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之崛起通关秘籍:[近代风云]大团队：一百五十年来的精英与国运（连载）

大团队：一百五十年来的精英与国运（连载）  作者：朱传志  发表日期：2009-9-13 18:30:00     大团队：一百五十年来的精英与国运（连载一）

　　　　
　　伟大的团队推动伟大的历史 伟大的文化成就伟大的团队
　　　　
　　　　 大 团 队：一百五十年来的精英与国运
　　　　
　　　　 朱传志 著
　　　　
　　　　 岳麓书院如何掀起近现代中国的湖南风？留日学生与北洋学生怎样主导了清末民初的政局？保定军校、黄埔军校、抗日军政大学到底谁更厉害？留日、留苏、留美怎样影响中国？康梁的思想为什么经久不衰？IT新文化能否改变中国历史？学统如何衍化为政统？文化基因怎样成就并局限精英团队？英雄与团队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边缘人物为何常常成为黑马？毛泽东怎样看待本领恐慌与经济恐慌、政治恐慌？中国现代化的大势是什么？……
　　　　
　　　　第一章、岳麓士--使命的力量
　　　　
　　　　第二章、维新派--思想的力量
　　　　
　　　　第三章、留日生--精神的力量
　　　　
　　　　第四章、北洋将--技术的力量
　　　　
　　　　第五章、黄埔军--信仰的力量
　　　　
　　　　第六章、抗大人--实践的力量
　　　　
　　　　第七章、留苏生--专业的力量
　　　　
　　　　第八章、77、78级--理想的力量
　　　　
　　　　第九章、IT精英--信息的力量
　　　　
　　　　第十章、海归派--差异的力量
　　　　
　　　　 《大团队：一百五十年来的精英与国运》纪录了传统中国末世以来，一个个英雄志士以文化为灵魂形成团队，应势而起，创建事业，成为时代骄子，推动中国复兴的历程。书中通过新颖、丰富、严谨的材料形象地揭示了团队在历史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和文化在团队成功中的核心作用。文化基因带来了精英团队的成功，也束缚了精英团队的发展。精英团队代代更替、各领风骚，显示出历史的规律。
　　　　
　　　　 本书将个人的成功与团队的成功结合起来，指出“英雄需要团队，团队需要英雄”。本书又将精英的成功与其所受的教育及由此形成的文化圈子结合起来，将精英、精英团队的成功与历史的大势结合起来。书中评述了众多大人物从奴隶到将军的过程，解读了精英影响时代推动历史的方式，人性的复杂变化、历史的扑朔迷离都在本书中有深入的表现。
　　　　
　　　　 本书总结了影响现代中国的十所大学，阐明了“大国拥有大学”、“大学成就大国”的思想。近代以来，学术潮流的不断演变传导到时政，对中国的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
　　　　
　　　　 本书根据对历史的发掘提出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钟摆模型”，探索了历史的“试错”和“纠偏”机制，预测了历史的趋势。
　　　　
　　　　 1860年揭幕的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本书以纪念中国现代化一百五十年。
　　　　
　　　　
　　　　作者交流信箱：zhuchuanzhi@yeah.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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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09-13　18:39:39 　　大团队：一百五十年来的精英与国运（连载二）
　　　　
　　　　
　　 《大团队：一百五十年来的精英与国运》
　　　　
　　书中部分组织、派系：
　　　　
　　　　 经世派、湖南士大夫集团、湘淮军事政治集团、洋务派、顽固派、清流派、留美幼童、欧美同学会
　　　　
　　　　 维新派、强学会、保国会、保皇会、立宪派、地方实力派、进步党、孔教会、研究系
　　　　
　　　　 革命派、励志会、军国民教育会、华兴会、光复会、兴中会、共进会、同盟会、国民党、宗社党、北洋士官生、南洋士官生
　　　　
　　　　 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北洋武备派、速成武备派、日本士官派、直系、皖系、奉系、国民军、保定系、陆军四校同学会
　　　　
　　　　 黄埔系、西山会议派、青年军人联合会、孙文主义学会、中央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黄埔一期、复兴社、蓝衣社、政训系、自新派、黄埔同学会
　　　　
　　　　 新民学会、工农革命军、抗大同学会
　　　　
　　　　 中国留苏学生会、红色工程师
　　　　
　　　　 工农兵大学生、知识青年、红卫兵、生产建设兵团、老三届、第五代导演、主流经济学家、西南政法学院现象、92派
　　　　
　　　　 百人会、数字中国协会
　　　　
　　　　 寄托一族、中国旅美商学会、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博鳌亚洲论坛、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书中部分人物称号：
　　　　
　　　　 二程兄弟、程门四大弟子、东南三贤、龚魏、中兴三大名臣、现代中国两大外交家
　　　　
　　　　 戊戌六君子、浏阳双杰
　　　　
　　　　 北洋三杰、筹安会六君子、皖系四大金刚、长江三督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士官三杰、中国三杰
　　　　
　　　　 黄埔三杰、复兴十三太保
　　　　
　　　　 湖南三杰、滇军四大金刚、中国三个半战略家
　　　　
　　　　 二十八个标准布尔什维克
　　　　
　　　　 中央音乐学院四大才子、经济改革四大金刚、京城四少
　　　　
　　　　 华工三剑客、史大仙、打工皇帝
　　　　
　　　　 十大华人经济学家
　　　　
　　　　
　　书中部分思潮、学说：
　　　　
　　　　 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隋唐佛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湖湘学派、实学、经世思潮、先睡后醒论、中体西用、海防塞防之争
　　　　
　　　　 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公羊学、三世说、维新思潮、改造国民性、中国魂、军国民、英雄史观、开明专制、孔教救国、民意外交、新儒家
　　　　
　　　　 同文同种论、亚洲主义、三民主义、国粹主义、长期抗战论、新文化运动
　　　　
　　　　 力行哲学、新生活运动、唯生论
　　　　
　　　　 辩证唯物论、实践论、矛盾论、真理标准大讨论
　　　　
　　　　 血统论、朦胧诗、潘晓讨论、伤痕文学、人文精神大讨论、物质主义、技术主义、现代性问题、存在主义、市民社会、市场化改革、政治儒学、增量改革、新闻专业主义、妖魔化中国
　　　　
　　　　 第三次浪潮、新新人类、注意力经济、量子理论、山寨文化
　　　　
　　　　 全球化、中国式管理、过度开放论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09-13　18:45:35 　　大团队：一百五十年来的精英与国运（连载二）
　　　　
　　　　
　　影响现代中国的十大精英团队：
　　　　
　　一、岳麓士
　　　　
　　　　 魏源、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郭嵩焘、陶澍……
　　　　
　　二、维新派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蔡锷、蒋百里、张君劢、徐志摩……
　　　　
　　三、留日生
　　　　
　　　　 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汪精卫、陈独秀、李大钊、鲁迅……
　　　　
　　四、北洋将
　　　　
　　　　 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吴佩孚、白崇禧、叶挺、傅作义……
　　　　
　　五、黄埔军
　　　　
　　　　 蒋介石、周恩来、李之龙、林彪、贺衷寒、胡宗南、戴笠……
　　　　
　　六、抗大人
　　　　
　　　　 毛泽东、朱德、刘伯承、罗瑞卿、李先念、艾思奇、张震……
　　　　
　　七、留苏生
　　　　
　　　　 刘少奇、王明、蒋经国、李贵鲜、宋健……
　　　　
　　八、77、78级
　　　　
　　　　 张艺谋、俞可平、何新、王小波、李东生……
　　　　
　　九、IT精英
　　　　
　　　　 柳传志、任正非、张朝阳、李开复、史玉柱、马化腾、马云……
　　　　
　　十、海归派
　　　　
　　　　 熊晓鸽、林毅夫、杨澜、陈章良、郑成思、季卫东……
　　　　
　　　　
　　
　　影响现代中国的十所大学：
　　　　
　　　　一、岳麓书院
　　　　
　　　　二、万木草堂
　　　　
　　　　三、北洋武备学堂
　　　　
　　　　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五、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六、北京大学
　　　　
　　　　七、黄埔陆军军官学校
　　　　
　　　　八、莫斯科中山大学
　　　　
　　　　九、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十、清华大学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09-13　18:52:29 　　大团队：一百五十年来的精英与国运（连载四）
　　
　　
　　 第一章 岳麓士——使命的力量
　　
　　 十九世纪中后期，已经崛起的西方大国纷纷进入中国，老大中国内部也是问题丛生。面对挑战，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士人开始了思考和行动。作为传统文化重镇，岳麓书院此时独树一帜，崛起了以魏源、严如煜、陶澍、贺长龄、唐鉴为代表的湖南士大夫集团。他们主张振兴道德、积极改革，在全国很有影响力。面对挑战，社会底层的民众选择了起义，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都轰轰烈烈，纵横全国。在镇ya农民起义的战争中，以湖南士人为主导的湘淮军事政治集团迅速崛起，成为传统中国统治势力中的实权派。他们主要出自岳麓书院，代表人物是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刘坤一，有所谓的“中兴三大名臣”之说。他们一方面充当了卫道者，维护着封建纲常、传统秩序；另一方面扮演着改革者，掀起了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在这些人的手上，中国近代工业起步了，近代国防登场了，近代科技引进了，第一批留学生--留美幼童出发了，第一批大学--北洋大学、交通大学奠基了，器物进步成为第一步。
　　
　　 偏居一隅的岳麓书院怎样成为学术重镇？学统怎样衍化出政统？王夫之为什么被认为是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位大师？魏源为什么说文官候补队伍是社会的重大问题？曾国藩怎样从落寞书生走上将相巅峰？左宗棠在草根岁月如何坚持理想？李鸿章怎样从轻狂少年变为谋国老臣？湘淮军事政治集团如何形成？程朱理学怎样打败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有哪些得与失？留学事业怎样艰难起步？现代大学为何以工科肇始？湖南近代因何人才辈出？毛泽东与湖南先哲有何渊源？……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09-13　18:55:18 　　正文：
　　
　　 十九世纪中后期，已经崛起的西方大国纷纷进入中国，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百多年来，一代代英雄志士登上历史舞台，高举时代大旗，前赴后继，艰苦奋斗，推动着中国的现代化征程，谱写了中国复兴的恢宏篇章。
　　
　　 一 汲中国千年精华而来
　　
　　 中华古国幅员辽阔，文明璀璨，长期雄踞东方。作为文明的最高反映，中华主流思想几千年来不断变化，经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到独尊儒术后的两汉经学，再到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于两宋之时达到顶峰，形成了集大成的哲学化的新儒学——“理学”。程颢、程颐兄弟为理学奠基人，北宋时期，洛阳为全国文化中心，程颢、程颐在此讲学，杨时、谢良佐、吕大临、游酢为“程门四大弟子”。一次大雪天，杨时和游酢去拜访老师，程颐在屋中正闭目养神。杨、游二人怕惊扰了老师，就冒雪立在门外，等到程颐发觉时，门外已积雪一尺。这就是著名的“程门立雪”的由来。杨时学成南归时，程师慨叹说：“吾道南矣！”意为我的思想传到南方去了。此言一语成谶，北宋灭亡后，文化中心移往南方。程颢之学经谢良佐辗转传至张栻，创立了湖湘学派，并在陆九渊、王阳明处凝结成“陆王心学”；程颐之学经杨时辗转传至朱熹，走向了极致，世称“程朱理学”。朱熹、张栻与吕祖谦当时被称为“东南三贤”，朱熹更是成为孔子之后最著名的思想家，其学说被宋元明清统治者定为正统。1167年，朱熹从福建出发，不远千里，赶往湖南岳麓山，与张栻进行了著名的“岳麓书院会讲”。岳麓会讲历时两月，盛况空前，一个问题能讨论三天三夜，池塘里的水都被马喝干了。在张栻、朱熹等一代代儒学大家的经营下，岳麓书院成为“道南正脉”、文化中心，“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时间到了清朝晚期，传统中国迎来了自己的末世，作为传统文化代表的岳麓书院，面对挑战，痛苦地开始了思考和行动，从这里走出了以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为主导的湘军政治集团和洋务强国队伍，显示了传统士人在社会变迁中的卫道与革新。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09-13　18:56:28 　　 曾国藩，湖南湘乡人，道光进士。胡林翼，湖南益阳人，道光进士。左宗棠，湖南湘阴人，道光举人。他们只是岳麓书院的普通书生，他们只是大清王朝的普通官员，在满人贵族执掌大权的清政府，他们竟迅速崛起，创建了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开辟了洋务运动，挽救了清王朝的危亡，被奉为“中兴三大名臣”。清末评论认为：“数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施行，无一非湘乡之政术、学术也”。在其全盛之时，全国十八个行省的督抚中，湘军集团占据十三省。当清廷派不是湘军系的道光进士马新贻去接任湘军地盘的两江总督时，竟被神秘人物张文祥刺死，清廷半年多查不出真实原因，成为“清末四大迷案”之一。从湘军中走出的尚书、侍郎、总督、巡抚有三十多个，二品以上的武官数以千计，三品以下不计其数。湖南籍的就有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安徽巡抚江忠源、漕运总督彭玉麟、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曾国荃、广东巡抚郭嵩焘、直隶总督刘长佑、两广总督刘坤一、江西巡抚李续宾、陕甘总督杨载福、陕西巡抚刘蓉、云南按察使李元度、湖北巡抚唐训方、广东巡抚蒋益澧、闽浙总督杨昌浚、广东巡抚倪文蔚、两广总督李兴锐、两江总督李宗羲、山东巡抚陈士杰、湖南巡抚恽世监、河道总督黄赞汤、水师提督黄翼升、河道总督梅启照、工部尚书钱应溥等。外省籍的有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闽浙总督沈葆桢、江苏巡抚丁日昌、两广总督李瀚章等。他们大多是读书人，李鸿章、郭嵩焘、沈葆桢是道光进士，罗泽南是诸生出身，彭玉麟是附生出身，刘长佑是拔贡出身，唐训方是举人出身，刘坤一、刘蓉是廪生出身，李续宾、曾国荃、丁日昌、李瀚章是贡生出身。一群读书人，在岳麓书院的旗帜下，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所谓“吾道南来，原是濂溪正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江余波”。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09-13　18:57:56 　　 曾做过岳麓书院主持人的朱熹在办学时提出过一个学规，传播很广，影响巨大。该学规的内容包括：一，“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基本准则；二，“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是“为学之序”；三，“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是“修身之要”；四，“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处事之要”；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是“接物之要”。这五条原则，概括了儒学思想的基本要义。岳麓书院作为儒学重镇，既传承了理学注重道德的精神，又形成了湖湘讲求实际的特色，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是其集大成者。王夫之，世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明末求学于岳麓书院。受书院山长吴道行影响，王夫之“喜从人间问四方事，至于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研究”，他还与同学旷鹏陛等创办“行社”，强调躬身实践。清兵南下，王夫之以书生之躯举兵抗清。兵败后，为躲避“剃发”，王夫之改名换姓，隐居于山林，钻研学问三十年。王夫之著书上百种，共400余卷，内容广博，见识高深，被认为是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位大师。谭嗣同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王船山认为“天下惟器而已矣”、“无其器则无其道”；主张行是知的基础，“知行统一”。王船山还强调纲常伦理，推崇豪杰人格。他的思想对湖南读书人影响很大。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09-13　18:59:46 　　
　　 二 走自己的路
　　
　　 在清代，学界盛行考据之风，岳麓书院则坚守传统，与众不同。朱熹、张栻的理学与王夫之的实学一直在湖南学人中流传。岳麓书院的主持者明确要求学生修炼道德、研习经典、关心实际、经邦济世。湖南籍学人王文清前后主持岳麓书院十余年，在教学方面他强调经史和时务。上任伊始，王文清就制订《岳麓书院学规》，规定：“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页；通晓时务物理，参读古文诗赋”，没有强调八股技艺。王文清把经书作为经纶之源，以读史来解除困惑，他还把礼、乐、兵、农等科列为必修。因此，岳麓培养的人才既通晓经史，又明达时务，有境界，有本事。
　　
　　 继王文清之后不久任山长的罗典也是一位大家，他主持岳麓书院长达27年。罗典将修身与济世结合起来，提出“务令学者陶泳其天趣，坚定其德性，而明习于时务”。罗典做过御史，对政务非常了解。他的学生严如煜虽然只取得“优贡生”的中等功名，但却成了十九世纪初期很有影响力的学者。严如熤原来是教书先生，在1800年的一次殿试中，他长篇大论地批评了征剿白莲教的正统军事战略，主张改用地方民团和土地分配政策，他的思想被接受，以后官至按察使。严如熤不仅懂兵法，而且精通地理学、民俗学，他写的《苗防备览》对苗族地域有深刻的分析。严如熤后来做了平定南海海盗的顾问，对沿海的防御产生了兴趣，编纂了《洋防辑要》。此书论述了中国沿海的战略地理，主要取材于戚继光、顾炎武、顾祖禹等人的著作。严如熤这两方面的研究显示了岳麓书生注重实际、经邦济世的传统。
　　
　　 严如熤的两位岳麓师弟、同是罗典学生的陶澍和贺长龄就比严如熤幸运得多，一个官至两江总督，一个官至云贵总督。陶澍是理财大师，贺长龄是著名学者，二人都颇有廉名。罗典之后，袁名曜做了岳麓书院的主持人。袁名曜曾在皇帝身边工作过，对时务很了解。他的学生罗绕典在岳麓书院读书十二年，考取了道光进士，最后官至云贵总督，著有《黔南世略》等。袁名曜的另一个学生魏源则做了幕僚，追随岳麓师兄贺长龄、陶澍，成为当时著名的海运、河工、盐政、币制等方面的改革专家和影响深远的思想家。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09-13　19:01:19 　　 魏源是湖南邵阳人，他二十二岁时走出湖南去了京师。在京师，魏源师从刘逢禄，与龚自珍同学，他们“托经议政”，以经书解释当世政治及学术，通过研究今文经学的形式表达变革社会的思想。魏源与龚自珍被时人并称为“龚魏”，是呼喊“九州风气恃风雷”的著名改革思想家。由于龚自珍死于鸦片战争前，他的视野限于国内社会问题，成为古代中国的最后一位思想家；而魏源则“睁开眼睛看世界”，成为近代中国的第一位思想家。魏源主张“通经致用”，“以经术为治术”。他认为经书仍是指导现实政治行动的极则，如果没有经典做最后依据，就无法确立新的政治秩序中的方向。他坚定地相信，历史上变化无端和独特的形势所产生的决定性的意义，都必须在经书中找到理论上的根据。魏源认为历史情况常变，必须调整旧制度以适应每个时代新的需要。魏源指出“天下事患常出于所备之外”，中国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困难，如外国势力入侵造成的货币与军事危机，庞大的文官候补队伍，不断攀升的军费开支，无法控制的黄河，管理不善的漕运。魏源认为，如果能发现合适的人才并使用他们，这些新问题也是能够解决的，但制度上并没有对新问题作出新反应，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中国文人的精力尽“出于无用之途”。魏源响亮地提出了要用经世致用的态度来实行改革，但一切要在不偏离忠君原则的范围内进行。
　　
　　 1824年，魏源三十二岁的时候，国家发生了漕运危机，应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请，魏源上书提出了海运的方案。同年，贺长龄又委托他编辑一部关于经世致用的文集。这个编辑计划于次年完成，书名为《皇朝经世文编》，在清代文章中进行了广泛的挑选。《皇朝经世文编》分为八个部分，前面是关于学术和中国政体性质的理论文章，后面是论述制度和行政方面的专题，按政府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权限来分类。《皇朝经世文编》内容集中在财政、公共工程和军事行政方面，该书影响很大。《皇朝经世文编》刊行之后的三十年，魏源研读了大量的官方档案和私人收藏，写出了关于制度改革方面的各种建议。魏源不仅提出要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工业技术，而且认为应该鼓励自由贸易，允许民间自办新式工业，以完成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全过程。
　　
　　 鸦片战争后的1842年，魏源完成了一部名为《圣武记》的著作。这部书叙述了清代从开国到道光朝的主要军事战役。魏源写《圣武记》的目的不仅在于纪录战事，他还分析了清代政治体制中的问题，这些问题预示了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战败。魏源特别关心充实军事人才的问题，当时汉人只偏重文职，民族界限又把清代军事组织分成了两半。魏源主张采取新政策以提高士兵特别是军官的素质，给予优厚薪饷和特殊社会待遇以及对各地区实行灵活变通的征募办法，消除军事腐败，像西方那样建立常备海军等等。魏源引用古书中“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希望战败后能够知耻后勇，重振国威。《圣武记》具有强烈的经世色彩，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并流传到了日本。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09-13　19:02:41 　　 1844年，魏源在镇江见到被革职的老友林则徐。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痛感清朝闭关锁国的弊端，有志作《四洲志》，将真实的世界介绍给国人，他把这一理想交托给了魏源。魏源以林则徐提供的材料为基础，综合各方面资料，编撰出中国第一部世界地理、历史著作《海国图志》。《海国图志》介绍了南洋、印度、非洲、欧洲、美洲的史地情况，兼及西方的地圆说、议会制度、铁路、银行等新知识，使中国人对陌生的海外世界有了宏观的了解。《海国图志》中还有《筹海篇》等论述性的内容，阐明了对敌策略。在《筹海篇》中，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口号，这是近代以来最早提出的向西方学习的主张。事实上，中国和西方都存在着自我中心的观念，中国称欧美是“泰西”，欧美则称中国是“远东”。魏源的《海国图志》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被很多人所接受。《海国图志》传到日本，对日本明治维新思潮的形成也起了积极作用。
　　
　　 魏源、严如熤、陶澍、贺长龄这些岳麓弟子讲求兵农河漕、边防海防等实用之学，推动了晚清经世致用学风的兴起。他们是近代的第一批士人，在他们之后崛起了一支更大的岳麓队伍。这支队伍的教师爷是欧阳厚均，曾在户部任职十五年，有丰富的政务知识。欧阳厚均在岳麓书院掌教二十七年，门下弟子超过三千人。同时，另一个湖南士大夫官员唐鉴积极鼓吹恢复宋代伦理哲学，呼吁士人坚持心性修炼并为国效劳。唐鉴还认为：“礼乐兵农、典章名物、政事文章、法制度数，何莫非儒者之事哉”。唐鉴与贺长龄是同乡好友，湖南士大夫集团已经有了相当的影响力。欧阳厚均和唐鉴的学生曾国藩继承了老师的思想，开始崛起。
　　

作者：公平公平公平  回复日期：2009-09-13　19:07:53 　　作者知识极其丰富。

作者：07380210755  回复日期：2009-09-13　19:48:55 　　好文,期待.

作者：西门庆祝  回复日期：2009-09-13　19:54:15 　　有创意，看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09-15　21:15:15 　　前面掉了一段：
　　
　　 魏源将农民谋生与候补文官谋职并列，认为解决不好这两个问题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农民愚昧，轻易不会出乱子，一乱就无法无天；候补文官则是小乱不断，必须得分一杯羹给他，一旦这个队伍成了规模也是大问题。事实上，农民和士绅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两支主要力量，中国传统上作“士农工商”四民排序，几千年来政府一直在士绅和农民的利益间徘徊。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09-16　00:48:15 　　 三 从书生到将军
　　
　　 曾国藩原名传豫，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二十四岁时，曾国藩入岳麓书院学习了不到一年，那时他擅长诗文。虽然曾国藩在岳麓书院学习的时间不长，但他年少时从学的那些老师都是岳麓学风的波及者。曾国藩毕生都在整理王船山的遗著，是王的忠实信徒。1838年，曾国藩进士及第，始定名“国藩”，意为“国之屏障”。此后一直在翰林院供职。曾国藩在朝廷是个边缘者，落寞中的他就孜孜读书，退可怡情自娱，进可储才治国。31岁时曾国藩拜理学家唐鉴为师，认真学习程朱理学，坚持修炼个人道德，同时注重研究经世之学。曾国藩曾说：“方今天下大乱，人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外，无过而问焉者。吾辈当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曾国藩律己很严，订下了十二条戒律：早起、主敬、静坐、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曾国藩每日做记录，每月写诗文，终生不缀，毅力惊人。曾国藩只有一个小妾，陪他没几年就病死了。为了振兴社会道德，曾国藩在打败太平天国后就没有再娶。曾国藩61岁病死，作为压力很大的军政统帅，他是比较清苦的，以苦行和清修闻名于近现代。
　　
　　 35岁时，曾国藩鉴于自己名声、地位越来越高，特将书房定名为“求阙（缺）斋”，“求阙于他事，而求全于堂上”，希望自己不要事事顺利。曾国藩的思想主要受程朱理学、经世实学、桐城文风的影响，他既提倡返本务要，又主张中庸。由于曾国藩品行较好、学问较大，最终做了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曾国藩长期兼理科举考试，这使得很多青年士子纷纷投至其门下，拜其为师，著名的有江忠源、李鸿章等。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09-16　21:57:44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内部社会危机加剧，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在湖南西南部的新宁边区，白莲教和三合会组织了暴动，雷再浩和李沅发是他们的领头人。1844年，江忠源从京师回到家乡新宁，建立了地方民团来对付暴动农民。江忠源办民团注重对乡勇灌输忠孝礼义，教授兵法武技。地方上其他世家大族的头面人物也纷纷起而效法，最终镇压了暴乱。江忠源成了正统上层人物中投笔从戎的先行者，事后被任命为知县。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朝廷派钦差大臣赛尚阿赴广西平叛，调素有经验的江忠源做参谋。江忠源开始他的军事生涯是为了维持地方上的稳定，现在他投身于镇压太平军的战斗则主要是出于功名之心。江忠源不久便认识到依靠现有的官军去击败太平军是不可能的，于是从家乡湖南新宁征募了一支五百人的乡勇去广西，号“楚勇”。这是湘军的雏形，也是清代地方武装首次出省作战。这支乡勇很有战斗力，曾在蓑衣渡大败太平军，阻挠了太平军攻击长沙，此战是太平军早期遭遇的一次主要挫败。
　　
　　 同时，另一个湖南人胡林翼则以知府的身份在贵州开始了军事活动，胡林翼制定《保甲团练条约》，征募了一支人数不多但经过精选的雇佣兵跟当地暴动农民作战。胡林翼的父亲胡达源和岳父陶澍都是岳麓书院的学生，胡达源为嘉庆进士，官至正四品，陶澍更是清朝一代名臣。胡林翼和曾国藩一样，也在京师翰林院做过官。胡林翼很有才干，较为清廉，是平定太平天国起义的灵魂人物，他制定了战略，集合了人材。湘淮军事政治集团很多重要人物的出头都离不开陶澍、胡林翼翁婿的举荐。胡林翼与曾国藩被并称为“曾胡”，但他五十岁就病死了。胡林翼三十五岁去贵州做官时曾表示：“某初为政，此邦贫瘠，或可以保清白之风”。胡林翼精通军事，曾作《读史兵略》46卷和《大清一统舆图》，后者是我国早期较完善的全国地图。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读了胡林翼的著作后，很欣赏胡林翼的文韬武略，以胡林翼的号“润芝”作为自己的字。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09-16　22:27:40 　　
　　 从江忠源、胡林翼开始，以湘勇为代表的地方武装登上历史舞台，在以后逐渐壮大，纵横中国一百年。清朝政府起初对地方武装是反对的，对汉族官员、士绅也是不信任的。清朝统治者的军事力量，一开始是八旗兵，即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进入山海关以后，又大批招募汉人，收编汉族地主武装，成立了以绿旗为标志的绿营兵。清朝后期有八旗兵20万人，其中京师八旗10万人，其余的分散驻防在全国35个地方。绿营兵有60万人，是分省驻扎的，非常分散，一个驻扎点通常是20到50人，负责维持各地治安，相当于警察。由于天下太平渐久，八旗兵和绿营兵变得腐败、懒散，战斗力很差。因此，太平军贫苦的农民一揭竿而起，就打得清军落花流水，望风而逃。万般无奈之下，清廷被迫同意地方建立武装镇压起义农民。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09-16　22:29:03 　　 这些地主武装之所以在湖南开始兴起是有其地域原因的。长期以来，在岳麓书院的教化下，湖南士人受程朱理学影响很大。程朱理学非常强调纲常秩序，岳麓书院的建筑布局和装饰就明显地体现了纲常礼教的严谨秩序。理学教化出的这些岳麓书院子弟对传统社会等级秩序非常信仰，他们不能容忍农民暴动起来挑战传统等级、破坏社会秩序、捣毁民族文化。同时，湖南士人有着很强的功名之心。中国儒家思想一直教导读书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而优则仕”，“入则为相、出则为将”，“真为书生必投笔，从来志士皆从戎”。王船山最崇拜的理学大师张载曾号召士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岳麓书院注重经邦济世、知行并进的特色使得湖南士人有了经世的志向和能力。“军事为庶政之父”，岳麓书院对军事是很重视的。南宋时张栻就研究《孙子兵法》，而且他认为《孙子兵法》是每个儒生都必须要研究的。胡林翼说：“兵事为儒学之至精，非寻常士流所能及也”。通过对传统兵学范畴的改造，岳麓书生很大地消解了自古以来存在的兵学与儒学的对峙，促进了兵学与儒学的合流。身为礼部侍郎的曾国藩也在1849年被任命为兵部侍郎。有强将还需要有精兵。湖南旧为蛮荒之地，民风一向剽悍、倔强，自谓“霸蛮”，人称“湖南骡子”。三湘四水、多民族混居又使得湖南人很“灵泛”。
　　

作者：贾张虔诚  回复日期：2009-09-17　11:57:03 　　顶，写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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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09-17　18:23:36 　　
　　 四 曾国藩怎样用程朱理学治军
　　
　　 1852年，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被派往江西督察科举考试的曾国藩计划在公务结束后回湖南省亲，这是曾国藩入京做官十四年来首次有机会返乡。行至安徽，曾国藩得知母亲去世，就弃江西而回湖南湘乡奔丧，10月初到家。这时候，在太平军的打击下，湖南一片混乱，但湘乡县有儒生罗泽南、王錱、李续宾、李续宜、刘蓉等地方名流组织训练了乡勇，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总负责，较为安定。12月，朝廷任命曾国藩为“团练大臣”，在家乡协助湖南巡抚张亮基组织团练镇压太平军。在其他省份也颁布了同样的任命，全国共有43个团练大臣。其实朝廷并不是授权搞什么新的军事计划，而只想通过一名受到信任的京官对地方的军事化加强控制。曾国藩原打算在家守孝，经过同乡好友郭嵩焘地劝导，听到各地书院被毁、儒生被杀，最终决定出面组建武装，以实现其“澄清天下”的大志。
　　
　　 团练其实就是民兵，结队编团定时训练，无事则拿锄头做农活，有事则拿刀枪械斗，这种组织大多局限在县、乡一带。由于太平军势头很盛，湖南方面决定在省城长沙成立一大团，将各县团练集中，正规化操练，以增强实力。朝廷没有反对，这就使得湖南的团练开始转化为职业军队，湘军自此萌芽。曾国藩具体负责领导这支队伍，队伍主要包括罗泽南率领的湘乡人和江忠源率领的新宁人。起初的发展并不顺利，长沙官军总是欺负湘军，于是曾国藩就把湘军移到衡阳训练，避开了官军的排挤。这时候的曾国藩手段强硬，在团练大臣公馆设立了审案局，会同乡绅大肆捕杀暴动农民，“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曾国藩自称乱事当用重典，“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老百姓纷纷称他为“曾剃头”、“曾屠户”。曾国藩直到后期对太平军屡战屡败时才醒悟悔改，从法家思想转为道家思想。在曾国藩的铁血政策下，湖南治安好转，朝廷于是给予了曾国藩更大的权力，地方士绅也纷纷支持他。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09-17　19:49:59 　　
　　 曾国藩鉴于官军将不识兵、兵不从将、各自为战、一盘散沙的弱点，采用了新的练兵方法。这种方法源于戚继光的兵书，戚继光在明朝正规军事系统以外创建了一支私人的“戚家军”，与日本海盗作战时很有战斗力。戚继光的兵书在十九世纪前期被经世派士人广为传布，罗泽南和王錱在湘乡本地训练乡勇时，都袭用了戚继光的某些思想。曾国藩的练兵模式其实就是“宗法制”，依靠同族、同乡、同学的关系把士兵结成一体，上级挑选下级，军官招募士兵，“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曾国藩提出，带兵之道，用恩不如用仁，用威不如用礼，“扬善于宫廷，归过于私室”。湘军士兵待遇很高，每月饷银是绿营兵的三倍。曾国藩说：“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天下无了日矣”。湘军建军之初，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一次战斗，一百人当中可以提拔三人，此后逐年增加。曾国藩严整军纪，对作息、操练、扎营、行军、服装、号令等都有明确的要求，并严禁抽鸦片、赌博、奸淫等不良习气。
　　
　　 曾国藩在用人方面很有理学家的特色，非常注意人的道德品质。他坚信“人存而后政举”，“小胜在智，大胜在德”。他要农民出身的“纯朴”的人来当下级军官和士兵，“凡募勇，取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气者，其有市井衙门气者不用”。在选用将领时他特别强调候选人要有“忠义朴诚之气质”，“血性”、“廉明”，这比具备军事经验更重要。他要求：“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曾国藩宁愿用文人来带兵，他认为书生有血性、有精神，能够“扎硬寨”、“打死仗”，“朝出鏖兵，暮归讲道”。在湘军将领中，书生士人的比例达到了58%，特别是统领一路或多路的高级将领，书生的比例高达67%。
　　
　　 曾国藩注意教育部属，毛泽东曾评价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办事而兼传教之人”。曾国藩既是军政长官，又是业师；部属既是工作人员，又是学子。曾国藩曾在给部属江南制造局负责人丁日昌的信中说：“局中各员譬犹弟子，阁下及藩司譬犹塾师，勖之以学，教之以身，试之以文，考之以事……”。曾给曾国藩做幕僚多年的李鸿章回忆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是要和我辈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吾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心悦而诚服，受化于无形焉”。曾国藩注意对士兵进行精神教育，老塾师也被请进兵营讲授四书五经。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09-17　19:51:13 　　
　　 考虑到士兵们大多没有文化，曾国藩创造了一种通俗易懂的教育形式“歌谣”，对士兵进行思想和技能教育。著名的有《爱民歌》、《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解散歌》、《保守平安歌》等。如《爱民歌》：“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作主。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莫挤他。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号哭不安居。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从中地保又讹钱，分派各团并各部。有夫派夫无派钱，牵了骡马又牵猪。鸡飞狗走都吓倒，塘里吓死几条鱼。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邀些地痞作伙计，买些烧酒同喝醉。逢着百姓就要打，遇着店家就发气。可怜百姓打出血，吃了大亏不敢说，生怕老将不自在，还要出钱去赔罪。要得百姓稍安静，先要兵勇听号令。陆军不许乱出营，水军不许岸上行。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官兵与贼不分明，到处传出丑名声。百姓听得就心酸，上司听得皱眉尖。上司不肯发粮饷，百姓不肯卖米盐。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后世有很多带兵之人都仿效曾国藩编了歌曲来训练教育士兵。

作者：为谁狂欢  回复日期：2009-09-17　19:57:31 　　作者知识极其丰富。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09-18　02:01:49 　　
　　 曾国藩治军采取了淘汰制。一支部队，打败了就地解散，如果长官死在战场上，这支部队同样解散。打胜了就给长官银子回乡再招人，一个营变成两个营，小队伍变成大队伍。这样打胜仗的部队越打越多，打败仗的部队就消亡了。湘军的基本战术是“结硬寨，打呆仗”。曾国藩崇尚“守拙”，强调“不说大话，不鹜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他反对投机取巧、冒险侥幸。湘军到了一个地方，即使非常安全，也要马上安营扎寨，一丝不苟，挖壕沟、垒墙、搭篱笆都有严格的标准。湘军的主要任务是夺取城市，办法就是围。到了一个城市边上，就开始挖壕沟，每驻扎一天就挖一天壕沟，一道加上一道，无数道的围。断敌粮道、断敌出路，一直把城里的人困死。方法很笨，但是很有效，这就是“打呆仗”。太平军希望跟湘军进行野战，湘军就“结硬寨”，不理他。曾国藩就这样攻陷了安庆、九江、南京，用世界上最笨的方法打了世界上最聪明的仗。
　　
　　 曾国藩的对手太平天国也并非乌合之众。太平军是一支有信仰的军队，经过了中国化的天主教“拜上帝会”的教育。官兵们互称兄弟姐妹，要为上帝而战斗，为天国而献身。这些农民身上有一种质朴清新的精神，比为饷银、官位而卖命的湘军兵卒境界高很多。曾国藩打出了捍卫孔孟之道的旗号，他说太平天国的主张是对整个中国道统的毁灭，自己起兵来和太平军作战，其实主要不是去拯救满族的朝廷，不是社稷存亡、改朝换代的事情，是天下兴亡、民族存废的事情，天下士子要“奋起以卫吾道”。应该说，经过两千年的教化，孔孟之道在中国老百姓中还是很有影响力的。湘军官兵在战斗中多多少少具有了一种文化上的使命感。
　　
　　 维系湘军需要很大的财力，依靠政府拨付的饷银是很不够的，曾国藩采取了非常实用的手段。早期在财政上实施的权宜措施是卖官鬻爵，监生以及各式名誉学衔证书被朝廷批给湖南再转到湘军总部出售。曾国藩被指责为“伪君子”与此就有关系，有人认为后世“卖文凭”的坦然感就源于曾国藩。当军队扩大以后卖官爵募款是远远不够的，曾国藩在地方上新增了一些税种，厘金是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它是一种商税，对存货、运输中的货物、产地的茶叶等商品征税。表面上称厘金，实际上税率达到了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十。这种商税有别于清朝以往的农业税，其权力被地方把持。省下成立了厘金局，不受中央直管的省布政使（负责财政）控制。
　　
　　 清朝原来的制度是省里的四大官员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分别听命于中央，到曾国藩及其部属执掌地方政权以后，权力尽归于总督、巡抚之手。为了控制地方财政来支援战争，曾国藩拼命举荐湘军部属出任总督、巡抚，这也给他的那些士大夫部属开辟了仕途。曾国藩认为自己是用慧眼识别的正直之士来改变官场的不良风气。在曾国藩的作用下，地方权力越来越大，曾国藩因此被认为是近代军阀的鼻祖。到了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清政府号召各地“勤王”，东南各省搞起了“互保”，拒不发兵解救朝廷，慈禧太后被迫带着光绪离京。辛亥革命一声枪响，一个月之内，全国18个行省，有15个宣布独立。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地方权力一直是大问题。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09-18　20:29:21 　　
　　 五 湘淮军事政治集团的兴起
　　
　　 湘军的兴起并非曾国藩个人的功劳，湖南的很多儒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湘军建立之初，江忠源、郭嵩焘就多次建议筹办水师。江忠源提出对抗太平军的根本办法是以水师先控制长江，再夺沿江太平军重镇九江、安庆、南京。于是曾国藩在衡阳建船厂赶造战船，派人赴广东购买洋炮。衡阳石鼓书院出身的秀才彭玉麟被曾国藩选来指挥水师。彭玉麟清白正直、胆略过人，自订“不受官、不私财、不要命”三不原则，常说“吾不令将士独死，亦不令怯者独生”，曾国藩称他“书生从戎，胆气过于宿将，激昂慷慨，有烈士风”。在彭玉麟的指挥下，湘军水师在湘潭等战役中击败太平军，为陆上屡战屡败的曾国藩挽回了些颜面。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湘军水师的成绩更大一些，彭玉麟也因此被誉为“中兴第四名臣”，官至兵部尚书。湘军陆师也有一些著名的悍将，如罗泽南、李续宾、塔齐布、曾国荃等，其中罗泽南、李续宾、曾国荃都是儒生，江忠源、罗泽南、李续宾都捐躯战场。曾国荃自称“杀人如麻，挥金如土”，彭玉麟就不徇私情数次上书要求诛杀曾国荃。
　　
　　 湘军的战斗力仍然不比太平军强，不管它的陆师还是水师，都被太平军打得大败，曾国藩也数度要投水自尽。人们因此指责曾国藩“作秀”，而曾国藩要以此来激励官兵。曾国藩自己承认：“湘潭、岳州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但毕竟，湘军比朝廷的八旗、绿营兵厉害得多，而且湘军的数量一直比太平军少。1860年，清军主力的江南大营遭到太平军重创，这使得朝廷不得不倚重湘军，虽然这是养虎遗患的政策。曾国藩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两江总督，并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江南军务，苏、皖、浙、赣四省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曾国藩赶上了好机会，太平天国出现了内讧和腐败，主要领导人洪秀全堕落了，杨秀清死了，石达开走了，陈玉成和李秀成也意见不统一。曾国藩开始汇集各方面力量清剿太平军，左宗棠、李鸿章于是跃上前台。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09-18　20:59:31 　　
　　 左宗棠早年曾就读于岳麓书院湘水校经堂，湘水校经堂是岳麓书院的一个下属机构。如果说岳麓书院相当于大学的话，湘水校经堂就相当于研究生院，它专门研究古籍，侧重于考据。左宗棠少负大志，19岁就自比诸葛亮、司马迁，“文章西汉两司马，经世南阳一卧龙”。左宗棠新婚时写下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左宗棠中举后三次赴jing会试都没得到进士，于是回到湘阴老家，买了水田山地，种稻植桑，饲猪养牛，还在本地率先种茶，自号“湘上农人”。左宗棠一面干着农活，一面勤奋研读地学、农学、水利、荒政、田赋和盐政等方面的书籍，并写了一部《朴存阁农书》。左宗棠与岳麓书院时的老师贺熙龄关系要好，贺熙龄是贺长龄的弟弟，也是湖南名儒，官至湖北学政、台洲知府。左宗棠因此有机会结识陶澍、胡林翼，胡林翼对左宗棠评价颇高，说他“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切实讲求，精通时务”，并将其介绍给了两江总督林则徐。林则徐生前把自己fa配伊犁时整理的有关新疆的政治、军事、地理资料交予左宗棠，嘱托他：“西定新疆，舍君莫属”。林则徐在遗书中向皇帝举荐左宗棠，称其为“绝世奇才”、“非凡之才”。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09-18　21:02:18 　　
　　 有了陶澍、林则徐的赏识，左宗棠在湖南声誉鹊起。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先后请其出任幕僚，骆秉章更是将湖南jun政大权全部交给了左宗棠。左宗棠于是恃才放旷、得意轻狂，不把一般的guan员放在眼里。一次，左宗棠让一个叫樊燮的二品武官给自己请安，并大骂他“忘八蛋，滚出去！”此人将左宗棠作为“劣幕”参奏给了朝廷，咸丰皇帝大怒，下令若查证属实，可以就地处jue左宗棠。消息传开，湖南士人郭嵩焘、胡林翼、曾国藩、王闿运等纷纷出面营jiu。郭嵩焘找到了皇帝身边的潘祖荫，并替潘准备好了上疏，疏中写到：“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人，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从此这句话就传遍全国。左宗棠因祸得福，被任命为候补四品guan员，辅助曾国藩办理jun务。1860年，在曾国藩的大力支持下，左宗棠招募五千湖南人组建“楚军”，赴江西、皖南与太平军作战。1862年春，升任浙江巡抚。参奏左宗棠的武官樊燮事后发誓读书，制作了一块洗辱牌，上书“忘八蛋，滚出去”，激励子孙超过左宗棠，其子樊增祥终于考中进士，官至两江总督。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09-18　21:03:49 　　
　　 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小曾国藩十二岁，他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是同科进士。那时士子们非常讲究同年之谊，李文安和曾国藩都醉心于理学，二人关系很好。李鸿章在未中科举前就跟随曾国藩学习文章，是为师生。1847年，李鸿章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与前辈曾国藩成了同僚。李鸿章年轻时志向远大，曾作诗“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1853年，李鸿章也回到了家乡安徽帮办团练，常向当地强行征收军fei，被人骂为“翰林变作绿林”。李鸿章在安徽小立军功，被朝廷记名作为道府官员备用。李鸿章年少得志，不免轻狂，受到了当地的排挤。由于李鸿章的长兄李瀚章原在湖南益阳、善化任知县，后进入湘军管理粮饷，与曾国藩的关系非同一般，李鸿章决定投靠曾国藩。1859年1月，李鸿章在江西建昌入曾国藩幕府。李鸿章跟随曾国藩当幕僚期间，从曾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他曾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南针，获益非浅”。曾国藩死后，李鸿章挽曾：“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曾国藩对李鸿章也很欣赏，认为其“才大心细，劲气内敛”，“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凡军国要务，曾国藩都与李鸿章筹商。
　　

作者：生活在他处  回复日期：2009-09-19　10:52:48 　　 曾还真是牛人啊，可惜啊，这等风流人物却不出现在民国时代

作者：2225DLK4FXX6X7EP  回复日期：2009-09-19　11:46:59 　　招聘兼职底薪日70元，每日结算工资【职业要求】：（1）有上网条件在家中、办公室、网吧等地；（2）每天能有1~2小时上网时间；（3）有网络应用的基础会上论坛发贴子、发电子邮件，会使用QQ聊天等。应聘方式网址：http://www.chju.cn(绝不以任何理由收取押金，手续费，更不会拖欠工资)

作者：15AW848S5WIRJU3Z  回复日期：2009-09-19　13:33:38 　　强烈推荐-528招聘网络兼职，2-3小时/100元，日结职业要求与性质：１：有上网条件–兼职/专职均可(在家中、办公室、网吧等地)２：平均每天能有１－２小时上网时间即可（具体时间由您自己掌握）３：工资待遇—般50-100元以上/天。做得好月薪可达数5千元以上。应聘方式网址：http://www.528pp.cn(绝不以任何理由收取押金，手续费，更不会拖欠工资)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09-19　15:41:14 　　
　　 宗法制使得湘军结成了一个紧密强大的集团。以地域而论，有湘乡的曾国藩、罗泽南、李续宾、刘蓉，新宁的江忠源、刘长佑、刘坤一，湘阴的左宗棠、郭嵩焘。兄弟同伍的有江忠源、江忠义、江忠济和江忠树，李续宜和李续宾，曾国藩、曾国荃、曾国葆和曾国华，李瀚章和李鸿章。亲家关系有胡林翼和罗泽南，罗泽南与曾国藩，曾国藩与刘蓉、李续宜、李元度。师生关系则有罗泽南与王錱、李续宾，曾国藩与江忠源、李鸿章。常常是同乡加亲家，亲上加亲。这种“军队私有”、“朋党政治”在当时有一定的军事意义，比如罗泽南就是在亲家胡林翼的劝导下才拼死攻打武昌城的，郭嵩焘全力阻止了朝廷诛杀左宗棠，曾国藩的两个弟弟也都战死沙场。但是它蕴含着极大的危害性，清廷对此也是相当警惕的，在曾国藩与左宗棠、李鸿章之间都进行了分化。
　　
　　 湘军以书生带兵，人才扎堆，必然会出现文人相轻的现象，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巨头就颇有瑜亮情结。曾国藩早年曾作一联嘲讽左宗棠：“季子自鸣高，仕不在朝，隐不在山，与人意见辄相左”，左宗棠字季高。左宗棠立即反唇相讥：“藩臣当卫国，进不能战，退不能守，问君经济有何曾？”到了晚年，心境变得平和，左宗棠送给多年互不联系的曾国藩一副对联，总括了两人间三十多年的交往：“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不久曾国藩就死了。曾国藩生前，有人问他：“先生之后当是谁主中流？”曾国藩答道：“当然是西北左季高与京城李少荃！”李少荃就是李鸿章。李鸿章嘲笑左宗棠虽很有作为，但不是进士和翰林，身后就不能获得最高层次的“文”字谥号。左宗棠咽不下气，特意在进疆平叛途中上书，要求请假回京参加会试，以获得进士文凭。慈禧只得下诏战事紧急，主帅不宜请假，特赐进士出身，并赏翰林。左宗棠死后得封“左文襄公”，李鸿章得封“李文忠公”，曾国藩得封“曾文正公”。李鸿章由于天资聪敏、文章锦绣，对曾国藩也一直不服气，认为自己可以超越曾国藩。到了临终，李鸿章才承认曾国藩比自己高明。曾国藩说：“士有三不斗：毋与君子斗名，毋与小人斗利，毋与天地斗巧”，“以天下之至拙胜天下之至巧，以天下之至诚胜天下之至伪”。毛泽东认为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09-19　20:37:56 　　
　　 1861年秋，李秀成统率太平军50万，分道进攻浙江。12月，李秀成攻克杭州，马不停蹄，又挥师进击上海。上海一片惶恐，士绅、买办们多次敦请曾国藩出兵淞沪。曾国藩对上海非常在意，认为：“上海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每月可得厘捐六十万金，实为天下膏腴……上海一县，人民千万，财货万万，合东南数省，不足比其富庶”。曾国藩原本打算派曾国荃带兵前往，但形势变化了。1862年1月，朝廷发出上谕称：“何地无才？不必湖南之人充勇，湖南之人始能杀贼。嗣后各直省督抚及各路统兵大臣，务当认真选将，就地取材，各就各省按照湖南募勇章程妥为办理”。曾国藩意识到朝廷对“无湘不成军”、“湘军将帅半天下”忌讳已深，决定改派机敏的李鸿章率军赴沪，也好与洋人打交道。
　　
　　 有了带兵人，兵从何来？湘军兵力不足，必须新招。若大量招募湘勇，另组新军，存在着具体困难。从1854年湘军出省作战以来，兵勇伤亡惨重，“湘乡处处招魂，家家怨别”，湖南人力消耗已甚，兵源枯竭。更何况不久前的安庆战役使得湘军伤亡很大，尚须回乡补充。湖南兵也未必服从安徽人李鸿章，湘军的宗派思想非常浓重。李鸿章在曾国藩军中，也颇受湖南人排挤，曾经说：“湘人胸有鳞甲”。同时，曾国藩觉得湘军暮气日深，名将罗泽南、胡林翼、江忠源、李续宾都已死去。打下太平天国后，还要剿灭北方的捻军，而北方的生活，非湖南人所宜。最主要的还是，朝廷有旨，“就地取材”。
　　
　　 于是，曾国藩命令李鸿章招募淮勇，筹建淮军。李鸿章过去在淮上办过团练，有很多旧识，如张树声、潘鼎新、刘铭传、吴长庆等。李鸿章将他们招来，按照湘军的办法重新组织训练。1862年3月，李鸿章陪同曾国藩在安庆校阅淮勇，淮军正式成立。李鸿章赴沪是代表湘系的，而淮军仅四营，且没有经过大仗，战斗力不强，曾国藩觉得必须加强淮军的实力。他拨出湘军五个营归李鸿章调遣，称为“赠嫁之资”。这样，李鸿章统率的淮军正勇约6500人，连同长夫、幕僚等，总人数约为九千。1862年4月，上海士绅、买办、官僚等租用英国轮船前往安庆，由英国兵舰护航，将淮军分批装载赴沪。李鸿章到上海后，积极练兵扩军，从英国手中购买洋枪、洋炮，并请英国军官教练淮军。不久，在曾国藩的保荐下，李鸿章就任江苏巡抚。李鸿章很快控制了上海的关税收入和江苏的厘金。依靠这些雄厚财力，李鸿章在1862年到1864年春的两年间，将淮军扩编至七八万人，与湘军几近双峰并峙。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09-20　15:42:20 　　
　　 六 腐败问题怎么解决
　　
　　 1862年，曾国藩以安庆为大本营，命曾国荃率陆军、彭玉麟率水师顺江东下围困南京，命左宗棠部从江西攻浙江，命李鸿章部从上海攻苏南，对南京实行了战略包围。1863年6月13日，石达开兵败大渡河。1864年6月3日，洪秀全病死，其长子继位。7月19日，湘军攻陷南京，太平天国宣告失败。曾国藩被封为一等毅勇侯，加太子太保。8月15日，奏准裁撤湘军精锐二万五千人。不久，曾国藩决定解散他指挥的全部十二万湘军，只保留左宗棠的楚军和李鸿章的淮军。到1866年，湘军绝大多数都已退役。
　　
　　 主动解散湘军显示出曾国藩没有追求个人权势的野心。曾国藩做出这个决定，除了信仰“花未全开月未圆”、“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之外，也是基于道德的重负。作为一名理学家，曾国藩志在“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天下英雄，第一是洪秀全，第二是曾国藩，洪秀全腐化了，被曾国藩打败。然而曾国藩发现，湘军同样变得腐化，无休无止地劫掠百姓、滥杀无辜和邀功请赏。南京城破以后，湘军官兵进行了疯狂的洗劫，最后一把火烧了太平天国的宫殿来掩灭罪迹，一位攻城主将由于奸淫妇女过多，虚脱而死。曾国藩哀叹道：“余设立水师，不能为长江除害，乃反为长江生害”。文官也不廉洁，早在1861年春，曾国藩手下厘金税吏的贪污就已恶名远播。胡林翼两次写信责备他“嫉恶不严，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正之气”，曾国藩回应说：“为德为才，得一已难，两者兼全，更不数觏”，“江西厘务，立法不为不密；只因各卡贤员过少，遂觉前此之成法皆虚”。即使他的最优秀的将领，也只有在看到升官的推荐书或可期的战利品时，才肯卖命。对此，曾国藩认为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学“老僧不见不闻……惟懵懂可以祓不祥也”。到1863年时,曾国藩无奈地退而认为，在教育儒家君子时，应考虑到“利”。经验迫使曾国藩实际上放弃了桐城学派的基本信仰“适当的领导和学者的努力可以移风易俗”，他这时承认，吏治中的一些倾向确实已不能纠正，“大抵风俗既成，如江河之不可使之逆流。虽尧舜生今，不能举斯世而还之唐虞。贤者办事贵在因俗而立制，所谓‘除去太甚’者耳”。
　　
　　 到了晚年，曾国藩又恢复了原来的观点：不道德的社会归根到底一定要由有德之士来纠正，树立正确的道德准则和态度必须成为首要目标，经世致用之术不管多么重要，必须处于从属地位。1869年8月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之时，即发表了《劝学篇•示直隶士子》，开列了当时公认的四门学问：“经过自我修养而获得的义理”、“考据”、“辞章”、“经世致用之学（经济）”。但曾国藩着重指出，一定要把个人以全部才能献身于维护“伦纪”的行动看得比处理实际事务的知识更重要，这种献身行为只有通过立志和居敬，通过履行理学的修身之道才能做到。他说：“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 。曾国藩也认为，清朝的制度虽然在道德和礼仪这两方面没有缺点，但在实际执行上能够而且应该有所变通。他说：“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 。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09-20　15:43:31 　　
　　 湘军官兵劫掠到了足够的财富，解甲归田了。现代汉语中有一个词叫“敲竹杠”，就源自湘军回家。他们为躲避路上检查，将金银财宝塞进竹竿，水路漂回湖南。后来这个秘密被发现，沿途地方官就以敲击竹竿来索要钱财。经此一战，湖南完成了原始积累。靠着这批财富，他们在家乡兴学堂、办实业，湖南在中国崛起，号称“中国之普鲁士”，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人才，如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杨度、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蒋翊武、焦达峰、蔡锷、刘揆一、唐继尧、杨昌济、谭延闿、唐生智、鲁涤平、章士钊、程潜、邓中夏、罗章龙、范旭东、杨树达、齐白石、欧阳予倩、贺绿汀、沈从文、田汉、陈明仁、宋希濂等等。杨昌济对此总结到：“湘省士风，云兴雷奋，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
　　
　　 曾国藩和湘军的成功引来了很多时人和后人的关注。当时朝廷册封了几十个团练大臣，只有曾国藩打败了太平天国。李秀成被捕后总结太平天国失败原因说：“官兵多用读书人，太平军中无读书人”。冯桂芬说曾国藩“武略本文经，为汉唐后儒臣吐气”。梁启超说：“罗泽南、曾国藩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砥砺，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他们共事的人，多属平时讲学的门生或朋友。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一变”。宋代理学，一门一直被视为“空疏无用”的学问变成了“有用之学”。深究起来，并非宋代理学的学问有多大奥妙，而是它里面蕴含着的精神释放出了能量。梁启超指出曾国藩诸人能够“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艰苦卓绝”。曾国藩自谓“平生受挫受辱之时多矣，无一次不打脱牙和血吞”，“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大处着眼，小处下手”，“多条理、少大言”， “君子但尽人事，不计天命，而天命即在人事之中”。当论及制敌之道时，罗泽南说：“无他，熟读《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数语，尽之矣。《左氏》‘再衰三竭’之言，其注脚也”。在血染沙场、未及收获的时刻，罗泽南留下了最后的遗言：“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
　　
　　 1864年12月，在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南京五个月后，曾国藩即主持修复江南贡院，补行江南乡试，会考江南优贡。1865年6月，曾国藩长期主持整理的《王船山遗书》完稿，共320卷，交金陵书局出版。曾国藩一直对教育非常重视，他每到一地都大力修复书院，如安庆的敬敷书院，南京的钟山书院、尊经书院、惜阴书院，益阳的箴言书院等等。曾国藩为各地书院选聘山长、指导教学、资助经费，期待书院能够“化民成俗”。湘军其他人物对兴办书院也都非常热情，左宗棠修复南菁书院、兰山书院；彭玉麟改建衡阳船山书院；李鸿章修复紫阳书院、正谊书院；薛福成创建崇实书院；俞樾主持诂经精舍；江幼陶重修新宁书院；郭嵩焘重建湘水校经堂，并创建思贤讲舍，后发展为船山学社。曾国藩的门生黄彭年、张裕钊、吴汝纶先后主持河北莲池书院，令北方风气大开。吴汝纶曾在莲池书院附设西文、东文学堂，聘请英籍、日籍教师，传播新学，后来他被聘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这些书院培养出了很多优秀学生，像陈独秀、李烈钧就出自敬敷书院。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09-21　15:59:24 　　
　　 七 也要船坚炮利、富国强兵
　　
　　 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刘坤一这一批岳麓人前期以镇ya太平天国起义、维护封建道统为己任，后期则以开展洋务运动、革新物质技术为目标。虽然岳麓书院著名学子魏源早就提出了“师夷长技”的主张，但外国列强的侵略还没达到挑战清王朝生存的地步，这个旧政权就还在昏睡。太平天国的起义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这使得清王朝开始“自强”，洋务运动于是兴起。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现代化运动，它的发起者和领导人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深深认识到西洋科技重要性的曾国藩们。正如哲学家罗素所说：“科技的重要性往往在战争中先认识到”。
　　
　　 1860年11月，咸丰皇帝就俄国向清廷提议帮助打太平军和帮助把南方的粮食运到京师来征询大臣们的意见。曾国藩上奏折表示，对俄国派兵来打太平军要断然拒绝，对俄国帮助运输可以接受。曾国藩进一步提出，用外国人帮忙是暂时的，最主要的是把洋人的科学技术学过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咸丰皇帝很快做了两道重要指示：一是在京师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办理外交；二是同意向外国购买机器、枪炮等，回来研究。从此，洋务运动拉开大幕。
　　
　　 1861年12月，湘军攻占安庆以后，曾国藩即建立了安庆内军械所，研究、生产弹药、船炮等。1862年底，华蘅芳与徐寿、徐建寅父子在安庆试制成中国第一台蒸汽机。1863年1月，安庆内军械所造出了中国第一条木质轮船，曾国藩登船试航后，命名“黄鹄号”。曾国藩认识到了现代机器的巨大能量，他决定派员出洋购买“造器之器”。1863年12月，曾国藩派最早留学美国的容闳带六万八千两银子赴美购办机器，准备建立正式的近代工业。1865年，容闳从美国朴得南公司购回一百多部机器。同年10月，曾国藩与李鸿章在上海成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局”，包括李鸿章从美商手中买来的铁工厂、清政府原有的两个洋炮局和容闳从美国购来的机器。1867年3月，曾国藩奏拨专款在江南制造总局增设造船所，试制新轮。5月，曾国藩与李鸿章又将江南制造总局迁址扩建。江南制造总局是中国第一家大型的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工厂，主要制造枪炮和兵轮。江南制造局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车床、第一艘兵轮和第一炉钢水，造就出了一大批近代技术工人和很多工程技术人员。1868年9月，江南制造局试制的第一艘轮船驶至南京，曾国藩亲自登船试航，取名“恬吉”。江南制造局是中国近代工矿企业的母厂，在它的示范和支援下，一批军用民用工矿企业迅速兴起，如山东机器局、四川机器局、大冶煤铁矿、徐州煤矿、漠河金矿等等，它们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
　　
　　 曾国藩不仅关注“造器之器”，他还往更深处探求，开展外国书籍的翻译。他说：“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本根”。1866年，曾国藩在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由徐寿、徐建寅、华蘅芳、李善兰和聘请的外国人伟烈力、傅兰雅、玛高温等合作，翻译各种西方书籍。徐寿是著名科学家，尤其擅长化学；李善兰是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华蘅芳是著名数学家、地学家。他们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到1909年，江南制造局共译出图书159种，计1075卷。“泰西声、光、化、电、营阵、军械各种实学，遂以大明，此为欧西文明输入我国之滥觞”。这些书籍不仅为培养我国近代科学技术人才作出了贡献，而且对近代思想界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康有为、谭嗣同最初接触西学，就是从这些书籍入门的。
　　
　　 在翻译馆成立之前，容闳建议曾国藩在江南制造局旁设立一所兵工学堂，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要外国机械和外国工程师。曾国藩便在奏折中提出：“拟俟学馆(即翻译馆)建成，即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江南制造局的这个兵工学堂开启了中国近代职业技术教育的先河。为了培养轮船的驾驶与管理人员，曾国藩曾委派专人负责新轮的操练工作。为了解决养船缺乏资金的问题，曾国藩提出将新造商轮租给可靠商人使用的主张，遂成官督商办与轮船招商局之滥觞。为了培养先进人才，曾国藩还采纳容闳的建议，派幼童到美国留学，揭开了中国向外派遣留学生的历史。
　　
　　 曾国藩对中国的近代海军建设也有筹划之功。由于湘军水师船小体轻、行驶缓慢，只适于内河作战，不能在海洋上巡行，所以曾国藩早在咸丰末年对剿灭太平天国已有把握之时，就开始筹划建立外海轮船水师即近代海军舰队。1864年1月，曾国藩派李凤苞测量江浙外海各岛屿沙线。在湘军大遣散时期，其水师被全部保存，改名为长江水师，并进行了整编。1865年12月，曾国藩亲自核定长江水师永远章程及营制营规。研制轮船、招募与训练水兵、制订水师章程、筹集海军经费等种种工作都为日后建立近代海军做了铺垫。后来清朝海军的发展基本是按曾国藩时代制订的蓝图进行的，如曾国藩对丁日昌“建立吴淞、天津和南澳三支外海水师”提议的支持，而丁日昌曾经是曾国藩的部属。
　　
　　 李鸿章是曾国藩洋务事业的继承者，也是集大成者。曾国藩说：“李少荃（李鸿章）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由此可见李鸿章热衷事功。李鸿章率淮军到上海以后，跟西洋人接触得多，因而大开眼界，洋人“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李鸿章认为清军的武器装备和军事制度都存在严重问题，应该变革，提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废弃弓箭，专精火器”。李鸿章从英法购买了大量的来复枪和西式野战炮，雇用了外国军官任淮军各营教习，命令淮军练洋操，使用热兵器。到1864年春，淮军已装备了约一万五千支步枪。这使得李鸿章最终剿灭了捻军起义，从而在政坛崛起。为了供应淮军所需的弹药，李鸿章从1863年起迅速建立上海洋炮局、苏州洋炮局、金陵机器局，聘请外国工程师，制造开花炮、自来火等现代武器。1870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接管了天津机器局。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兵工厂，所产军火源源不断供往全国。
　　
　　 李鸿章注重培养现代军事人才，发展国防。1876年4月，李鸿章派卞长胜一行7人赴德国学习陆军。12月，他与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联衔上奏，选派船政局生徒共30人去英、法学习驾驶、水师兵法及制造。1881年与1885年，他又选派32名军事学员出国留学。李鸿章认为：“若不前赴西厂观摩考察，终难探制作之源。……如此分投学习，期以数年之久，必可操练成才，储备海防之用”。1880年，李鸿章仿照英国海军创办了北洋水师学堂。1885年，他仿照德国陆军创办了北洋武备学堂。1871年，李鸿章首先在天津大沽口营造新式炮台，安置了金陵机器局制造的数尊大炮。同时，不惜重金从国外购买了15艘兵船，并修建旅顺船坞、大连军港、威海卫军港。到1891年，北洋海军已粗具规模。李鸿章加速了中国的海防近代化。
　　
　　 李鸿章很快认识到“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英国所以雄强于西土者，惟借此二端矣”，于是开发了磁州煤矿、开平煤矿、漠河煤矿等。李鸿章认为“中国积弱，由于患贫”、“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弊者”，只有“富”才能够“强”，“富强相因”，因此开始发展民用工业。1882年，李鸿章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近代工业的发展要求交通运输、信息传递等工具的近代化，李鸿章认为铁路与电报的功用最大，尤其是铁路对“国计军谋两事”至关重要，“中国今欲整顿一切新政，惟铁路为第一枢纽”。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了轮船招商局。1880年，又设立天津铁路公司。从1879年开始，李鸿章大建电报线。到19世纪末，中国近代电报通讯网络已粗具规模，覆盖全国大多数省份。
　　
　　 办理洋务首先要有一批通晓外国语言文字的人才，李鸿章于是设立了广方言馆，培养外语人才。李鸿章认识到，向西方学习搞现代化需要各种实务人才，外交方面要有深谙国际公法的，制造方面要有能工巧匠，军事方面要有近代指挥官，而现有教育培养不出来。李鸿章对西方的科技、教育非常崇拜，他说“西洋制造之精，实源本于测算、格致之学，奇才叠出，月异日新”。李鸿章对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以及这种治学方法培养出的治国人才提出了批评，“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制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制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比较之下，他盛赞外国对于技术人才的态度，“创制之员匠，则举国崇敬之，而不以曲艺相待”，“能造一器为国家利用者，以为显官，世食其业，世袭其职”。李鸿章提出改革科举考试制度，他上奏朝廷：“臣愚以为科目即不能骤变，时文即不能遽废，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似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通过给予富贵功名来鼓励读书人学习外国先进科技。李鸿章主张在沿海各省设立洋学局，分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学等门类，延揽有专长的人才入局，并与聘请的外国技术人员共同研究，然后分配至船厂炮局，按工作成绩授以官职，和正途出身无异。
　　
　　 李鸿章清醒的认识到闭关自守、孤立于世界之外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他说：“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能强分界画”。李鸿章重视外交工作，他主张中国进入国际外交，他说：“立国之根基，不战而诎人者，攻心为上计。自来备边驭夷，将才、使才二者不可偏废。各国互市遣使，所以联外交，亦可以窥敌情”。他奏请朝廷遴选“熟悉洋情、明练边事”的三四品大员，赏给高的头衔，分别派驻日本、美洲、欧洲各国。1875年12月，清政府正式任命陈兰彬、容闳为外交使节，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1876年，派何如璋、张斯贵出使日本，郭嵩焘、刘锡鸿出使英国。遣使问题遭到守旧分子的种种阻难，李鸿章并不妥协，他接连保荐李凤苞、曾纪泽、张荫桓、刘瑞芬、洪钧、黎庶昌、崔国因、薛福成、许景澄等人出使世界各国。在中外交涉的实践中，李鸿章渐渐成为清廷的首席外交顾问和外交决策者。李鸿章在天津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衙门，被称为“第二中央政府”。慈禧太后说：“无鸿章，无大清”。1896年，年逾七旬的李鸿章出访俄、德、法、英、美五国。在访问中，李鸿章相当认真，详细了解西方的种种情况，他说“今则见所见而去，尤胜于闻所闻而来”。归国途中路过日本，李鸿章拒不登日本国土，通过木板换上另一艘船。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09-21　16:42:02 　　 八 自强为什么失败
　　
　　 三十多年来，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一直遭遇到来自国内各阶层保守分子的巨大阻力，一些人攻击他们是“离经叛道”、“以夷变夏”。慈禧太后为了维护个人权力，在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大搞平衡，使得洋务运动大受掣肘。北洋海军的经费也被慈禧太后拿去修了颐和园，建了所谓的“昆明湖水师学堂”。李鸿章死后，梁启超同情的表示：“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我们也必须看到，洋务运动自身存在着很多的弊端，尤其是洋务派对外国列强的妥协。曾国藩他们自称是“隐图自强”，意即对洋人的侵略隐忍退让，委曲求全，示人以弱，使其难于发觉，暗地里则奋发进取，待实力强大后，再向外国争回主权。有人根据曾纪泽在国外发表的言论，将其概括为“先睡后醒论”。但这种思路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顽固派与洋务派的纷争也并非完全是主义之争，很大程度上掺杂了个人私利，儒家读书人大多热衷仕途功利，双方对权力和利益都相当贪婪。以“清流”著称的张之洞私下就是一个权、名、功、利一个都不能少、八面玲珑的人。
　　
　　 尽管李鸿章提出了“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外交之道与自强之谋相为表里”、“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但洋务派的所谓“变法”并没有真正进行。洋务派的“改革”实际上只是“改良”，只在器物层面进行，制度和文化都没有触动。洋务派还是信仰君子的“人治”，而“人治”摆脱不了魔鬼与天使相混合的人性。梁启超说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德国首相俾斯麦预言道：“中国渐弱，日本渐兴”。洋务运动没能取得大的成就，最终大清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打败，李鸿章也颜面扫地。究其因，曾国藩、李鸿章的理学思想惯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从根本上变革中国，李鸿章的幕僚冯桂芬在《采西学议》中指出，中国要想“自强”，应该“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李鸿章及洋务派也是动过变法的念头的。李鸿章以“维新之同志”自许，曾说：“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侮。天耶！人耶！恶得而知其故耶？”当清廷命李鸿章ji拿康有为、梁启超时，李鸿章断然拒绝，表示不做阻挡改革的gui子手。曾国藩根据自身的观察体会，对清朝的前途及其当quan者深感失望，心境十分凄凉阴暗。1867年7月21日晚，曾国藩死前五年，他在与机要幕僚赵烈文闲谈时透露出自己的忧虑。赵烈文认为清廷“根本颠扑”“殆不出五十年”，曾国藩起先不肯相信，以后承认赵的分析有理，从而希望自己速死，免得看见清朝的崩溃而难过。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09-21　16:48:02 　　
　　 在洋务派中，郭嵩焘的思想是走得最远的。1870年代初期，日本入侵台wan，清政府做了妥协退让。对此，主管对外事务的总li衙门于1874年11月上奏朝廷，认为之所以对日本妥协，是因为中国的海防空虚，别无选择。奏折同时指出，一直以来朝廷虽有自强之心、自强之言而无自强之实的原因是“同心少，异议多”。奏折最后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措施，做为自强求富的总方针。朝廷把这个奏折转发给各地大员，要他们表示意见，于是，清政府内部掀起了一场关于兴办洋务的大讨论。1875年3月，正当这场讨论进入高潮之际，郭嵩焘以福建按察使的身份给总理衙门上了一个条陈。郭嵩焘认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中国要求富强，必须注意西方的国政、军政，从根本上了解西方的长处，从长远着眼。郭嵩焘提出的具体方案是：急通官商之情，通筹公私之利，兼顾水陆之防，了解本末之序。从此时开始，郭嵩焘指出了中西的差距不仅在物质层面，更在政治层面。
　　
　　 1875年2月，“马嘉理案”发生，中英两国大开交涉，清政府决定派郭嵩涛为钦差大臣，出使英国。郭嵩焘出使的消息引起舆论大哗，有人骂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在郭嵩焘的家乡湖南，参加乡试的考生在长沙集会，声讨郭嵩焘，还扬言要砸郭嵩焘的家。1876年12月2日，郭嵩焘一行30余人从上海出发赴英，这是清政府向西方国家派遣的第一个正式的外交使团。途中30多天，郭嵩焘坚持天天记下沿途见闻，然后整理出《使西纪程》，寄给了总理衙门。《使西纪程》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等大加赞扬，批评国内士大夫“高谈阔论”、“虚骄自大”，引起了守旧士大夫的群起攻之。
　　
　　 郭嵩焘到伦敦后，成为常驻英国公使，后来又担任了驻法公使。在出使期间，郭嵩焘对西方国家进行了细致的考察，留下了详细的文字记录，为国内了解西方提供了一条简捷的途径。郭嵩焘拜访了很多西方知名学者，热心旁听各种学术演讲，观看各种科学实验。郭嵩焘的足迹遍及学校、医院、邮电局、铸钱局、军火工厂、博物院、图书馆、天文台、水族馆、救火局、兵船等地方。无论身体如何，郭嵩焘的日记一天也没有间断过，少则几百字，多则几千字。郭嵩焘还鼓励留学生也坚持记日记，1878年6月2日，他检查了严复等留学生的日记，留下了7000多字的记录。严复受郭嵩焘影响很大，他后来成为著名维新思想家。郭嵩焘考察了西方的学校教育之后，深深感到“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他想到了中国的传统教育只学一些诗文、小楷，不求实务，误人不浅。郭嵩焘认为追求实学是当今中国的急务，他多次给当权的李鸿章、沈葆桢等写信，希望他们兴办新式学校，讲求实学，扭转社会崇尚空谈的风气。郭嵩焘建议中国派遣的留学生除少数人学习军事外，多数人应该改学冶矿、铁路、电学、法律、经济等。郭嵩焘指出，西方教育越先进，对中国的威胁就越大，中国的出路在于改革现有教育，逐渐以西方的“实学”取代传统的“虚文”。
　　
　　 郭嵩焘对西方的政治文明非常关注和欣赏。到英国之初，他感到英国的议会讨论与清朝官场的各立门户没有两样，都以“互相攻击取胜”。后来，他多次去议院旁听，思想发生了变化。郭嵩焘特意研究了英国政治、经济的历史，做了很详细的笔记，记录了英国国会、市民政治、陪审员、律师制度，记录了英国海上商路的开拓、东印度公司的建立、商会的设立以及与各国通商的历史。郭嵩焘认为清朝的君主专制制度不如西方，他担心中国的“德治”不能抵挡西方“法治”的威力。郭嵩焘也认为西方政治的弊病是民权过重，容易导致“民气骄横”。郭嵩焘对西方讲求实际的社会风俗很认同，他认为，西方社会由于人人务实，因而表现出勃勃生机，科技发明层出不穷，社会景象日新月异。郭嵩焘还认为，西方在物质文明上的重大进步促进了各国家、民族之间的联系，反过来，交往的密切又推动了物质文明的发展。郭嵩焘很注重中西对比，他认为，西方求实际，中国讲虚夸；西方重创新，中国讲保守；西方主开放，中国主关闭。
　　
　　 郭嵩焘在驻欧期间，对和中国处境相似的日本非常留心，由此他发现了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洋务运动的很多不同。郭嵩焘首先注意到日本的留学问题。他发现，日本在欧洲留学的人很多，成份也很复杂，其中甚至有一些政府大员。日本人学习的内容很广泛，大多懂外语。相比之下，中国派出的留学生人数少，出身低微，外语水平低，以学军事为主。其次，郭嵩焘注意到日本国内变化很大。通过和日本驻英公使的频繁接触，郭嵩焘发现日本的改革力度很大，涉及面广，很有成效。第三，郭嵩焘注意到日本在积极争取西方列强平等对待。日本外交官经常主动向英国各界和驻英各国公使介绍日本的发展情况，日本积极参加国际活动，努力遵循西方的国际规则。郭嵩焘也希望参加国际外交活动，但常受制于清政府。郭嵩焘感到日本正在崛起，将成东方一霸，而中国前途堪忧。
　　
　　 由于国内守旧势力的攻击，郭嵩焘被迫卸任回国。1879年1月，郭嵩焘结束了三年的旅欧生活，曾纪泽接任驻英、法公使。郭嵩焘归国后辞职返乡，在长沙，到处张贴着指责郭嵩焘勾结洋人的大字报来迎接他。面对守旧士绅们的污蔑和无知群众的误解，郭嵩焘关起门来，将自己有关洋务的奏议、书信、文章等编辑成《罪言存略》出版。郭嵩焘希望这部书能使国人了解中国所面临的世界大局，他也成为继魏源之后的又一位“睁眼看世界”的主要先行者。70年代后，郭嵩焘对清政府的批评更加凌厉，他不但批评顽固派的虚骄、守旧，而且批评洋务派的逐末舍本。他认为洋务运动是“治末而忘其本”，勉强维持，终为徒劳。他指出“国家大计，必先立其本”，就是要先立纲纪法度、人心风俗，即制度和文化。郭嵩焘在日记中写道：“当国者如醉卧覆舟之中，身已死而魂不悟；忧时者如马行画图之上，势欲往而行不前”。
　　

作者：共产主义人道主义  回复日期：2009-09-21　17:59:06 　　嗬嗬嗬嗬

作者：永远的飞狼  回复日期：2009-09-21　18:31:46 　　写的好，我中华英才辈出，正是因为有前后一拨又一拨的精英人士为之奋斗，我中华才得以坚持到今天，重新崛起！

作者：白银资本  回复日期：2009-09-24　20:34:04 　　好！
　　
　　在通俗性和严肃性上做到了很好的平衡！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09-28　14:31:18 　　
　　 九 国防问题
　　
　　 岳麓书院的另一位重要学生左宗棠在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以后，调任陕甘总督，负责西北军政，这就为他完成林则徐的西定新疆嘱托提供了条件。1865年中亚的阿古柏入侵南疆，1871年沙俄又以新疆动乱为由出兵侵占伊犁，这就造成了西北边疆的严重危机。1874年，日本也趁火打劫，入侵台湾，引起了海疆危机。由于财力不足，清廷内部对海防与塞防进行了争论。李鸿章一派认为未来世界是海权时代，敌人主要从海上来，新疆是茫茫沙漠，没有那么紧迫，应搁置新疆，集中财力筹办海军和洋务事业，“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日本……诚为中国永远大患”。左宗棠一派则主张海防与塞防并重，要求收复新疆，“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之盆”，“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最终，朝廷采取了折衷的做法，兼顾海防塞防。但是，塞防方面的财政要左宗棠自行解决一半。于是，左宗棠请出胡雪岩向外国借款打仗。
　　
　　 1875年5月，左宗棠受命督办新疆军务，时年63岁。西征时，左宗棠带了两件东西，林则徐当年绘制的新疆地图和一副沉甸甸的棺材。左宗棠抬棺西行，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一年后西征军成功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地区，最终通过曾纪泽的交涉全境收复了新疆。左宗棠建议设立新疆省，实行了屯边等政策。左宗棠在西征时发现沿途“赤地如剥、秃山千里、黄沙飞扬”，传令“凡大军经过之处，必以植树迎候。否则，无论巡抚、县令，提头来见”。植树者要对树苗的成活负责，树上挂其姓名。自此，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开始出现千里“左公柳”。浙江巡抚杨昌浚见后写下：“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左宗棠不仅重视塞防，对海防也有开拓之功。中国近代海防就始于1866年左宗棠建立的福州船政局和福建水师。到1907年，福州船政局共制造大小船舰约四十艘，辛亥革命后改称为“海军造船所”。为了培养海军人才，左宗棠在1866年还创办了福州船政学堂，即马尾船政学堂。初名“求是堂艺局”，次年分船政前学堂、后学堂。前学堂习法文、学造船，后学堂习英文、学驾驶。聘请洋人担任教习，学习期限五年，毕业后给以水师官职或派充监工、船主。1868年，学堂添设绘事院和艺圃，前者培养船舶设计师，后者培养领班工头。到1873年3月，学堂共有学生和艺徒300余名。1897年，学堂又增设管轮科。1913年，船政前学堂改为马尾海军制造学校，后学堂改为海军学校。二战时，在诺曼底登陆作战中就有7名马尾海校的学生参加，也有说法是20人。
　　
　　 福州船政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海军学校，培养出了中国第一批海军将领和造船技术人员。著名的有邓世昌、严复（严宗光）、刘步蟾、林泰曾、叶祖珪、林永升、李和、蒋超英、萨镇冰、林颖启、蓝建枢、刘冠雄、李鼎新、程璧光、黄鸣球、徐振鹏、郑清濂等，其中邓世昌、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在甲午海战中殉国，严复为著名思想家，李和做过海军次长，萨镇冰为清朝海军统制，蓝建枢为民国海军总司令，刘冠雄、李鼎新、程璧光做过民国海军总长。他们大多籍贯福建，这也造就了中国近代海军的“福建人时代”。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09-28　14:34:10 　　
　　 十 留学欧美的起步
　　
　　 鉴于国内教育的落后，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在1873年上奏朝廷，请求将船政学堂学生派往欧洲进一步深造。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曾在湘军营中当差。沈葆桢的上书得到了李鸿章、左宗棠的支持，朝廷表示同意，于是造船科学生派往法国，驾驶科学生派往英国学习。1875年春，在洋监督日意格的带领下，船政学堂学生魏瀚、陈季同、陈兆翱入法国马赛、腊孙两厂学造船，林泰曾、刘步蟾到英国高士堡海军军官学校学驾驶。1877年3月，朝廷又命李凤苞、日意格、马建忠率37名船政学堂学生及艺徒赴欧。其中，马建忠入巴黎学堂学法律，林永升、方伯谦、何心川、萨镇冰、叶祖珪、严复入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驾驶及有关科学，罗丰禄入伦敦皇家学院学习化学、政治，池贞铨、林日章、张金生、林庆升、罗臻禄入巴黎国立矿务学院，剩余人员一部分去了工厂学习造船、机械、冶金、模具等，另一部分上了舰船学习。这批人大多在1880年从英国、1881年从法国回国。1882年1月，又一批船政学堂留学生10人赴欧，于1885年和1886年上半年陆续回国。1886年4月，再一批留学生34人出洋，由北洋水师学堂与福州船政学堂共同遴选，其中北洋水师学堂10人。这一批学习的领域更广，有河道管理、桥梁、铁路、海军公法、处理海上抢劫法、舰船制造数学、海事测绘、海军大炮和轻武器、海军兵法、舰艇指挥等。这批学生中，留英的于1889年回国，留法的于1891年回国。
　　
　　 在留学欧洲之前，洋务派曾经派出了留学美国的队伍，其发起人是容闳，促成人是曾国藩。容闳是广东人，早年赴美，毕业于耶鲁大学。容闳有志于“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他认为学习西方最主要的途径是选择优秀青年赴美留学，这样可以知道本源。1868年，容闳谒见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了以派遣留学生为主要内容的教育计划，“初次可以选定120名学额以试行之。此120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30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12岁至14岁为度。视第一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以后永定为例，则以后每年派出此数”。丁日昌很受打动，向曾国藩推荐了容闳，因为出了点插曲，留学计划被搁置。1870年6月，容闳、丁日昌再次向曾国藩极力推销留学计划，曾国藩欣然同意。
　　
　　 经过深思熟虑，1870年9月，曾国藩向朝廷上奏，以俄国为例，讲俄国本无轮船，彼得大帝化装到外国去学得船艺，嗣后其子又到英国去学习数年，终于使俄国的船炮与英、法并驾齐驱，接着曾国藩提出派遣聪颖子弟到西方学习的建议，“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可以徐图自强”。曾国藩的奏折在朝廷搁置了两个月之久。1870年12月，李鸿章鼓动曾国藩准备一个详细方案，重新上奏。李鸿章表示留学经费120万两白银可从上海海关年收入中拿出六成来解决。1871年8月，曾国藩与李鸿章联衔会奏《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9月，二人又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酌议章程折》。朝廷最终批准了他们的全部计划，不久曾国藩就病死了。
　　
　　 1872年，幼童留美开始实施，陈兰彬、容闳为驻美正副监督。当时国内风气未开，视留学为畏途。有流言讲西方是野蛮人，他们会把中国幼童活活的剥皮，再安上狗皮，当怪物展览赚钱。当年的《申报》总结说，国人不愿送子弟留洋还有几种疑虑，十五年时间太久了，担心海外水土不服，洋人的学问不一定能学得好。容闳不得不亲赴香港，从英政府所设学校中遴选少年，又回到广东香山老家，动员亲友支持自家子弟留学。首批30名留美幼童中，24人来自广东，仅香山一县就达13人，3人来自江苏，剩余3人分别来自安徽、山东、福建。
　　
　　 1872年8月，中国第一批留学生由陈兰彬率领赴美。容闳已先期一个月抵达美国，在康涅狄格州设立了留学使团办事处。留美幼童被分派到该州十二个市镇的居民家里，在当地中小学入学。清政府为留美幼童提供每人每年400两银子的住宿费、伙食费和学费。国内还派出两名教习在留学使团办事处定期地对幼童们进行国学教育，朝假想的北京方向行礼。此后三年，又有三批少年抵达美国，总数达120人。他们中，最大的16岁，最小的10岁，全部是男孩，大多出身贫寒，南方人居多。
　　
　　 留美幼童很快适应了异国环境。他们学习用功，成绩优良，甚至累病，有三人病死在了美国。到1880年，多数小留学生已经中学毕业，进入了中专或其它学校学习，有60多人上了大学，詹天佑和欧阳庚已从耶鲁大学毕业。他们也渐渐地美国化了，把辫子塞在大帽子里，玩起了垒球，个别人甚至去教堂做礼拜。一些人私自剪去了辫子，从而被剥夺留学资格遣送回国。出身翰林的留美正监督陈兰彬是一个守旧人物，对西洋教育十分鄙夷，看不惯学生的西化。容闳则思想开放，希望“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二人常常意见不一，甚至发生冲突。继陈兰彬之后出任监督的区谔良、容增祥、吴嘉善也对幼童的西化表示不满。吴嘉善思想非常顽固，认为留美幼童“久居美国，必致其全失爱国之心，他日纵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贻害于社会”。最终吴嘉善悍然提出撤回全部留美学生，并说“能早一日施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此时，由于美方拒绝中国留学生学习军事，并排斥华工，国内反美情绪高涨。
　　
　　 1881年，清廷以“容闳纵恿学生荒废中学，剪辫入教”为由，下令撤回在美全部留学生。留美学生中有耶鲁大学22人、麻省理工学院7人、纽约州瑞萨莱尔理工学院5人、哥伦比亚大学3人、哈佛大学1人，多数再过一两年即可毕业，中途荒废学业，实为可惜。容闳代表留美幼童向清政府据理力争，又动员美国各种力量出面斡旋，最终失败。1881年7月，留美幼童94人分三批凄然回国。头批21名送上海电报局，二、三批由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留用23名，其余50人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留美近十载、耗资数十万的幼童留学计划就此不幸夭折。
　　
　　 留美幼童归国后，被视为“洋鬼子”和危险分子，倍受冷遇。留美幼童虽然不受重视，但他们自身艰苦奋斗，勇于任事，凭借所学的近代科学知识，很快成为洋务机构的骨干，受到世人瞩目，清政府也开始后悔当初的撤局之举。在留美幼童中，从事工矿、铁路、电报业者30人，其中工矿企业负责人9人，工程师6人，铁路局局长3人；从事新式教育者5人，其中大学校长2人；从事外交、政务者24人，其中领事、代办以上外交官12人，外交次长、公使2人，外交总长2人，内阁总理1人；投身海军建设者20人，其中海军将领14人，海军元帅2人；从事商业活动者7人。著名的有中国铁路第一人詹天佑、中国机器采矿开山祖吴仰曾、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外务部尚书梁敦彦、外交总长梁如浩、驻美公使梁诚、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学校校长唐国安、中国电政总局局长周万鹏、上海电报局局长朱宝奎等。
　　
　　 幼童留美开创了中国留学教育的先河，迈出了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步。幼童留美为以后的庚款留美、留欧、留日及其它近现代留学教育摸索了方法，积累了经验。如留欧学生派遣时，吸取幼童留美教训，留学年限大为缩短，学生年龄更加成熟，国学功底更加深厚，专业选择上也更有针对性。通过留学生的派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被大大提速。1913年，留美幼童梁敦彦、詹天佑会同顾维钧、蔡元培、颜惠庆、王正廷、周诒春等在北京发起成立了欧美同学会，提倡“修学、游艺、敦谊、励行”。欧美同学会曾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推动“留法勤工俭学”，号召海外青年归国抗日，联系海外专家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提倡“科教兴国”，为国家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留美幼童对中国现代大学的兴起有开拓之功。蔡绍基、梁敦彦、梁如浩是北洋大学堂的具体创办人，北洋大学堂开启了中国现代理工科高等教育的先河。梁诚在任驻美公使期间，对促成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给中国起了重要作用。靠着这笔钱，清华学校得以建立，众多中国学子得以赴美留学。唐国安是清华学校的首任校长，他大胆改变学制课程，使清华学校实际上具备了美国大学的部分教育职能，并解决了学校的土地问题。
　　
　　 中国现代大学的发起人是洋务派，代表学校是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主导者是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北洋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驻在天津，负责北方对外事务，初为曾国藩，后为李鸿章；南洋大臣由两江总督兼任，驻在南京，负责南方对外事务，曾国藩、左宗棠、曾国荃、刘坤一先后担任。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大多是岳麓书院的弟子。1895年，津海关道盛宣怀动用海关税收在天津创办了西学学堂，1903年改为北洋大学堂。1896年，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筹得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捐款在上海创办了南洋公学，1911年改为南洋大学堂。盛宣怀是秀才出身，1870年成为李鸿章的幕僚，负责实业，他认为“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留美幼童蔡绍基是北洋大学堂的首任领导人，淮军将领何嗣焜是南洋公学的首任领导人，何嗣焜出身诸生。北洋大学堂原定为工科，南洋公学原定为法科和文科，相互配合，但实业救国的形势使得这两个学校最后都变成了工科。北洋大学堂后为北洋大学，今为天津大学，南洋大学堂后为南洋大学、交通大学，今为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新竹交通大学。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09-28　14:35:31 　　
　　
　　 中国的19世纪是岳麓书院的世纪，以岳麓书院学子魏源、严如煜、陶澍、贺长龄为代表的湖南士大夫集团和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刘坤一为代表的湘淮军事政治集团先后发起经世改革和洋务运动，对传统中国进行了修补，对现代中国进行了探索。继他们之后，时代的风头转向了广东。继他们之后，岳麓书院仍然培养出唐才常、沈荩、范源濂、范旭东、杨昌济、程潜等著名学子。抢过岳麓书院风头的还有长沙本地的时务学堂和城南书院。时务学堂培养了护国名将蔡锷。城南书院有辛亥革命元勋黄兴，它后来改成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湖南一师校歌中唱到：“衡山西，岳麓东，城南讲学峙其中。人可铸，金可熔，丽泽绍高风。多材自昔夸熊封。男儿努力，蔚为万夫雄”，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仍然在湖南士人中传承，毛泽东、蔡和森都是湖南一师的学生。从1913年到1922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前后共生活九年。
　　
　　 在大清封建王朝的末日，岳麓书院也走到了终点。杨昌济在留学东西洋归来后，提出将岳麓书院改办成现代大学，并主持筹备。岳麓书院的继承者现为湖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仍然以实学、伦理学著称于世。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在假期两次入岳麓书院寄读，对书院讲堂正门横匾上的“实事求是”印象深刻。若干年后，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做了新的解释，并把这四个字写下来嵌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的大门口。毛泽东继承了湖湘文化注重实践、经邦济世的精神，抛弃了传统士子脱离人民、空谈道德的弊病。在留日学人杨昌济、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下，毛泽东走上了彻底的革命道路。几十年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几十年后，毛泽东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题写了新的校训“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09-28　14:40:07 　　
　　请看下章《维新派——思想的力量》
　　
　　 甲午战争爆发，洋务运动失败，器物层面的革新挽救不了中国的命运。末代士人康有为在中西文明的碰撞中又向前走了一步，他极力主张制度变革。在广州万木草堂，康有为培养出了梁启超、陈千秋、徐勤等维新健将。康有为、梁启超师徒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戊戌变法耀眼登场。康有为的强学会囊括众多朝廷精英，梁启超的政论文影响众多社会阶层。现代公共舆论出现，知识分子阶层形成。北京大学诞生，现代大学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尽管“戊戌六君子”被顽固派杀害，维新运动表面上失败了，但变革的思想广为传布，清廷最终被迫进行立宪新政，各省普遍成立议会--谘议局。等到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各省就纷纷宣布独立，清朝统治土崩瓦解。随着革命的兴起，中国传统被彻底荡涤，康有为、梁启超不能接受，他们也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弊端，转而维护国粹。在康梁的开启下，新儒家代代不息，时而掀起国学大潮。康梁的“少年中国”、“新民”、“改造国民性”、“大同”、“小康”、“合时”、“渐进”、英雄史观、“开明专制”、“民意外交”等思想都有深远影响。
　　
　　 广东为什么走在了时代思想的潮头？康有为怎样从科举不顺走向新的天地？康有为如何以一己之力促成戊戌变法？为什么说梁启超一人可抵万夫？维新派与顽固派怎样博弈？袁世凯告密的历史真相是什么？梁启超为什么呼吁中国之武士道？蔡锷怎样提出枪杆子里面成革命？清廷怎样把自己搞死？蔡锷、黄兴、袁世凯为何在同一年病故？梁启超为什么说老师康有为是“大言不惭之书生”？为什么政治家喜欢孙中山而知识分子喜欢梁启超？……
　　
　　

作者：东郭疏影  回复日期：2009-10-05　20:35:02 　　期待后文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11-09　22:30:27 　　各位网友：
　　
　　 由于家里有点事耽误，没有及时更新，非常抱歉！我会在近期上传新的内容。
　　 有朋友认为本书主题不够鲜明，为弥补这一缺憾，特将各章节名称加以补充。另外为避免争议，书名也做了修改。
　　 新的题目如下：
　　
　　 《大团队：一百五十年来的英雄与国运》
　　
　　第一章 岳麓士：使命的力量与中国的转折化
　　
　　第二章 维新派：思想的力量与中国的启蒙化
　　
　　第三章 留日生：精神的力量与中国的共和化
　　
　　第四章 北洋将：技术的力量与中国的武装化
　　
　　第五章 黄埔军：信仰的力量与中国的独立化
　　
　　第六章 抗大人：实践的力量与中国的民权化
　　
　　第七章 留苏生：专业的力量与中国的工业化
　　
　　第八章 77、78级：理想的力量与中国的精神化
　　
　　第九章 IT精英：革命的力量与中国的信息化
　　
　　第十章 海归派：差异的力量与中国的国际化
　　
　　
　　

作者：给上帝打工  回复日期：2009-11-10　15:26:32 　　真相▄︻┻═┳一决不放过你
　　
　　长江，长城。
　　黄山，黄河。
　　商周文明，汉唐雄风，第一共和。
　　是我五千年的怏怏古国！
　　任岁月剥去红妆，依稀昨日，大国沧桑。
　　重新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龙的子孙又一次陷入迷茫……
　　透过重重迷雾，在那似灭不灭的微光中，能否探寻迷雾背后的真相！
　　
　　诚邀有兴趣的朋友加入“★煮酒论史★”QQ群，与大家一起煮酒把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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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dt168  回复日期：2009-11-10　17:04:44 　　o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11-15　18:11:28 　　
　　
　　原书名打算更改为《十群志士与中国》
　　
　　第一章也做如下修改：
　　
　　第一章 岳麓士：使命的力量与中国的转折化
　　
　　一、湖湘学派的传统
　　
　　二、不向乾嘉学派低头
　　
　　三、从书生到将军
　　
　　四、曾国藩怎样治军
　　
　　五、湘淮军事政治集团的兴起
　　
　　六、理学和实学的平衡
　　
　　七、也要船坚炮利、富国强兵
　　
　　八、自强为什么失败
　　
　　九、国防问题
　　
　　十、留学欧美的起步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11-15　18:21:51 　　
　　《十群志士与中国》
　　
　　第二章、维新派：思想的力量与中国的启蒙化
　　一、大人物的出现需要几代人的积累
　　二、常州学派与康有为托古改制思想的出炉
　　三、从日本松下村塾到广州万木草堂
　　四、变法的博弈
　　五、失败不是绝对的
　　六、痛定思痛
　　七、清廷断腕真的很难
　　八、秀才梁启超与大兵袁世凯的战斗
　　九、私欲膨胀必须说不
　　十、晚节
　　
　　第三章、留日生：精神的力量与中国的共和化
　　一、日本为什么值得学习
　　二、各方的算盘
　　三、基因在留日形成
　　四、革命一词源自日本
　　五、孙中山民族民权民生思想的落地
　　六、从日本武士剖腹到中国文人跳海
　　七、皇帝打倒了
　　八、称雄全国的留日士官生
　　九、彻底革命
　　十、风萧萧兮易水寒
　　
　　第四章、北洋将：技术的力量与中国的武装化
　　一、不被看好的陆军第一学府
　　二、袁世凯与北洋三杰的发迹
　　三、练兵要有新方法
　　四、从军事走向政治
　　五、大练兵必须大办学
　　六、领导晚清政局
　　七、北洋将军多学生
　　八、高级军校与初级军校的分立
　　九、北洋威权主义思想的失败
　　十、保定军校毕业生的天下
　　
　　第五章、黄埔军：信仰的力量与中国的独立化
　　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有私心
　　二、入学竞争很激烈
　　三、主义立校
　　四、蒋介石的军国民思想和儒家思想
　　五、从黄埔校军到中央军
　　六、军校浮沉
　　七、黄埔一期
　　八、黄埔与共产党建军
　　九、黄埔系、蓝衣社
　　十、为信仰而奋斗、牺牲
　　
　　第六章、抗大人：实践的力量与中国的民权化
　　一、毛泽东实践论和革命思想的萌芽
　　二、国民党也说“农为党本”
　　三、游击战产生
　　四、从黄埔到红埔
　　五、要弄大局面需要办大学校
　　六、知识青年从军
　　七、“把抗大分散到各地方去”
　　八、“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是本领恐慌”
　　九、抗大人为什么打败了黄埔人
　　十、走进新时代
　　
　　第七章、留苏生：专业的力量与中国的工业化
　　一、“骑墙是不行的”
　　二、苏联与中国革命
　　三、革命者后人
　　四、美国拒绝了新中国
　　五、优中选优
　　六、苏联之大
　　七、勤奋赢得尊重
　　八、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九、“俄文的一代”
　　十、苏联专家来华、中国高校院系调整
　　
　　第八章、77、78级：理想的力量与中国的精神化
　　一、邓小平改革思想的亮剑
　　二、青春留在了苍茫大地
　　三、大家都很珍惜
　　四、理想主义的年代
　　五、文艺打动心灵
　　六、思想永恒
　　七、经济学家改变中国
　　八、法科，下一个王者
　　九、理工科群雄
　　十、知识型干部
　　
　　第九章、IT精英：革命的力量与中国的信息化
　　一、信息时代到来
　　二、中国要跟上
　　三、中关村兴起
　　四、中国人用上了电脑
　　五、英雄的成功秘笈
　　六、消费电子时代
　　七、互联网大跃进
　　八、量子理论
　　九、长江后浪推前浪
　　十、通吃
　　
　　第十章、海归派：差异的力量与中国的国际化
　　一、出国潮
　　二、外国的月亮
　　三、中国的太阳
　　四、财经的时代
　　五、中介组织
　　六、传媒崛起
　　七、智库
　　八、象牙塔里的变革
　　九、新文化
　　十、公共管理新气象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11-15　18:25:28 　　
　　《十群志士与中国》
　　　　
　　　　第二章 维新派：思想的力量与中国的启蒙化
　　
　　 1890年，康有为在广州提出“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他开办万木草堂，“逆乎常纬”，“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志在“制造新国之才”。万木草堂开创了一代新学风，培养出梁启超、陈千秋、麦孟华、徐勤等维新人才。梁启超学贯中西，一人可抵万夫，他是维新思想的传播者、戊戌变法的领导人、清末新政的设计人、护国战争的组织者、现代传媒的奠基人、政党政治的发端者、渐进变革的倡导人、国民精神的塑造者、现代学术的开拓者、中国文化的守护人，对现代中国有深远影响。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11-15　18:28:46 　　
　　 一 大人物的出现需要几代人的积累
　　
　　 岳麓书院是清代著名的地方学术中心，同样著名的地方学术中心还有广州的学海堂。当岳麓书院著名学子、两江总督陶澍积极鼓吹行政改革时，学海堂的创建人、两广总督阮元也在热烈呼吁振兴道德和文化。二人引一时之潮流，倍受全国瞩目。阮元，江苏人，乾隆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浙江学政、湖广总督，官至大学士。1801年，阮元以浙江巡抚的身份在杭州西湖边建了一个书院，取名“诂经精舍”。诂经精舍之所以不以书院为名，是为了避免科举至上。阮元非常重视训诂之学，他认为圣贤之道皆在《五经》中，要读懂《五经》，必须借助训诂之学。汉代学者对《五经》的训诂最贴近《五经》本义，许慎的《说文解字》解开了周朝文字的秘密，郑玄等人对《五经》做了具体的注释。诂经精舍办学就以训诂学为主，祭祀汉代学者许慎和郑玄。阮元除亲自授课外，还聘王昶、孙星衍等著名学者主讲。在这些一流人才的经营下，诂经精舍培养出了很多著名学子，成为东南地区的学术中心。1826年，身为两广总督的阮元又在广州城北的秀山越王台故址创建学海堂。学海堂与诂经精舍相似，也以研习经史训诂为务，具体内容有《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文选》、《杜诗》、《昌黎集》等。学生每日任选一书，或阐发自己的理解，或加以评点，共同讨论，互相切磋。
　　
　　 阮元既是一位笃诚的学者，也是一个精明的行政官员。这个时期学术的风气已开始转变。广州在中国的地位也迅速提高，既是商业中心、政府财源，也是战略防御的焦点。学海堂一方面要求学生掌握经典著作，一方面注意把经籍的原则应用到当代的问题上。学海堂的主讲人一般都既通学术，又懂实务。林伯桐是一位哲学家和军事战略家，曾拟出镇压广东海岸海盗的建议，并主张对汉代经学和宋代理学取折衷态度。曾钊在鸦片战争中负责谋划广州城防，后来做了一个关于城防的十点意见。徐荣写了不少高质量的征剿海盗的军事论文。梁廷楠、曾钊、林伯桐、吴兰修一起编撰了广东海防地理志。学海堂也认可西方自然科学，阮元认为“西洋天学诸书，略能于事求理”，即通过实验证明其理论，因此学海堂“兼采泰西诸说”。阮元创办的诂经精舍、学海堂不以科举应试为业，转而关注思想、文化、学术，开风气之先，给中国传统带来了生机。诂经精舍、学海堂对晚清的书院影响很大，各地纷纷效法。学海堂在全国的崛起提升了广东的文化层次，使大家的产生成为可能。
　　
　　 康有为，1858年生，广东南海人，出身于书香世家，祖上为官。康有为年少时受到祖父康赞修良好的教育，但科举并不顺利。十九岁开始康有为跟随当地名儒朱次琦学习，历时三年。朱次琦教学重“四行五学”，四行是“敦行孝悌、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五学是“经学、史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辞章之学”。朱次琦主张“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扫去汉、宋之门户，而归宗于孔子”。康有为受其影响，“以圣贤为必可期”，“以天下为必可为”。又攻读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等人论述历史的著作，于是“议论宏起”。国家的危亡、科举的不顺使康有为对传统的文化学术发生了怀疑。1879年，康有为入西樵山，居白云洞，专研道家、佛学之书，“养神明，弃渣滓”。大乘佛教打动了康有为，他很赞赏其中的菩萨救世主，有志普渡众生。
　　
　　 在京师任职的张鼎华等人来游西樵山，使康有为接触到了当时正在酝酿的改良主义思潮。不久，康有为“薄游香港”，见到英国侵略者所建立的殖民统治秩序，很有感触，认为西洋的制度比中国好，从此开始留意西学。1882年，康有为赴顺天乡试，路过上海，大开眼界，对西洋的东西更加推崇，“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他在上海买了很多介绍西洋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译著，其中江南制造局出版的西学书籍被他买走四分之一以上。1883年，康有为又购《万国公报》。这一年，康有为创立“不裹足会”，鼓励妇女放开捆脚。
　　
　　 1885年，康有为研究数学，以几何理写《人类公理》。在书中，他打通文理、儒佛、中西各种思想，志在探求社会、历史规律。康有为认为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天地生人，本来平等”，但是人有自私心、统治欲，于是“人不尽有自主之权”、“君主威权无限”，因此要“以互相逆制立法”，使之平等。《人类公理》后经多次修补，定名为《大同书》发表。《大同书》描述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绘制了大同社会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美好蓝图。
　　
　　 康有为生活在广东，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外国军事、经济、宗教侵略的压力，这使他忧心忡忡。1886年，康有为向当时驻广州的张之洞上书，提议翻译西洋有关政治的书籍，1888年，康有为趁赴京应试的机会，不顾清代禁止非官员的士子直接向朝廷上书的规定，上书请求变法。他痛陈民族危亡，指责守旧派苟且偷安，批评洋务派假公济私，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政治主张。康有为一个小人物的上书最终没能到达光绪帝手上，他本人也受到守旧分子的嘲笑和攻击。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11-15　18:32:28 　　
　　 二 常州学派与康有为托古改制思想的出炉
　　
　　 1890年春，上书失败的康有为在广州会见了四川学者廖平，深受启发。廖平师从湖南著名儒生王闿运，王闿运也继承了湖湘学派的经世传统，以研究帝王学著称于世。王闿运与魏源、曾国藩等人同道，对正统的乾嘉考据派经学学风不以为然。经学传统始于汉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思想学术界的主要工作就变成了研究儒家经典，被称作“两汉经学”，简称“汉学”。两汉经学有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分。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家经典被销毁，汉初当政者就搜集整理通过师徒父子口头流传下来的经典，用汉代流行的隶书做了记录，被称为“今文经”。研究今文经的学问就叫今文经学，今文经《春秋•公羊传》中的“大一统”观点很受汉武帝欣赏，影响深远。西汉中叶，有一批用先秦古文书写的儒家经典出土，据说是从焚书坑儒中幸免的，被称为“古文经”。古文经出现后，今文经学就衰落了，古文经学成为主流，王莽变法、王安石变法都以古文经《周官》即《周礼》为理论依据。上千年来，今文经大多亡佚，只有《春秋•公羊传》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后来的今文经学于是称公羊学。但是一直有人质疑古文经的真实性，宋代学者阎若璩对古文经进行了系统的证伪研究。到了清代，常州人庄存与、刘逢禄对今文经很感兴趣，着力研究，形成了“常州学派”，与以古文经学著称的乾嘉学派截然不同。问题在于古文经学埋首故纸堆，脱离实际，而今文经学关注政治和道德。刘逢禄认为《公羊传》是对西汉哲学和历史解释的一部权威、正统的说明，在《公羊传》里，“所不书多于所书”，微言大义。刘逢禄的学生龚自珍、魏源主张“通经致用”，“以经术为治术”，他们利用《公羊传》来“托经议政”，指点江山，影响了一个时代。廖平对今文经的研究尤深，他认为古文经系刘歆伪造，今文经是孔子的原始思想。
　　
　　 康有为热衷经世的政治、道德学说，与今文经学一见钟情。他觉得陆王心学虽“直捷明达，活泼有用”，但不如今文经学“灵活”；佛教哲学虽讲“慈悲普渡”，但“与其布施于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康有为对《公羊传》“三世说”很有兴趣，“三世说”是作者解释春秋时期历史所讲的“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东汉学者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诂》，将三世说发展成为一种朴素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说”用发展变化的眼光观察历史的进程，可以用来宣传社会变革。康有为后来结合《礼记•礼运》的小康、大同概念，提出了“乱世--小康（升平）--大同（太平）”的社会发展模型。大同学说虽然受到了西方进化论思想的一定影响，但民族性还是很强的。康有为反对“弱肉强食”的理论，说“若循天演之义……其卒也仅余强者之一人，则卒为大鸟兽所食而已”。
　　
　　 康有为看中了西洋的制度，有意学习西方变法革新以富国强兵，同时他的教育背景又使他对中华文明充满了眷恋，因此他要将中西结合起来。在当时的环境下，康有为也不可能彻底告别中国传统。骨子里的教育还使康有为对基督教入侵中国极其反感，他要保卫中国文化。这一年，康有为提出“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今文经学微言大义，比较笼统，便于自由解释，因此成为康有为结合中西的一把钥匙，他要从中国经典的微言中“解读”出西洋的思想。也可以说康有为认为西洋的制度与孔子儒学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中国古代有“六经注我”，康有为欣赏的陆王心学的宗师陆九渊更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康有为有救国救民的使命感，他要推行自己对救国的认识，这种认识最好能成为共识，因此康有为要抓正统的儒家的教义解释权，把自己的认识变成儒家思想的题中之义。康有为首先推出了《新学伪经考》，宣布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古文经学“伪”。《新学伪经考》的思想来自廖平，该书认为东汉以来流传的儒家经典多是刘歆、郑玄伪造散布的，所以称其为“伪经”。由于刘歆辅佐的是王莽篡夺皇位后建立的新朝，所以这个经学是“新学”。新学是王莽为篡位而制造的材料和理论，流传了下来。从刘歆开始的经学注释研究的不是真正孔子的经典。《新学伪经考》得出结论东汉以来的儒家正统理论汉学、宋学（宋代理学）是不可靠的，守旧派的“恪守祖训”主张就站不住脚了。今文经学就获得了解释儒家思想的资格。康有为还效仿西汉董仲舒的神学说教，奉孔子为教主，把今文经学置于独尊的地位。
　　
　　 康有为接着把西洋的制度嵌入今文经学，实现了中西结合。康有为推出了《孔子改制考》，把孔子塑造成一位伟大的政治革新者。根据《公羊传》孔子“受命改制”的微言，康有为说孔子在生前受天之命，要为即将到来的新王朝设计新制度。孔子认为人类历史不可抗拒地从据乱世通过升平世发展到最后的太平世，每一世都有与它相对应的政治制度，据乱世为专制君主制，升平世为君主立宪制，太平世为共和制。随着历史通过三世向前发展，制度的变革是不可避免的。这样，康有为要求变法走西洋立宪道路就名正言顺。《公羊传》里的“改制”概念主要是指礼制的改变，康有为延伸到政制上来，体现了他注重政、教联系的思想，所以他才终生以“保国、保教”为志。
　　
　　 康有为从古代经典中找到了“合时”一词来作为变法维新的根据，这个概念在经典著作中并非罕见。“合时”是孔子推崇的，孔子认为人们只应在现代意义上利用古代事例。所谓“托古改制”指依托过去的典范，但不盲从，适当改革以顺应当前情况。“合时”思想使康有为的理论能够取信于人，也促进了时人担当起自己的责任。
　　
　　 康有为还拾取了《周易》的“变易”思想，大力鼓吹“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康有为认为“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这种思想与正统的信古、崇古、复古主张截然不同，为变法革新做了理论准备。
　　
　　 康有为对儒家教义的解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促进了变革思想的推广。同时，康有为的解释也有一个弊端。儒家思想既然可以被如此广泛地引申，它也就不再是一种独特的思想，走向了“人类公理”。因此，传统士人认为康有为“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当儒家思想被弄得面目全非时，它的号召力就小了。任何一种思想，都得有自己的基本盘。所以曾国藩最终还是选择了捍卫儒家思想的基本面貌。当然也可以说，康有为的思想是一种不同于儒家思想的新思想，可以建立新思想的号召力。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11-18　13:31:41 　　 上一段改了一下：
　　
　　 康有为对儒家教义的解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促进了变革思想的推广。康有为的解释也有很多违背儒家基本思想的地方，传统士人因此骂康有为“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其实，康有为是出于维护儒家思想的动机的，他先期看到了儒家思想的危机，他要在新时代让儒家思想焕发青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所以他对儒家思想进行现代化，将儒家思想与西洋思想调和。康有为对儒家思想（孔子思想）还是很欣赏的，想通过革新来重振儒家的权威，他说：“天下道术至众”，而孔子“因时立教”，应“以孔子为折衷”。康有为希望以孔子思想来保持中华民族的道统，但道统是有一定范围的，它不能涵盖人们思想的全部。孔子思想本身也有等级主义的倾向，所以才被历代统治者追捧，康有为把孔学推上宗教的层次更是违背人类追求思想解放的天性。
　　
　　 康有为是主张中体西用的，他说“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此后，《万国公报》主编沈寿康明确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经张之洞《劝学篇》的大力宣扬，一时风靡朝野。康有为和张之洞分属维新派和洋务派，他们的中体西用词语上一样，但所指并不相同。洋务派所提倡的“中学”主要指中国的传统儒学，维新派的“中学”是微言大义的儒学。洋务派的“西学”主要指西方的科学技术，维新派的“西学”包括西方的“政学”和“艺学”，即制度文明和物质文明，以政学为先。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11-18　13:34:13 　　
　　 三 从日本松下村塾到广州万木草堂
　　
　　 康有为的声名逐渐响了起来。1890年，学海堂的高材生陈千秋在广州云衢书屋拜访了康有为，很是佩服。陈千秋告诉同学梁启超，康有为的学说“乃为吾与子所未见”，“吾与子今得师矣”。梁启超于是也去一睹风采。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梁启超感觉像“冷水浇背，当头一棒”。“大海潮音，作狮子吼”是佛教用来形容佛祖说法时的词语，梁启超以此来评价康有为，可见其对康有为的敬佩。梁启超因此决定舍弃旧学，转拜康有为为师。此时梁启超为举人，而康有为仅是秀才。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生于1873年，士绅家庭出身。梁启超年少时饱读诗书，十二岁中秀才，那时他埋首八股文中，“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1885年，梁启超进入广州学海堂学习汉代经学。经学注重考据，广征博引，比八股文活泼得多，使梁启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889年，17岁的梁启超参加乡试中举，名列第八，被誉为“岭南奇才”。主考官李端棻很欣赏梁启超的才华，将堂妹李蕙仙许配给了他。李端棻地位很高，梁启超并没有迷恋上“学而优则仕”的金光大道，他一心向学，夫人也非常支持。结识康有为后，梁启超与陈千秋等退出学海堂，投入康有为门下。1891年，康有为受梁启超、陈千秋之请在广州长兴里开办万木草堂，变法维新事业起锚了。
　　
　　 康有为之前，东邻日本已有先例。吉田松因，日本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志士，被称为“明治维新第一人”。吉田松因少时得叔父、山鹿派军事学者吉田大助家学相传，又师从佐久间象山学习王阳明心学和西方的洋学。吉田松因自号“二十一回猛士”，意寓百折不挠、实现理想。他自言已猛过三次，第一次是不经地方批准，私自出游，广泛考察日本社会，回来后被削去士籍；第二次是面对外国侵略者的船坚炮利，向地方官进言改革军事，不被当权者接受；第三次是美国威逼日本幕府政府签订不平等的《日美修好条约》后，吉田松因欲搭乘美国军舰偷渡海外，了解外国情况，遭到美方拒绝，他也被投入日本监狱。吉田松因在狱中勤奋读书写作，并开讲《孟子》教育同犯。他说：“事君者谏死可，下狱可，饥饿可，身败裂可，但人臣之道不可失，崇尚节义之国风不可失”。出狱后的1856年，吉田松因在家乡开办“松下村塾”，招收学生。学生不分贵贱，大多出身于下级武士、农民、商人家庭。吉田松因宣传维新思想，鼓吹尊王攘夷，对学生因材施教，鼓励学生勇于实践。他在松下村塾教学时间不到两年，学生也仅有几十人，但却出了许多杰出人物，如久坂玄瑞、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木户孝允、井上馨、入江久一、吉田稔麿、前原一诚、益田右卫门介、品川弥二郎等。松下松塾被喻为“明治维新的胎动地”。1858年，吉田松因策划倒幕运动被地方政府出卖，次年遭到幕府政府杀害，死时年仅三十岁。吉田松因说：“明知此下场，欲罢却不能，此乃大和魂”，他的弟子前仆后继，终于促成了明治维新。吉田松因在他的《幽室文库》中曾言：“凡英雄豪杰之立事于天下、贻谋于万世，必先大其志、雄其略、察时势、审时机，先后缓急，先定之于内，操所张弛，徐应之于外”。
　　
　　 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原为“邱氏书室”，是广东邱氏子弟到省城应试的居住处，有房三间三进。康有为著《长兴学记》以为学规，以“制造新国之才”为办学宗旨，强调治学要“逆乎常纬”，反对“积习”。康有为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纲，在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学外，增加经世之学以“通变宜民”。康有为所讲授的义理之学包括中外哲学，经世之学包括中外政治沿革及其得失和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考据之学包括中外史地、数学、格致学，辞章之学包括传统辞章和西方语言文字。演说、游历（考察）、体操也被列为“科外学科”。讲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公法比例推断之”。在教学方法上，康有为“每讲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并引欧、美事例以作比较证明”。学生除听讲外，“主要是靠自己读书、写笔记。当时入草堂，第一部书就是读《公羊传》，同时读一部《春秋繁露》。除读中国古书外，还要读很多西洋的书”。学生每人都有一本功课簿，“凡读书有疑问或心得即写在功课簿上，每半个月呈缴一次”，由康有为一一批答。万木草堂这种注重思考的教学方法、联系时务的教学内容迥异于传统的读经诵诗，开创了一代新学风，培养了梁启超、陈千秋、麦孟华、徐勤等优秀学子。梁启超曾说：“生平知有学自兹始”，“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1892年，万木草堂移往广州卫边街邝氏祠。第二年冬，迁至广府学宫仰高祠，这时学生数达到一百多个。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11-18　13:44:30 　　 四 变法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中国又一次惨败。1895年4月17日，清廷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举国震惊，以前败于西方列强失去了天朝上国的荣耀，现在败于日本则连东方大国也丢掉了。康有为趁入京应试的机会，于5月初向朝廷上书。在上书中，康有为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康有为认为变法着重在富国、养民和教民三方面。他提出的富国之法有：一，造钞票、设官银行，以扩充商务；二，建筑铁路，收回利权；三，制造机器、轮舟，奖励新制造，发展、保护民营工业；四，改进矿业；五，铸银，各省设铸银局；六，设邮政局。养民之法有：一，务农；二，劝工；三，惠商；四，恤穷。教民之法是分立学堂、开设报馆，以“化导愚民，扶圣教而塞异端”。这是康有为的第二次上书，仍然没有被光绪帝看到。不久考试结果公布，康有为得中进士，授工部主事。5月29日，康有为又呈送《上清帝第三书》。上书中提出了变法的步骤，指出自强雪耻之策是“富民、养民、教士、练兵”，为落实这些政策，就应该“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广其选”、“通下情而合其力”。这次上书经朝廷要员袁世凯转达，终于被光绪帝看到。接着，康有为又上《第四书》，正式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但被守旧派拒绝代呈。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11-18　13:47:18 　　
　　 康有为一方面不断上书光绪帝，以争取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另一方面联络同志，结-社办报，以形成民间力量。“既上书求变法于上，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康有为认为“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合群非开会不可”，于是“日以开会之义号之于同志”。1895年8月17日，康有为在京师创办《万国公报》，“遍送士夫贵人”，使他们“渐知新法之益”，并告诉他们结社的必要性。11月，康有为在京师成立强学会，又名译书局、强学书局，“专为中国自强而立”。参加强学会的既有梁启超、陈炽、沈曾植、沈曾桐、文廷式、丁立钧、杨锐等一般人物，也有户部尚书翁同龢、工部尚书孙家鼐、大学士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连李鸿章也愿出银两千元加入，遭到康有为拒绝。京师强学会成立之际，康有为又南下游说张之洞，于12月在上海设立强学会。强学会定出了章程，明确结社的目的是“通声气、聚图书、讲专门、成人才、扶圣教”。12月16日，《万国公报》改为《中外纪闻》，双日刊，记录时政。1896年1月12日，《强学报》创刊，以孔子纪年，欲“托古以改今制”，倡导维新变法。
　　
　　 维新派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引起了守旧派的恐慌。1896年1月20日，杨崇伊上疏弹劾强学会，“请饬严禁”。于是，强学会被改为官书局，定位于“译刻各国书籍”，不准议论时务，不准臧否人物。维新派没有屈服，他们以《强学报》为基础在上海创办《时务报》，黄遵宪、汪康年负责，梁启超任主笔。梁启超以新颖犀利的议论和通俗流畅的文字，写出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一系列文章，系统阐述了维新变法理论。他指出：中国要富强，必须进行变法，“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梁启超鼓吹“民权论”，认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呼吁要“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梁启超的文章深入浅出，饱含感情，有很强的鼓动性，影响力很大。严复评价道：“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时务报》的销量达到一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
　　
　　 《时务报》的尖锐言词引起了资助者张之洞的不安，他拉拢汪康年排挤梁启超，梁启超被迫离开。当时湖南巡抚陈宝箴提倡维新，注重启发民智，其子陈三立与熊希龄、黄遵宪、江标、谭嗣同、唐才常、徐仁铸等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邀请梁启超出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注重政治，培养出了李炳寰、林圭、蔡锷、秦力山、范源濂、傅慈祥、周宏业、杨树达等优秀学子。梁启超诸人有意效仿日本明治维新依靠地方力量的模式，在湖南开展改革试验。他们组织了南学会，想增进绅权来削弱皇权。湖南的维新运动受到了当地保守势力的攻击，双方展开论战，王先谦、叶德辉是保守派领导人，王先谦时任岳麓书院山长。保守派学者曾廉说：“中国一切皆非为制度之不良，而但为人心之败坏而已”。最终湖南的地方改革试验失败，梁启超身心交瘁地回到了京师。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11-20　22:48:44 　　
　　 维新派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引起了守旧派的恐慌。1896年1月20日，御史杨崇伊上疏弹劾强学会，指控它放谈时政，“请饬严禁”。于是，清廷取缔了强学会，改为官书局，定位在“译刻各国书籍”。维新派没有屈服，他们以《强学报》为基础在上海创办《时务报》，黄遵宪、汪康年负责，梁启超任主笔。《时务报》清新务实，受到了地方政府的广泛关注，至少有十一个省的长官命令所属衙门购买研究。《时务报》最盛时销量达到一万余份，遍布在十五省以及东南亚和日本的华侨界，甚至西安、兰州、成都等内地城市，“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
　　
　　 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许多文章，详细阐述了维新变法思想。梁的文章议论犀利，文字通俗，饱含感情，有很强的鼓动性，影响力很大。严复评价道：“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梁启超因此以一介少年之身而获得了与老师康有为齐名的殊荣。梁启超在文中指出：中国要富强，必须进行变法，“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
　　
　　 梁启超鼓吹“民权论”，说“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他认为君主专制妨碍在民众中间产生力量和生气，从而影响国家的富强。君主专制还阻碍人们之间的交往，从而不利于民族团结。梁启超虽然主张“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开展人民参政，但他也认为中国“民智未开”，不能骤然把权力交给民众，而应先交给受过教育的士绅，实行“君民共治”，实质上是“君绅共治”、“君绅共和”。梁启超认为在民智未开之前，有功名的地方士绅是社会精英，“其于民之情形熟悉，可以通上下之气”，他也承认士绅教养不足、觉悟不高，所以要通过学会和报纸来教育士绅。
　　
　　 梁启超并非想在中国形成精英政治，他的根本追求还是民众共和。他说：“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兴民权斯固然矣，然民权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权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今日欲兴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清朝要进行政治变革，根本是要动教育制度，包括废除科举和建立全国的学校系统。梁启超认为这样才能在民众中普及识字和有用的知识，开展以中国文化传统和西洋政治经验为基础的政治教育，从而产生有知识的和有政治觉悟的国民。
　　
　　 梁启超注意抓住牛鼻子，他倡导女子教育和师范教育。梁启超认为女子受教育非常重要，“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他在《时务报》上发表《倡设女学堂启》，还拟订《女学堂试办章程》。梁启超是清末中国师范教育的开创者，在《论师范》中他说师范教育是“群学之基”，“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11-20　22:51:48 　　
　　 康有为一边宣传维新变法，一边关注形势的变化。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舰队驶入旅顺湾，强租旅大，中国的危机更加深重。康有为编写出《突厥（土耳其）削弱记》、《波兰分灭记》、《法国革命记》和《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彼得变法记》，进呈光绪帝，前者警告朝廷，后者指明道路。康有为说：如果当前再不变法强国，“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1898年1月24日，光绪帝派大臣在总理衙门与康有为会晤，“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康有为批驳了荣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顽固思想和李鸿章维持现状的保守思想，讲述了变法的具体措施。康有为变法的蓝图是日本的明治维新，他认为明治维新的要义有三点：一是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是设待诏所以征贤才，三是开制度局。制度局下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等十二局，分别推行各项新政。
　　
　　 在康有为多年的宣传鼓动下，各省旅京人士纷纷成立社团，如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关学会等。康有为为加强力量，决定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大社团，合群策、群智、群力，推动维新救亡，命名为保国会。1898年4月17日，保国会成立，拟定《章程》三十条，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倡导变法图强。保国会拟在京师、上海设总会，各省府县设分会。很快，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成立。面对维新力量的迅速壮大，守旧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抵制。他们纷纷上疏弹劾康有为，说他结党乱政、煽惑群众、“形同叛逆”，要求朝廷严禁。这样，保国会就难以发展，但它促进了各省的自保。
　　
　　 康有为也不示弱，他不仅自己上书朝廷，还组织其他大臣呼吁变法。康有为借杨深秀之名上了《请定国是而明赏罚折》，借宋伯鲁之名上了《请讲明国是正定方针折》。他直接对光绪说：“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光绪帝最终决定变法，有大臣反对说“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矣”，光绪答道“朕但欲救中国耳，若能救民，则朕无权何碍？”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诏中说道：“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讬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尚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
　　
　　 6月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进行了几个小时的谈话。光绪说：“国事全误于守旧诸臣之手，朕岂不知？但朕之权不能去之，且盈廷皆是，势难尽去，当奈之何？”康有为答道：“请皇上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光绪于是给了康有为一个在总理衙门的特殊职位，赋予其直接向皇帝上书言事的权力，其他一些维新派人士也被安排了职务。
　　

作者：半瓶石头  回复日期：2009-11-20　23:26:54 　　又有好东西看了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11-25　21:10:29 　　
　　 五 博弈
　　
　　 在维新派的设计下，到9月21日，光绪帝接连发布一百多道上谕，大力开展变法维新，史称“百日维新”。在8月底前，大多数法令涉及经济、军事和文教领域。在经济和军事领域，变法维新是对洋务运动的强化，提出了从中央到地方设立农工商局，在中央设立矿务铁路总局，设立邮政局，加强政府财政管理，训练现代化的陆军，加强海军，组织保甲和团练。文化教育方面的革新对洋务运动有很大突破，提出彻底修改科举制度，将八股取士改为考查注重时务的策论，建立京师大学堂、地方高等和初级学堂、军事学堂、工艺学堂，设立翻译局及编译学堂，奖励技术发明，鼓励出版书报等。
　　
　　 梁启超曾说：“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8月后期起，光绪的变法改革推进到了政府机构，一些衙门被撤销，一些具体的制度被要求改编，一些人员被替换。9月13日，光绪宣布他的决定，准备“开懋勤殿以议制度”，这样根本的政治改革就提上了议事日程。维新派的变法主张中也主要是政治制度方面的尚未被采行，如颁布宪法、建立国会和实现君民合治等。
　　
　　 维新派是主张全面变法的。严复说一思变甲即须变乙，至欲变乙又须变丙。康有为说：“购船置械，可谓之变器，不可谓之变事；设邮局、开矿务，可谓之变事，未可谓之变政；改官制、为选举，可谓之变政，未可谓之变法；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在康有为看来，制定宪法、建立民选议院才算变法，可以“摄百千万亿臣民之心智”，有利于国人团结和国家富强。康有为非常乐观，他向光绪表示：“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
　　
　　 光绪和维新派的变法触动了既得者的利益。废除一些衙门和改变官僚政治的现有管理制度会损伤许多在任官员的直接利益，维新派在政坛的崛起会威胁朝中高官的地位，军事改革会涉及裁汰很多现存的军队，修改科举制度使广大文人有失去晋身机会的危险。变法方案从根本上威胁了慈禧太后的权力，而她是最高领导人。清朝有制，皇帝年幼，以母后作指导。光绪并非皇帝的法定接班人，他是继其堂兄同治帝之位，能够上台完全是其姨娘慈禧太后的意志，因此他难以挑战慈禧的权威。同时，朝中主要大臣都是慈禧太后选拔的，即使最贴近光绪的帝师翁同龢也出自慈禧的赏识重用。慈禧是一个比较体恤属下的人，大臣们对她并不敌视。作为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并非一开始就反对变法维新，她是有富国强兵抱负的，慈禧说：“康有为要变法，为什么不来找我？”但是，变法不能损伤慈禧的利益，变法也不能超越慈禧的认识。光绪年轻，有一腔热血，可以牺牲自己，慈禧做不到。康有为的变法实际上将削去满清贵族的权力，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即使满清贵族中最开明、英武的恭亲王奕也坚决反对变法。
　　
　　 变法的迅速推进引起了既得者的恐慌，越来越多的既得者开始担心自己将成为改革的受害者。最终，既得者形成了庞大的集团，他们争取到了慈禧太后，双方的决战开始了。光绪变法集团与慈禧既得集团都在争夺军事支持者，慈禧命亲信荣禄出任直隶总督统率华北的全部军队，光绪则破格提升新建陆军的领导人袁世凯为候补侍郎，夸奖他：“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暗示袁世凯不要听荣禄的节制。既得集团准备发动政变废掉光绪，变法集团则密谋实行兵变囚禁慈禧。9月21日，既得集团率先发动政变，幽禁了光绪帝，慈禧太后重新当权“训政”。慈禧宣布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下令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并将保举维新人士的宋伯鲁予以革职。
　　
　　 “形势，昭然者也；人心，莫测者也。其昭然者不足以制，其莫测者亦从而转矣”。慈禧发动政变的当天晚上，在天津的袁世凯获悉消息。袁世凯反复思考，认为光绪的力量远不如慈禧，为避免维新派切断自己的退路，他决定先下手为强，把密谋兵变的责任推给维新派。袁世凯向荣禄告了密。慈禧得知维新派有废掉自己的计划后，恼怒至极，下令捕杀维新人士、尽废新法。万木草堂和时务学堂被查抄。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杨深秀、林旭、康广仁被杀害，人称“戊戌六君子”。袁世凯因为出卖维新派而遭到世人的唾弃，民谣唱道：“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11-25　21:12:34 　　
　　 谭嗣同本可与梁启超一块出逃，但他决定以鲜血唤醒国人，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近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梁启超也不是贪生怕死之徒，要求留下，谭嗣同说：“月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月性和西乡是日本明治维新时的志士，西乡即“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月性和西乡鼓吹维新救国，受到保守势力打压，月性以自杀明志，西乡则活了下来继续奋斗，最终取得了成功。月性曾作诗“男儿立志出乡关，学若无成不复还。埋骨何期坟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西乡后来在狱中也作诗“洛阳知己皆为鬼，南屿俘囚独窃生。生死何疑天赋与，愿留魂魄护皇城”，可读出酬答老友之意。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积极活动，呼吁勤王。他声称自己奉有光绪帝的“衣带密诏”，发出了《奉诏求救文》，列举慈禧太后大罪十条，称赞光绪帝“勤政爱民，大开言路”等“圣明”。康有为请求英国使馆参赞及上海领事、香港总督致电英国政府出面干预，还谒见英国子爵柏丽斯辉，并计划亲自去英国求救。在日本，康有为请文部大臣犬养毅予以支持，又上书同文会领导人近卫笃麿，表示“受衣带之诏，万里来航，泣血求救”。康有为还前往美国，企图运动美国政府出面，扶助光绪帝重掌政权。梁启超在逃亡途中也上书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请他与英、美诸公使商议揭破慈禧太后“欲杀寡君之阴谋”，“诘问其幽囚寡君之何故”。康有为、梁启超的努力得到了各国公使的支持，慈禧只得放弃废掉光绪的打算。
　　
　　 康梁的勤王活动走向了组织社团和武装起义。1899年起，康有为、梁启超在日本、南洋、美洲等地组织“保皇会”，“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黄种为主”，从华侨中募款。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康梁派人在广西镇南关组练武装，在广东联络会党，并曾密谋以菲律宾人和日本人各五百名组成雇佣军，企图攻占两广，成立政府。7月，唐才常在上海张园邀集维新人士容闳、严复、文廷式、汪康年、郑观应等数十人，成立“中国国会”，宣布慈禧政权为“伪政府”。同时，唐才常在长江流域设立“自立会”，吸收会党、清军官兵和一部分士人为会员，组织“自立军”，准备在两湖、安徽等地起兵“勤王”。自立军的总指挥机关设在汉口英租界内。康梁和唐才常也对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大吏抱有幻想，希望他们参与“勤王”，反对慈禧。张之洞、刘坤一虽然是书生出身，但人一进入官场，通常都会被体制化的。张之洞更以惯察风云著称于世，严复说他“有维新之貌，无维新之心者也”。张之洞和西方列强最后都倒向了慈禧，8月21日，张之洞在英国领事同意下到租界内逮捕了唐才常等人，将其杀害。唐才常与谭嗣同是结拜兄弟，并称“浏阳双杰”，一个自谓“横人”，一个自谓“纵人”，以纵横天下为志，都为维新而死。自立军在安徽、两湖十余处的零散起兵也迅即被镇压下去，各省自立会成员和维新人士牵连被杀者达数百人。
　　
　　 变法虽然失败，但遗产却是丰厚的。一般认为维新运动有四大遗产：新的思想风气，新的变革组织工具学堂、社团、报刊，开始成长的社会舆论，新的知识分子阶层。维新思想的广泛传播引起了国人对西洋制度、文化的深切关注，从而在中国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新思想潮流，各种学说、理论粉墨登场、争奇斗艳。传统的书院被逐步改造成了新学堂，西方的知识进入中国教育，学堂师生登上政治舞台。西洋式的社团大量出现，从1895到1898的三年中，一共报道过七十六个学会，它们分设在十个省的三十一个城市，其中二十五个在内地，社团对成年人有很大影响，社团的出现显示了民间开始组织起来。时政类的报刊大量出现，在1895至1898年间，中国出现了约六十种报纸，它们甚至产生于内地城市。时政类的报刊、新学堂、学会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很大的力量，它们发育了中国的现代公共舆论。维新运动造就了中国知识分子这一新的社会阶层，维新运动前中国的知识分子是零散的，形不成集团，只有士大夫阶层而没有知识分子阶层。知识分子思想独立，追求真理，自由流动，关注公共利益，不依附政权，不固守文化传统，通常怀有批判精神。
　　
　　 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的产物，它既继承了太学、国子监的传统，又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做了开拓创新。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大学，也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即教育部。那时，北洋大学堂还叫西学学堂，交通大学还叫南洋公学。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在《定国是诏》中宣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由强学会改组成的官书局和新设译书局均并入大学堂，并由梁启超参考日本和西方学制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是中国近代最早的高等教育学制纲要。规定大学堂办学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类。曾出任多国公使的许景澄和长期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分别出任中学和西学总教习。变法失败后，京师大学堂以“萌芽早，得不废”，但发展艰难。1900年8月，受八国联军侵华影响停办。1902年，京师大学堂恢复，合并始建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首先举办速成科和预备科，速成科分仕学馆和师范馆。1904年，京师大学堂选派首批47名学生出国留学，是中国高校派遣留学生的开始。l910年，京师大学堂开办分科大学，设经科、法政科、文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十三个学门。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校，严复出任首任校长。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11-28　18:10:47 　　
　　 六 痛定思痛
　　
　　 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了，模仿它的大清戊戌变法却失败了，原因是多方面的。日本是个多地--震的岛国，人们的危-机感强；中国是个农耕发达的大陆，人们较有安定感。日本历来学习外国，适应力强；中国自身文明璀璨，优越感强。日本商业已有较大发展，具备产生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大清还是农业占绝大多数。日本德川幕府时代基础教育发达，国民受教育比例高，易于接受革新；大清长期奉行愚--民政策，识字的人太少。西方列--强入侵亚洲以经济掠--夺为主，对广大的中国更有兴趣，日本不在他们的视野中心，有机可趁。日本上有天皇fa统、下有割--据诸侯，幕府统--治者quan力有限；清廷则是中央ji权，缺乏挑战力量。明治维新的领dao者是下层武--士，饱经摔打，很有政治军事斗争韬略；戊戌变法的领dao者是下层儒生，缺乏历练，对改ge的困难严重估计不足。明治维新的武士领dao者人数众多，如高杉晋作、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坂本龙马、伊藤博文、井上馨、山县有朋、中冈慎太郎、小松带刀、后藤象二郎、黑田清隆、板垣退助、冈田以藏、陆奥宗光等；戊戌变法只有康有为、梁启超等少数几人。明治维新有较大规模的武士支持者，不少人很有实力；戊戌变法改革科举，伤害到广大士人的利益。日本维新派有自己的wu装力量，大清维新派只是借助朝廷的wu装力量。明治维新酝酿得较为充分，戊戌变法推进速度较快。日本幕府内部出现继位风bo，缺乏有力的领dao人；大清朝廷慈禧太后地位稳固，政--治经验丰富。明治维新应该算是一场由下级武士发动的革命，经历了多次战争，仅戊辰（1868年）战争，倒幕派就战死三千五百多人，幕府方面死四千七百多人；戊戌变法则是改革。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11-28　18:12:16 　　
　　 日本学者桑原武夫认为：“明治维新是个文化革命，而其成功的要因在于民众高度的读写能力”。日本原有“寺子屋”教育，寺子屋是寺院的僧侣教育世俗民众的机构，始于15世纪。17世纪，大将军德川家康在江户（今东京）建立德川幕府后，寺子屋教育脱离宗教，面向民众开展初等教育。到1875年，日本全国共开设寺子屋一万五千六百所，男子就学率高达43%，女子为10%。学童七八岁入学，就学三至五年，主要学习读书、写字、算盘。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新学制，计划在全国设置五万三千七百六十所小学，提出“村无不学之家，家无不学之人”。到1878年，日本已建立小学二万六千五百八十四所，课程包括读物、算术、书法、写字、作文、问答（知识）、熟读、体操。教育经费主要由乡镇村的团体和居民来筹集。有这样一个故事，某人接受任务建一所小学没建成，就到朋友家切腹自杀委托朋友来办，这个朋友没建成，到了另一个朋友家切腹自杀，把任务交给了下一个人，最后才把这个小学建起了。
　　
　　 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还创新私塾教育，采用西洋教材，开展英文教学，提倡实学和独立精神。他创办的庆应义塾成为日本教育的一面旗帜，后发展为庆应义塾大学。福泽谕吉还翻译了大量西洋书籍，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科学、历史、文化等众多领域。为了启蒙民众，他甚至引进了儿童读物、习字范本、簿记法、兵器操作法等。当时日本只有几千万人口，福泽谕吉的著作《西洋事情初编》发行量达二十五万部，《劝学篇》影响力更大。英国人塞缪尔•斯迈尔斯的成功学著作《自己拯救自己》也被日本人中村正直翻译成《西国立志篇》，在明治维新时卖了一百五十万册。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11-28　18:15:13 　　
　　 受日本影响，中国维新派人士认为中国国民思想保守、素质不高，需要启蒙，“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梁启超说：“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严复说：“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现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因此，他们认为：“今日要政，统于三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梁启超举起了“新民”大旗，他于1902年2月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为名连续发表《新民说》、《新民议》、《论民族竞争之大势》、《论中国国民之品格》等重要文章，系统阐述了在“列国竞争”时代重塑民族性格的思想。梁启超说：“余为新民说，欲以探求我国民腐败堕落之根源，而以他国所以发达进步者比较之，使国民知受病所在，以自警厉自策进”。梁启超的论述涉及个人道德、国民公德、个人权利与义务、人伦关系、人格气质、社群与国家等众多内容，他呼吁“破身奴”、“破心奴”，从“依附人格”转为“独立人格”。梁启超有关国民精神与国民生存的思考奠基了“改造国民性”的思潮，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后世，都影响深远。“国民性”即民族性、国民的品格等，鲁迅后来成为改造国民劣根性的主将。
　　
　　 梁启超看到日本人有“大和魂”，就提出在中国发展“中国魂”，他说：“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梁启超受日本武士道影响，搜寻中国历史，写成一本《中国之武士道》。该书“述春秋战国以迄汉初，我先民之以武德著闻于太史者”，“发吾宗之家宝以示子孙”，使国人得以“取古人武勇之精神，因时势而善用之”。在《中国之武士道》自叙中，梁启超说：“泰西、日本人常言，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呜呼！吾耻其言，吾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考我先民好气任侠慷慨悲歌，“横绝四海，结风雷以为魂；壁立万仞，郁河岳而生色。以视被日本人所自侈许曰武士道者，何遽不逮耶？”
　　
　　 在梁启超的影响下，他的学生蔡锷在《新民丛报》发表《军国民篇》，呼吁培养“军国民精神”。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湖南时务学堂学生流离失所，蔡锷、林圭、范源濂、李炳寰等十一人到上海寻找梁启超。梁启超当时已到日本，知道后就凑了点钱让他们东渡。蔡锷等人来日本后，梁启超租了三间房子安置他们，晚上十几个人一同在地板上打地铺，白天卷起被子每人一张小桌读书。以此为基础，梁启超创办了高等大同学校，让青年们预备功课以进入日本学校深造。蔡锷当时名叫蔡艮寅，是一文弱书生，但有志于投笔从戎。蔡锷对梁启超说：“拿笔杆子革命是不成功的，必须举起枪杆子来。我去投考士官学校，愿作军事人才”。梁启超对他说：“以你这般文弱，怎能学陆军？”蔡锷答道：“只要先生设法，我学陆军，我不做一有名军人，不算先生的门生”。蔡锷投奔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因为文弱被留在后方，幸免于难。起义失败后，为纪念死难师友，蔡艮寅改名蔡锷，取自古语“锷锷烈烈”、“砥砺锋锷”，以示投笔从戎决心。当时日本军校不允许中国非官派学生进入，梁启超通过早稻田大学宪法教授转请日本领导人大隈重信担保，才把蔡锷、蒋百里、蒋百器送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蔡锷刚入学时，因为身体弱，虽然学科成绩优异，但术科不好，尤其是翻杠、跳高、跳远诸运动不行。经过刻苦训练，一年后，蔡锷的学科与术科都位居前列。毕业时，在百余毕业生中，蔡锷名列第五，蒋百里名列第一。
　　
　　 由于认为中国国民素质较差，“民性之缺点，不下十百”，梁启超指出中国需要英雄豪杰来“整顿乾坤”，提出了自己的英雄史观。梁启超说：“世界者何？豪杰而已矣。舍豪杰则无有世界”，“世界果借英雄而始成立乎？信也。吾读数千年中外之历史，不过以百数十英雄之传记磅礴充塞之，使除出此百数十之英雄，则历史殆黯然无色也”。梁启超在鼓吹“英雄固能造时势”的同时，也表示“时势亦能造英雄”，“英雄与时势互相为因，互相为果”。梁启超并不认为英雄是万能的，他强调英雄须“服公理”、“达时势”，与民众相一致，“豪杰之公脑即国民之公脑”。梁启超还认为英雄是“人群未开化之时代”的产物，“文明愈开，则英雄将绝迹于天壤”，只有“人民不依赖英雄之境界，然后为真文明”。
　　
　　 梁启超的文章摆脱了八股文、桐城派古文、骈体文等传统文体的束缚，平易畅达，杂以俚语，自成一体，开白话文之先河。这种文体被称为“新民体”，也称“报章体”或“时务体”，受到时人的竞相仿效。吴其昌认为：“文体的改革，是梁启超最伟大的功绩”，梁创造新文体，“才使得国民阅读的程度一日千里”。
　　
　　 《少年中国说》和《新民说》是梁启超的两篇著名文章，影响深远。李大钊后来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毛泽东成立了“新民学会”。《少年中国说》中写道：“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梁启超自己也将笔名由“哀时客”改为“少年中国之少年”。
　　
　　 黄遵宪在当时描述梁启超的影响力道：“新译之名词、杜撰之语言、大吏之奏折、试官之题目，亦剿袭而用之”，“举一国才智之心思耳目，专注于公”。 周善培当时对梁启超说：“中国长久睡梦的人心被你一支笔惊醒了”。郭沫若在五四后回忆梁启超的影响时说：“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弟子——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梁漱溟在四十年代回忆说：“当任公全盛时期，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严复）、章行严（章士钊）、陈独秀、胡適之等等——所赶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像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11-28　18:25:05 　　 七 清廷断腕真的很难
　　
　　 变法的失败并没有改变康有为的信仰，他坚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革命。革命志士孙中山、陈少白曾有意与康有为合作，康有为要孙中山先拜自己为师，再谈合作，孙中山拂袖而去。康有为表示自己受光绪帝知遇之恩，不能进行反对清zheng府的革命。梁启超有些动摇，甚至召集同学联名致信康有为，劝其退休，“息影林泉，自娱晚景”，以便使康党同仁及康门弟子走出一条新路来。康有为严厉批评了梁启超，梁启超又退了回去。
　　
　　 变法的失败让康有为对中国的现状悲观了。变法前，康有为认为中国已处于“小康”阶段，经过变法就可以达到“大同”境界。现在，康有为认为二千年来的中国只是“笃守据乱之法以治天下”，是“乱世”。“乱世”的中国，要经过“公议立宪”，才能符合世界潮流，进入“小康”。至于“大同”，是必须“假梯级”（借助阶梯），必须循序渐进，不能“躐等”的。如果仍然“据乱”、不变法就会“大乱生”；而如果“欲骤期至美国、瑞士之界”，“固万无可得之势”。康有为认为中国必须渐进式发展，“万无一跃超飞之理，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
　　
　　 康有为、梁启超认为现阶段中国只能行君主立宪，不能行共和革命。梁启超强调中国人当前“非有可以为共和国国民之资格”，共和革命只会全国大乱，“破坏容易而建设难”。康有为说：“若行革命，则内讧纷争，而促外国之瓜分矣”，革命会“血流成河，死人如麻”。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文章，鼓吹“开明专制”，与革命派中国同盟会的《民报》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康梁的思想有一个破绽，既然“民智未开”，只可立宪，那么怎么解决“官智未开”、“帝智未开”呢？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章太炎因此把梁启超驳得大败：“夫谓国民不可革命而独可立宪者，何也？岂有立宪之世，一人圣明于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蛮者哉”，“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11-28　18:27:58 　　
　　 变法与革命的呼声日渐高涨，清zheng府被迫接受改革，同意立宪。1905年，清政府派载泽等五大臣前往欧、美、日本“考察政治”，学习宪政。在日本期间，他们私下请教了清廷通ji要fan梁启超。此后，受他们的委托，梁启超代拟了《考察各国宪政报告》等关于宪政的奏折、草案超过二十万字。1906年9月，清廷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同时又强调，由于“规制未备，民智未开”，所以不能“操切从事”，而要“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1907年，清廷又宣布在中央筹设资政院，在各省筹设谘议局。
　　
　　 清廷的“预备立宪”令康有为、梁启超非常高兴。1907年3月，康有为在纽约将保皇会改名为“中华帝国宪政会”，申明：“鉴于法国革命之乱，及中美民主之害，以民主立宪万不能行于中国，故我会仍坚守戊戌旧说，并以君民共治、满汉不分为本义”。9月，梁启超也与蒋智由等人在东京成立“政闻社”，表示“所谓改造zheng府，所谓反对专制，申言之，则不外求立宪政治之成立而已”，希望清zheng府能够自我更新、避免革命。国内的立宪派人物也纷纷组织政治团体，影响较大的有江浙以张謇为首的“预备立宪公会”、湖南的“宪政公会”、广东的“自治会”等，大多由士绅组成，主张用“叩头请愿”的方式促使立宪实现。
　　
　　 清朝统治者当时面对两股反对力量即“革命派”和“立宪派”，二者都要夺自己的权力。清朝统治者想维持几千年来的专制极权统治，他们根本不愿削减自己的权力。清朝统治者认为孙文“革命派”和康梁“立宪派”的力量不足以动摇自己，相反，最危险的力量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地方实力派”，以张之洞、袁世凯为代表。他们如果和“立宪派”结合则清廷的权力将大大削弱。事实上，义和团运动期间，英国就有意拥立李鸿章成立新zheng府。因此，清廷利用“预备立宪”的招牌，在1907年以“改官制”为名，把政权集中到基本盘——满洲贵族的手里，地方督抚的权力被减削，张之洞和袁世凯内调中央，给予军机大臣名义。事实上，地方实力派已经是尾大不掉，削减他们的权力只能适得其反，把他们推向对立面。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11-28　18:30:18 　　
　　 满清高层错估了形势。1908年，慈禧太后以“九年后实行立宪”答复江浙立宪派的qing愿运动，在同时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也毫无诚意。11月，为防止身后被年轻的光绪帝报复，病危中的慈禧用砒霜毒死了光绪，自己随之死去。光绪的三岁侄子溥仪继位，是为宣统皇帝，其父载沣以摄政王监国。载沣年轻气盛，对地方实力派尤其轻视。康有为宣称自己“本以保皇为事，忠义昭著”，光绪帝死了，“应发讨贼之义”，但是慈禧、荣禄已死，谁是贼呢？“查大行皇帝之丧，实由贼臣袁世凯买医毒弑所致”，于是“签名上书监国公，请杀贼以报先帝之仇”。载沣久已不满袁世凯的权势，就以为光绪报仇的名义要诛杀袁世凯。张之洞等人鉴于唇亡齿寒，极力保全袁世凯，称杀袁世凯易、阻止北洋军造反难。载沣只得放弃，转以足疾为由将袁世凯免职遣乡。
　　
　　 康有为、梁启超对载沣心存希望。梁启超上书载沣为新政出谋献策。他写道：“今日中国之病，不在宪法之未颁，不在国会之未开，而在人才之委靡、人心之败坏”，“今日欲举预备立宪之实，万事皆枝叶，惟此养人才、正人心之一事，实为本原”，婉转地表示了自己这个人才愿为清廷立宪效力。满清贵族养尊处优惯了，对梁启超的良苦用心并不认同。1911年革命爆发以后，清廷命袁世凯出山组织内阁，梁启超被任为司法副大臣，他没有接受。这一年，梁启超作了《中国六大政治家》，列管仲、商鞅、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张居正，均为改革人物。
　　
　　 “极目中原暮色深，蹉跎付尽百年心”，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改革之梦最终破灭了。一方面清朝统治者不愿意牺牲自己的眼前利益，慈禧太后在1900年的“罪己诏”中承认：“近十年来，每有一次衅端，必申一番训诫。卧薪尝胆，徒托空言；理财自强，几成习套。事过之后，徇情面如故，用私人如故，敷衍公事如故，欺瞒朝廷如故”。另一方面革命者等不及了，孙中山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革命不可避免，清廷要员肃亲王也说：“如果我不是出身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党反叛朝廷了”。
　　
　　 革命派在1912年成立了中华民国，随后清廷宣布退位。在这个历史的巨变中，康梁立宪改革派、孙中山共和革命派、袁世凯地方实力派都起了重要作用。共和派点燃了烈火，让革命运动在各地广泛爆发。立宪派刮起了大风，各省谘议局纷纷宣告本省独立。地方实力派掐住了水源，让满清皇权失去了支撑力量。民国成立后，革命派与立宪派组建了联合zheng府，袁世凯成为最高领dao人。民国成立后，梁启超从日本归国，受到了国内各界的狂热欢迎。
　　
　　 1912年的革命由于有三股力量的参与，因而是不彻底的。这里面也反映了康有为、梁启超思想的弱点，他们既想得宪政进步之利，又想避革命流血之弊，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有利必有弊，避其弊也必然失其利。辛亥革命由于得来得太容易，新生的政权北洋zheng府就不可能是真正共和的政权，应该算是军绅政权。这个军绅政权当然比过去的君主专制有进步，但要实现士绅共和、人民共和还需要继续奋斗。
　　

作者：无泪的遗憾abc  回复日期：2009-11-28　19:29:49 　　潜力贴

作者：纪念被封  回复日期：2009-11-29　19:19:34 　　强帖留名，希望不TJ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12-02　21:04:25 　　
　　 八 秀才梁启超与大兵袁世凯的战斗
　　
　　 康有为、梁启超很想用自己的思想来主导政局的发展。梁启超承认“今后新中国之当采用共和政体，殆已成为多数之舆论”，但他与康有为又提出了“虚君共和”的主张。所谓“虚君共和”，就是“虚戴君主共和政体”，“共和不妨有君主”，“以共和为主体，而虚君为从体”。他们认为：“中国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全废之，甚非策也。况议长之共和，易启党争，而不宜于大国者如彼；总统之共和，以兵争总统而死国民过半之害如此。今有虚君之共和政体，当突出于英、比与加拿大、澳洲之上，尽有共和之利，而无其争乱之弊，岂非最法良意美者乎？”“此虽未敢称为最良之政体，而就现行诸种政体比较之，则圆妙无出其右者”。也就是说，彻底的制度是不好的，中庸的制度是好的。
　　
　　 鉴于康有为、梁启超声望卓著，袁世凯有意借重。康有为不能原谅袁世凯戊戌变法时的背叛，梁启超还年轻，想将平生之学问付之于实践，就认可了袁世凯。梁启超认为，自己和袁世凯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个关键人物，只要能够联合起来，那么社会就会安定发展，所谓“项城（袁世凯）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而趋于中立，由中立而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分途赴功，交相为用”。
　　
　　 民国成立以后，各派政治力量不断分化组合。共和派以宋教仁为首，将同盟会与几个小政党合并在一起，组建了国民党，想通过国会竞选来控制内阁。立宪派也有很多小党，为与国民党抗衡，梁启超将自己的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立宪派的主张有利于袁世凯的威权统治，1913年7月，袁世凯任命进步党的熊希龄为内阁总理，9月内阁组成，号称“第一流人才内阁”，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
　　
　　 袁世凯出身旧军人，做事直接干脆，讲求效率，对现代政治的迂回复杂很不耐烦。地位稳固以后，袁世凯对权力的贪欲也逐渐膨胀，梁启超苦劝无效。1914年1月，袁世凯在正式当上大总统后仅三个月，就下令取消国会。2月，熊希龄内阁倒台，梁启超被改任为币制局总裁。梁启超开始旁观时局，12月，他辞去币制局总裁，携家迁往天津。当袁世凯与日本政府狼狈勾结签订“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梁启超在报刊上连续发表《中日最近交涉评议》、《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解决悬案耶新要求耶》等文章，抨击日本的扩张政策和侵略野心。他在文中告诫日本政府：“我国虽积弱已甚，而国民常自觉其国必能岿然立于大地，历劫不磨，此殆成为一种信仰，深铭刻于人人心目中而未由拔”。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12-02　21:05:38 　　
　　 “二十一条”风波刚刚沉寂，袁世凯就加快了恢复帝制的步伐。他的一些外国顾问相继发表言论，鼓吹中国应当实行帝制。他的幕僚杨度以“筹一国之治安”为名组织筹安会，列杨度、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严复之名作为发起人，号称六君子。筹安会宣扬君主立宪，公开打出了复辟帝制的旗帜。梁启超虽然一直主张“君主立宪”、“开明专制”、“虚君共和”，但他是渐进发展的思路和规划，既然民主共和国已经成立，就断无回归帝制的必要，历史不能开倒车。面对筹安会的浊流，梁启超立即挺身而起。1915年8月20日，梁启超拒绝袁世凯的重金收买和武力威胁，毅然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猛烈抨击袁世凯一伙鼓吹帝制的谬论，正告他们不要“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贻国家以无穷之戚”。文章义正辞严，犀利尖锐，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梁启超并不只依靠文章的力量，他积极谋划武力反对帝制。梁启超的主要军事力量来自弟子蔡锷，蔡锷也是当时国内唯一有实力抵制袁世凯的人，革命党的骨干大多被袁世凯的铁血手段赶到海外去了。蔡锷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到云南组织发动了武装起义，推翻了清政府，当上了云南都督。云南的军事力量还深入到贵州、四川等地，并一度控制着这些省份，蔡锷的部将兼校友唐继尧出任贵州都督，胡景伊出任四川都督。蔡锷因此成为西南王，曾任江西都督的李烈钧也出自云南起义。辛亥革命前，蔡锷还做过广西的南宁讲武堂总办，在广西也有相当影响力。蔡锷与革命党人一直比较友善，黄兴是他的好友。舆论认为应该由蔡锷来担任国务总理，蔡锷的实力和人气让袁世凯相当畏惧。蔡锷很有抱负，当时想回家乡湖南任都督，在内地训练一批现代军官以应对时局。袁世凯采用了调虎离山之策，他派蔡锷的好友范源濂的弟弟、留日士官生范熙绩亲到云南传达由蔡锷出任湖南都督的口信，又同意由蔡锷保举的唐继尧继任云南都督。蔡锷于是启程赶往内地，途中获悉袁世凯已任命汤芗铭为湖南都督、熊希龄为国务总理，明白自己上当了，只好硬着头皮去北京徐图大计。袁世凯先后任命蔡锷为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统率办事处主办、全国经界局总办，有职无权。
　　
　　 蔡锷受了袁世凯的骗，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经常与梁启超讨论时局发展和个人进退。筹安会成立后，蔡锷与梁启超密定了反袁办法。蔡锷一方面在将军府的称帝劝进表上签了名，每天打牌喝花酒，装成极腐化的样子。另一方面以游玩的名义每周去一趟天津会晤梁启超，几个月不动声色，暗地里联络云南、贵州、广西的部下，把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接着，蔡锷又托病住进了天津日本医院，制造了几个医生诊断书传到袁世凯那里。12月2日夜，蔡锷从在意大利租界的梁启超家化装溜走，坐上了去日本的轮船，从日本转香港经越南赴云南。12日，梁启超从大连转往上海。临分别时，蔡锷与梁启超相约：“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其若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
　　
　　 梁启超在上海停留了七十多天，他一方面筹划云南、贵州、广西起义，一方面运动袁世凯的主要部将江苏都督冯国璋。在梁启超的运作下，形成了各派反袁大联合。得知袁世凯将派人赴日本寻求支持，梁启超便借冯国璋处代发密电，敦促蔡锷、唐继尧提前举事。12月25日，云南通电各省，宣布独立，成立护国军，实行武装讨袁。1916年3月，梁启超绕经香港、越南到广西，直接参加护国起义。在梁启超的策划下，广东独立。随后，梁启超又筹备组织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的联合政府，以与北洋政府抗衡。5月6日，军务院在广东肇庆成立，南方主要领导人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岑春煊、蔡锷、李烈钧、陈炳焜、戴戡为抚军，梁启超兼任政务委员长。在他们的影响下，浙江、陕西、四川、湖南等省在数月内也相继宣告独立，通电促袁退位。袁世凯在内外压力下不得不于1916年3月宣布取消帝制，企图仍以总统之位进行统治。梁启超痛打落水狗，与护国军逼迫袁世凯卸任总统。袁世凯又恼又急，一病不起。6月，袁世凯因尿毒症（肾衰竭）病死，享年57岁，段祺瑞接班。
　　
　　 护国胜利以后，为了全国的统一，梁启超致电南方各都督、司令，呼吁他们支持段祺瑞政府，否则“大局将不可问”。在北京政府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后，梁启超便积极活动撤销南方的军务院。7月14日，军务院宣告解散，南北形式上统一。梁启超以“地位本不屑争，欲为国家得实力保障，两公不可无凭借”为由，劝蔡锷出任四川都督，戴戡出任湖南都督。这个时期的梁启超已经彻底地成了政治家。
　　
　　 袁世凯死前不肯放过蔡锷，大造蔡锷因在京狎妓染梅毒不久当死之舆论。蔡锷在四川都督任上喉疾加重，德国医生误信了袁世凯的谣言，给蔡锷注射了六零六，以致蔡锷身上起了一大反应，针下发战，体质恶化。经X光和显微镜检查，确诊是严重的肺结核，蔡锷遂辞职赴日本就医。1916年11月8日，蔡锷病逝于福冈大学医院，享年34岁。同年10月31日，黄兴因胃病复发吐血而死，享年42岁。蔡锷、黄兴、袁世凯，当时中国的三大军事领导人和对手，分属维新派、革命派、保守派三大阵营，在同一年相继病死。
　　
　　 蔡锷死前致电国会及大总统黎元洪，曰：“意见多由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蔡锷成为享受民国国葬礼遇的第一人，梁启超成为享受民国国士礼遇的第一人。段祺瑞政府每月送与梁启超三百大洋。北洋政府也对革命党的黄兴进行了国葬，后来南京国民政府则对北洋的曹锟等追赠了上将军衔。蔡锷、袁世凯死后十三年，梁启超也像蔡锷一样遭遇医疗事故，像袁世凯一样因肾病而死，一样享年57岁。当然这些都是无厘头的事情，但历史的有趣正在这里，历史其实比小说更好看。
　　

作者：微者  回复日期：2009-12-03　17:09:00 　　流明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12-07　21:41:28 　　 九 私欲膨胀必须说不
　　
　　 康有为在民国成立后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他领导了“孔教救国”运动。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大一统的局面被打破，各派别、各阶层、各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卸去面具你争我夺，甚至不择手段，一时间欲望膨胀、道德沦丧、zheng治混乱、价值扭曲。康有为对此忧心忡忡，他“不能忍而不言”。康有为认为民国成立虽一扫“中国数千年专制之弊”，但“纪纲尽废，法典皆无”，“触于目者，悍将骄兵之日变也，都督分府之日争也，士农工商之失业也，小民之流离饿毙也”，“惨状弥布”。康有为认为，要解决这种情况，只有重树政教权威，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里，要实现民族富强，挽救危亡局面，没有一个“乾纲独断”的君主实行近代立宪zheng治是不行的，“虽有专制之失，而立一统之制，其所得亦甚多也”。康有为反复讲到，在欧美发达国家，没有不立宗教、不重道德者，各国宗教均能够化民成俗、扬善抑恶，“今欲存中国，先救人心、善风俗”。
　　
　　 康有为认为，中国“民习于专制太久，而不能骤改”，“旧教伦理太深，而不可骤弃”。数千年来“皆奉孔子之经，若一弃之，则人皆无主，是非不知所定，进退不知所守，身无以为身，家无以为家，是大乱之道也”。中国之旧法，“实中国数千年政俗所流传”，“经累朝之因革损益，去弊除患，仅乃得之”，有很大利处。中国“数千年奉孔子之道以为国教，守信尚义，孝悌爱敬，礼俗浑厚，廉耻相尚”。孔子之道“敷教在宽，故能兼容他教而无碍”，“兼言zheng治，却不碍xin教zi由”，较它教更有优势。梁启超也认为孔子思想“无迷信、无礼拜、不禁怀疑、不仇外道”，“孔教无可亡之理”。
　　
　　 民国元年，康有为、陈焕章等人即发起成立孔教会。孔教会“以讲习学问为体，以救济社会为用”，“创始于内国，推广于外洋，冀以挽救人心，维持国教，大昌孔子之教，聿昭中国之光”。康有为被推为孔教会会长，孔教会很快在全国各地和海外华侨中设立了许多分支机构。孔教会要求定孔教为“国教”，载入宪fa，并在大成节和“丁祭”日举行隆重的祭孔仪式。由于“尊孔”切合了袁世凯北洋集团wei权统zhi的意shi形态需要，就从民间走向了guan方。民国二年6月22日，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不久，就发布“尊孔”令，奉孔子“为万世师表”，要求举行祀孔典礼。随后，袁世凯指示祀孔礼仪应与敬天同一标准，在中小学修身或国文课程中恢复读经讲经。1914年9月28日，袁世凯亲率文武诸官到孔庙行三跪九叩大礼。
　　
　　 康有为的尊孔主张出发点虽好，但很容易又回到以往的纲常伦理，与min主共he背道而驰，客观上助长了zheng治的倒退和专制复bi的形成。“天下事毁于小人者，十之二三；毁于君子者，十之七八”，越有才的人越容易刚愎自用。几年来，康有为一直与辫子军统帅张勋mi谋拥戴前清废帝溥仪复位。1917年，机会来了，张勋复辟得逞。康有为在《拟复辟登极诏》中说：“min主zheng体只能攘乱，不能为治，不适于中国”。梁启超对老师康有为的如此作为进行了ji烈的反击，他和段祺瑞一起组织了武力讨伐，并以个人名义发表通电，斥责康有为是“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ju甘苦，毫无所知”。据说通电写好之后，有人担心会破坏师生友谊，梁启超却理直气壮地回答道：“师徒自师徒，zheng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zui人也”。康有为气得骂梁启超为“梁贼启超”，将他比作专食父母的枭獍、害死老师的逢蒙。事后，梁启超多次向老师示好，并高度评价了康有为对时代及后世的影响，二人关系有所缓和。1927年3月31日，康有为病逝，梁启超以弟子的身份备尽礼仪，写出了情深义浓的悼文。
　　
　　 康有为一生虽忧国忧民，贡献很大，但在道德上也受到一些批评。梁启超认为康有为“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不肯迁就主义以循事物，而每熔取事物以佐其主义，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慨”。康有为曾在《大同书》中提出：破除国界，毁灭家庭，取消si有财产，取消婚姻代之以一月至一年为期的合同；用黑白杂婚，花七百至一千年不断释稀黑人肤色，化黑人为白人。康有为甚至神化孔子为通天教主，说：“中国民不拜天，不奉耶、会，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为？”有研究者认为康有为“实开近代臆造历史根据、强使服务于政术的实用主义之先河”。不应忽略的是，康有为作为一介无所凭借的普通书生，要在老大中国开展变革大业，没有一种理念和毅力是难以有所作为的。同时，儒家zheng治哲学旧有“王霸并用”之说，汉宣帝批评太子时曾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康有为受儒家zheng治思想影响很深，其进步性和局限性都是存在的。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12-07　21:48:18 　　
　　 十 晚节
　　
　　 梁启超作为段祺瑞政fu的国士，肩负着运筹攘外安内的责任。梁的眼界明显高于常人，他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景渐趋明朗，主张中国出兵加入将要胜利的协约国一方，即对德宣战，借此废除不平等条约，改善国际地位。当时国内舆论主张中立，对梁启超的提议一片反对，国会也否决了参战案。梁启超毫不动摇，他组织“研究系”议员辞职，向国会施加压力，最终中国得以参战。1918年底，中国所在的协约国获胜，为收回中国权益，梁启超主张在政府渠道之外开辟“民意外交”途径，于是被推举为“国际联盟同志会”理事长和“国民外交协会”特别代表。随之，梁启超与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等一行七人前往欧洲，负责在巴黎和会外为中国造舆论。
　　
　　 1919年初，梁启超一行到达巴黎，获悉当年段祺瑞不顾他的反对，私允日本继承德国在华权益，现在日方公开了密约。梁启超积极跟列强代表斡旋，给英美报纸撰文以影响舆论；同时致电国内传递消息，抗议政府误国，寻求支持力量。3月24日，其电文由上海《申报》披露，激起国民公愤。4月30日，梁启超判断事态无可挽回，决定诉诸民众，再电国民外交协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代表），万勿（在和约上）署名，以示决心”。北京和上海的报纸随即发表此电文，5月4日，学生运动爆发。梁启超又把北洋政府准备签字的消息通知了旅法中国学生和商人，他们在6月28日闯入使团长住所施加压力。最后，中国无一代表出席巴黎和约签字仪式，斗争取得胜利。
　　
　　 梁启超一行旅欧时间长达一年，他们到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瑞士、意大利等地进行了考察。他们旁听英国国会会议，游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看到了战争给社会带来的巨大破坏，听到了列强在巴黎和会上的利益争吵，对西方文明、西方社会有了实际的了解。1920年3月回国后，梁启超把游历途中所见所闻所感整理成《欧游心影录》，部分内容以《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为名在《时事新报》、《晨报》副刊连载，影响很大。
　　
　　 《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分上下篇。上篇《大战前后之欧洲》描述了战后欧洲各国呈现的凄惨衰败景象，并从文化角度剖析了战争的原因和后果。梁启超认为，欧洲自破除封建专制、提倡“自由放任主义”以来，一方面促成了政治革新和产业发达，另一方面也导致了贫富阶级的悬殊和对立。达尔文“进化论”、穆勒“功利主义”、尼采“强力意志”等学说相继出现，推动了个人方面的力量崇拜、金钱崇拜和国家方面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科学的发达摧残了宗教、道德，乐利主义、强权主义越发得势，欧洲人精神上却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所在”，人生在世就是抢面包，别无“一毫意味”。“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
　　
　　 下篇《中国人之自觉》指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的价值，探讨了中国的发展道路。梁启超认为，中国应放弃少数人运动，提倡“国民运动”，实现“全民政治”。在思想上要进一步解放，“扫除一切束缚个性”的事物，“中国旧思想的束缚固然不受，西洋新思想的束缚也是不受”。中国人应加强组织能力及法制精神的培养，提高自治能力。梁启超关注“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精神“原为我国固有”，如孔子的“均无贫，和无寡”、孟子的“恒产恒心”之说，他强调应从“本国现时社会的情况”，考虑社会主义的实行方法。
　　
　　 梁启超比较客观地分析了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各自的优缺点，希望二者能够相互取长补短，“新文明再造”。他提倡西方的民主精神、科学方法，但反对个人本位主义和“科学万能”。他欣赏中华文明的“求理想与实用一致”、“出世法和现世法并行不悖”，但不满专制传统。梁启超一方面说“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另一方面说“吾恐二十年后，孔子之教将绝于天壤，此则可为痛哭者”。梁启超提出了新生的办法：“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12-07　21:53:54 　　 此后，梁启超因帮助段祺瑞向日本借款来武力统一中国而受到舆论的攻击，就在1920年11月结束了从政生涯，转而专注于学术研究，整理中西文化。梁启超先后在南开大学、东南大学、清华大学等处授课，并赴各地讲学。其中最著名的是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齐名，培养出了一批国学大家。梁启超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司法储才馆馆长等职务。
　　
　　 梁启超的学术工作在离开政坛前就很有成绩，他先后提出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史学革命”。“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是要通过文艺的革新来移风易俗、改良社会，梁启超说：“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史学革命”要求解释历史，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公理公例”。“史学革命”追求历史的进化发展，要求打破旧史书以帝王将相的纪、传为主的体例和“正统”观点。
　　
　　 离开政坛前梁启超在思想界举的是革命、破坏的大旗，他提出了“破坏主义”。梁启超认为：“历观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此一定之阶级，无可逃避者也。有所顾恋，有所爱惜，终不能成”。梁启超的“破坏”有时不免简单武断，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甚至对事实进行牵强附会的引申和无中生有的发挥，他自己总结道：“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思想界之陈涉”。他辩解道：“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委靡，非用此种鲁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梁启超也非常的清醒，他说：“启超虽自知其短，而改之不勇，中间又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耗其精而荒其业，识者谓启超若能永远绝意政治，且裁敛其学问欲，专精于一二点，则于将来之思想界当更有所贡献，否则亦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而已”。
　　
　　 基于对自己的认识，梁启超在离开政坛后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学术和教育的“建设”中，坚持“学问独立”、“为学问而治学问”。在最后十年的学术人生里，梁启超先后写出《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这些著作用西方的观点和方法来开展研究，为中国现代学术奠下了基础。梁启超的学术研究涉及哲学、经学、文学、史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诸多领域，研究重点是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
　　梁启超一生共著有各种作品达1400万字，其中1936年出版的《饮冰室合集》有148卷1100万字。在进入社会的将近三十六年时间里，他平均每年写作39万字，而且用的大多是言简意赅的文言、半文言体。作为中国第一位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在现代行政、司法、财政、金融等众多领域都留下了拓荒的足印。他提出“以工立国”，倡设证券交易所。他谈及股份有限公司，认为股份有限公司必须在强有力的法制国家才能生存，必须有责任心强的国民才能够成功。
　　
　　 梁启超也被人指责“多变”。康有为批评梁启超“流质易变”。梁自己说：“启超与康有为有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也亦有然。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彷徨求索中”。梁启超一直追求发展进化，不惜改变自己、授人以柄，他称自己“保持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近代中国大转折，大冲突，狂飙突进，梁启超探索的脚印难免歪歪斜斜。
　　
　　 梁启超后期仍然有很多追随者。段祺瑞接替袁世凯执政后，国会原进步党议员以梁启超为中心组成“宪法研究会”，通称“研究系”。1927年，研究系发展为中国民主宪政党。1934年又组织中国国家社会党，1946年两党合并成立中国民主社会党。梁启超的弟子张君劢是其领导人，张君劢也成为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
　　
　　 梁启超善于教育晚辈。学生徐志摩本有妻子张幼仪，是张君劢的小妹，但是却爱上了文友林徽因。林徽因嫁给梁思成后，徐志摩又与有夫之妇陆小曼恋爱。徐志摩、陆小曼结婚时，请梁启超出席证婚，婚礼上梁启超却对二人的用情不专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导。梁启超自己在海外漂泊十四年，不近女色。在梁启超的教导下，梁家子女大都成才。梁思成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永是著名考古学家，梁思礼是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顺是诗词研究专家，梁思庄是图书馆专家。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兄弟都是院士。
　　
　　 钱锺书曾说近代中国有三个半人，一个两广人、一个湖南人、一个江浙人、半个山东人。广西、广东出了洪秀全、杨秀清、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胡汉民、廖仲恺、马君武、唐绍仪、李宗仁、叶挺、叶剑英，湖南出了曾国藩、谭嗣同、蔡锷、黄兴、宋教仁、毛泽东、齐白石，江苏、浙江出了蒋介石、汪精卫、蔡元培、鲁迅、周恩来、蒋百里、华罗庚、钱学森，山东出了吴佩孚、孙传芳、傅斯年。其实还应该加上安徽人和四川人，安徽的有李鸿章、段祺瑞、陈独秀、胡適、杨振宁，四川有邹容、张群、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郭沫若、张大千、巴金。
　　
　　 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北京协和医院治疗。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点黑，诊断为瘤。3月16日，西医为梁启超切除右肾，但梁启超依然尿血。解剖显示右肾虽有一个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医院查不出病源，就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认定梁启超被西医割错了腰子，纷纷指责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梁启超考虑到西医刚进中国，这件事情会影响新的医学在中国的发展，就在病床上写出《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在《晨报》上发表，公开为协和医院和医师辩护。梁启超说：“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最后，他许诺死后将脑部捐献给医院。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协和医院，终年57岁。
　　
　　
　　 “今有巨厦，更历千岁……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也”，作为率先觉醒的民族志士，康有为、梁启超及维新派诸君担负起历史的使命，对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洋现代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为中国的独立、富强、文明进行了不懈探索，从理论到实践，从当下到终极，取得了划时代的功绩，留下了宝贵经验。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12-12　21:26:20 　　
　　 第三章 留日生
　　 ——精神的力量
　　
　　 维新运动的挫折激发了ge命，留日学生登上历史舞台。日本的迅速富强让中国人开始深思，留日队伍蔚为大观。日本，一个中国昔日的小学生，竟然打败了千年大国，这让中国学子充满了屈ru和激fen。于是，留日人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掀起了ji进的政zhi革ming运动，让屡次失败的孙中山找到了革命的li量。同盟会在日本成立，三民zhu义在日本拟订。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都是留日学生发动。清末民初的zheng局就是留日学生与北洋学生主导。辛亥zheng治革命并不能让留日人满足，陈独秀、鲁迅、李大钊发起了文化革新的运动，即使胡適也是留日学生大本营中国公学的毕业生。陈独秀、李大钊还发动了更为彻底的zheng治革ming，建立中国gong产dang。留日学生杨昌济则培养出了gong产d的卓越领dao人毛ze东。日本强大的军事实力也让中国人东渡求学，蒋百里、蔡锷、蒋介石、阎锡山都在日本学过军事。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成为中国jun政jie一支重要力量，有著名的“士官三杰”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和“中国三杰”蒋百里、蔡锷、张孝准。留日学子在文化教育上也做出了巨大贡献。
　　
　　 日本为什么迅速崛起？清zheng府为什么首选日本开展留学？日本对中国留学生的心态如何复杂？中国留学生是否动机单纯？清zheng府怎样培养出了自己的掘墓人？支那为什么成为贬义词？黄兴怎样成为留日学生带头人？孙中山因何被留日学生接纳？日本士官生如何称雄全国？蒋百里为何不受重用？清zheng府为什么不堪一击？云南讲武堂靠什么声誉鹊起？刘师培、汪精卫为什么走上极端之路？留日学生为什么大多英年早逝？……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12-12　21:30:24 　　
　　 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大力倡导留学，尤其是留学日本。他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学生毋忘其国；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于是一批批中国人东渡日本，负笈求学，形成了留日大潮。留日学生先后发起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共产主义革命等，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
　　
　　 一 日本为什么值得学习
　　
　　 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自古以来就交往密切，日本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日本虽有天皇作为国家元首，但掌握实权的历史上一直是幕府政府。19世纪西方列强大举侵入东亚之时，日本正值德川幕府统治时期，由于德川幕府位于江户，所以称“江户时代”。1838年，德川政府大领主德川齐昭预言，由于中国太大，琉球群岛和朝鲜又太小，都吸引不了炮舰的注意，日本将成为西方攻击的第一个目标。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舰队进入日本江户湾岸的浦贺，要求与德川政府谈判，史称“黑船事件”、“黑船开国”。1854年，双方签订《日美亲善条约》，日本同意向美国开放下田和函馆两个港口，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
　　
　　 此后，西方列强又与德川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激起了日本爱国者的强烈反对，一些中下层武士掀起了“尊王攘夷运动”。日本西南部长州、萨摩、土佐、肥前等藩国历史上与德川幕府矛盾较深，接受海外影响较多，实力较强，要求改革幕府政治、挽救日本危亡，最终发展为武装倒幕。幕府有法国支持，倒幕派则得到了英国援助。倒幕派有“松下三高足”高杉晋作、久坂玄瑞、入江久一和“维新三杰”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以及“廷臣八十八卿”，幕府派有“幕末三舟”胜海舟、山冈铁舟、高桥泥舟和新撰组“壬生狼”以及留学生榎本武扬。1867年，维新志士坂本龙马与后藤象二郎推出“船中八策”，为政治变革做了战略部署。1868年，在倒幕派的安排下，刚刚即位的明治天皇宣布“王政复古”、废除幕府，以长州、萨摩的地方武装组成天皇军，与幕府军展开激战，最终倒幕派取得胜利。
　　
　　 天皇新政府以维新志士为骨干，于1868年4月6日发布《五条誓文》，开始维新变法。《五条誓文》是“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盛行经纶”、“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务使人心不倦”、“破旧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振兴皇国”。新政府首先实行奉还版籍、废藩置县的政策，结束了日本长期以来的封建割据局面。为修改不平等条约和学习西方先进经验，新政府于1871年12月派出岩仓使节团出使西洋。岩仓使团共48人，另有随行留学生50多名，先后访问了欧美12个国家，为期近两年。使团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请求遭到西方强硬拒绝，转而集中精力考察西方现代文明，“始惊，次醉，终狂”。
　　
　　 岩仓使节团归国后，在十月政变中获胜，开始主导日本政局，代表人物有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他们主张“内治优先”，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政策，使日本取得了很大进步。1874年，日本民权运动兴起，现代政党出现，推动了宪政的开展。1885年实行内阁制，1889年颁布宪法，1890年开设国会。随着国力的增强，日本从1894 年开始与西方修改不平等条约，到1911年全部废除。
　　
　　 日本欣赏德国军事制度，推崇俾斯麦“强权即真理”的铁血政策。1872年发布征兵令，凡年龄达二十岁以上的成年男子一律须服兵役，以使全国皆受军人之磨练，告别“东亚病夫”。一般服役三年，还有预备役。1882年发布《军人敕谕》，鼓吹武士道精神。1890年发布《教育敕语》，推行军国主义教育。日本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到了明治时代中、后期，军事预算急剧增加，约占政府经费的30%～45%。随着军事力量的增强，日本开始对亚洲邻国进行侵略扩张。1874年侵略中国台湾。1875年侵略朝鲜。1879年并吞琉球，改为冲绳县。到80年代末期，以侵略中国和朝鲜为主要目标的大陆政策基本形成。
　　
　　 对日本明治维新，中国也有关注。李鸿章对日本的变革表示赞赏，但对日本“脱亚入欧”、要与东亚传统决裂感到意外和吃惊。他对日本领导人森有礼表示不理解日本为什么把古老的民族服装改成欧洲式样，森回答说日本以前的服装就是学习先进的中国的，他同时反击李鸿章留起了满族的辫子。森强调汉人的这种变化是外界强加的，而日本的变化是主动选择的。李鸿章在1874年12月向朝廷上奏表示日本“其势日张，其志不小”，到1885年李鸿章又写道“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
　　
　　 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清军大败，双方签订《马关条约》，台湾被割给日本。甲午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人们把这场战争看成是对两国现代化效果的检验。一向被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竟然将老大的中华帝国打得惨败，这引起了国人极大的震惊、痛楚和反思。前驻日公使馆参赞黄遵宪写的《日本国志》开始流传。人们认识到，日本善于学取西洋文明，重视国民教育，实行君主立宪，拥有一支新式军队，因此国家得以迅速富强。很多人认为，既然日本原与中国处境相似，却能迅速强盛起来，那么中国应该效法日本，以尽快收到同样的效果。中国向外国学习的重心由此开始从西洋转向日本。
　　
　　 1896年，清政府首次选派唐宝锷、胡宗瀛、戢翼翚等13名青年学生赴日留学。他们先在东京神田区学习日语及普通学科，不适应的饮食、枯燥的生活以及各种困难使他们灰心，几个星期内就有四人离学，最终有七名学生坚持完成了学业。唐宝锷、胡宗瀛、戢翼翚三人后又转入专门学校攻读。他们也成了中国第一批日本问题专家，用汉语写出了日语教科书和留日指南，促进了留日事业的发展。
　　
　　 清廷重臣张之洞竭力主张向日本学习，派遣留日学生。他受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劝学篇》的影响也写了一部《劝学篇》，得到了清政府的赞赏，被广为刊布。张之洞认为：“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西国之强，强以学校”，“非育才不能图存，非兴学不能育才”。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设“游学”一章，总结了中外历史经验。张之洞说：“晋文公在外十九年，遍历诸侯，归国而霸。赵武灵王微服游秦，归国而强。春秋、战国最尚游学，贤如曾子、左丘明，才如吴起、乐羊子，皆以游学闻，其余策士、杂家不能悉举。后世英主、名臣如汉光武学于长安，昭烈周旋于郑康成、陈元方，明孙承宗未达之先周历边塞，袁崇焕为京官之日潜到辽东，此往事明效也”，“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榎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张之洞认为日本人已经从西方翻译了所需要的大部分内容，由于他们的语言与中文相近而易被中国学生所掌握，所以应该利用日文书籍。张之洞率先派出四人赴日学习陆军，他的三个孙子后来也被他送到日本学习军事。张之洞还派遣使者调查日本的学习设施，编写了一本留学指南，具体指导留日。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12-15　14:11:22 　　
　　 二 各方的算盘
　　
　　 日本政府也看到了中国人留日的重要意义，从而对接纳中国留学生表现出很大的热情。1898年，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在给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的信中说：“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材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其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用器材亦必仰赖日本，清国之军事将成日本化。又因培养理科学生之结果，定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此系扩张日本工商业于中国的阶梯。至于专攻法政等学生，定以日本为楷模，为中国将来改革之准则。果真如此，不仅中国官民信赖日本之情将增加十倍，且可无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
　　　
　　 上田万年等学者和大鸟圭介等外交家都就教育邻国子弟而出现的机会和责任问题进行了呼吁。上田等教育家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如为中国留学生准备专门的教育计划，设立语言学校为留学生补习日语，拨专款兴建宿舍，防止民众对留学生无礼、利用、“诱使腐化堕落”，安排好留学生到日本各地的旅行、考察以使其熟悉日本的各个方面。于是，日本开设了弘文书院、成城学校、日华学堂等预备学校，专门为中国留学生补习日语等。矢野文雄以日本政府的名义向中国表示，愿意为中国学生留日提供经费，人数以二百人为限。
　　
　　 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对中国的态度是非常复杂的，李鸿章的“同文同种”论调对日本人是有影响的。由于在国际上的崛起，日本面临着“谁敌谁友”的问题，脱亚入欧理论受到了亚洲主义的挑战。有一种看法认为东方与西方（黄种人与白种人）之间的最后对抗是不可避免的，当时西方许多论述种族斗争不可避免的著作被引进到了日本。一些人对与西方的亲密关系表示忧虑，他们厌倦于日本在国际秩序中的二等国地位，鼓吹民族主义和亚洲主义。他们认为只有在亚洲，日本才能指望应付西方的挑战，日本是东西文明的综合者、亚洲的先觉者，应担负起领导亚洲的责任，把“东洋文化中心移到日本”。有人提出日本需要与中国联合在一起，如果满清政府证明没有能力应对内忧外患或者不支持日本领导亚洲，日本就应该扶植另一个政权来取代满清，日本必须控制中国的局面，“保全支那”，“日清同盟”，日中“在政治上形成一个国家”。
　　
　　 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是亚洲主义的核心人物，他反对参与西方对中国的瓜分，“中国人民的生存决不只是事关他人的福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他认为，日本人必须研究中国，到中国考察，与中国人交往，然后制定出适当的政策以应对两国面临的危险。1898年，近卫笃麿创办了东亚同文书院，开展文化交流，进行亚洲研究特别是中国研究。在这种背景下，日本优先选择了对满清政府提供指导和援助，以使中国度过危机并倾向日本。
　　
　　 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也积极主张向日本学习，派遣学生留日。御史杨深秀上《请议游学日本章程片》，说“日本变法立学，确有成效，中华欲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政俗文字同则学之易，舟车饮食贱则无费多”。康有为也上《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指出“日本道近而费省”，“广励东游，速成尤易”。梁启超总结了日文的几个优点：发音少，所有发音在中文中都有；文法不复杂，大部分词汇与中文有关；60—70％的语言都用汉字书写。1898年8月，光绪帝诏谕军机处拟订留日章程，催促各省、各部院尽快选定人员出洋。在此前后，一些地方督抚先后派人留学日本，如南北洋大臣派出20人，湖北20人，浙江4人。到1899年，在日本的留学生超过一百名。另一方面，维新人士罗振玉在上海开设东文学社，陈宝箴在福州开设东文学堂，教授日语及普通学科，为留日做准备。
　　
　　 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清政府开始了一些改革。其中，军事方面兴办了新式的军校，日本教官成为主流，派往日本军校的中国士官生数量大增。政治方面大量采行日本的法律制度，日本的君主立宪制成为中国的榜样。教育改革轰轰烈烈。清政府多次通令各省选派学生出洋留学，颁布了一系列鼓励留学的措施。清政府提出中央与地方分派，公费和自费并举，中央各部、地方各省以及各工矿商局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派，自费留学毕业回国后给以同等待遇。清政府对留学资格不加限制，不问出身，不论学历。1903年10月，清政府颁布了张之洞所奏《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中国游学生在日本各学堂毕业者，视所学等差，给以奖励”，对在日本普通中学堂、高等学堂及程度相等的实业学堂、大学堂、国立大学堂、国家大学院毕业者分别给以拔贡、举人、进士、翰林、翰林升阶等出身，对原已有出身者视其所学程度给以相当官职。即使具有进士、举人等资格，如无留学经历则不授官职。留学和出仕挂上了钩，大大促进了留学。1905年，科举考试制度废除。科举制的废除砸烂了读书人的饭碗，他们只有另谋出路，出国留学是最好的出路。当时人们说：“家庭环境好的出国留学，其次就地投考学校，没有钱的就投入新军当兵”。秋瑾在家书中也说：“今日世界谋事，非知洋务不可。若能出洋留学数年，谋事较易”。
　　
　　 1904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俄国，使中国人再次对日本刮目相看。许多中国人感慨于日本短短几十年便超越欧美，“雄长东方，震铄寰宇”，希望中国能像日本那样迅速富强，于是东渡日本求学。日本方面对中国留学生资格限制较少，不需办理护照，“日本的教育机关建立了完备的奖学金制度”。在众多因素的推动下，留日出现高潮，自费人数大大超过官费人数。到1905年底，留日的中国学生增至八千到一万人。1906年是人数最多的一年，估计为八千至两万人。由于留日活动很不规范，根本无法统计出准确的数字。有一种说法是46428人。另有一种说法将民国成立后的也算上，从1901年到1937年，先后共有111846人留学日本，其中11703人获得日本学校毕业证。留日学生中，有六七十岁的老翁，也有仅十余岁的幼童；有新式学堂毕业生，也有科场旧人；有豪门子弟，也有平民百姓；有缠足女子，也有蓄发和尚。二十世纪最初十年的中国学生留日成为世界历史上空前的一次大规模留学运动。由于各方面条件的不成熟，只有少数人能够正式入学，从日本学校毕业的远远低于驻留在日本的人数，拿到高校或专门学校毕业证书者仅占留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由于留日教育质量不如留学欧美，人们戏言留学西洋为“镀金”，留学东洋是“镀银”。
　　
　　 清政府举行“新政”，改官制急需法政人才，兴学堂急需师范人才，因此向日本大量派遣了法政和师范两种“速成”生。这些“速成”生到日本后，集中编班，日本教师用日语授课，由翻译转述。学习时间长则二三年，短则三五月。当时许多青年学子急于求成，趋之若骛。随着留学规模的扩大，留学政策中的弊端逐渐暴露。留日人里鱼龙混杂，速成留学水准过低，有些留学生仅以取得文凭为目的，等等。有鉴于此，清政府开始了整顿。1906年，清政府颁布《管理游学日本学生章程》，通令各省以后派遣留学生，无论官费自费，都必须具有中学毕业程度，通晓留学国语言，能直接进入高等学堂。同年7月，又通令各省停止选派速成科留学生。1907年，清政府与日本文部省商定，自1908年起十五年内，每年向特约的五所日本高等以上学校选送165名官费生，各省停派省费留学生。1908年，清政府下令，以后凡官费留学生一律学习理工科，以此解决学生只学法政的问题。
　　
　　 在派遣留日学生的同时，清政府又鼓励官绅赴日本考察。袁世凯说：“欲求民智之开，非由官绅入手不可”，“官绅游历为目前行政改良之渐，即将来地方自治之基”。1903至1907年，官绅游日达到高潮。据统计，在1901到1910年间，清廷共派遣赴日考察官绅420人，各地也派遣赴日考察官绅916人，其中由袁世凯派出的最多，达225人。游日官绅考察涉及农业、造币、印刷、机器、军事、纺织、学校、行政机关、司法、监狱等各个方面。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12-15　14:52:31 　　
　　 三 基因在留日形成
　　
　　 中国留学生到日本后，大多数因不通日语及现代知识了解太少等原因，不能直接进入日本学校学习。一般是进入日本专为中国留学生开设的学校学习日语和普通学科，完成后，一部分人即回国，一部分再进入日本高等学校或专门学校进修。由于留学浪潮不断高涨，日本开设了很多面向中国留学生的学校，这些学校兼顾中等教育与大学预科教育，既有正规的学校，也有私人开设的“学店”。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弘文书院速成师范科和普通科、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和普通科、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明治大学经纬学堂、东亚商业学校、成城学校、振武学校、日华学堂、亦乐书院、同文书院、东斌学堂、实践女校、东亚女校等。
　　
　　 大多数留日学生是为了中国富强而东渡求学的，他们“负奇气、怀大志、历山海、逾邦国”，热切求取着日本和西方的先进知识。留日刊物《游学译编》中有一篇《与同志书》，写道：“今日国势，危险极矣，仁人志士，奔走骇汗，大声疾呼，日谋救亡之法。愤于国力之弱矣，则曰讲求武备；痛民生之窘苦也，则曰讲求实业；政体不变，宪法不立，而武备、实业终莫能兴也，则讲求政治、法律；民智不开，民气不伸，而政治、法律卒莫能变也，则曰讲求学问，讲求教育”。鲁迅回忆说：“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演讲”。
　　
　　 留学生们进入了日本能够学习的各个机构，有大学、中学、小学、制造局、手工工场、实业学校等。所学以法律、政治、军事、商业、教育为主，农、工、理、医科较少，其中学习法政、军事的约占入学数的一半，仅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的到1911年就达1364人。这主要是因为国内维新运动呼唤制度改革，而新政缺乏人才。留日学生学习的时间非常杂乱，短的三个月，长的八九年，速成的占多数，系统学习的很少。据1908年清政府学部的统计：“习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习普通者成百分之三十，中途退学辗转无成者居百分之五六，入高等专门者居百分之三四，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还有许多未入学的人没有统计上。
　　
　　 由于留日大潮来得太快，日本政府和留学生自己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大部分中国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状况是不好的。他们难以进入好的学校，大多寄宿在东京神田区，一边学日语，一边看杂书。神田区出现了专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印刷所、食品店和当铺，印刷所印行了日文著作的中译本。
　　
　　 由于漂在异国他乡，中国留学生纷纷在东京成立各省同乡会，以广东、湖南、江苏、浙江诸省最具代表性。江浙留日学生规模最大，日后著名的有章太炎、陶成章、蔡元培、汪精卫、章宗祥、吴稚晖、陈其美、黄郛、蒋介石、戴季陶、徐树铮、蒋智由、马一浮、蒋百里、刘师培、徐锡麟、秋瑾、王金发、鲁迅、张东荪、张君劢等。
　　
　　 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精神境遇是很差的，日本人显示出了恩施的态度和民族歧视。日清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人变得非常得意，民间的印刷品、传说、诗歌、歌曲此时都充满了骄傲，民族主义迅速膨胀。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也从长久以来的敬仰急剧转化为鄙视，这有着钟摆的特性，一些日本人显得像暴发户一样缺乏涵养。他们认为中国是“未开野蛮”之国，是“东亚之恶友”，中国留学生是“濒死之国的劣弱国民”，“肮脏、懒惰、虚伪、贪婪、愚昧、中庸”。他们说：“支那本是文字之故乡，对于文字该是特别珍重，可是，他们将字纸胡扔乱弃，令人不可思议”，“还有部分寄宿者，两三个月不洗澡也不算希奇，待学校给他们配置了澡堂，结果是一天洗二三次”。街上的日本顽童嘲笑着中国留学生的辫子，称其为“豚尾”，他们常常追着留学生高喊“清国佬”、“豚尾奴”、“光头和尚”。中国留学生开始忌讳“清国”这个字眼，觉得它很屈辱。日本人越来越多地使用“支那”一词，但随着“支那”被日本顽童叫喊着追逐中国留学生，“支那”也变成贬义。中国留学生对“支那”非常反感，最后，他们发明了“中华”一词。
　　
　　 一些日本的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宫崎滔天发表了《关于支那留学生》一文，寄语同胞：“寄语我邦当局者、政治家、教员、商人、下宿屋主人、女佣、小偷、盗贼、卖春妇诸君，诸君日夜当作‘豚尾奴’轻视、嘲笑、欺骗、贪绞、诱惑的支那留学生，他们将来是新支那的建设者。他们现在正含垢忍辱，诸君心中岂无丝毫慊歉之情？诸君今日侮辱他们，最终将招致他们的侮辱！而相互侮辱或许最终还会招致争斗！深恐支那强大的人们，务请深思再三”。另一篇《关于清国留学生待遇》的文章也指出：“这些学生悉皆彼国学生中的佼佼者，其门阀地位盖居中等以上，而其之所以东渡求学，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造就刷新本国文物制度的素养。他们结束多年的学业，归国之后定能得到相当高的地位，在扶植文明、振兴国势上始终能发挥主导作用。因此，我国民决不能把目前面对的学生视为寻常普通之辈，而是必须以认真严肃的态度教育他们、厚待他们，应竭尽善邻之好”。
　　
　　 中国留学生则看到了日本人的优点，他们开始反思中国的“国民性”。梁启超在日本见到上野青年参军时亲戚朋友欢送的场面，一面旗上写着“祈战死”，梁启超很震惊，他对日本进行了研究。他总结说，日本人有“大和魂”，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发展“中国魂”。梁启超随即强调，最迫切需要的是确立自爱心和爱国心，要分享强盛只有起而仿效日本人的自爱和爱国心。鲁迅后来成为改造国民劣根性的主将。
　　

作者：太原和尚  回复日期：2009-12-16　21:15:29 　　喜欢

作者：射天袋鼠  回复日期：2009-12-16　21:27:25 　　看看

作者：朱传志  回复日期：2009-12-17　14:19:11 　　
　　 四 革命一词源自日本
　　
　　 动荡的时局、散漫的生活、屈辱的处境使留日学生很关心政治，他们大量阅读富于新思想的书刊。日本的教师和作家也告诉中国留学生，中国面临着日本在明治初期的处境，中国留学生应像当年的日本留学生一样担当起历史的责任。广大中国留学生“怆种族之不保，痛神州之陆沉”，常常“相与衡盱时局，狂歌痛哭，拔剑起舞，而欲有所为”。鲁迅在剪辫子时曾作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1900年，因戊戌变法失败而流亡日本的维新派人士唐才常、叶澜等成立了励志会。1901年冬，由励志会会员范源濂、蔡锷等发起，并得到驻日公使及其他方面协助，于1902年建成了清国留学生会馆。会馆是留学生活动的场所，有会议场、演说场、日语教室和俱乐部，也是留学生翻译和出版书刊的总部。会馆大大促进了留学生的政治活动。
　　
　　 留日学生起初大都赞同维新变法，主张革命反清的很少，“革命”一词原是日文词汇。1900年，励志会唐才常、林圭等十几人由日本回国，组织自立会、自立军，准备起兵“勤王”，拥护光绪帝当政。起义不幸泄密，唐才常、林圭等二十余人被张之洞逮捕杀害。唐才常诸人死后，励志会内主张反清的人增多，以叶澜、张继为代表，与主张实行君主立宪的章宗祥、金邦平一派并立。1902年，叶澜等革命派又成立了青年会。1903年3至4月间，由于沙俄霸占中国东北，中国留学生开展了拒俄运动，青年会组织了拒俄义勇队，进行操练。清政府认为拒俄义勇队“名为拒俄，实图革命”，下令予以解散，严拿留学生。这下激怒了留日学生，5月，拒俄义勇队发展为军国民教育会，明确宣布反清，向国内各省派出“运动员”筹建革命组织，革命狂飙掀起。
　　
　　 留日学生们开始在国内外大量出版鼓吹革命的书报，广泛组织革命团体，联络各地会党，策划起义和刺杀活动。1902 年，蔡元培、章太炎等留日学生在上海创立中国教育会。同年，上海南洋公学百余学生因反对学校当局压迫而退学，中国教育会为他们开办了爱国学社，进行革命教育。爱国学社在国内也组织了拒俄义勇队。
　　
　　 章太炎、邹容、陈天华是著名的革命宣传家，先后从日本归国。陈天华在1903年发表了《警世钟》和《猛回头》两个小册子。书中说：“中国早已是各国的了！那些财政权、铁道权、用人权，一概拱手送与洋人”，“我们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因他不要你勤王，你从何处勤哩？”陈天华的文字通俗易懂，在长江沿岸各省广泛流传，对湖北新军影响很大。章太炎即章炳麟，是国学大师俞樾的弟子，精通经史，擅作雄文。1903年，章太炎在上海《苏报》上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痛斥维新派“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主张，认为康有为是以公羊学为幌子宣扬“帝王万世、祈天永命”。章太炎和邹容、章士钊、张继是结义弟兄，邹容于1903年在上海出版了《革命军》，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当时他还不满二十岁。《革命军》发出了开创“中华共和国”的号召，要求永远根绝君主专制，反对外人干涉中国革命独立。
　　
　　 清廷对章太炎、邹容等人的言论非常恼火，查禁了《苏报》，通过上海租界巡捕房拘捕了章太炎、邹容。清廷又在租界掀起“苏报案”，意图通过惩治章太炎、邹容来震慑革命者。“苏报案”审理了近一年，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竟促进了《驳康有为书》、《革命军》的流传。《革命军》销量达110 万册，极大地助推了革命大潮。吴玉章曾作诗评论道：“少年壮志扫胡尘，叱咤风云《革命军》。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
　　
　　 在日本的各省留学生同乡会纷纷以省为名称出版革命刊物，如《江苏》、《浙江潮》、《湖北学生界》、《四川》、《直说》、《河南》、《关陇》、《云南》、《江西》等。当时的风气是“以不言革命为耻”，“非关系革命的书不愿看，非关系革命的话不愿谈，非关系革命的事不愿做”。当时有一首革命歌曲叫《东亚风云》，歌词是：“东亚风云，大陆沉沉，鹰瞬虎视。梦魂惊，梦魂醒，梦魂醒。拼洒尽，同胞血，组织文明”。
　　
　　 革命派形成了自己的策略。革命派认为“中等社会”是革命事业的“前列”，“下等社会”是革命的“中坚”，要开发下等社会，“与秘密社会为伍，转移其旧思想而注以新思想，转移其旧手段而给以新手段；与劳动社会为伍，改革其旧智识而注以新智识，变易其旧习惯而注以新习惯；与军人社会为伍，破坏其旧势力而耸动以新势力，排斥其旧事功而歆羡之以新事功”。
　　
　　 黄兴是留日学生的主要领导人。黄兴，字克强，这两个名字都是后来革命时改的，取“兴我中华，兴我黄族，克服强暴”之意。黄兴是湖南人，年少时在长沙城南书院读书，考中秀才。1898年，黄兴被保送到武昌两湖书院深造，接触到了西洋革命史和《社会契约论》等西方著作。唐才常在汉口组织自立军起义，黄兴积极帮助。唐才常被害后，黄兴萌生了革命思想。1902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从两湖书院挑选学生赴日留学，黄兴被选中，是这批留学生中唯一的湖南籍学生，进入了东京弘文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黄兴在日本与湖南籍同乡杨笃生、樊锥、蔡锷等创办了《游学译编》杂志，翻译西方社会科学著作，又组织“湖南编译社”。黄兴虽然学的是师范，却热衷军事。他领导弘文书院的湖南籍学生组成“土曜会”，主张武装斗争，“从事用兵，以破坏现状为出路”。黄兴积极参与了军国民教育会的活动，在1903年回国发动革命。黄兴在母校两湖书院宣传革命思想，向武汉军学各界散发《革命军》、《猛回头》四千余部，被张之洞驱逐出境。黄兴回到长沙，在私立明德学堂主持新开办的速成师范班，并去多所学校兼课。
　　
　　 1904年，黄兴与陈天华、张继、刘揆一、宋教仁、章士钊等湖南留日学生以“兴办矿业”为名，在长沙成立华兴会，黄兴任会长。先后参加华兴会的两湖革命者有四五百人。黄兴提出“雄据一方与各省纷起”的革命方案，即从湖南发难，然后谋各省的响应。黄兴变卖祖遗田产，以解决经费的需要。黄兴亲自拜会湖南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商讨起义计划。为争取各省的配合，黄兴派宋教仁、胡瑛到武汉运动湖北新军，派陈天华、姚宏业去江西游说防营，派周维桢、张荣楣去四川接洽会党，派杨毓麟、章士钊去上海联络同志。不久，胡瑛、曹亚伯在湖北建立科学补习所，组织了一些新军士兵和学生。同时，龚宝、章太炎、蔡元培、陶成章、秋瑾等浙江留日学生在上海也成立了光复会。华兴会计划在湖南、湖北发动武装起义，以浙江、福建革命力量作为两湖后援。由于事情败露，哥老会首领马福益被杀，科学补习所被摧毁，黄兴、陶成章等潜赴日本。科学补习所成员刘静庵、张难先等借基督教圣公会的名义在武昌又设立日知会，继续进行革命宣传，深入士兵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