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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是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重点和难点之一。整个“文化大革命”部分由胡乔木亲自起草。他对“文化大革命”发生原因的剖析，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特定内涵的阐释，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界定，都被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所采纳和认可。
关于“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这是起草历史决议的两个难题之一。在这个问题上，党内外意见很不一致。有人把“文革”发生的原因归结为毛泽东个人，也有人延续1945年的历史决议的分析方法，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阶级根源上找原因。胡乔木认为：“个人的品质，个人的性格……不是说没有影响”，但是，“讲这些东西不能教育人民，不能教育群众”。另外，他不主张沿用1945年的历史决议。同时，他也不同意沿袭过去简单地从阶级根源找原因的传统方法。他说：“这不单单是一个阶级根源问题。”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最根本是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和估计犯了错误。认为抓阶级斗争是党的最重要的工作，并把政治的作用估计到不适当的程度，说政治统帅一切，继而变成阶级斗争统帅一切；中国革命胜利，使毛泽东的威信越来越高，骄傲情绪的增长，个人专断的发展，党内民主和法制遭到破坏，从而导致不幸的后果；国家本身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落后，革命成功后没来得及把落后的东西统统铲除掉，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文化、教育、知识分子等方面长期以来的偏向，对“文化大革命”的准备，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遗毒的影响，使我们党执政后缺乏成熟的理论和有效的监督；把反修防修不适当地扩大到国内、党内；追求空想社会主义目标，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更为深层次的原因。
1981年4月1日，胡乔木提出修改决议的新设想时，对“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又重新做了归纳。主要是两条：一条是社会主义历史很短，没有经验，不成熟，社会主义应怎么建设，怎么继续发展，本来不清楚，加上苏联扩张的影响；一个是社会主义在东方国家首先胜利，使得社会主义运动带上了旧的残余影响，中国封建主义社会的历史长，封建专制的遗毒对党内的影响比较大，使毛主席个人专断得以滋长。胡乔木的这些意见，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
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界定。在给“文化大革命”定性问题上，当时党内外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和对立。有人称之为反革命，有人说十年动乱，也有人认为是一场政变，还有的说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胡乔木认为，“文化大革命”不能在任何意义上成为一个革命。但也不是反革命。也不能称为动乱。因为“动乱没有政治含义”。他也不赞成政变说。经过反复分析和推敲，最终，他把“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定为“内乱”。
邓小平也赞成“内乱”这个提法。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维持了胡乔木的提法，即“‘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准确的定性，为我党在新时期实现拨乱反正奠定了理论的支撑。
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特定含义的阐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反复宣传，并作为当时党的指导思想写入中共九大、十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写入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
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后不久的1979年1月7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碰头会上，胡乔木就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口号，“值得重新研究”。
在起草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时，针对有的同志担心否定“继续革命”的理论，会不会导致否定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理论的疑惑，胡乔木指出：“革命本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意义：l、政治革命，即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这是革命的原义……2、继续用革命精神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的而进行革命斗争。这是……革命的转义”。胡乔木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之所以是错误的，就在于它有特定的内涵，即在无产阶级既已掌握政权的情况下，再谈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已证明是完全错误和十分危险的，是自己推翻自己的荒谬行为。至于继续用革命精神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的而进行革命斗争，这当然是绝对不能动摇的。他说：我们现在主要是在革命的转义上来使用“革命”这个概念的。“今后的革命，主要不表现在阶级斗争上。不能搞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或生产关系的猛烈的变化。”为此，他主张这个口号“不但不宜再用，而且必须加以批判，以便统一党内外思想，使想再利用这一口号造反的人们陷入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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