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e城里的月光伴奏:瓶颈与国运doubanclaim1719231ffad78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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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颈与国运doubanclaim1719231ffad78830
作者:冯磊   2009-10-12 21:34 星期一 晴
大约是在柏杨老人去世的那一年春天，我在席殊书屋里看到一套先生的《中国人史纲》。于是，用八折的价格买走这套新书。一边走出书店，一边还在想：台湾的那个老头儿因此赚了我的版税了。
却不料，几个月后，柏杨先生就辞世了。
因为偶尔也读读《史记》和《资治通鉴》，国内的历史多少也了解一些。所以读柏杨的《中国人史纲》，也就觉得很有些平淡。但是，其中有一个「瓶颈定律」，引起过我的兴趣。柏杨说，「这使我们发现一项历史定律，即任何王朝政权，当它建立后四五十年左右，或当它传位到第二第三代时，就到了瓶颈时期。」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王朝，比如唐、宋、元、明、清，在第二代到第三代之间保持了平稳过渡，那么王朝大抵可以维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
无独有偶。日前看到席宏斌先生的《国运》一书，发现也有类似的看法。在这本副标题为《古今中外的开国六十年》的著作里，作者从汉代开始，一直铺排到公元2009年。其间，历数了中国两千多年以来各个时代的兴亡更替。席宏斌先生的观点是：六十年是一个重要的关节点，历史上无论汉、唐还是明、清，六十年的「瓶颈期」之后，都进入了太平盛世的岁月。
我对所谓「太平盛世」历来不太感冒。按照我的理解，一个社会，如果确实能够大致保证公平和正义的实现，稳定和发展是不成问题的。一个国家，至于六十年还是四十年能够走出所谓「瓶颈期」，探讨这种指标是否存在意义不大。实际上，据我观察，无论柏杨的「瓶颈定律」，还是席宏斌的「六十年定律」，都没有摆脱中国传统上所讲的「富不过三代」和「六十年一甲子」这个说法。按照席宏斌的理解，六十年是三代人。如果三代人之后这个国家仍然平稳，那么接着而来的一般就是盛世了。
这个说法，未免不够严谨。这种判断，是一种「经验科学」。尽管很多时候，「经验科学」也是一种科学。但是，「经验科学」和实验室里的科学相比，差得很远。也就是说，这种以六十年来界定社会是否稳定、是否进入盛世的观点是经不住推敲的，是一种野狐禅。
中国的历史，进入1840年以后，面临着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生成这种变局的原因，乃在于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东西方实力的失衡。一百多年以来，东方学习西方是一个惯例。即使在今天，无论科技还是文化教育，东方仍然源源不断地从西方汲取营养。这，是一种现实。今天，如果再用「六十年一甲子」的观点往新的史学研究领域生搬硬套，无疑缺乏根据。当全球化已经成为现实，当经济和文化交流已经成为必需的课题，当东、西方的文化和政治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时候，重提六十年或者四十年的「瓶颈期」，几乎毫无意义。
但是，席宏斌先生的这本《国运》，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较新的观点。比如，在谈到中国和西方的差距时，他提到：中国和西方真正的差距从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就出现了。1088年，西方出现了第一所严格意义上的大学。这所大学的出现，使得「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成为现实。席宏斌说，正是大学的建立和独立才使中国和西方拉开了距离。
这个观点，无疑具有很高的含金量。
今年，是剑桥大学建校800周年。八百年里，剑桥大学校园里书声琅琅，一直没有停歇。无论外面的世界有多喧嚣，无论外面的世界有多少变化，剑桥大学始终的引领自己的学生追求真理、追求真知。就这一点而言，说剑桥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学府并不为过。
众所周知，中国没有一所大学的寿命超过800年。不仅如此，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距今也不过一百多年。在这800年间，中国的书生们或者传统知识分子们并没有剑桥那样的幸运。尽管大家高呼着「治国平天下」和「匹夫有责」的号子，其实所走的，不过是一个「读而优则仕」的老路而已。
至于剑桥大学之所以能够保持800年的身姿而不变，显然与西方大学的高度自治不无关系。900多年来，西方的大学享有了很高的自治权。在西方，很少有人（即使是王室）想要去干涉大学的内部事务。这一点，使得「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成为一种现实。使得学术和思想的研究与探讨工作不必小心翼翼地匍匐在权力的脚下称臣，从而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绝的智力支持。
「当今世界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这句话，二十多年前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不仅如此，《第X次浪潮》等书籍都曾经在国内知识界引起轰动。这些观念，看起来激动人心，说到底其实很简单，就是重视教育和尊重人才。而尊重人才，则显然必须从解放人的思想和尊重学术独立开始。
就这一点而言，1088年的欧洲，就已经走在了我们的前面。
就这一点而言，在文化和教育界重新开始一次新的启蒙，当然是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