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南商洛旅游景点大全:石质，古镇的年轮

李海珉

多年来，笔者对苏南、浙北和上海一带的50来个古镇进行了细致的踏勘，发觉富有水乡特色的缆船石，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立柱式、耳朵式和洞穴式。立柱式竖插在石驳岸上，有圆形也有方形；有不加藻饰的，也有精雕细刻的。耳朵式，有竖立在驳岸上面，也有横插在驳岸侧里。洞穴式的最为复杂，一是所处的位置，驳岸上、河埠中以及石桥的桥洞内都有。二是有竖式有横式。三是浮雕为主，也有平雕、阴刻结合透雕的。四是从简便实用到艺术纹饰逐渐增多，从简单的花纹到二种或二种以上的动物、植物、人物组合成图案。那些经过艺术加工的缆船石，蕴含着产生它的那个社会的众多信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人们的心理追求、民风民俗等等，将另文介绍，这里不赘。

在这里，我想专门就驳岸、河埠和桥梁使用的石头，探讨古镇的历史规模。因为石质，相当于古镇的年轮。

驳岸、河埠和石桥，三者之中，哪个出现最早？毫无疑问是河埠，其次是石桥，石驳岸最晚。江南人民傍水而居，衣食住行，离不开水。大凡有人居住就会出现河埠，最原始的河埠，就是在河岸边安置几块石头，汲水、洗刷，木船停靠供人踏脚。也许这不能算真正的河埠，或者说是河埠的雏形。这类简易的河埠，在江南一些古村落里还可以见到踪迹。古镇市河两边，现在我们看到的河埠都是明清两代修筑的。

江南古镇现在保存下来的，以石桥最古，河埠次之，驳岸最晚。三者的石质，可以作为市镇历史规模的重要证据。石质，富有时代特征。宋代及元代，武康石，地质学称为下长斑岩，俗称也叫作麻石，产于浙江德清县境；元代和明代中期，石灰岩，一种在海、湖盆地中生成的沉积岩，俗称青石；明代后期、清代和民国，花岗岩，俗称麻石，我国分布很广，江南地区主要采自苏州吴县的金山，所以专称金山石。

江南市镇在宋代，特别是南宋和元代大多开始修建石桥。南宋以前的桥梁称为虹栏，多数是木桥，为了防腐延长使用寿命，古人就涂以红漆。可是，木桥毕竟容易朽烂，人烟稠密了，人来货往，叽叽嘎嘎的，弄不好就出危险，建石桥势在必行。

上海市青浦区的金泽镇，号称“江南第一桥乡”，最为典型了。笔者多次踏勘，现存古石桥28座，其中建于南宋的7座，元代的6座，明清两代的有5座，还有10座只知明清时代翻建，初建年代无法确定。单就有史可索的这几座建于宋、元、明三朝的古桥，对金泽镇的发展规模作一推断吧。

先看宋桥，金泽镇北首的万安桥和镇中心的百婆桥，建于公元1260年，（宋景定元年），稍后，公元1267年（宋咸淳三年）又建了普济桥。万安桥和普济桥建筑模式完全相同，一对“姐妹桥”，两桥相距约350米，这就是金泽集市区南宋时的雏形。公元1279年（宋祥兴二年），万安桥北50米处又建造了一座林家桥，就是说南宋末年，金泽镇区南北扩展到约400米的长度。元明两朝，金泽镇区继续扩展，古桥可以作证。元至元元年（公元1335年），普济桥南建起了迎祥桥，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修筑了放生桥，这两座古桥不仅有史可稽，就是从古桥所用的青石来看，也能够判断出它们的建造时代。迎祥桥是六柱五孔梁式石桥，全长34米，宽2米余，桥柱用青石拼成，石柱上架条石作为横梁，横梁上密排楠木，桥面和两侧覆盖着水磨方砖，一座江南罕见的元代梁式桥。

由桥及镇，显然，元明两代金泽镇逐渐向南延伸。目前林家桥到放生桥，南北相距500米。当然，镇区除了南北延伸之外，也向东西扩展。南宋末年金泽迎祥桥西北建起了吉庆桥，元代（1342年），万安桥东北建起了佛阁桥。不过，一河两岸型的金泽镇区，基本形态在南宋时已经奠定。

建桥使用的石料，富有时代特征，普遍适用于江南其它古镇，如果再结合桥的形制，那么它建造的年代基本可以确定。

甪直，中市北端有座中美桥，由武康石和青石构成。桥面大多是武康石，桥墩也是武康石。拱圈等部分为青石。由石质推断，此桥建于宋代，重建于明代。考之地方史志，完全符合。

周庄，镇区中部横跨南北市河的富安桥，桥上有五块巨大的武康石，照石质来看，此桥不是建于宋就是建于元。宋桥拱圈往往呈弓背形，一般纵联不分节，桥身两侧还有乳状的圆钉，元代的桥梁呈半圆状，分节纵联，没有乳状的圆钉。富安桥应当建于元代。考之史料，准确。

同里，镇郊西部的潦浜村，有一座思本桥，拱形单孔，武康石砌置。根据石料，断定它是宋桥。一查镇志，果然。它是同里年龄最长的老桥，已经有700多岁了。造桥者名叫叶茵，虽然不做什么官，却始终忧国忧民，他把桥名取作“思本”，意在提醒统治者切莫忘记老百姓这个根本，希望南宋王朝重旗鼓，收复失地，拯救北方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由桥而言，同里镇在南宋年间，市区中心应在西边，后来的镇区，可以肯定是明清时期东移的。

黎里也是一个有名的古镇，市河上有三座最为古老的石桥，它们是镇东的青龙桥、镇中的大陵桥和镇西的望恩桥。三座桥，镇志上没有记载初建年代。青龙桥，有三种石头建成，武康、青石和麻石。“青龙桥”三字桥匾和两边的桥耳朵全是武康石，全部拱圈也是武康石。凭此，青龙桥最晚建于元朝。桥身上杂有较多的青石，这与嘉庆年间《黎里镇志》重建于明的记载相合，桥面上的石级由麻石构成，这是再建于清的明证。

与此桥相同，所用石料、所有结构与青龙桥堪称姐妹桥的，是镇西的望恩桥，也由这样三种石头建成，它的建成年代也与青龙桥相同。还有镇中心的大陵桥，梁式，桥面是四块长条石，最西侧的一块是武康石，附近的驳岸上也镶嵌着几块武康石。可以推断，此桥最早也是武康石的，建于南宋或者元代，查考史志，果然如此。

青龙桥至望恩桥东西相距1800米，不消说，黎里镇早在元代，甚至可能在南宋，格局就基本定型了。

由桥梁的石质，桥梁的位置，再加上驳岸使用的石头，河埠的类型、式样和密度，我们可以勘探出古镇发展的规模，思索到市镇扩展的轨迹。决定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当然是江南人口的增长。

对江南古镇人口增长这一客观事实，专家学者没有什么异议，遗憾的是在这方面的历史资料，准确的数据实在难找。多年来，我一直注意搜集，所获廖廖。

回顾历史，江南有过好几次较大的移民。第一次，西晋末年，北方民族入侵引发连年的战火，中原地区经济严重破坏，永嘉年间（307—312），北人大规模南移，据史学家估算，170年间南渡约90万人。第二次，唐天宝年间，安史之乱，中原人民为避战乱大量南移。第三次，南宋靖康，北方民众成群结队追随赵构南迁。后两次江南到底增加了多少人口？经过三次大迁移，江南人口密度如何？都缺乏确切的数字。

在《苏州博物馆学术论文资料选编》中，检索到了署名为龚平的一篇《苏州历代人口密度析》。龚文指出，苏州府直至两宋时期，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始终没有超过65人，元代，江南人口密度急剧上升，苏州府每平方公里高达368.74人。

元代江南人口大量增多这一历史现象往往被人忽略。元朝统治者固然歧视汉人，尤其歧视南人，但是，元统治者忙于北方战争，对于江南地区没有足够的力量予以控制，使江南人民得到了一个难得的休养生息的机会。烽烟不断的北方百姓，源源不断地南移。江南人口迅猛增加，为集镇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不过，元朝仅仅89年就灭亡了，所以它只奠定基础，没有能够进一步的发展。元末的农民战争使江南人口有所减少，据统计，苏州府每平方公里低于300人。

洪武初年，朱元璋从中原七次移民江南，至洪武9年（公元1371年），苏州府每平方公里达到315.40人。清代乾隆以后，江南人口密度大增，苏州府每平方公里高达1158.52人。

龚文提供的是苏州府人口的密度，只是江南的一部分，不过可以肯定属于典型而重要的一部分，其它杭州、嘉兴、湖州和松江等府，它们总的增长趋势一定相仿。

人口的增长，与江南市镇的建制相辅相成。在这方面，相对人口密度而言，资料略为充裕一点。

唐王朝规定，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唐会要》卷86景龙元年11月敕），但是，民生的需要，乡村间必须进行种种生活必需品的交易，于是出现了县治以下的市场，俗称草市。随着人口的增多，居民散居于城外，草市日益增加。北宋建隆3年12月，赵匡胤允许在州县以下置市，这些市场建制介于县市与草市之间，成为镇市，宋朝政府规定设置监镇官，负责具体事务的管理。

北宋，江南的市镇尚处在初兴阶段，到南宋，江南的市镇则欣欣向荣，无论是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获得了长足的进展。我翻阅过宋元明清的一些府志、州志和县志，看到志书中大多列有“市镇”的专章，较为详细地介绍各市各镇的地理位置及其概况。

封建皇权对地方的控制，一般到州县为止，从汉代到清代，县治相对来说是个常数。汉唐两朝，都是六千万人口，县治数都在1500个上下，宋代约一亿人口，有1135个县，明代六千万人口，建1385个县，清代中叶四亿人口，1300个县。县治总数出入不大，宋代以前，县以下基本上没有市镇，有的则是军事性质的镇。南宋以后，市镇成倍的激增，尤其是江南，市镇犹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美国斯坦福大学著名学者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对我国1893年（光绪19年）的市镇作过一个统计，县治，包括首都、省府在内约1500个，而市镇竟多达37500个。当然，这里所说的市和镇是有区别的。一般而言，市的居民大多在100至300户之间，500户至1000户的为数较少；镇一般在千户以上，巨镇可以达到万户。

就历史发展的足迹而言，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也就是乡村不断市镇化的过程。主要体现在大量的市镇的兴起与繁荣。

以吴江县为例，南宋时期出现市镇，至明代市镇的数量和规模都大大地发展了，弘治《吴江县志》记载有二市四镇：县市、江南市、平望镇、同里镇、黎里镇和震泽镇。正德年间有三市四镇。嘉靖年间增至十市四镇，增加了八斥市、双杨市、严墓市、檀丘市、梅堰市、盛泽市、新杭市和屯村市。明末清初再增为十市七镇，与前比较，增加了黄溪市，芦墟镇、章练塘镇，还有一个盛泽市升格为镇。从弘治至崇祯这一百多年的时段内，吴江县由6个市镇猛增为17个市镇，增长最快的是正德至嘉靖这50余年，由7个市镇增至14个，翻了一倍。

清代康雍乾盛世，吴江县的人口迅速增多，经济迅猛进展，由于市镇的密度已经足够，数量不再增多，市镇内部的建制逐渐完善，市镇的规模逐步扩大。从现存的桥梁、河埠和驳岸，笔者觉得不难应证。

驳岸、河埠和石桥的石质，正是市镇历史性规模的重要证据。把石桥、河埠和驳岸作为一种特定的立足点，我们可以看出市镇发展的轨迹。

上文说到江南市镇在南宋大多开始建造石桥。元代，为了防止河岸坍塌，人们在河埠两边筑上一段石堤。明代江南人口继续增长，市镇上每隔三五丈必有一座河埠，河埠一密集，很自然的，河埠与河埠之间的石堤连成了系统，成为了而今我们所看到的驳岸。

明朝初年修筑的河埠和驳岸，非常考究，人们在水下打上木桩，上面置放条石，再层层垒筑成形。那时所用的石头是青石。历经600余年的风霜雨雪，现在纯青石的驳岸和河埠已经不大能见到了。仔细寻觅，往往也只能见到一段一段的青石驳岸。

黎里镇，一个江南典型的古镇，镇东头有几十米驳岸是纯青石的，镇西头也有好几段青石修筑的，中间的则是青石与麻石相错杂。东西相距1800米，驳岸的长度同前面说到的宋桥间距完全相同。武康石的桥、青石的驳岸，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黎里在南宋及元代已经成市，明代初年成镇。

武康石的桥梁，告诉我们，南宋时期黎里属于一河两岸型的“市”。青石驳岸以及青石为基础的河埠，告诉我们，元明两代，主要是明代，黎里人烟稠密，由市成“镇”，市民们大量修筑河埠和驳岸。百姓们在这个范围内生息繁殖，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清代以后，人口不断增加，康乾盛世，上文谈到苏州府每平方公里高达1158.52人，可惜没有数字可以表明黎里镇当时的人口密度，不过，从苏州府的密度来看，黎里作为吴江县的大镇，每平方公里的人口不会少于1000人。这样的人口密度，镇区原有的规模就显得逼仄了，于是开发了“横街”。

横街在黎里镇的西头，沿着一条南北走向的市河所形成的街市。横街的驳岸上没有青石，全是麻石。这是清代前期，镇区向南发展的标记。有了横街，黎里镇由一河两岸型演化成“丁”字型。

青龙桥之东，横街以西，市河继续向东西两头沿伸，那里的驳岸及河埠，纯系麻石修筑而成。凭此，我们知道黎里镇在清代后期规模依然不断扩展，由“丁”字型进而成为“十”字形。

举一能反三，解剖了金泽和黎里，由石质推断出了它们的历史，它们的规模。我再到江南其他古镇，同里、南浔、西塘、朱家角、周庄、甪直、乌镇、锦溪等地走动，从那里的桥梁、河埠和驳岸，我们可以辨别出它们与金泽、黎里基本相同的年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