未必如此。
如果按社科院的标准，无论哪个国家即使贫穷、动乱如索马里，无
论哪个年代即使遥远如原始社会，中等收入者都是中产阶级，这岂不是笑话？所谓中产阶级，不仅是对其收入、身份、地位在一个社会中的描述，也是对一类人生活状态的综合评价。中产阶级必须受过良好的教育，多为脑力劳动者，有固定的工作和稳定丰裕的收入，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着强烈的职业情感和社会责任心，追求“自由、公平和平等”。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中产阶级他们可以不为生活过多的发愁，有足够的闲暇参与社会活动，热衷公益事业，对自身有较强的认同感，并以自己所拥有的社会地位而自豪。
从这些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中产阶级心态平和，应该是一个很具幸福感的群体，是一个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的阶层。也正因为如此，当中产成为社会主体的时候，他们才会成为社会的稳压器和安全阀。
按照社科院这个报告的定义，我国城市中等收入者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应该大约在17000元上下。这个收入不要说在大城市如北上广深等地买不起房，就是在二三线城市也很窘迫。要说到中国中等收入者的生活状态，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焦虑”。对房贷房价的焦虑，对就业失业的焦虑，对求医养老的焦虑，对社会身份的焦虑，对自身安全以及生儿育女的焦虑等等。正如《人民日报》日前的报道所提到的，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竞争加剧，焦虑不再是“弱势”者的专利，而渐成一种普遍心态。
在许多人看来，身边总是危机四伏，总有原因让人感到不安，被剥夺感时刻存在。中等收入者的这种焦虑、不安全感表明，他们不是优雅稳定的中产阶级，或只是一个虚妄的中产幻象而已，更像一个“中等收入陷阱”。在这样的一个“陷阱”中，贫富差距日益拉大，阶层鸿沟越来越深，社会共识日趋减少；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即使中等收入者占了主体，但焦虑和不安全感也像大量微不足道的小白蚁般，损害社会的价值系统和评判机制。
按照日本学者大前研一的理论，中国目前更像是一个“M型社会”。即中产阶级坍塌，贫富差距加剧的状态。衡量一个社会贫富差距的常用指标是“基尼系数”。这一数字目前已超0.4的国际警戒状态，收入分配格局亟需调整。只有更多公平正义的普照，才能消弭日益蔓延的社会焦虑心态。（彭兴庭）
当今都市人五大焦虑症状 编者按：过去，人们为吃喝发愁，但很容易满足；现在，大家不愁吃喝，可欲望却多了，还是天天犯愁。事实上，专家指出，只要面对现实，别攀比，就能知足常乐，少焦虑。
看《蜗居》读三类女人
曾几何时，只要花很少的钱，甚至不用钱就可以有房子；2009年，各城市不断上涨的房价和一部大热的《蜗居》，把买房引起的焦虑推到了风口浪尖。
此时，有人看见别人明明住着一套房，在2009年初房价低点时又抄底买了第二套房，到了房价一路飙升时，人家又抓住时机把房子卖了，一转眼就赚了个盆满钵满。可自己呢，累死累活攒了点钱，年初时还够付个首付，可到了年尾，钱倒是攒得多了，可赶不上房价增长的速度，连首付都交不起了。于是，这些人就开始没事就算钱，心里琢磨着"我连房都买不起，他们凭什么能倒房子赚钱"。这就好像一块压在心头的大石头，对与房子有关的一切词汇都特别敏感，听到后心中惴惴不安，不敢再随意消费、享受生活，严重时，可能失眠，脾气暴躁。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理医学科主任季建林指出，面对这类情况，最好的方法就是"看脚下，少望天"，脚踏实地地把当天的事情做好，不能预测的未来，最好放下不想。这不是逃避现实，而是不做多余的抱怨。比如，没买房的努力工作、存存钱，别想一步到位，买得起了就赶紧买；需要还贷的，按照原计划，一个月一个月慢慢还，别让房贷影响了生活质量。
小时候怕养不起 长大了怕啃自己 若要在全球范围内评选"最无私，最负责任"的家长，中国家长大概可以位列其中。所谓"关心则乱"，本来作为家长骄傲的孩子如今却成了父母焦虑的重要来源。 如今，养孩子可是一件最让父母头疼的事情。孩子出生了，一切都要花钱：买奶瓶要买高级的，买衣服要买名牌的，上幼儿园一个月要交几千块，上名校还得求爷爷告奶奶地交高达几万的择校费……父母为了孩子不惜花血本，不少人都感叹：现在养个孩子实在太贵！还有些符合政策的人也不敢轻易生二胎，养一个恨不得都倾尽所有了，哪来的钱养第二个？ 他们千辛万苦供养孩子读完书，却还要拿出自己的养老金，供年轻力壮的子女继续深造、结婚生子，甚至容忍他们呆在家里游手好闲。孩子每个月的工资花光光，家长还得倒贴钱，于是有人就感慨道：月光族和啃老族合二为一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91.5%的中国老年人或多或少会给子女经济支持，其中有1/4的人认为压力较大。还有些家长一到月底或接到孩子的电话就紧张，恨铁不成钢但又无计可施，羞于和别人提起自家孩子，为他们的未来担忧不已。不少家长也降低了对孩子的要求。一位女出租司机就表示，根本不指望孩子大了奉养自己，"他长大了，不啃我就不错了。" "啃老的出现跟家长总放不开手有关。"季建林说，父母管得过多，以至于他们永远把父母作为赖以生存的后盾。而同时，父母又舍不得看孩子吃苦，自然会尽可能地帮了又帮，于是形成恶性循环。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家长首先要纠正观念：只有未满18岁的孩子，自己才有抚养责任，而当他们长大，就应该自己独立生活。所以，请狠下心、放开手。 找不到一份高薪的工作 教育部曾发布消息称，2009年应届毕业生中大概有百万人，都难以在当年找到工作。2009年如此，2010年恐怕亦然。
在不少毕业生心中，知识等于财富，大学毕业就该享受每月万儿八千的薪水。一位半年内连续跳槽三次的男士说，他跳槽主要是因为薪酬低，他一个英语硕士怎么能这么低就？但他也说，用人单位不承诺他高薪的原因是，他没有丰富的业界经验，还需要公司手把手培养。于是，这位男士就将"寻找高薪进行到底"，现在还赋闲在家。烦躁、郁闷、不甘每天骚扰他，让他频频面试失败，以至于他开始担心，自己是不是就永远找不到一份工作了。
南京脑科医院精神二科主任谢世平认为，大环境如此，适度担心很正常，有所追求也不算错，但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很容易把握不好尺度，并出现过度焦虑，进而变得身心疲惫、情绪低落。曾有人进行过调查，发现因找工作不顺利，有57.1%的人感到很累，40.1%的人感觉找不到目标，还有22.6%的人对生活感到失望。
季建林指出，现在的毕业生确实面临着比他们父辈们大很多的压力，但怀才不遇的心态出现在刚毕业时却早了点。现在的社会不同于过去，绝大多数工作都不是铁饭碗，这就意味着，工作之后，有了合适的机会随时可以换，何必非要一步到位。谁也不知道以后会怎样，或者你能在半年后找到月薪几千的工作，但在这之前的半年里，就算一个月只挣几百，也好过坐吃山空。"先就业，再择业"正好能解决经验问题。
爸妈对着"光棍"唠叨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可年近30，甚至超过30岁，还娶不到，嫁不了，便成了剩男剩女。现如今，这些曾经自豪标榜过自己是"单身贵族"的男男女女，已开始强烈感受到了结婚的压力。
在网络上，流传着一首改编的《水调歌头·光棍节随想》，里面写到道："男有高矮胖瘦，女有黑白美丑，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光棍不再有！"如此短短几句话，不难看出剩男剩女们的心声。更让人不得不重视的是，这一焦虑正在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有数据显示，目前北京的"剩女"数量已然突破50万。尤其现在，新年将至，要回家过年的剩男剩女们更是谈起回家就头疼，不回家吧，想父母；回家吧，又会被父母逼婚。想起这些，就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再加上对自己未来的担心和对父母的愧疚，焦虑情绪越发严重。
虽说人人都希望有个理想的爱情，但毕竟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季建林认为，你到底是要选择一个生活上的伴侣，还是事业上的同路人，抑或是其他，心里都应该有个轻重的权衡，抓大放小。要知道，什么都要的结果，只能是什么都没有。生活中有点缺憾才是正常。
网络的普及，人们的接触、社交面越变越小，可选择的人越变越少；人际间的协调、理解能力也越变越弱，然后，婚姻变得渺茫。因此，摆脱对网络的依赖很重要，也许可以通过网络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人，但人与人的交流，还是要走到现实中来，才能得以更好地维系和加深，并最终走向婚姻。
慢性压力严重威胁生命
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又是万万不能的---这句话在现代社会体现得尤为明显。于是，有了拼命工作，希望多挣点血汗钱的；有了炒股、买基金准备理财致富的；有了买彩票想凭运气一夜暴富的。然而，不管是什么方法，能真正赚得心满意足的只是极少数，更多的人是在抱怨，"为什么别人能买名车、住豪宅，想什么有什么，我却拼命努力也追不上。"
季建林表示，这都是攀比惹的祸。而盲目攀比不仅会使原有的努力变了味道，也会助长虚荣心理，对身体有害而无益。有研究表明，当金钱能使你摆脱贫困时，是能给人带来幸福的，但也有研究表明，强烈渴望金钱和财富的人更容易感到不幸和焦躁。
当然，"知足常乐"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季建林建议，不妨学着把关注点放在每天要做的事上，做些让自己感到高兴但与金钱无关的事情，这些事情会让你体会到有意义的事情带来的快乐。这样，你就会从金钱的漩涡中解脱出来了，你获得愉悦感的事情就多了。
公众热衷挑刺折射社会焦虑 最高法近来屡次陷入舆论漩涡。“酒驾入刑”的事刚消停了没多久，这几天又在死刑问题上引发舆论口水仗。最高法副院长张军12日在全国法院贯彻刑法修正案（八）研讨班上强调，对于危害国家安全、恐怖组织犯罪、“黑恶”势力犯罪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分子，尤其对于极端仇视国家和社会，以不特定人为侵害对象，所犯罪行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该依法重判的坚决重判，该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决不手软。在不久之前的5月24日，最高法发布的2010年度工作报告指出，将统一死刑适用标准，不是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均依法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客观地说，从最高法这两次强调的内容上看，没什么错误，只不过侧重点不同而已。但在现代传媒的传播之下，在公众快速浏览的阅读之中，最高法前后的表达就不免给人有种“说话大喘气”之感。有不少网友就挑刺：最高法一会说能不判死刑立即执行的要判死缓，一会又说该判死刑立即执行的决不手软，“两边话”、“车轱辘话”来回倒腾，这样“现身说法”让人一时无所适从。也有网友列举近年来一些重罪判罚上的案例，借以批评各地法院在死刑裁量上尺度不一，最高法的一些司法解释又往往令公众费解。更有网友直言，这几年极端仇视国家和社会的人里，有不少都是从司法渠道得不到有力救助，走投无路、被逼无奈因而做出极端行为，最高法可有明察？
毋庸讳言，在公平正义受到空前关注的今天，最高法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已在公众和媒体的挑剔目光之下，动辄会放到显微镜或放大镜下接受舆论考问。公众源于日益多元多变的价值判断和认知水平，会对司法机关形成多种角度的观感和评价，其中也不乏失焦、误解、偏颇甚至偏激的观点。但从总体上而言，公众和舆论热衷于给最高法挑刺，折射出的是人们对当前司法公正问题的深度焦虑，实质上则反映了全社会对司法机关履职尽责、维护好社会底线的热切期望。
以死刑问题为例。不论在哪个国家，危害国家安全、恐怖组织犯罪、“黑恶”势力犯罪等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对于那些极端犯罪分子的打击力度，也向来都决不手软。法律就是用来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用来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对罪大恶极者必然要处以极刑，这是国际公理。最高法在刑法研讨班上表明“决不手软”的态度，本身没什么错。公众应当更为全面地评价最高法的说法，而不应一味为质疑而质疑。现在有一些人动辄为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安全和社会秩序的极端犯罪分子叫屈喊冤，有意无意散播一些混淆视听的言论和情绪，这里头倒是有很大问题。
实际上，基于我国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基于现实形势和公众认知程度，在当前情况下讨论彻底废除死刑还是一种奢谈。但是，基于未来发展趋势和社会观念转变，在刑罚上慎杀、少杀，统一规范、严格控制死刑适用标准，确保其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则可以说已经基本上成为业界和社会的共识。自从2007年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法统一行使以来，死刑判罚在司法实践中逐步走向完善成熟，宽严相济的政策也得到了较好体现。在这方面，公众和舆论不断的讨论、交锋、监督，作用关键，功不可没。
公众对司法公正的感受，很大程度上来自司法机关的作为。在刑事审判特别是死刑问题上，司法机关首先要准确理解、准确把握，把“宽”的一手用好，把“严”的一手用足，切实提高司法能力。与此同时，最高法等有关部门也需要善于表达，把政策原则、法律条款和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向公众说清楚，让老百姓更好的理解和接受，提高社会和舆论的认同度。（毛晓刚）网络流行语变化背后的民众焦虑
“我们刚刚做了一个很艰难的决定……”一场互联网公司间的恶战让一句新的网络流行语“流行”开来。
如果你现在还在说“囧”、“雷人”以及“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那么你无疑已经“OUT”了。从去年开始，越来越多的网络流行语已经脱离了单纯恶搞的范畴，而有赖于热门新闻事件催生。
网络流行语不经意间的蜕变，无疑使之具有了更加丰富、更加令人深思的内涵。
网络流行语由恶搞向社会热点事件转变
纵观最近几年青年网络流行语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其呈现的特点：由无厘头的恶搞或自我表达向关注社会热点事件转变。比如很早流行的“我郁闷啊”的呐喊是一种自我心情的表达，随着“火星文”的流行而逐渐流传开的词语的缩写形式，如“偶(我)、MM(美眉或妹妹)、GG(哥哥)”等是在追求便捷书写的同时显现个性的表达方式。
最近几年在网络上，每年都会举行年度流行语的评选活动。虽然这些只是网民和一些知名网站互动的一种方式，但是在参考流行语的影响力基础上，通过网络投票评选出的“年度十大流行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网络生活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事件。在网络上以某一事件为恶搞对象而产生的流行语具有更大的传播力，如北京某小学生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出的一句话“很黄很暴力”迅速成为网络热词;广东电视台的某次采访中受访人说的一句：“我只是出来打酱油的”，现在在网上一般用来代替“路过”，用来进行快速回复;还有像“山寨”(山寨版手机制造)、“宅男、宅女”(日本电视剧《萤之光》，体现一种躲避现实，还原自我的生活态度)、“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百度魔兽贴吧一次回帖数量和速度都很惊人的网络事件)、“我爸是李刚”(河北大学醉酒驾车撞人事件)等都有具体的事件作其背景。
“网络流行语的现象是一个网络时代的社会现象，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紧密联系。许多网络流行语是民众言论自由和舆论表达的形式，这种形式也是宪法规定的公民舆论监督权利的实现方式，所以网络流行语对于培养公民的民主法治意识是大有裨益的，也是培养公民素养的一种较好方式。”亚太网络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刘德良对《法制日报》记者说，“从这个方面来说，网络流行语对于民主法治建设具有推动和促进作用。”
公众对某种官方语言可能有一种天然的排斥，于是往往就会把这些事件夸大并用一些很无厘头恶搞的方式表达出来，其实是包含有一种对官方的话语不信任的情绪在里面
近期的《人民日报》头版出现了一篇标题为《江苏给力“文化强省”》的新闻，网络流行语“给力”的运用引发了各方热议。
纵观近年来的网络流行语，与网络事件、新闻事件的结合已经越来越紧密：
2009年5月，富家子弟胡斌驾驶跑车，将正通过斑马线横穿马路的谭卓撞死。有关部门在案发后的事故通报时称，案发时，肇事车辆速度为每小时70码左右。由于调查结果与众多现场目击者的描述相差甚远，引起舆论质疑。“欺实码(70码)”由此成为讽刺个别官员袒护富人，权力与金钱“结亲”的流行语。
“上述看似无厘头带有戏谑性的话，投射出网友对公权力的不信任，也蕴涵着对更多事实的渴求。”天津市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研究员姜胜洪对《法制日报》记者说，“毫无疑问，信息的发展、社会开放的程度日盛，使得公众对各类事件的过程和细节了解更多，当一些事件的真相与处理结果出乎人们的意料时，就会诞生网络流行语，以此表示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折扣’。”
“被××”，折射出的也许就是公众的这种不信任心理。
“‘被就业’一词是近年来面临严峻就业形势的大学生们发明的———有高校毕业生网友称自己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已经就业了，就业协议书上赫然盖着一个从没听说过的公司的公章，他于是发帖庆祝自己‘被就业’。”姜胜洪说。
此外，还有“被增长”。2009年7月，国家统计局发布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数据，各行业月平均工资都有不同程度上涨，引起民众的广泛关注和议论。一些网民质疑自己的工资“被增长”，认为光鲜的数字越来越远离真实，远离了老百姓的感受。
“要按照文化研究的说法，我觉得这种现象就是公众在官方语言之外再制造出一种语言。长期以来，像大家熟悉的‘躲猫猫’、‘楼歪歪’、‘我是出来打酱油的’。其实很多都是来自官方的新闻发布会或是官方人物的表达，公众对这种他们认为缺乏可信度的表达可能有一种天然的排斥，于是往往就会把这些事件夸大并用一些很无厘头恶搞的方式表达出来，其实是包含有一种对官方的话语不信任的情绪在里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刘海龙对记者表达了相似的看法。
此外，一些政府官员的雷人语录也是网络流行语的一大来源。
2009年12月初，河北66岁的村民王秀珍来到镇政府要求解决拆迁补偿问题。然而，该镇党委书记史国忠却以没时间为由，让王秀珍“别找他，反映也没用”。“您别走，您这儿都不管了，我去找谁，要我去跳楼啊!”面对王秀珍的无助，史国忠语出惊人：“这我还管不了，(跳楼)一楼二楼别去啊，要去就去五楼。”说完，甩手离开。这句最牛官腔，也成了当时最流行的网络用语。
“这些或违背常识、情理、法纪，或展现个别官员的‘傲慢与偏见’，或漠视民意甚至羞辱民意的‘雷语’一经媒体曝光，极易产生放大效应，刺激公众的神经，在公众中产生强烈反响，引发公众的广泛质疑和声讨。”姜胜洪说。
网络流行语在某种程度上拓宽了公众参与社会生活的空间，同时还充当了“社会情绪泄压阀”，起到了宣泄不良情绪的作用
网络世界包罗万象，网络流行语更是“百花齐放”，刘德良将网络流行语分为两大类。
“一种是类似于‘偶’(我)、‘GG’(哥哥)、‘886’(再见)等，是在追求便捷书写的同时显现个性的表达方式，这种就单单凸显出娱乐化、简洁化、大众化，大多数是追求时髦的年轻人在广泛使用。”刘德良说。
另一种则是类似“楼歪歪”、“我是出来打酱油的”等与特定事件联系在一起衍生出来的词语。据刘德良介绍，这类网络流行语是人们通过这种讽刺性的表达方式来发泄自己对相应现象的不满，“也就是说，人们在用这种流行语的时候往往是在揭示一种现实现象，这种网络流行语的现象是有特定含义的”。
这样一些基于特定背景产生的词语，之所以能够广为传播被公众普遍认可，刘海龙认为，“主要的原因还是中国的政治环境在发生变化，民意更多地受到大家的关注”。
“网络流行语从网络的产生就已经开始出现，并且有网络特殊的表达方式，比如最早的笑脸图案就是网络特有的表达。只不过这几年，社会各界都开始更加关注民意，大家就更容易把它拿到主流媒体上来，这使原来就有的网络词汇更加流行起来。”刘海龙说。
有专家认为，透过这些“有特定含义的”网络流行语，有助于公众去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近年来，伴随着网民队伍的扩大和素质的提高，很多热点新闻事件都会催生一批网络流行语。但网络流行语的含义并不止于这些单个的事件，而是通过它们蕴涵着的潜台词，表达公众对自己生存的现实社会的一种观点与立场。”姜胜洪说，“从本质上来说，网络流行语的大量出现，是因为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民意表达的符号。随着网络的普及，互联网成为人们表达意见、实现社会参与的重要空间。”
姜胜洪认为，在一些重大事件中，以年轻人为主的网民，缘于对某些事件寻求真相无能为力、而又无法熟视无睹的无奈，因此，通过这种“恶搞”，借流行语“起哄”，来实现对公众事务的参与，质疑某些不良现象。网络流行语在某种程度上拓宽了公众参与社会生活的空间，同时还充当了“社会情绪泄压阀”，起到了宣泄不良情绪的作用。而网络流行语的产生，又反过来加速了新闻事件的传播和对社会现象的探讨。
网络流行语大量涌现，不仅描绘出人们的“权利焦虑”，而且流露出公众对关乎公共利益真相的渴求，有关部门应根据网络流行语所表达的民声，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化解社会矛盾
2009年，“围脖”作为网络流行词汇之一，引发了一场微博热潮。微博使用者省去了遣词造句和缜密构思逻辑的“繁文缛节”，140个字符随意表达最想沟通交流的话，手机发布的加入让信息传递更加及时，许多公众人物也都积极参与其中。
“微博的出现为每一个公民提供了一个现场直播式的麦克风。”一名互联网业内人士如此宣布。
而这背后还隐含着互联网时代更深入人心的大趋势，每个人都有表达和沟通的欲望，字数的恰当限制让作家、评论家和普通百姓有了同等的发言权和表达空间，互联网草根文化进一步发展壮大。毫无疑问，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将会进一步加大公众的话语权。
有业内人士表示，很大程度上，网络热词也是“社会热词”。网络热词背后都有故事，对于网络流行语所折射出的舆情，亟待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
“近年来，之所以出现表达嘲讽、讥讽之意的流行语，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有关部门。公民之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是因为在某些事件中存在荒谬的东西，并且也没有一个很好的渠道或者平台可以表达情绪，只好躲在‘暗处’把自己的不满发泄一下，只要把这些荒谬的东西解决了，类似这种讥讽的流行语就会减少。”刘海龙说，“相关政府部门应该注意到，把解决问题时所出现的‘荒谬’及时地向大众进行说明和沟通，同时政府还应该提供一个更好的渠道让公民把不满或看法顺利地表达出来，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姜胜洪认为，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的高发期，一些地方在加速发展和转型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历史上的矛盾和问题。当前，网络流行语大量涌现，不仅描绘出人们内心深处的“权利焦虑”，而且流露出网民对公权滥用的质疑和讽刺以及对关乎公共利益真相的渴求，应引起各级政府和领导的高度重视。政府部门不仅应从网络流行语中倾听民意、体察民情，接受老百姓的监督，而且更应根据网络流行语所表达的民声，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化解社会矛盾。
由此，姜洪胜建议，有关部门将网络流行语中折射出的网络民意认真落实对待，“首先要关注网络流行语中反映的民生，切实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其次，坚持公开、公平、公正、透明原则，提高政府公信力”。
“此外，还应该转变干部工作作风，畅通各种诉求渠道，保障公民的表达权利。在如今信息爆炸时代，如何从天文数字般的信息量中找到政府工作所需要的东西，根本一点就在于要专注于倾听百姓呼声。各级党委和政府不仅应从网络流行语中倾听民意、体察民情，接受老百姓的监督，而且更应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根据网络流行语所表达的民声，去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化解社会矛盾。”姜洪胜说。(综合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等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